1943年，元旦刚过，斯大林的新命令到了。
华西列夫斯基被告知，他要近日动身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仍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负责准备与实施计划在顿河上游地区展开的一轮新的进攻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主要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组织协调这三个方面军的协同行动，保障新的进攻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是他的主要工作。
1943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授予他“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的决定。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回莫斯科。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便风尘仆仆地赶回。
见到斯大林后，他被告知说，大本营决定立即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旨在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并把战线向西大大推进的重大战役。
他的任务是，在这次战役中负责领导和协调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以及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即由原顿河方面军改称而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斯基还清楚地记得，在1月底2月初，斯大林曾为此征求过他的意见，同时也与很多方面军首长商量过。但那时还只是初步酝酿，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实施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安排和调遣。
领受这项新使命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就在苏联红军建军节刚刚过后，苏德战场南部战线的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正以一个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向苏军发起迅猛的进攻。
最先遭到德军攻击的部队正是瓦图京所部西南方面军，他们这时刚好发动经最高统帅批准的“跃进”战役而推进到了第聂伯河附近地域。随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西南方面军开始了不得已的快速后撤。
然而，就像连锁反应一样，西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迅速后撤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先此返回大本营参加西线进攻战役计划编制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又被派回了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危局。这时，时间恰在3月初。
果然，3月7日，德军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经过顽强英勇的抵抗，防线还是被敌军突破了，最后也不得不向哈尔科夫退却。
至3月15日，由于德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和兵器，沃罗涅日方面军却得不到有力的援军支持，只好放弃了哈尔科夫。到3月18日，他们又丢掉了别尔哥罗德，一直退到了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域。
3月19日，最高副统帅朱可夫也被派到了这里，他与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首长经过研究部署，终于在沿北顿涅茨克河，经戈斯季谢沃-贝科夫卡-德米特里耶夫卡-红亚鲁加-克拉斯诺波里耶一线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正面。
3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回到了大本营。他的任务就是与斯大林、朱可夫具体策划库尔斯克会战的举措。
从3月底到4月初，华西列夫斯基带着初步方案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讨论了多次。他整天奔波于国防委员会-大本营-总参谋部之间，详细地审听每个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人的各种意见。
在这些意见中，有的同意总参谋部关于组织有计划防御的主张，有的则认为应该先敌发起进攻，通过强大的突击进攻来直接消灭敌人。
对所有这些意见，斯大林当时只是听，并未做出明确支持哪一方的表态。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还用电话与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前线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就这一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
4月8日，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对敌军近期活动做了有根据的判断，其中也叙述了他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行动计划的一些设想。
稍后，华西列夫斯基逐个打电话给各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各位高级首长再重新考虑一下敌情和我军的计划，并务必在4月12日前将明确意见报告给总参谋部。
对于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亲自打电话对他们做了交代。未久，各方面军司令们的报告都送上来了，其中多数都同意总参谋部或朱可夫的意见。
4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朱可夫所在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俩再次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行动方案及关于战役战略预备队部署的意见。他们还就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配置问题拟定了一道训令草案，以便届时一并呈送最高统帅过目。关于对即将展开的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原先那种“后发制人”的战略。
在整个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华西列夫斯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前线各部队中度过的。
5月中旬，由于斯大林的指示，总参谋部又制订了一个名为“库图佐夫”的进攻性战役计划。它是为整个库尔斯克会战服务的，其任务是在会战进入反攻阶段前先行出击，以消灭战线西端的德军奥廖尔集团军，并相机夺取该城。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是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西方两方面军各一部。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就为布置这次战役去了勃良斯克方面军驻地。在这里，他视察了各参战部队，并与该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一道逐个检查了各集团军的前沿防御情况。
6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他最后被派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其任务是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的战役作战行动。与此相适应，朱可夫则被委派为负责中央、西方和勃良斯克三个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整个战役的协调者是最高统帅斯大林。
至此，苏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7月3日，战线仍极为平静。第二天的中午过后，还是没有任何情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首长处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大家彼此也不多说话，只是都不期然地盯着指挥所里的几部电话机：万一又有什么新消息呢？突然，16时，前沿防御阵地传来报告，大约有4个营的德军在20辆坦克和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冲向我防御线，估计是前沿火力侦察，但很快就被击退。
据战斗中被俘的德军步兵第一六八师的一名士兵供认，他们每人分到了一份干粮和伏特加酒，为的是明日拂晓转入突击。
不久，这名俘虏被送到了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与瓦图京又审了一遍，说法依旧。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最新事态报告了斯大林和在中央方面军的朱可夫。当即，总参谋部又把这一情况转告所有的前线各参战部队及梯次配置在纵深的预备队。
7月5日凌晨2时30分，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了炮火和航空兵的反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就这样展开了。
8月23日，库尔斯克会战全部结束。法西斯德国军队被歼灭了30个精锐师，总计兵力50多万人，坦克1500多辆，作战飞机3500多架，火炮3000余门。这些惨重损失，使德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经过从1943年年初到8月底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七八月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与敌军的斗智斗勇，华西列夫斯基的自信心大增。他一开始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对1943年夏战计划的设想，被战争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因此，他自豪地写道：“我们学会了猜测敌人的意图。我们有钢铁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自制力和沉着精神。这就使我们足以避免犯错误，避免过早地开始战斗行动，避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总之，我们的统帅艺术显示出了创造性。”
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接到了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大本营训令：要求西南方面军立即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与南方方面军采取协同动作，争取一举消灭敌军顿巴斯集团。
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斯大林诺实施突击，并在那里同西南方面军突击集团会师。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和协调该两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将它们的行动计划上报大本营审批。
8月12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收到大本营发给他和朱可夫的训令，内容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南线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训令要求：
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截断敌哈尔科夫集团的退路后，立即在克列缅楚格附近强渡第聂伯河。草原方面军在攻克哈尔科夫后还应攻占克拉斯诺格勒，继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地域强渡第聂伯河。
西南方面军应迅速向第聂伯河推进，进抵扎波罗热地区，从而切断敌顿巴斯集团的退路。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德军“米乌斯防线”，进而占领第聂伯河下游广大地域。
8月16日，西南方面军右翼突击集团如期展开了进攻。西南方面军虽然有些部队击破了敌军防御，但是最终没能突破成功。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整个战场上尸体成片。
原来，8月12日，德国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十号命令。命令要求他们那些经过库尔斯克附近苏军打击、业已精疲力竭而又无心恋战的部队，立即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域筑起“东方壁垒”线，用以阻挡苏军乘势的追击作战。
现在，由于希特勒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这两个集团军便对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断地给他们补充新的预备队和大量的技术兵器。
苏军在上述各个地域的受阻遭挫，使斯大林极为恼火。
18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作例行前线报告时，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方面军首长提出了新的建议：考虑到部队的隐蔽调动及部署、弹药准备等至少需要五六天，他请求允许在8月25日左右开始在新地段发起突击。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新建议，进攻时间获准于8月27日开始。
22日，在布置好马利诺夫斯基西南方面军的突击准备工作后，华西列夫斯基便马不停蹄地飞到了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司令部。待到这里之后，他才获知草原方面军已经从两个方向包围了哈尔科夫。经与科涅夫研究，他们决定，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加速对敌军的合围，并最好堵住敌人企图撤逃的铁路线。
但是，由于德军已经事先接到了上峰指示，因此在当晚就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了。这样，第二天，草原方面军东部和北部的部队胜利地挺进到哈尔科夫。担负掩护撤逃任务的德军一部，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
解放哈尔科夫后，华西列夫斯基与随后赶来的朱可夫就前线战局交换了意见，并着重对草原和西南两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作了指示。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又飞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部。
至8月30日，德军的“米乌斯防线”已经荡然无存，全线败退的敌军简直向飞蝗一样，回扑到了第聂伯河一线。当天，乌克兰南部重镇塔甘罗格获得解放。
至9月上旬，华西列夫斯基所统帅的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已经解放了顿巴斯广大地区。铁路枢纽巴尔文科沃、钢铁工业中心马里乌波利以及斯大林诺、沃尔诺瓦哈等一批城市，相继获得解放。
9月18日，自春季以来始终置身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就下一步战役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西南方面军各部迅速突击并攻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以便在最近强渡第聂伯河，夺取并固守住对岸的登陆场。
南方方面军各部突破莫洛奇纳亚河并摧毁敌军的防御，然后把敌人牢牢封锁在克里米亚半岛，并向第聂伯河下游挺进，在该地段实施强渡计划。
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是向基辅方向集中，进而解放这座被敌军占领长达两年之久的乌克兰首都。草原方面军则应向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方向集中，夺取该两据点后直接进抵第聂伯河。
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把他与最高统帅决定的战事安排告诉了马利诺夫斯基。随后，他们来到作战地图前，就西南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做了具体的安排。
经研究，他们决定，在第十二集团军和近卫第三集团军的结合部，调来实力更强而又骁勇善战的崔可夫近卫第八集团军，它将担任主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艰巨任务。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与马利诺夫斯基请来了崔可夫将军，当面给他下达了上述命令，同他共同研究了集团军的部署等一系列有关问题。
剩下的其他部署，华西列夫斯基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去安排，他将立即动身去托尔布欣那里。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托尔布欣向他介绍了方面军的部署情况。
第二天，他们便直接来到前沿位置上的茨维塔耶夫的突击第五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二集团军。
希特勒下令死守莫洛奇纳亚河谷这道防御线，因此华西列夫斯基决定，除了上述两集团军的9个师外，再增派第四十四集团军的6个师、炮兵第二、第二十六两个师及近卫M-31火箭炮第十三旅和8个火箭炮团。突击时间定于9月26日开始。
10月2日，德军开始全线溃退，坚固的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左翼西南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一集团军也已经前出到第聂伯河左岸，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已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地段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随后，第十二集团军也有两个师沿这里渡过了大河。
10月9日，经过战斗间歇补充后，南方方面军主力开始了旨在夺取美利托波尔城的攻坚战斗。该城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和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咽喉要地，因此德军准备誓死固守。10月13日，美利托波尔获得解放。
在南方方面军攻打美利托波尔的同时，西南方面军主力对第聂伯河下游突出部上的扎波罗热地域的进攻也开始了。除了担任主攻的崔可夫的近卫第八集团军外，左右两翼配合作战的分别是第三和第十二两个集团军。
10月1日拂晓，突击正式开始。但至11日，近卫第八集团军及其侧翼部队仍然未完成攻克扎波罗热的既定任务。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亲自到崔可夫的指挥所坐镇，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夜战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后来，经多方研究论证，夜间突击的方案形成了。
13日21时50分，整个苏德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夜战行动，参加的有3个集团军、1个坦克军又1个机械化军开始进攻了。至14日，扎波罗热被夺回。
至此，整个第聂伯河会战胜利结束。
1943年12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自前方回到了莫斯科，参加研究1943年冬季战役计划会议。从1943年4月开始，他就不得不不停顿地反复奔波于前方各个战场，工作之紧张，任务之繁重，有时简直超过了他脑力和体能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
在前线，他既要经常与最高统帅商讨全国战局的任何新变化及其特点，为之提供战略总体设想甚至包括具体战役的构思，还要随时解答最高统帅或总参谋部提出的各种棘手问题；又要直接负责自己所在的南方战线各方面军的战役策划和军事行动的协调，甚至深入到各集团军参与实际部署或战前战后检查，解决每一个具体战役中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
会上，华西列夫斯基总结了前线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分析了整个战局态势及其未来发展前景。
会后，斯大林特意宴请与会人员。当斯大林来到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身边祝酒时，两人立即站起来。
斯大林幽默而风趣地说：“两位劳苦功高，何必起立呢？而不像我，整天在办公室里闲坐，所以才特别需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呢。”一席话，大家都笑起来。
12月21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莫斯科，又回到了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即原来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以便根据大本营训令协调它们即将展开的新的进攻行动。
在苏军1943年冬季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正当朱可夫协调瓦图京和科涅夫两路大军勇猛进击、节节胜利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在南端协调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三、第四两方面军进攻尼科波尔地域突出部的行动却连连受阻，进展缓慢。
至1944年2月底，进军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胜利完成。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乌克兰第一、第二和第三方面军继续向西挺进，在行进中分割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然后将其各个歼灭，并把战线推到苏联国境线附近。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则留驻克里米亚地峡地域，以彻底孤立和封锁克里米亚敌军，并准备实施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战役。
3月初，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制订了进攻乌克兰战役的第二阶段实施方案。
4月10日，也就是解放敖德萨的那一天，华西列夫斯基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他的一枚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
当时，获得此项殊荣的只有他和朱可夫。奖词是：“由于出色地完成最高统帅部赋予的领导大规模战役的任务，从而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这项荣誉命令之前，斯大林就首先在电话中向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了祝贺，但最高统帅的贺词叫人听来总是那么沉甸甸的。
斯大林在电话里对华西列夫斯基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让我祝贺您荣获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我为您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也需要请您知道，您受到奖励并不仅是由于顿巴斯和乌克兰的解放中有您的智慧和汗水，照我看，它还预示着克里米亚的解放也必须由您来负责。现在我就建议您把注意力转到这件事上来。同时，也不要忘记与您颇有感情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端，是连接欧洲和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它的南部海岸，与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则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4月8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打响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第一炮。战斗一开始，第五十一集团军迅速攻占了赞科伊，第二集团军攻破彼列科普防线。
此际，4月初因急驰敖德萨城下协助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攻城的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电令于4月11日赶回了克里米亚前线。
来到托尔布欣的前线指挥所后，华西列夫斯基先听了托尔布欣关于部队进展的详细报告。因扎哈罗夫指挥的近卫第二集团军正在遭受敌军的顽强抵抗，于是，他与托尔布欣商定：
立即由坦克第十九军和步兵第二七九师、反坦克歼击炮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快速集群，由坦克战车搭载步兵同时前进，迅速插入敌军防御后方，以尽快攻占辛菲罗波尔。
战斗至第三天，该快速集群就攻克了德军重兵把守的辛菲罗波尔城。随后，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大踏步跟进，很多城镇和居民点先后获得解放。
这时，半岛上的大部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纷纷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并在这里重新集结和组织兵力，企图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
的确，塞瓦斯托波尔不愧为一座“堡垒城市”。德国军队在这里已经有了六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堑壕，此外还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遍布四周的地雷区及许多令人摸不清具体位置的永备性暗堡。这一切，无疑都给苏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等指挥者曾多次对塞瓦斯托波尔组织过进攻，但都未能成功。
4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制定了详细计划报告给最高统帅，并确定了实施进攻时间，即5月5日至7日。
5月10日，被希特勒法西斯宣传工具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终于又回到了苏军手中。
这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一步也未离开过巴拉克拉瓦以北的濒海集团军指挥所。他们一方面时刻注视着前线各部队的进攻行动，随时为他们做战争导引和战略指挥；另一方面则不断把报告上来的战况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随时等待最高统帅可能给他们发来的新指示。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麦肯齐耶维山地区，他不幸被一枚残存的地雷炸伤。护送人员将他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再往后，他被飞机送往莫斯科。
在住院医疗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一刻也未停止对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思考和运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再次考察总参谋部正在起草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细节。”
其实，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克里米亚前线紧张地部署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时，斯大林与朱可夫元帅，安东诺夫副总参谋长等就在莫斯科开始了1944年夏季作战计划的运筹帷幄。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巴格拉季昂”。
5月20日，伤愈出院的华西列夫斯基第一次应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时参加的还有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他们这次是在最高范围内审定“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的细节问题。
以后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几乎全是在斯大林那里度过的。
其中第三天，还召集来了所有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那四个方面军司令员，以及苏军各兵种领导人和总参谋部的部分人员，以便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经过这次充分的讨论，总参谋部又负责对战役计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明确，“其目的就是合围并消灭明斯克地域内敌中央集团军群的有生力量”。
5月30日，最高统帅和大本营最后批准了“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并规定从6月19至20日开始执行。
关于这个计划的特点，华西列夫斯基曾有八个字的精彩概括：“简单明了，大胆宏伟。”
就在“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被批准的当天，朱可夫去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到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去。
5月30日夜间，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四人再次聚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白俄罗斯战役前苏军正副最高统帅和正副总参谋长的最后一次聚会。研究并起草了给白俄罗斯各方面军的各个训令，关于立即投入准备白俄罗斯战役的指示和战役实施第一阶段的具体任务。
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两人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分别签署的给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罗夫的训令也发了下去。他们要求这四位方面军司令员在他们到达部队之前，先行确定好完成战役准备和开始进攻的日期。
6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由莫斯科出发，到了设在斯摩棱斯克州红城附近的森林中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听取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关于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战役计划及其实施准备工作方面的汇报。
6月8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带着随员到了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先后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参谋长、各兵种首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战役准备过程以及战役的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报告和说明。
在此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为铁路工作的缓慢而发愁。因为，一旦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器材不能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任何周密的计划也等于白费。
而且，由于铁路运输的拖延，必将会使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而这给高度集中起来的部队和大量技术兵器的隐蔽和伪装又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打电话并递报告，要求最高统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一再催促，终于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后经斯大林亲自过问，交通人民委员会才改变了原运输计划。但是，这种修正已经太晚，以致最后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至6月23日。
每当大战之前，都是华西列夫斯基最为繁忙的时候。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所有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负责领导工作。
总参谋部和大本营还要为考虑其他方向的作战或下一步的战役规划征求他的意见，或干脆要求他主持这些工作。而作为派赴某一指定位置的大本营代表，他也丝毫不能因上述问题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6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的命令，处理列宁格勒方面的问题。直至6月20日，他才回到前线。
1944年夏季，随着苏军在整个西部战线的迅猛推进，特别是白俄罗斯战役的巨大胜利及其战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最终消灭敌“北部”集团军群有生力量、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的条件成熟了。
这时，根据最高统帅大本营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又增加了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行动的内容。这样，在整个北部地区作战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第二方面军就全部由他来负责了。
在7月12日以前，华西列夫斯基不断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之间飞来飞去。作为大本营代表，他更关心的是这两支部队在具体部署和未来作战中的相互协调问题。待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基本完成战役准备后，华前列夫斯基于12日晚回到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
这里正在进行合围德坦克第三集团军的激烈战斗。早些时候，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已派出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十一集团军从北南两侧绕到了维尔纽斯的后面。
随着合围圈内敌军被消灭，第三十一集团军攻克了利达。很快，维尔纽斯也被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解放。更重要的是，由此，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北部”集团军群的陆上联系终于被切断，德军坦克第三集团军被彻底地挡在立陶宛南部地区。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决定，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主力部队立即向西挺进，占领整个从考纳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直线走廊，最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边境线，以待下一步从这里直接进军东普鲁士的德军“狼穴”所在地。
1944年7月底至8月初，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战场上，苏军的前沿战线已经大大地向前延伸了。
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再次加重了。他不仅要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第二方面军的行动，而且还要指挥它们的战役作战。同样，朱可夫元帅在南部战线也得到了同样的指示。
新的使命，让华西列夫斯基更加感到了自己的任重道远。他清楚地知道，德国统帅部和前线德军都不会甘心波罗的海沿岸战线上这个“德军的缺口”的存在，他们肯定会不惜代价地派出部队来填充这一缺口，以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之间的陆上联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
鉴于此点，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日晚将自己的分析报告给斯大林，并再次提出把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调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他还提出，应把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突击第四集团军也划入该方面军建制。斯大林表示同意他的分析，也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安东诺夫就告诉他说，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已经做出了上述安排。
有了这些部队，华西列夫斯基便命令巴格拉米扬立即在米塔瓦至夏乌里亚一线严加部署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的前沿和纵深，以便随时准备击退德军的反突击。此外，为了积极防御的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又指示波罗的海沿岸第二和第三两方面军立即对里加实施南北夹击作战。
果然不出所料，在此间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敌军正在沿麦麦列河地域建立强大防御，那里已集中了7个步兵师，而且还有一个军队集团集结在里加以南的森林中，看样子可能是要从北面突击进攻米塔瓦。
同时，侦察部队还发现，在夏乌里亚以西地域还有大批敌军正在集结。据此，华西列夫斯基判断，敌人可能要从上述两个方向拔出苏军打在里加湾方面的楔子。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与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首长经过商量，并向最高统帅部请准，在这两个重要方向上布置了强大的防御措施，其中还安排了近卫机械化第三军的反突击行动。
8月16日，德军的突击行动果然开始了。敌军同时以6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2个坦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其中反攻的重点在米塔瓦附近。
结果，德军在夏乌里亚附近的突击被击退，而米塔瓦地域的突击却取得效果。虽然遇到英勇顽强的激烈抵抗，德军最后还是堵住了所谓的“缺口”地带，从而获得了一条宽约50千米，长达1000千米的防御地带，在它的南端，则经过日穆季直接可达东普鲁士边界。
此次作战，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准备实施战役计划时，他格外细心，也严格要求各方面军部队。
9月11日，天公不作美，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忽然下起了暴雪。虽然气温还没有明显变冷，但雪粒和8级以上的大风也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尽管如此，华西列夫斯基还是坚持在进攻前逐个方面军和集团军检查了一遍各部队。直至13日下午，他才风尘仆仆地从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赶回他设在第一方面军的指挥所。
14日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方面军在暴风雪的呼啸里同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
17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也转入了进攻。一开始，德军没有想到苏军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实施突击。当猛烈的炮火倾泻过来，以及随后的坦克群冲到防御前沿时，德军次要方向的阵地立时大乱，伤亡损失十分严重。
但随后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抵抗。经过一周多的残酷战斗，苏军才推进了80千米，有些地段也就是60千米左右。
然而，在里加主要方向上，敌军在当天下午就稳住了战线。从第二天开始，德军曾数次组织反突击行动，战斗极为激烈。
17日上午，敌军以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强大兵力，向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六集团军正面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近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向该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结合部猛冲。
由于反坦克武器的缺少和后援坦克部队没有到达，该部敌军曾一度突破苏军防线达四五千米。
只是在晚上，华西列夫斯基派去的坦克第一和第十九军赶到才制止住了敌人的前进。第二天，当敌人再度发起进攻时，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也插向了这个方向。这样，敌人的反突击被击败了。
然而，此后德军凭借深沟堑壕和坚固的筑垒地域，仍在拼死抵抗，致使苏军在这一主要方向上只能一口一口地咬着敌人的防御缓慢地向前推进。
恰在这时，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送来了敌军的最新情报。稍后，方面军侦察部队也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这些情报说，在克莱彼达州的德国坦克第三集团军地段上，敌人的兵力总数不超过8个师，其余的都被派往米塔瓦附近去营救那里的“北部”集团军群去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力图用一切办法保住其“北部”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通道，以便在必要时将其部队全部撤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说什么也不能让这部分敌军跑了。否则，这旷日持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岂不要功败垂成？这是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他与巴格拉米扬反复分析，权衡轻重，最后一致认定：宁可暂时放下里加附近的战役计划，也要先在南部海岸的美麦尔首先堵住德军“北部”集团军群的退路。这样，还正可以利用该地区敌坦克第三集团军的暂时弱势。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想法用电话告诉了斯大林，并要求大本营给他一定的战役准备时间。没想到，斯大林听了立即很高兴地表示赞同。9月24日，最高统帅部正式训令到达，要求把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全部交给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
几天后，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说，经他再三考虑，这一任务应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军来协力完成。此外，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也应加入，它的任务是沿涅曼河进攻，以协助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的行动。电话中，斯大林还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提出的于10月5日发起战役的日期。
10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大本营训令，让他只负责和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行动。10月5日，美麦尔战役打响了。就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在行车途中受到了意外的伤害。当然，这次不是碰到了地雷，而是一个冒失鬼司机迎面撞的。那天，华西列夫斯基清晨从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到巴格拉米扬的指挥所去。当他的车子正常地在路面上奔驰时，突然前面飞驰过来一辆越野吉普车。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不知怎么回事儿，只见这辆车子直直地朝华西列夫斯基的小车迎面冲来，司机根本来不及拐弯或刹车。结果，华西列夫斯基被甩出了车外。原来，这名肇事的年轻上尉是一个前线的侦察连长。那天夜里，他刚刚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责任重大的任务。他是要急着赶回部队去向上级首长报告。华西列夫斯基原谅了他，并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处分他。不多久，这名上尉光荣地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