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流浪莫斯科的少妇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宋庆龄深知在上海很难立足。她同样担心在上海待得过久会被蒋介石软禁起来，暗中利用她的名字在华中和华南合法地进行屠杀。她决定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去苏联拜访一些革命人士，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布她和蒋介石分道扬镳。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坚信中国革命必定胜利。
对宋庆龄的做法，宋氏家族坚决反对。从母亲倪老夫人到宋氏姐妹和兄弟，都表示只要不去莫斯科，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他们都全力支持。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诱惑姐姐去其他可以过上富足享乐生活的国家。但宋庆龄坚持，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无奈之下，宋子文来到莫里哀路，对宋庆龄说：“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宋庆龄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
为保密起见，宋庆龄将出国手续交由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去办。雷娜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唯一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她悄悄来到上海的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安排这次旅行。一同赴苏的还有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普罗梅本人。在通常的情况下，办六个人的手续要费些周折，但由于宋赴莫斯科得到苏联官方允诺，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当。
8月23日凌晨3点，上海法租界里安静下来了，树荫大街在树影下一片漆黑。宋庆龄和雷娜都打扮成贫穷的妇女，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来到黄浦江码头。她们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两个逃难的乞丐，引不起任何注意。她们上了一条小舢板，摇进漂满垃圾的黄浦江中。舢板摇摇晃晃地从停泊在那里的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擦过吱呀作响的木船，悄悄顺流漂下。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锈迹斑驳的俄国货船旁边。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两个女儿也上了船，货船借着清晨的潮水驶向海参崴。
据陈友仁的大女儿思兰回忆，他们坐的船又小又旧。在长达七天的航程中，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这次漫长的九千公里旅程中的第一站。轮船穿过朝鲜海峡，横渡日本海，于27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他们转乘火车。
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做了周密的安排。火车是特别调拨的专列，是一辆过去沙皇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护送小组精心照料。在从泰加森林到大草原的每一个小站上，陈友仁和宋庆龄都收到接待委员会送来的花束，以表示欢迎伟大的中国同志。庆龄低声向人群致谢，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对她已故丈夫的帮助。
宋庆龄一行于9月6日抵达莫斯科。到达时，车站站台上站满了工人、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等大横幅。在车站迎接她的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等人。
宋庆龄发表声明，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目前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我今天访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宋庆龄受到国宾待遇，苏联政府将她安排在“糖宫”，这是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为照料宋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组长。柯伦泰夫人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她英语很好，与宋庆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在她的陪同下，宋庄龄参观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陵墓。
尽管在莫斯科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宋庆龄还是遭遇到她人生中难以想象的困难。她的钱已经逐渐告罄。她聚敛丰厚的家庭没有给她资助，而孙中山留给她的不过是上海莫里哀路的一栋房子。她从武汉方面得到的微薄津贴已经用完。但她仍不愿向克里姆林宫求援。因为她到莫斯科是为了重新评估和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但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的激烈争吵。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他们相互攻击，将中国当做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却认为是对方把皮球踢破。
而宋庆龄的密友雷娜在长途跋涉中染上了重病，此刻健康每况愈下，成天昏迷不醒，头疼难忍。宋庆龄守在她的病床边，忧心忡忡。
她很快发现另一个革命同志邓演达将军因为敦促克里姆林宫澄清对中国的含糊立场或者停止干预中国的事务，而被斯大林通缉。邓演达正在俄国朋友的帮助下连夜逃出莫斯科，穿过高加索，越境前往土耳其。几个星期以来，宋庆龄始终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宋庆龄已经筋疲力尽了。两年之中，她由第一夫人变成流亡的寡妇，还要面对亡夫的三民主义被革命叛徒的独裁梦利用的阴谋。虽然宋庆龄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的私生活的谣言来损害她的声誉时，她差点被击垮。10月间，《纽约时报》报道，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克林姆林宫安排他们度蜜月。宋庆龄原本不知道这件事，直到莫斯科的一个英国人恭喜她“再结良缘”之后，她才愤怒地猜想这是她的宋氏姐妹的阴谋——按照中国的传统，寡妇再嫁便是失节，是对一个女人的人格的极大侮辱。她的家庭已经决心破坏她的声誉。
11月21日，雷娜因患脑炎去世。宋庆龄也一病不起。等到身体略微有些起色，新闻又传来她的妹妹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的消息。宋庆龄在病床上强忍着愤怒和病痛的折磨。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原来中伤她和陈友仁，是为了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铺路，通过贬损家族中一个女人的形象，来抬高另一个女人和婚事的意义。现在人们可以不再尊敬她这个孙中山的遗孀，而去膜拜南京委员长的夫人。
感恩节那天，宋庆龄抱病参加了雷娜的葬礼。所有来自武汉的流亡者冒着暴风雪，经过数小时的跋涉，穿过莫斯科，到达新建的火葬场。宋庆龄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粼粼的街道上缓慢地走着。苏联外交部借给她的一辆轿车就跟在送葬者队伍的后面。好友们都劝她上车暖和一下，她却坚决不肯。只见她两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一步一步地走过这个严寒的国度。
透过飘忽不定的薄雾，她苍白的面孔和单薄的身影，都让她看起来是所有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人。而她没有退缩，仍然在提早降临的夜幕中，紧紧跟随她的革命同志的灵柩战栗前进。
2.回国参加亡夫的葬礼
逗留苏联六个月给了宋庆龄极大的鼓舞，但也遇到了复杂形势。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的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在苏联党内、共产国际以及在苏的中国人之间都出现了不团结现象。此时一个让她高兴的消息传来，邓演达已经平安抵达柏林。宋庆龄与邓演达和陈友仁达成共识，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开展。莫斯科医生没能让她的疾病痊愈，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因此，宋庆龄把旅途的下一站定在德国。
陈友仁没有同去，他去了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反击“结婚”的谣言。
1927年12月，宋庆龄以参加布鲁塞尔的国际反帝大会为借口，匆匆离开了莫斯科。1928年5月4日她来到德国首都柏林。作为在柏林的政治流亡者中的一员，宋庆龄全力投入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联盟的活动之中。1927年12月，她被选为反帝联盟的名誉主席，并于二十个月后再次当选。但她始终过着一种简朴，甚至是清苦的生活。她曾被邀请去美国，以每晚五百美元的报酬进行三十次讲演。但她始终没有接受。
此刻在南京，正在进行一场诱使宋庆龄回国，让她加入蒋介石的圈子的策划。按照孙中山的遗愿，蒋介石计划将他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移至南京郊外紫金山上一个永久性的陵墓中。为此，他花了一百多万在紫金山建立了一座大理石陵墓，装点南京这座被他视为首都的城市。
这座大理石陵墓占地八万平方米。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过牌坊沿墓道前行为陵门，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再进为碑亭，碑亭平面近似方形，宽约12米，高约17米，一块高约9米的碑石上刻着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党内四大书法家之一谭延闿手书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的鎏金大字。字为颜体。
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祭堂是仿宫殿式的建筑。长30米，宽25米，高29米，外壁用香港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祭堂建有三道拱门，门额上刻有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手书的“民主，民权，民生”横额。祭堂的门楣上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四字。堂中有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高4.6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保罗·朗特斯基在法国巴黎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像座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的浮雕。祭堂的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全文，穹顶上绘有巨幅国民党党徽。堂后有墓门两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浩气长存”横额。后一重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18米，高11米。墓室在海拔165米处，与起点平面距离700米，上下落差73米。顶部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国民党党徽，地面用白色大理石铺砌。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中山先生汉白玉纪念碑卧像，此像系捷克雕刻家高琪按遗体形象雕刻的。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用一具美国制造的铜棺盛殓。墓穴直径4米深5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瞻仰者可在圆形墓室内围绕汉白玉栏杆俯视灵柩上的卧像。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宋家派小弟宋子良去柏林接宋庆龄。宋庆龄明白蒋介石别有用心，所以在离开德国前，她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与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划清界限：
为消除任何可能发生的误会，我郑重重申，我将恪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与活动，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我参加葬礼绝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
宋子良大惊，忙说：“二姐，你何必把局面搞得这么僵？”
宋庆龄郑重地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宋庆龄首先抵达哈尔滨。欢迎的人群和接待的规模都远胜于她在国外的时候。贵宾候车室内有香槟和水果招待。摩登大饭店有人为她洗尘。军乐、鲜花和旗帜一路跟随着她。但这并不让宋庆龄有所懈怠。
闷热潮湿的南京和冗长的葬礼让身心疲惫的宋庆龄很不舒服。看到她丈夫的灵柩安置停当后，她便脱身回到上海莫里哀路的房子里。她不甘心保持沉默。8月1日，她向设在柏林的反帝同盟发了一份措辞尖锐的电报：
“今天正当被压迫民族组成坚强的阵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候，反动的南京政府却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残酷镇压中国广大群众，国民党反动派头目背叛革命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
这样一针见血的批评，让蒋家王朝和宋氏豪门颜面无存。权势赫赫的特使们纷纷被派去训斥她，并施加威胁。其中有孙中山的前秘书和前左派分子戴季陶。但是宋庆龄始终毫不畏惧。直到戴季陶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一游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也会过得比较舒适。”
宋庆龄说：“假如舒适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目击我的希望与牺牲被白白葬送，我宁可同情于民众，比对于个人还重视些。”
戴季陶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庆龄冷笑道：“戴君，要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把我送进监狱。如果你们敢这么做，就说明你们承认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的光明磊落，不要使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季陶叹口气说：“我从南京返回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庆龄断然拒绝：“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的分歧太大了。”
戴季陶和夫人离开时，转过身来，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庆龄说：“你要不是孙中山夫人，我们非要你人头落地不可。”
庆龄笑着回答：“如果你真是像自己所标榜的那种革命家，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砍我的头。”
1930年初她去欧洲，再次与邓演达相会于柏林。但是对邓和她来说，如同所有的流亡者一样，他们的向往是回到祖国，甚至不惜冒巨大的个人生命危险。1931年，邓回国了，庆龄在欧洲停留了1年之后，也回到上海莫里哀路寓所，就近与蒋全力斗争。
3.蒋介石欲暗杀宋庆龄
1931年6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又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她已经是一个不怕强权，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党人了。她忙着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又是与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爱国革命志士，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四处奔走。蒋介石深为宋庆龄的行动所恐惧，特意命令戴笠想办法恐吓和威胁她，让她不敢再和自己作对。
这天清早，宋庆龄的贴身女佣小李到门口开邮箱取信和报纸。其中一封信拿在手上觉得沉甸甸的，似乎夹带着什么东西。因为宋庆龄经常和同盟的友人及民主人士传递一些重要文件，所以小李也不敢拖延，马上把信交到了宋庆龄手上。
宋庆龄还保持着年少在美国时的生活习惯，她穿着晨衣坐在饭桌前，端着一杯咖啡小口啜着，等待小李把报纸拿来。当她接过那一封信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大概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她的革命战友杨杏佛还在世的时候，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当杨杏佛开玩笑地把信拿出来的时候，宋庆龄还对他反复叮嘱，要他千万小心。怎想到那次分别之后，杨杏佛就被戴笠给暗杀了。
宋庆龄此时并不感到害怕，而是陷入了对同志牺牲的悲痛和愤怒。但是看着小李担忧的眼神，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亲切地对小李说：“李姐，三妹一直邀请我过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吗？”
小李大名叫李燕娥，出生在广东一个贫苦家庭，16岁起便到宋庆龄身边当女佣，她性格爽朗，为人单纯，很直接就说：“夫人，我虽然没有文化，好歹也分得出谁好谁坏。我知道夫人一直坚持做的是好事，我不会离开夫人的。”
宋庆龄微微一笑说：“可是跟着我做事会有危险，你怕不怕？”
小李简洁地说：“夫人不怕，我就不怕。”
宋庆龄点头道：“好！”她把小李叫到身边，把那封沉甸甸的信拆开，“噔噔”两声，从信封里掉出了两枚子弹，在地上重重砸了一下，滚到窗边，在阳光下黄澄澄地闪着光。小李一看，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却还不免大吃一惊：“啊，这……”
宋庆龄镇定地说：“蒋介石和他那帮打手一直想要我的命，可是他们不敢对我直接动手，只能搞这些歪门邪道。不过你外出或者和人交往还是要小心一些，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交了什么朋友，一定记得回来告诉我。”
小李点点头：“夫人你就放心吧。”
这个小李平时在宋家很少外出，也没有什么朋友。偶尔为宋庆龄买点东西，也是即出即回，从不多在外头逗留。这天她到裁缝店替宋庆龄取定做的衣服，碰巧另一个人家的女仆也刚好进来，问裁缝说：“上次我让你做的衣服你做好了没？”
裁缝忙从屋里抱出一叠衣服说：“你试试看。”
那个女佣笑着说：“我这衣服是要寄回家给我妹的，我哪儿能穿？”她转头看到小李，拉着她说：“哎呀，你的身高身量都跟我妹差不多，要不，你帮我试试看这件衣服？”
小李推辞了两下，但是看到这衣服做得实在好看，那个女佣又热情，也就接过衣服去更衣室换上。等她出来的时候，那个女佣连连称赞她穿起来好看，两个人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回来的路上，小李得知对方是他们隔壁公馆的佣人，跟自己还是老乡，关系不由得就更近了一步。那人让小李喊她张姐，还跟小李说去哪里做衣服便宜，去哪里买东西物美价廉。很少交朋友的小李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两人相约着下次再一起去菜场。
一次共同买菜的路上，小李跟张姐抱怨自己的未婚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己考虑再三后，决定跟对方分手。张姐连忙安慰她，还把自己和丈夫结识的经过告诉她，让她积攒经验。通过这一次详谈，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张姐也会问她最近忙不忙，家里客人多不多，来的时候都聊些什么。因为宋庆龄事先嘱咐过，所以小李对这样的话题都避而不谈。但是张姐追问的次数太多，她不免起了疑心，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宋夫人。
宋庆龄详细询问了她们相识的过程后，考虑了一下，对小李说：“你以后不要再跟她来往了，她可能是特务。”
小李不解地问：“为什么？”
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以她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在那样高级的裁缝店里给乡下的妹妹做衣服呢？万一做得不合身，不是白花钱吗？”
小李想了想也就服气了。她以后出门再看见“张姐”，都装作没有看见，不再跟她讲话。这样了两三次，“张姐”也知趣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垂头丧气的沈醉亲自到鸡鹅巷53号向戴笠请罪。顾不上责备他，戴笠为想出一个既能不伤到宋庆龄的性命，又能威慑住她的办法是绞尽脑汁。看着沈醉在一旁有话不敢说的样子，他问：“你说说看，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沈醉说：“要能让宋先生不惹事，最好的办法是让她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把她给软禁起来。既然不能在公馆里下手，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路上制造一场‘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
戴笠不等听完，立刻用手在桌上一拍。沈醉心里一吓，没想到戴笠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再具体点谈谈。”
沈醉这才放下心来，大胆地说了自己的设想：“撞人的车子可以选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换用安全玻璃，司机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要想撞人撞得万无一失，最好的办法就是紧跟在宋的车后，当看到宋乘坐的车子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
戴笠连连称赞：“可行，可行，只是谁来担任这个司机，你想过没有？”
沈醉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他深吸一口气说：“老板，沈醉愿意亲自一试。”
戴笠故作惊讶地说：“哦？你愿意亲自开车？”
沈醉笑着说：“首先这个任务很重要，交给别人老板不放心，校长也不会放心，不如我亲自出马。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有思想准备，更是可保无虞。沈醉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假惺惺地感慨了一番，沈醉又接着表态：“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为了工作，我不怕多坐几年牢。”
戴笠面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显然对沈醉所提的意见和表现的态度十分满意。他特意留沈醉和自己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沈醉一要坚定信念，还再三地安抚他说：“即使万一事件发生后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我也会想办法让你很快出来。”
一个月后，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预先开车在法租界里试行了好几次，认真观察宋公馆附近的路况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经过仔细研究，最后认定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有特务处的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当万事俱备，只等戴笠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却总是说：“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关键的一步卡在了蒋介石那里。在戴笠把计划详细报告给他的时候，一开始他也叫好，但是想了一会儿又问，是否可以保证不伤及宋庆龄的性命？在戴笠否认之后，他皱着眉头让戴笠回去，说是还要再“研究研究”。因为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来查去，到最后连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到时候事态就不好收场了。
而据说最后计划取消，还是因为蒋夫人宋美龄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在宋家人看来，政治和家庭是分开的，就算政见再不同，家庭亲情的纽带不能断。
最后，在宋庆龄无机可乘的防备和宋家姐妹情深无隙的亲情面前，暗杀宋庆龄的计划终于宣告失败。
4.终身受人尊敬的革命者
在蒋介石仍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的时候，共产党人积极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4年，宋庆龄带头签名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5年，宋庆龄与何香凝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影响巨大。
毫无疑问，这些号召同庆龄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她不仅同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联系，而且公开支持“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种支持并不表明庆龄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她对共产党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会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她支持共产党团结人民抗日的主张，她还同共产党一样，对蒋介石持不信任的态度。
蒋介石采取各种手段对宋庆龄施加政治压力，利用上海帮会对她进行威胁，还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会议上，把庆龄从中央执行委员，降为候补委员。
但是，宋庆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坚持和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对抗。她对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给予坚决的支持。当救国会的“七君子”被捕后，她也运用自己的“豁免权”来同蒋介石作坚决的对抗。她已把自己的自由置之度外。通过这样的行动，她能够巧妙地利用个人对蒋的制约关系和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使原来很严重的局势尽量趋于缓和。7月底，“七君子”获释。
西安事变发生了，宋家上下都在为解救蒋介石到处奔走。孔祥熙去见宋庆龄，要求她在谴责少帅的声明上签字。庆龄反驳说：“张学良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我在他的处境下，我也会这样干的，而且我会走得比他更远！”
为了挽回蒋遭劫持的脸面，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达成一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默契。1937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8日，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她强烈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并当众斥责反对停止内战的政府领导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宋庆龄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措辞激烈、充满义愤地写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我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
1937年11月，当上海地区落入日军手中时，庆龄离开这个城市前往香港。
1938年6月，庆龄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规定这个组织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她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尽管建立了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之间的和睦关系仅仅是表面的，内心里它们是相互敌对的。事实上蒋介石一直试图孤立和控制共产党。他部署50万军队封锁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共产党地区。这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共产党急需各种救济品。
庆龄在提供救济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这样写道：
“在她的经常支持下，我们总共组建了11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线巡回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外国医生来到中国，其中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埃塔尔和库尔卡，还有汉斯·米勒……在她提供给我们的物资中有配制青霉素的材料和说明书。那时青霉素在世界上还是新产品，极为珍贵，对于治疗某些传染病和肺病、骨髓炎等疾病疗效极佳。”
后来，为了支持抗日战争，庆龄、尼姆·威尔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人创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庆龄任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在香港，她住在借用的公寓和宅院里，没有什么个人财产。她变卖了母亲留给她的全部首饰，作为救济工作的捐款。其实在当时，她只要一张口就可以得到任何高官厚禄，但她什么也不要；相反，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为实现她丈夫的夙愿而生活。她放弃了家庭、财富和特权。她的朋友们多次想帮助她买辆汽车，使她生活得方便些，她都谢绝了，她把每一分钱都用于救济工作。
虽然她以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的革命行动，但是她的外貌仍然显得那么温柔平静，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其实，宋庆龄的外貌并非给人错觉。她的内心确实是活泼、温柔的。内战停止和统一阵线的建立，使对她家的爱终于得以流露。
1940年2月，宋氏三姐妹终于在香港团聚了。此时，汪精卫刚脱离了重庆，投向日本人。三姐妹共餐的时间紧接在汪精卫就任日本占领区的中国傀儡头子之后。庆龄此刻同她的姐妹一起公开露面，再次向人们显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巩固的。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庆龄同意和她的姐妹一起去重庆。她于1940年4月1日到达那里。她住在蔼龄的宅第，同她的姐妹一起视察工厂和医院，她们参观防空设施和孤儿院的情景被拍成了电影。她们的成都二日行也被广泛报道。那两天内，成都屡遭日机轰炸，这也被解释为日本人对她们姐妹再次联合的反应。当记者拍下了庆龄举杯为蒋介石祝酒的照片时，统一战线看来是巩固的了。
但是，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开宣传背后，庆龄保留着自己的立场，她没有忘记自己和蒋介石之间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正如她战后所说：“我尽量避免政治上的争论，因为这对（抗战）事业是有害的，我保持沉默是因为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打赢这场战争上。”
1940年5月初，庆龄离开重庆返回香港，恢复她对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工作。保盟的秘书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何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何的女儿是中共党员。通过她和她的弟弟——当时中共驻香港的最高官员，庆龄和共产党经常保持联系。
在战争进程中，尽管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之间的旧嫌却在日益加深。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对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残杀了数千名新四军官兵。从此，统一战线名存实亡。
庆龄致电蒋介石表示强烈抗议。1941年10月，她在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道：“内战的煽动者可能再次分裂我们的国家，并向敌人敞开大门。”
1941年12月初，战火很快就要燃烧到香港。宋庆龄在众多人的劝说下，为了减少伤亡，返回重庆，并在那儿居住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她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由于她恢复对蒋介石政府进行严厉、公开的批评，她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与上次在重庆的处境完全不同了。
历史的趋势终究是邪不压正。在内战失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宋家人也纷纷逃往台湾和美国。只有宋庆龄一人还留在中国。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被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庆祝解放的盛典。当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经过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宋庆龄已经57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与孙中山共同居住过的莫里哀路的住宅已改为全国纪念馆。她搬进了宋查理在霞飞路的小楼，回到她离家出走和孙中山结婚之前被软禁的房间，毫无遗憾地回忆这一生。
就像她说的，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终生是一个革命者。1981年5月29日，她终因白血病，在北京的家中病逝。
邓颖超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念到这样的悼词：“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先生北上路过天津。我站在欢迎的行列中……看到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中山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转向看球的人们大声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
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埃德加·斯诺问庆龄，她最珍视的成就是什么？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对孙博士的忠诚，自从与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至今我仍然忠贞不渝。”
§§蒋介石与宋美龄——权力之恋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爱情和婚姻有如一场真人秀，跌宕起伏，格外精彩。
刚开始时，是《非诚勿扰》。蒋介石用手中的兵权打动了宋美龄芳心，牵手成功。
而后是“中美合作”。蒋家的兵权和政治力量加上宋家的人脉和金钱，一时间风光无二。
宋美龄人到中年以后，是《绝望主妇》。蒋介石移情别恋，宋美龄抓奸在床，愤愤离国。
老年则是最美不过《夕阳红》。两人重归于好，倒也其乐融融。
这场婚姻以权力发端，却最终走向爱情，倒也让看客们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