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尚多尔·拉多，就不能不先了解格鲁乌。“格鲁乌”是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情报组织，有一个同样神秘而强大的间谍统帅——戈利科夫。
提起苏联庞大的情报系统“克格勃”尽人皆知，但格鲁乌却鲜为人晓。这是苏联情报系统中最隐秘、埋藏最深的军事情报机构，即便是“克格勃”和苏联政权机构的一般官员，对格鲁乌也没有全面的了解。
自成立以来，作为庞大的苏联红军的耳目，格鲁乌在苏军参与的所有军事行动中均有不凡的表现。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军队的情报收集依旧要依靠格鲁乌的余脉。
格鲁乌成立后，迅速发展起庞大的国外谍报网。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及其所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当时有利的客观条件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央地区就有400多万外国人，分别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朝鲜、塞尔维亚等。这些人大多数是战俘和难民，其中有30多万人报名参加红军。更何况，这些人本身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不需要招募和审查，军事情报部门只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技术训练，他们就可以成为具有良好身份掩护的间谍。
其次，十月革命后，上百万的旧沙俄移民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沙俄的王公贵族、白俄军官、资本家、地主等，因为害怕苏联红色政权而逃往世界各地。这些外逃移民也为格鲁乌的派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训练的间谍只需要伪装成前沙俄资本家的身份，就可以顺利地随着移民洪流进驻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获得当地永久居留权的苏联侨民和外籍苏联人，后来也成为苏联谍报机关布设谍报网的依托条件。
除此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对格鲁乌招募和发展间谍也极为有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西欧不少大学里，研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并把苏联看成新型社会制度的样板。
格鲁乌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地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招募了一批间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招募的菲尔比等四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剑桥四杰”。其中，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关官至处长，为苏联效力达30年之久，提供了大量军政机密情报。
格鲁乌的主要间谍学校，设在莫斯科人民军事大街上一座像博物馆的建筑内。这是一座用希腊柱装饰起来、隐藏在高大铁栅栏和浓密白桦林后面的楼房。它对外的正式校名是“苏联军事外交学院”。
在苏联国力军力日益强大，逐渐傲视欧洲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包括当时的格鲁乌首脑别尔津在内，大批优秀情报军官被杀。苏联红军情报机构几乎被整个摧毁。
由于情报机构瘫痪，1939年至1940年苏联红军发动苏芬战争时，士气低下、人员松懈的格鲁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连芬兰军队装备了冲锋枪这么简单的情报都没有弄到。苏军在苏芬战争中受到严重挫折。
所幸的是，格鲁乌情报系统的中下层——派遣内外的间谍躲过了大清洗。随着德军进攻法国，日益严重的战争迫使苏联重新重视军事情报。
1940年6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戈利科夫的领导下，格鲁乌奇迹般地复活起来，很快成为一支卓有成效的军事力量。在这位复兴干将的努力下，格鲁乌的国外谍报网重新启动，收集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
战争开始后，经斯大林批准，戈利科夫以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大批军政要员去国外，恢复战争开始后被切断的秘密交通线和谍报网。他先后去了英国和美国，官方使命是采购武器装备。
当然，作为高级特务，在公开身份之外，戈利科夫利用这次访问，与在德国占领区的苏联间谍取得了联系，并布置了任务。
这个新的间谍网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占领和控制地区，其中包括：由戈利科夫选中的谍报天才特雷帕尔一手组建的德国本土情报网，在1941年底特雷帕尔被捕后的“红色乐队”情报组织，以及在瑞士的“多拉”情报网。
在这些谍网的分支中，“红色乐队”处于纳粹的重重围捕中，常常疲于奔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多拉”情报网。
尚多尔·拉多是匈牙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地理和地图学家，精通德语、匈牙利语、俄语、英语和法语。
拉多是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并加入了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党——匈牙利社会党，受雇于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他多才多艺，谈到数理化便滔滔不绝，在做间谍的时候尤其擅长与别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可以很快就和这些学者们找到共同语言。
由于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多拉情报网的组建较为顺利，也比较安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与纳粹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因此对在瑞士的德国人进行渗透，也能获得极有价值的军情。
1938年，拉多开始负责建立格鲁乌在瑞士的情报组织。接手情报站之初，拉多就显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他决心以瑞士为基地，将情报的触角伸向瑞士之外。拉多的情报员以瑞士公民身份，不断向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成功渗透，获得了数量极大的情报。
拉多具有的扎实理工科基础，在窃取科技情报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他对前沿科技敏锐的感觉、对科研机构的熟悉，都使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1942年中期，苏联发现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在进行核研究，而苏联对此了解甚少。于是，莫斯科指示格鲁乌的情报机构，迅速搞到铀问题的情报，并指示：“速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搞清楚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何处和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的名字。”
一个月后，拉多给莫斯科回话：“已查明，用中子攻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发展到三四个能量单位……他们落在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这是苏联获得的最早一份关于核爆炸原理的书面文字。此外，拉多还搞到了浓缩铀的相关情报，并在电文中提到：“德国人在利用铀同位素的密度差别，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
7月初，拉多再次向莫斯科通报：“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在正式的情报发送完毕后，拉多又自作主张地添了一句：“我估计，德国人不会有什么进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原子计划参加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才评价说：“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的计划，在1945年之前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因为要想制造出原子弹，一个可以运行并测量裂变数据的反应堆只是最初的一步，反应堆之后，还有五分之四的工作需要完成。纳粹德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建成一个可运行、测量参数的反应堆。
拉多窃取纳粹德国科技情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德军尚未正式装备，拉多的助手就窃得了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情报，甚至包括其生产量和投入东线日期；查明了德国工厂生产用的毒剂型号，还搞到了毒剂配方。
在德军一线部队还未装备STG44突击步枪的时候，拉多就已经将STG44的资料和步枪弹的样弹送到了苏联军事领导的办公桌上。除了窃取德国科技情报，多拉情报站还担负着收集盟军科技成果的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英国和美国的军工厂和实验室的大门为苏联敞开着，从坦克、航空发动机到战列舰的火控系统，英美都表示愿意提供。但拉多想得到的不止这些。
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拉多到底干了些什么，收集到哪些具体机密，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密。但苏联解体后逐渐散出的秘密资料显示，拉多通过在瑞士的欧洲物理研究中心、航空公司等机构，将目光瞄准了美国核物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理论研究，以及大型航空母舰的技术。
拉多从公开和秘密渠道双管齐下，与工厂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们进行广泛的合法接触，讨论科技方面新的发明和先进工艺，从中获取了大量科技和工业情报。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窃取活动。
据美国情报专家估计，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派驻美国、瑞士的情报人员以及在当地招募的下线科技情报员达数百名。这些人窃取了大量美国先进技术，对苏联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原子科学方面，为苏联节省了巨额经费和数年时间。另据估计，这些科技情报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美国获得的核武器机密包括：链式反应方程，反应堆基本布置图，浓缩铀工艺流程和设备图纸，枪式原子弹和内爆式原子弹的设计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人力、资源紧缺，苏联一直没有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但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3年间，苏联就完成了从零开始到原子弹的设计和试验的过程，研制费用也比美国曼哈顿工程低一个数量级。如果苏联没有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窃取到的那些情报，自己摸索、重复曼哈顿工程的路子，会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在1947年的水平，但实际上，苏联在1949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其中，多拉情报站功劳不小。在盟军的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多拉情报网还利用种种特殊的手段，获悉了大量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
在1942年和1943年，苏德战场上，苏军出现了短暂的困难，被迫一再要求英美盟军出兵，提前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和英国此时对苏联的要求以外交辞令敷衍，声称将在1942年开始在欧洲本土登陆作战。
此时，拉多的情报网准确获取了英国所谓“欧洲登陆战斗”的详细计划：实际上并非丘吉尔所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大规模登陆，而只是一个加拿大步兵团和部分英国特种部队的试探性登陆。
苏联外交高层在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在盟军峰会中对英美的敷衍态度进行了批评，从而取得了外交上的优势。此事件可看出，谍报工作不仅是针对敌人，对盟友的情报收集也至关重要。
1941年6月17日早晨，一封来自日内瓦的译电放在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多拉情报站向格鲁乌总部发报：“德国军队集团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21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匪徒越过了苏联边界。苏联的无线电员和德国无线电反间分队的斗争早已拉开了帷幕。”
在格鲁乌接收到情报的同时，设在瑞士的纳粹情报站也监听到了电波。而在更早的时候，这样类似的电波也屡屡出现，最初是两人，尔后变为3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通信员。纳粹德国党卫军的舍连别格将军深信，他们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发誓，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的确，拉多手下有3个无线电员，一对瑞士夫妇——爱德华和妻子奥莉加从日内瓦发报，一个英国人亚历山大·福特（吉姆）在洛桑工作。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经验丰富的尚多尔·拉多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他们的工作准确无误，畅通无阻。
战争一开始，拉多的侦察情报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亲自吸收一位22岁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联络员和报务员，并指示日内瓦的无线电工程师兼无线器材店老板为姑娘组装一部电台。
由于这个姑娘很漂亮，因而上级称其行动代号为“罗扎”（俄文意为“玫瑰”）。后来苏联总参谋部评价尚多尔·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几位专家甚至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瑞士赢得的。在瑞士，虽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动比在德国收敛，但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接受情报，下达指示，亲自处理汇总所有事情。
他的无线电员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无线电收发工作。但发报越多，被破坏的危险也就越大。莫斯科理解这一点，但却无法改变现实：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东方战线部署兵力的精确情报。
在拉多提供的海量谍报背后，更为传奇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格鲁乌总部，也不知道拉多的情报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站的主要下线情报员都是谁，在德国何处任职。
作为一名老练的间谍，拉多深知情报系统单线联系的必要性，许多情报员只以口头联络和凭借记忆进行情报交接，而依照他的行事风格，情报员又与各自的下线保持单线联系，就连拉多本人，也无权知道下线的下线情报员姓名和职务。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查明被招募的下线间谍的真实姓名，原因只有一个：格鲁乌总部需要知道这些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
拉多则回答莫斯科说：“要搞清楚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但我能保证这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