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闽南经济直到10世纪中期才起飞，但闽南乃至整个福建的早期发展，为宋元闽南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本章主旨即在论述这个基础。由汉至隋的福建简史不属本章主题，为行文精简起见，特收入本书附录一。本章第一节概述隋唐福建的一般发展，尤以闽南为重点；第三节涉及五代闽国时期（897—946）的发展；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泉州在10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笔者在第二节提出了质疑。
如本书的附录一所述，由于地形封闭和交通不便，今天被称为福建的地理区要比周边地区（如今天的广东、江西以及浙江等地）发展迟缓。汉人移民福建不会晚于公元前111年。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公元3—6世纪北方动乱分裂之时。这不仅导致福建行政区划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也增加了福建经济增长的潜力。闽南当然分享到这一发展契机，但与现在福州附近的闽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这地区却仍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地位并不重要。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福建
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合并郡县以降低行政成本。福建早期行政区划多被取消，但行政区划数量的减少，并非意味发展的倒退。此时的福建全属一个州的管辖区域，这里在南朝的陈朝时为丰州，隋改称泉州，稍后又被为建安郡。首府设在闽县，即今天的福州市。州境包括闽县、建安、南安和龙溪四个县。建安县建安县城长期以来一直是福建的重要城市，它地处今天的建瓯附近的内陆地区。南安和新设立的龙溪两县，都地处在此之前发展比较落后的闽南沿海地区。南安县城坐落于今天的南安城东，龙溪县城就在今天的漳州城。由此可见，当时福建四个县区中有一半集中在闽南（尤其是在隋初简政之后），这充分说明该地区在福建总体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虽然偶有调整，唐代福建的行政区划为后来的总体区域建构奠定了基础，许多宋元时期的县在唐朝就已经设立，而且，公元800年之后，各个县的边界划分几乎没有再发生变化。作为县的上级行政单位的“州”，也是在唐代确立起来，取替了旧有的郡制。唐代在福建共设立了5个州。
福州位于闽江三角洲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福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它在历史上有诸多不同的称呼：隋代之前称为泉州；隋代至623年称为丰州；623—711年又改称泉州；711—725年称为闽州；从725年到今天，一直被称为福州。福州辖县的数量从创设之初的4个增加到8世纪中期的10个。从711年起福州设有都督府（一个比州高一级的地方监察单位），监察福建的州。
建州是另外一个历史悠久的福建内陆州，设于621年。至8世纪中叶，辖区达多6个县。汀州设于736年，辖3个县。777年，汀州辖区内的龙岩县划归漳州管辖。
中唐时期，有一条相当发达的道路，沿闽江盆地跨越内陆山脉，穿越建州城，把福建和浙江，以及江西联系起来。在9世纪末，黄巢起义军向闽南挺进，对这条道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军事目的，黄巢不得不整修了闽、浙两省交界的山区通道，这些做法无疑对福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623年丰州（今福州）改称泉州，并分出另一个州成立在其原来管辖的闽南地区，承用了丰州的州名，设在南安县，下辖南安与莆田两县。627年，废丰州（治南安县），闽南两个县归当时的泉州（今福州）管辖。在699年，一个新州即武荣州在南安县城以东设立，管辖南安、莆田和龙溪三个县。第二年武荣州被撤销，但很快又被恢复。711年，武荣州接过新的州名泉州，而前面提到的由623年起称为“泉州”的州（今福州）则改名为闽州。这次新泉州的州城设在新成立的晋江县城。从此以后，这个新命名的泉州发展成为闽南最重要的城市。
闽南行政区划的划分尚未告终。686年，在九龙河三角洲地区设立一个新的州，即漳州。到8世纪末，泉州管辖4个县，漳州管辖3个县。至此，在福建所有的5个州中，有2个在闽南。但福建所有的26个县中，仅有7个在闽南。
如果把闽南的人口统计数据也考虑在内，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到底中唐时期闽南的人口有没有迅速增长呢？从史料中得到的人口数据。就户数而言，《通典》所记载的755年的数字应该较为可靠，因为除了漳州和汀州之外，这套数据中各州的每户人数相当一致。漳州和汀州是两个新设立的地处闽南边缘地带的州，所以这两个州的每户人均数比较低是合乎逻辑的。除福州和漳州之外，《旧唐书》所记载的752年的人口数字与《通典》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通典》记载的福州的人口统计数字亦算合理。《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713—741年的统计数字，虽然被广泛引用，但有关福建的数据，就不那么合理了。这是福建最早的以州为单位所记载的一组户数。由于699年才设立武荣州，于711年被更名为泉州。在短短几十年间，没有发生过剧烈动荡的事件，这个新设州的户数，不可能超过福州。克拉克认为，806—820年泉州的35 571户这个数字是被质疑的。事实上，这不符合福建当时的总体状况，因为福建其他各州的户数量，在713—741年间和806—820年间，均出现急剧下降。那么泉州户数，可能是传抄时把“15 571”误抄成了“35 571”。对这些数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唐代闽南户数的统计数字中，只有一组数字具有可靠的分析价值，它们就是《通典》所记载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5）某一年的泉州户数24 586户和漳州的家庭数2 632户。
由于只有一组可靠的数据，而且缺乏相应的早期史料记载，所以，我们难以确认闽南的人口增长比福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更快。隋代建安郡（即整个福建）的户数为12 420户，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12 420户的具体分布情况，也不知道他们当中住在闽南的比例如何。尽管我们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唐代闽南比福建其他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但9世纪初的闽南的人口规模，已经堪与福州相比。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已经越来越大。
此外，由于行政区划和城市布局发展缓慢，所以闽南的大多数人口很可能都生活在农村，当时的闽南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众多移民来此发迹的繁荣地区。相反，大多数移民只是为了躲避动荡的时局才迁居于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闽南与周边其他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反倒成为吸引移民的优势。在此情形之下，商贸活动仅局限在本地区进行，其主要形式仍是农村基本生活所需的交换。
至10世纪中叶，闽南地区开发已有数世纪之长，但是，为了供养这片贫瘠土地上日益增长的人口，闽南早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延续糊口水平的农业耕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荒地。虽然目标不高，但要想达标仍得修建及维持一个相当规模的灌溉系统。据《新唐书》记载，在晋江及莆田县附近曾经建设过一些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能够灌溉晋江的480顷（约2 700公顷）土地，和莆田的1 600顷（约9 200公顷）土地。当然，闽南其他地区也建有小型的灌溉工程。
然而，灌溉工程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说明农业生产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并突破了原有的糊口生产模式。闽南人口数量的增长，并非有赖生产力的提高，更不是来自农产品的大量剩余。这一时期，闽南仍拥有大量的可耕土地，可供开拓新的聚落。人口扩张的方式因而是粗犷式而不是集约式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克拉克对唐代的闽南水利工程做过十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建设当时泉州四大灌溉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新移民能够更好地开垦耕种荒地，可见闽南分散的农业发展模式，毕竟建立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之上。
上述观点可由下面这一事实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细阅史料，所有这一时期促进了耕地扩张的灌溉工程，都是由地方官员为保障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而实施修建的；史料很少提到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动机。这与其后修建灌溉工程的实施模式有很大区别，因为后期的灌溉工程通常是由当地小区组织修建的。换句话说，唐代闽南地区还没有发展到农业剩余产品能为当地带来巨大财富的程度。当然此地有一些权势家族，拥有糊口经济水平以上的财富，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唐代墓葬中发掘的奢侈陪葬品，说明当时确实存在这样的家族。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和官方修建灌溉工程的资源一样，是当地微薄的农业剩余。但这种糊口农产品剩余量肯定不会很大，所以，不能证明闽南农业已经突破了以糊口经济为主的格局。
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闽南还种植纺织品的原料作物，如纤维麻、苎麻、蚕桑、丝绵和葛麻。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中国农村几百年来就已存在的基本家庭副业而已。《新唐书·地理志》提到，泉州当地生产“蕉”和“葛”，或“蕉葛”（把它称作“蕉”和“葛”或“蕉葛”取决于人们如何加注标点）的土产。它通常被解释为两种不同的植物即香蕉和葛麻。然而克拉克把它理解为“蕉葛”，他是这样描述的：“蕉葛是一种用香蕉纤维织成的粗布。”他没有引用其他文献支持这个解释，但如果单独考虑这句话，这解释完全合理。然而，如果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克拉克的解释就可以再准确一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泉州出产生（粗）蕉（布）；另外，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在泉州的贡品名单中包括蕉布十五匹，另外也有葛布。这足以说明在国家地理文献中，“蕉”是指用香蕉纤维纺织成的粗布，而不是水果的香蕉。这点克拉克是对的，但应为“蕉”（即蕉布），而非“蕉葛”。换言之，“蕉葛”不是一种粗布，而是蕉布和葛布两种不同的粗布。不管怎样，闽南地方农业经济中的纺织品生产与唐代中国总体经济模式是相适应的。闽南生产的纺织品也不以上乘著称。例如有记载显示，8世纪中叶，朝廷把泉州的丝织品质量列为第八级，这是国家丝织品评估体系中的最低一级。基本上，这些产品仅处于勉强糊口的水平而已。
第二节 Djanfou港之谜
桑原骘藏认为，在9世纪中叶，泉州就已经发展成为最繁荣的海港之一，这个观点在学界相当普遍。阿拉伯邮政官兼地理学家伊本·柯达贝（约850—911）在他的《道程及郡国志》中，把Al-wakin， Khanfou， Djanfou和Kantou列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自Senf[译注：即占婆]至中国最初[贸易]港之Al-wakin……水陆两路，各距百古波斯里[farsange。译注：1古波斯里相当于3.25英里，即5.23公里]。在Al-wakin港处，有上等的中国铁、瓷器及米。Al-wakin为大港。由此往[其次之]Khanfou时，海上需时四日，陆上需时二十日。Khanfou出产各种果实、野菜及其他小麦、大麦、米并甘蔗等。由Khanfou八日达Djanfou。此地物产，亦与Khanfou港无大差别。由Djanfou至[其次之]Kantou需时六日，其地产物[与前记两处]亦相同。此等中国[贸易]港，皆临能航行之大河[之口]。而此等大河，俱受潮水满干之影响。在Khanfou之[大]河处，颇多鹅鸭及其他鸟类。[译注：中译采自杨炼译，桑原骘藏著，《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收《唐宋贸易港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第64—67页]
上文列举的这些阿拉伯文中国港口的地望，引起了很多争议。桑原骘藏在经过详细地考证之后，认为它们分别是交州（Al-wakin）、广州（Khanfou）、泉州（Djanfou）和扬州（Kantou）。自从他发表了这个研究成果之后，其说法就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笔者赞同桑原骘藏对Al-wakin， Khanfou和Kantou这三个港口的结论，但对于Djanfou就是泉州的说法，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桑原骘藏对“Djanfou”所作的冗长论证可归纳如下：
第一，根据地方志记载和现代地理调查结果，泉州当地出产水果、蔬菜、小麦、大麦和甘蔗等，这些与伊本·柯达贝对Djanfou物产的描述完全相同。
第二，从Djanfou到广州及从Djanfou到扬州的路程天数，恰好与从泉州到广州及从泉州到扬州的路程天数完全吻合。
第三，古代泉州晋江河道比现在要宽阔得多，这也与伊本·柯达贝对Djanfou的描述一致。
第四，834年颁布的一条诏令是这样写的：
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
若将诏令中涉及的三个海上贸易中心，即岭南、福建、扬州，与伊本·柯达贝所描述的四大港口比对。就发现Djanfou很可能就在福建境内，位于交州（Al-wakin）、岭南（即今天的广东和越南北部）的广州（Khanfou）和长江下游的扬州（Kantou）之间。但依然存在的难题是，哪个福建沿海港口就是“Djanfou”呢？桑原骘藏认为它就是泉州，理由是“泉州很早以前就是对蕃商开放的港口”。他所说的“很早以前”指的是唐代。
第五，为了佐证他的论点（他论证的关键一步），桑原骘藏引用了明末福建地方志《闽书》中的一段内容。这是一个传说，据说在初唐时期（618—626）有四个穆罕默德的门徒，带着传教的使命来到中国的广州、扬州和泉州，其中两个传教士客死泉州，埋葬在泉州附近灵山的一个小山丘上。桑原骘藏断言这个传说很可靠，并且由此证实在10世纪中叶，就有大量蕃商云集泉州了。
第六，桑原骘藏称，唐代之后扬州就明显地衰落了，由于扬州衰落之后，外国人的游记中经常提到杭州而不是扬州，所以，上述故事提到扬州肯定是发生在北宋之前，至少不迟于北宋。因此上述这个关于唐代泉州的故事部分是可信的。
第七，桑原骘藏进一步指出，泉州城有一所建于宋代的清真寺，在今天泉州灵山上，还有一座名为圣墓的穆斯林墓地。他认为，这与《闽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可以间接证明他的论点。
第八，桑原骘藏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Djanfou”是“Ch'üan-fu”的音译，他列举出了一些“州”（chou）也称“府”（fu）的例证，尽管这些“府”不是唐代的“都督府”。
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的这些论据。在描述“Djanfou”的阿拉伯文中，提到了一些当地的物产及其附近的一条宽阔河流。其实，这些细节与伊本·柯达贝对中国其他主要港口的描述没有多大区别。能符合这些描述的至少也包括福建东北部的福州、浙江东南部的温州，以及广东东北部的潮州等。从Djanfou至广州，以及从Djanfou至扬州的行程，仅能说明Djanfou处在广州和扬州这两个海上中心城市的途中而已，福州、温州与潮州同样符合这个条件。桑原骘藏本人也觉得此论据有点牵强，他甚至认为Djanfou也可能是福州。
此外，834年的诏令提到的地名“福建”，是在其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使用的。它并不是今天的福建省，也不是宋代的福建路，主要是指福州。唐代节度使府设在广州和扬州，分别叫做岭南节度使和扬州节度使。那么，834年诏令中涉及的岭南、福建和扬州三地唯一的观察使府，无疑设在今天的福建省境内。事实上，观察使府一直设在福州，观察使是由福州刺史兼任的，有时也被称作福州观察使。尽管观察使对一些附属州的民政事务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它不是对附属州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正式省级政府。当时福建所有各州受江南东道行政管辖，范围覆盖今天的福建、浙江、安徽及江苏四个省份。所以，福建根本不是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换句话说，“福建”一词在唐代不表示今天“省份”的概念。直到986年的宋代，福建才设立省级行政区的“福建路”。考虑到这样的体制背景，当834年的诏令指示福建观察使关照定居在福建的外国人时，所指的“福建”只是福州，即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行使权力的范围。同样的思路也可用于理解诏令中提到的“岭南”，“岭南”显然不是指整个岭南地区，也不是指广东或者广西，而仅仅指广州。
仔细阅读桑原骘藏使用的《闽书》引文，可以弄清楚两点。其一，这段文字是17世纪初《闽书》作者何乔远记录当时穆斯林长老口述的历史；其二，对有关讲述的内容是否可靠，何乔远并未置评。明代没有任何与穆斯林在中国起源有关的史料，包括传说在内，记载相同的信息。一则1349年的泉州碑文，纪念的是当时泉州清真寺的重建，同时详述了穆斯林传入泉州乃至传入中国的历史，但没有提过这个《闽书》记载的晚明传说。所以，这个传说在16世纪末或者17世纪初之前，根本就不存在。此外，桑原骘藏对扬州和这个传说是否可靠的联想，也让我们怀疑。一个传说有部分细节真实，难以证明其整体也可靠。况且，这个口头传说讲述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比传说本身见于记载的时间，早了700多年。总之，《闽书》记载的关于两个穆斯林传教士客死泉州的传说，不能证明10世纪中叶泉州已经生活着大量外国人。
今天，泉州有两座圣墓和一座古清真寺遗迹，它们都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毫无疑问，宋元时期肯定有外国人在泉州定居，但这不足以证明唐代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定居。
最后，详查原始文献不难发现，桑原骘藏用以证明唐代的州也可以被称为“府”的例证也没有说服力。他举的例子有：成都府、晋州府和广州府，在原始资料中，有时候这些州的行政机关被称为“府”。此外，他还举出南朝时期的交州和郢州两个类似例证。事实上，唐代的“府”是个特殊名称，仅用于某些特殊的州，以表示它们较其他州地位更加重要。“府”有三类：三个大都护府、九个上都护府，以及数十个都督府。都督府有时直接简称为“府”。成都和广州都设有都督府机构，因此成都府和广州府都属于第三类情况。晋州在唐代初期设总管府，即都督府早期的称谓，所以，把晋州称作晋州府也是不足为奇的。至于交州和郢州之所以在南朝时期被称为府，是因为当时都督府办公机构就设在交州和郢州。所以，桑原骘藏列举的例子，不能说明唐代的全国所有的州都可以称为“府”。
在论述闽南地区的新作中，克拉克认为闽南的海上贸易可以追溯到晚唐时期。但是，经过对支持这一观点的所有论据进行分析之后，克拉克也接受李东华的看法，认同仅有一项证据可以用以证明泉州在唐代就出现了繁荣的南洋贸易。即根据一部清代著作《十国春秋》中刘安仁传记资料的记载，五代时期南汉王朝（905—971）创建者的祖父刘安仁，是一位定居泉州的“南洋贸易商”。卡拉克从《十国春秋》中引述的关键证据是这样的：“他（刘安仁）移民到闽，在那里他成为从事南洋贸易的商人。他也徙家到泉州的马铺。死后即埋葬在那里。”[译注：原文是“后徙闽中，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马铺，死遂葬焉”]根据这段话，人们不难得出与克拉克和李东华一样的结论。然而，为了解释自己何以引用清代关于刘安仁的传记材料，而不引用其他现存的五代和宋代史料，克拉克说这份清代文献史料“综合得最好”，并且他举出这段话至少可得到三个其他当代文献的佐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其中只有一个早期的文献提及刘安仁的经商经历。《新五代史》这样记载：“（刘安仁）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这里的地名“南海”显然指广州而不是上文所说的“南洋”。其他当代文献表明，刘安仁定居的地方是“番禺”和“岭表”，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地名代表的是广州。因此，如果说在刘安仁永久定居在广州，去世后却埋在泉州，这很难不令人产生疑问。事实上，关于泉州商人刘安仁的传说，直到12世纪才出现在闽南当地的文献中，此时正值闽南繁荣的鼎盛时期。况且，即使他是定居泉州的商人，他做生意更多是在南海（广州）而不是南洋。此外，关于刘氏祖先的起源，在宋代初期就有几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所有这些疑问，都削弱了《十国春秋》刘安仁传记资料的可信度。以此为孤证，说明10世纪初之前泉州就存在繁荣的南洋贸易，理据并不充分。
最后，克拉克引用了广为流传的一首诗来支持他的唐代泉州存在
繁荣海上贸易的观点。这首诗是8世纪中叶唐代进士诗人包何所写，诗题是“送李使君赴泉州”。诗是这样写的：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乍看，这首诗给人的感觉是8世纪中叶泉州似乎云集着大量外国商人，但在做出判断之前，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克拉克也提醒读者要注意这首诗并不是证明泉州海上贸易的决定性证据，笔者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同时认为这首诗实际上与他论述的题旨无关。如笔者上文所述，诗题中的泉州不是今天的泉州而是今天的福州，笔者的主要证据是从这首诗中可以找到的。李使君前往任职的地方是由“分符重臣”管辖的，在唐代，福建唯一受“分符重臣”管辖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福州（当时称泉州）。今天的泉州在大约700年前后才设立，它的发展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超过福州。此外，诗中不仅提到蕃商，还有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节。福州也是仅有的一个为人所知的外国使节到达的地方，在他们辗转进京之前，福建观察使负责接待他们。廖大珂的一项研究发现，此诗中的李使君就是福建观察使李承昭，他是761—772年在任的福建观察使，所以，包何这首诗所描述的对象是8世纪中叶的福州。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桑原骘藏用以证明唐代泉州就已存在繁荣的海上贸易的所有证据是站不住脚的。目前他所列举的这些证据反倒可以证明唐代繁荣的海上贸易中心是福州而非泉州。由于福州长期以来是福建发展的核心区域，它比闽南其他任何地方的开发都要早，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不足为奇。简言之，唐代闽南经济总体上处于农耕为主，本土为本，规模偏小。
第三节 五代闽国时期的闽南
9世纪末，福建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的王潮率领一股流寇控制了泉州。886年，朝廷正式任命他为泉州刺史，他的势力迅速扩张。893年，在攻陷福州之后，王潮成为福建的统治者，从此，福建成为独立王国，受王潮及其后继者的统治，直到946年被南唐（937—975）征服。
可惜的是，关于这个短命王朝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于它的宫廷所在地福州。有关王国南部情况的记载，却十分贫乏。这一时期闽南到底处在何种状态呢？闽南与福州及王国其他地区保持怎样的关系呢？这个地区的总体发展进程又是如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易找到史料证据的。
然而，克拉克还是试图建构这样一幅图景：在王审珪和王延彬父子相继担任泉州刺史的898—930年间，泉州实际上独立而不受福州朝廷的控制。克拉克认为，泉州在当时的条件下，财政上不得不自给自足，所以，海上贸易得到刺史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王延彬担任刺史的将近30年时间里。但在王延彬退隐或死亡之后，由于闽王国日益强大，泉州的自治状态于930年始宣告结束。但克拉克这个图景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他指出，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说明王审珪曾经宣布独立，但在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期间，泉州肯定达到自治的实质。他提出了两条依据：首先，据记载，泉州官方邀请过一位有名望的僧人主持泉州一所新寺院的落成仪式，这说明王延彬对宗教事务具有控制权；其次，克拉克引述《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话：“会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克拉克认为，闽王王审知（862—925）“拦截了他侄子的密使，抢先破坏了其不轨图谋，但他随后没能采取具体的报复行动。这证明他在南部没有实际权力”。
克拉克的第一个证据建立在王延彬邀请佛家僧人与有不臣之心的联系之上，但这一点尚需进一步证实。第二个证据显得更加微妙，在克拉克引述的内容之后，还接有这样的记载：王审知随后处决了浩源和尚及其追随者，并且“黜延彬归私第”。所以，这件事件很难说明王审知在泉州没有实际权力。
认为海上贸易在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时就已繁荣起来的观点，是根据《五国故事》王延彬的传记资料中的一段内容得出的，记载是这样的：“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尽管这句话被后来的著作广泛引用，但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貌似合理的话有不当之处。首先，仅凭这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泉州存在繁荣的海上贸易，这是不足为信的。但我们可以说，泉州当时已经存在海上贸易，或泉州刺史渴望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王延彬时代的泉州存在海上贸易，所以，这段材料只是孤证而已。不仅如此，这段史料本身也存在许多明显错误。因此，它不属于论证史实的可靠原始资料。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临时性结论。首先，在闽国时期，一支地方精英势力发展壮大，其成员在闽南政权中担任要职，逐渐获得了权力并最终控制了该地区，留从效（906—962）和陈洪进（914—985）两个割据军阀的出现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946年闽国灭亡之后，相继成功统治闽南达30年之久。其次，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时，很可能在推动泉州海外贸易方面做出过努力，这无疑为后来留从效在该地区的成功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不能过高估计王延彬发挥的作用，当时的福州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主要城市与港口，以及政治、经济中心。福州是闽国的都城，在贸易上处于领先地位。最近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是写给王审知及其妻子的，碑文的内容进一步证实了福州在王审知治理下的海上贸易十分繁荣，贸易成为闽国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所以，朝廷特许一些当地商人跟随在福州长期经商的外国人一起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就一点也不奇怪，而泉州甚至整个闽南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相对于福州，顶多是屈居副席。事实上，从留从效开始，泉州才迅速发展起来。留从效与陈洪进短短30年的统治，是宋代闽南大踏步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