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思维方式。与仍未诞生的知识相比，没有什么东西会显得更重要，更珍贵。因为由它引起的那种紧迫感、精神上的不满足将永不止息……
——苏姗·桑塔格：《激进意志的风格》
然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已经做出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共同的努力来直面母亲身份制度，比如，全国福利人权组织、全国流产权利行动联盟，以及像自由选择的天主教徒、纽约黑人单生母亲姐妹联合会和在西雅图成立的女同性恋母亲全国救助基金会这样众多的专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MOMMA，拥有一份报纸和若干个国内分部，主要关注的是普通单生母亲所遭遇的问题。妇女健康一关爱运动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力量，正在挑战男性医学教条在妇女身上助长的那种无知与被动，已经在新一代妇女身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写这本书的四年之中，我已经看到了母亲身份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在对某一主题的女权主义的分析中几乎是由附带出来的一个问题产生的。这一主题现在似乎占据了有头脑女性——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或两者兼之——的集体意识。不同的作者一直都在呼吁一种新的女性统治主义；呼吁通过基因技术由女人来取而代之；要求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或所有“脱离孩子”的女性把孩子照管当做一种政治承诺来坚持；要求一种社会性的孩子抚养；要求回到一种社会的“乡村”观念，在其中，孩子能够被整合到成年人的工作生活之中；要求孩子在一个男女平权主义者的圈子里哺育，在没有性烙印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有人对“新的父亲身份”感兴趣，热衷于一种证据基础的确立，这是一种男人，同时也包括女人，能够和应该成为“母亲”的基础，或者热衷于父亲身份的重新定义，这种父亲身份会要求更主动、更持久地与孩子呆在一起。
寻找幻想，梦着梦想是重要的，另外，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去开拓严肃的体验空间，尊重那些即使是失败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与此同时，根据大多数女性目前那种被动的生活状况，倘若去纠缠于女权至上的乌托邦，去“要求”避孕与基因技术对女人产生“改变”（那该是一种由她们来承受的何等巨大的压力），这多半是一种天真与自我纵容；应该去谈论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无子女”妇女，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她们把精力转向了孩子的照管；去谈论对女权至上主义的抵制；谈论那个去解决孩子抚养问题的社会团体。作为一种强迫苦役与体现了罪恶的孩子照管，在我们的历史中完全呈现的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如果女人抵制科学体制（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与之接近）的实验室与图书馆，那我们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样的探索与技术对我们身体的控制是致命的。的确，这个社会团体的里里外外对女人来说，已没有什么特殊魅力，比一般的大家庭或公共日托中心好不到哪里去。毕竟，这些做法并不能使我们认识到女性身体的真正复杂性和政治意义，不能认识它所代表的力量与脆弱的所有层面，在其中，母亲身份完全是一个组成成分，尽管是一个残酷的组成成分。
更进一步说，认定“哺育”是女性的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看法，应该把这一点扩展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以期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秩序。不管我们自身与以后给予未来的礼物是什么，它都会变成一种自食其果。关于女人在痛苦折磨下那种政治上失去自由的状况，罗斯·斯蒂伦（Rose Styron）这样写道：
一个女人被典型地赋予的那种想象力、“情感主义”——她发展起来用于保护她孩子的那种激情，对社会或家庭需求与要求需要变得敏感的同情心（或对人类动机与各种可能性的那种洞察力）——会使她成为一个针对折磨她的人事的极端的反对者。同时，这也会使她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情况对生活在父权制下的一般女性来说是真实的，而无论我们反对的是个别的男人、福利制度、医学与心理分析建构，还是毒品交易、色情作品、卖淫的组织网络。当一个单独的女人首先去反对母亲制度时，她也常常不得不以一个男人、她孩子父亲的身份去反对它，她对他们的感觉可能是爱、同情、友善，同时也可能是憎恨、愤怒、恐惧或罪恶。只要它仍然保持在一种水平上，由于它的存在，通过我们身上那种最宽宏、最敏感的东西，女人被得到控制，我们想去反对强暴的那种“母亲的”或“养育的”精神和斗士的心态就只能证明是一种倾向。女性力量与优势的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我们自身存在的模棱两可性，考虑到我们意识的连续性，以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蕴藏着的那种创造与破坏的潜能。
我坚信“存在着一些我们仍然未知的思维方式。”我这样说，意思是指许多女人即使现在也还在用那些传统的带有否定、指责意味的方式来思考，要不，思考得一点都不得要领。思考是一种积极的、流动的、扩展的过程；思考、“了解”是对过去经历的再现。由于提出过我们仍然没有去探讨与理解我们的生物学基础，没有探讨与理解女性身体的奇迹与悖论，以及它精神与政治方面的含义，我真的想问，是否女性就不能——至少是——开始去通过身体来思考，不能与那些如此残酷地被摧毁的东西取得联系——我们那几乎没有被使用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高度进化的触觉、细微观察的天赋、复杂的能够忍受痛苦、多层面享受愉悦的身体特征。
我知道，没有一个女人——处女、母亲、同性恋女子、已婚妇女、单身女人——不管她是家庭主妇、酒会女招待，还是脑电图的扫描人员——对她来说，她的身体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含混的意义，它的孕育，它的渴望，它所谓的冷淡，它流血的语言，它的沉默，它的变化与肢体残缺，它的被强奸与成熟。今天，人们第一次具备了把我们身体的特征转化成知识与力量的可能性。身体的母亲身份只不过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维度而已。我们知道，某个表情的一瞥，某种声音的声响都会在子宫里激起微弱的波动。通过阴道到子宫，从大脑到阴蒂，从舌头到奶头，到阴蒂，从指尖到阴蒂，到大脑，从奶头到大脑，再进入子宫，我们会由于某种看不见的紧迫而不安定的信息变得兴奋不已，这种紧迫与不安定的确是无法平息的，我们会由于某种认识的潜能变得坐立不安，这种潜能我们仅仅才开始去猜测。我们既没有被“内在”，也没有被“外在”构造；我们的皮肤由于信号而活着；我们的生死与我们思想之躯的开放与封闭是联系在一起的。
只是我们身体的恐惧与仇恨会经常削弱我们的头脑。我们时代一些最优秀的女性也仍然试图通过一种外在于她们身体的方式去思考——因此，她们仅仅是在复制旧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女人存在的方方面面与每一种其他的存在之间都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联系，学者的观点不承担止血棉上血的风险；享受救助的母亲接受她智力下降的后果。生存的问题是存在的，因为女性学者与救助的母亲都被卷入了为少得可怜的生存权斗争的行列。在一种建立在传统家庭与它恒久性基础上的社会中，她们都属于“边缘”人。
对于一代一代的妇女来说，那个意味着毫无选择、已成签约母亲的身体组织仍然是一种没有被人涉足或理解的女性资源。我们要么倾向于去成为我们的身体——盲目、顺从地按照男性对我们的理论——要么试着抛开这些理论去存在。“我不想成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或成为那部永久的该死的机器。”许多女性倾向于把肉体看作是对心灵的否定。太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人理解成纯粹的自然，像大地与太阳系一样被剥夺与强暴；如果我们现在渴望变成文化的存在：纯洁的精神与心灵，那到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这种文化，以及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让我们与之产生了分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自身也与生命产生了分离，变成了数量、抽象的死亡文化与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在这个世纪已达到了它最大的破坏程度。这就是那种女人在其中以人类的名义来谈论变化，谈论责任的抽象的文化与政治。
与工人掌握生产工具相比，由女人来重新拥有我们的身体，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加重要的变化。女人的身体一直都是疆土、机器，是可以被开发并流水线般产生出生命的未开垦处女地。我们有必要去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女人都是她自己身体的主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女人会真正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孩子（如果，或当我们作出选择），而且还有见识、思想、坚持的必要性、安慰，并且改变人类的存在——形成一种对世界的新的关系。性、政治、知识、权力、母亲身份、工作、社会、亲密关系会产生新的意义；思维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必须去起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