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年初，德国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无线电员的活动情况。1943年8月，应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3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来客面前，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舍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他称，这些无线电员如继续活动，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在德国的威胁下，瑞士被迫采取行动。
由特雷尔中尉指挥的瑞士警方特种无线电分队，迅速展开侦破工作，搜捕“红色三套车”成员。9月9日，多部车载测向仪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他们查明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员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爱德华和夫人奥莉加的住处。9月25日，罗扎的电台方位被测定，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被警方监控起来。尽管警察局对监控行动采取了隐蔽措施，罗扎还是发现了室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并向拉多汇报了情况。
拉多命令他们暂停发报，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10月10日，拉多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但随后形势急转而下，10月14日0时，奥莉加向莫斯科例行发报。1时30分警察破门而入，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
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协助其工作。
在大搜捕中，瑞士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罗扎的电台。黎明时分，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但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苏联间谍和德国特务居然是情人，这恐怕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11月底，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列赛尔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随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战时法则，而是大政治原则。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瑞士当局也已明白，战争结局决定了不值得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条件只有一个——战争结束前不得离开瑞士，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在追捕中，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身份没有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重重围捕都没能抓到他，战后却“英雄气短”，被北约控制下的瑞士政府刁难了许久。
“多拉”小组受挫后，拉多潜藏在瑞士。1944年9月，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及年迈的岳母暂留在日内瓦。一个法国少校帮他们越过了边界。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们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来到了法国首都。10月26日，拉多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拉多的到访。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诺维科夫非常古板，对于拉多的情况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拉多认为，苏军情报部的代表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拉多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居留证，但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起程。
一天，拉多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员福特，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
令他更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
1945年1月8日，拉多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乘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拉多并不知道这事。他甚至没有料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在飞机上拉多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说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列贝尔告诉拉多，由于“多拉”小组受挫，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马赛-那不勒斯-开罗-德黑兰-巴库-莫斯科的航线飞行。在开罗停留的一昼夜间，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清晨，拉多走出饭店，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但却一去不返，也未出现在机场。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一个乘客失踪了。在此后的几天，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以官方形式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埃方最终查明苏联公民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藏在英国使馆里，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把他移交给了埃及当局。
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外国人隔离营里。后来才知道，拉多在英国使馆里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但他陈述的事实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几年后，当他们得知拉多的大名时，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专家”伪造的公诉状，称拉多是一个刑事案犯并把他弄回使馆。8月2日，拉多被押解到莫斯科，随后被“除奸党”逮捕。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判处拉多丧失自由10年。
然而，拉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同时受到两国法庭起诉，并同时服两份刑的间谍。在冷战帷幕升起之际，苏联多拉情报站的特工最后还是被瑞士送上了法庭。这已是战后的事情，至今还不清楚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还是伯尔尼与华盛顿、伦敦的一致行动，因为此时英美两国已掀起了反苏“浪潮”。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多拉”特情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开审此案。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并处以罚金5000法郎。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被判两年监禁。施奈德被判入狱一月。但最主要的情报人鲁道夫·列赛尔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日内瓦第二次开庭，已经返回祖国的尚多尔·拉多缺席，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勒令10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他一同被审的还有无线电员福特、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及罗扎。
1954后，拉多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布达佩斯，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在那里等待着他。看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拉多知道，自己的苦难快要结束了。
回到匈牙利的拉多，成为一名地理学和经济学家，先后担任布达佩斯大学教授、匈牙利国家测绘局处长、匈牙利地理委员会主席，在整个欧洲学术界中都享有极高声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只记得这么一个“学者拉多”，许多苏联和匈牙利的年轻人忘记了他就是曾经那个让纳粹闻之色变的间谍拉多。直至2001年1月，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解密的资料公布，他这段传奇的间谍生涯才为世人所知。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无犯罪要素”撤销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
战争中的拉多总是与勋章失之交臂。1942年5月，苏联情报部长仆伊利乔夫中将给“多拉”特情组发了一封电报，对其在战争10个月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称统帅部将给拉多呈请政府奖赏。但由于战事吃紧，苏联情报部一时无法将拉多的勋章送交他手中。
1942年10月9日，格鲁乌正团级干部处长爱普斯坦因编制了一份“为完成红军总参谋部特种任务人员呈请政府奖赏名单”。拉多因“系统性地提供绝对价值情报”被呈请授予列宁勋章。
但由于拉多不愿意向上级提供自己情报下线的姓名等资料，这个勋章在审核过程中被偷偷拿下了。与拉多同时被呈请政府奖赏的还有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红星”勋章，无线电员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荣誉”勋章。与拉多一样，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勋章。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因工作失误向拉多表示抱歉。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不过，拉多仍未获得列宁勋章。
1989年，尤里安·谢苗诺夫曾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中，呼吁授予这位情报员苏联英雄称号，但他的呼吁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着苏联的解体，拉多获取最高荣誉的梦想更无法成为现实了，但他的个人功绩是不会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