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绝了伤害，也阻断了成长
——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
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近代学者俞陛云曾有论断，称这首《采桑子》是李煜失国后所作，其推断依据是“不放双眉时暂开”一句。在他看来，李煜之所以愁眉不展，是因为“受归朝后禁令之严，微有怨词”，而在夜夜笙歌的南唐，李煜当不会终日眉头紧锁。
但论世间，谁不会有一些烦心事呢？何况天生敏感如李煜这样词客，又生于宫廷环境里。当他还未成为太子时，兄长弘冀的猜忌便让他深感苦恼，只好高调地寄情山水；幼子爱妻相继离世，他的悲痛无以言表，只用一首又一首诗、一阕又一阕词寄托哀思；他和小周后虽然经历过月夜偷会的甜蜜事，仍有“人间没个安排处”的无奈感慨；至于南唐受到北宋威胁时，家国之忧，何尝不是他眉头紧锁的缘由。
在亡国前，贪欢享乐虽是他生命乐章的主旋律，但也避免不了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偶尔的失望、沮丧、痛苦，缭绕于心。那时候，他把赋词看得重于江山，自然需要新的素材充实作品，而他的生活体验，不外乎宫廷奢华生活、与后宫嫔妃的花前月下、男女相思之苦，再无其他。
亡国后，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身份的巨变，体验过人间的大欢乐后，又品尝到人世的大悲伤，生命体验陡然变得丰富而充沛。
这前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南宋辛弃疾的《丑奴儿》，或可作为参照：
少年不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年少时不懂世事艰难，却为了赢得文采风流的名声强自说愁；涉世已深后，饱经沧桑，洞悉人间愁苦，反而或因受到压抑，或因悟得宽和洒脱，每每欲说还休。
不过，李煜的反应显然与《丑奴儿》中的辛弃疾完全不同。他的后期作品里，不见辛弃疾自我调侃式的悲凉，感情更加沉郁，如长江东流水浩荡而出，悲痛决绝，就如杜鹃啼血。
写于亡国后的《相见欢》中，因“林花谢了春红”的景象，他生发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感慨，词中风和雨都如摧花辣手，有强烈的逼迫感。但这首《采桑子》里，情感却柔和很多，以一女子口吻，道出因见到遍地残红而触发的对远方良人的思念，属于个人的小情怀，其中也状风雨，却是“细雨霏微”，衬托出落花最后的风流。
那一夜，细雨淅淅沥沥，不见停下的迹象。庭中的花快要凋谢殆尽，又有一阵风吹来，花朵打着旋儿飞舞，为了停留在人间，做着最后的挣扎。这种奋力飞舞的姿态中，隐见力量之美，又有婀娜之态。但最终，花朵还是敌不过凋谢的宿命，落在满地泥水中，不多时便被和泥带沙的污水浸没，再不见盛开时傲立枝头的风骨。
风雨催春，花期短暂，任谁看到这幅凄凉的场景，都很难无动于衷。况且屋中女子满腹心事，却不足为外人道，隐秘的愁苦情结，更是让人愁肠百转。纵使想要强颜欢笑，但是在这凄风冷雨中，扯动嘴角的简单动作竟也似能伤筋动骨。她在窗前凝望，更见窗外凄凉，可关上窗户，屋内又静得可怕，又不如和风声雨声相伴。这样独坐窗前的日子，已不知过了几个轮回。她日思夜盼，等候着远游者的消息。
古时人们把香料捣成粉末，调匀后洒在铜制印盘内，点燃后，以香料损耗的程度计时。香印寸寸成灰，时间慢慢流逝，一片芳心也寸寸冰凉。
今夜又是如此，注定等不到他的消息。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好反复催眠自己，以期在梦中与他相聚。虽明知梦醒后一切成空，但哪怕片刻欢愉也拥有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朦朦胧胧中，他似乎真得入梦来了。至此收尾，她在梦中与心上人圆满相遇。可是，谁又能说梦中团圆算得上是喜剧收场呢？
梦里一对璧人双宿双栖，现实中唯有寒月当空伊人对影成双罢了。越是让人心醉神驰、欢欣鼓舞的梦境，竟越是衬托出了现实中的孤苦伶仃。梦越圆满，心越空虚。
相爱不相守，伊人天涯良人海角，连梦中聚首都是一场奢侈至极的期待。
从表现手法到词中情愫，《采桑子》的艺术水准已堪称彼时翘楚。但是，若与亡国后李煜词中那一泻千里的刻骨伤痛和缠绕不开的浓郁愁绪相比，这首词的情感还是略显薄弱。
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还是由阅历决定的。
生命是个渐变的过程，林语堂先生曾把人生比作一首诗，每个人拥有独属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从天真的童年到笨拙的青春，再到拥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然后慢慢像成熟的水果或醇香的美酒，温和宽恕但又玩世，到了暮年，逐渐获得平和、闲逸与满足，最后，生命火花安然熄灭。
多数人都将经历这个过程，生命譬如一叠渐变色纸，深浅痕迹中便见清晰脉络。然而生在深宫高墙内的李煜，常见权力倾轧却少知世事艰辛，复杂的权势斗争与乏味的宫廷生活，都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有时想来，真觉李煜是个矛盾体。他生在皇家，长在宫廷，南唐皇室的权力斗争虽然没有到血雨腥风的程度，但也绝非风平浪静，可他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竟然仍是心底如同白纸之人。一颗真纯的赤子之心，像一道屏蔽了世俗的结界，阻隔了一些伤害，也阻断了他的成长，以至于当他后来遭受丧子丧妻乃至失国的厄运时，桩桩件件都如灭顶之灾，根本不见一个男人、一个君主当有的骨气和魄力。
在这一点上，清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贾宝玉堪与李煜相比。他本是一块天外顽石，在宇宙洪荒中无知无觉地无聊度日，偏一日通了灵性，从此坠入万丈红尘，万劫不复。宝二爷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边是统治阶级与封建思想的严酷牢笼，一边是清爽纯真、美好娇柔的女儿国。除了封建伦理的羁绊，大观园里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为权为钱，兄弟姑嫂间也少了亲情温暖，宝玉生在其中，却似乎浑然未受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被宠爱他的长辈保护得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他天生被女孩子们的世界吸引，自觉遁入了那方美好又纯净的世界里。
贾宝玉本该循规蹈矩娶娇妻传香火，读诗书求功名，但是，这种种被认为“应该”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之外。他只顾自在活着，谈谈情说说爱，发一回痴发一回狂，等到世事轮回到悲情时间，大观园里群芳凋零，偌大的贾府再无昔日风光，他便在那人间种种痛苦里失了灵魂，行尸走肉般消失在天地间的茫茫大雪里。
伤害与成长常常相伴而来。完全生活在伤害之外，也就难免与成长擦肩而过。所以，当李煜年过而立，他并没有成为似老酒醇香的成熟男人，以至年近不惑时，金陵陷落的剧变，突然就掀起了他生命乐章的高潮。
也是在那前后，李煜才算告别了童年的天真。
多情是仁厚也是残忍
——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这首《阮郎归》，也曾被收录入冯延巳的《阳春集》。冯延巳是南唐宰相，文人气息浓郁，常抱着“娱宾遣兴”的目的作词，屡出新意，但从根本上讲，并未脱离“花间词”的范畴。因为对冯延巳这种刻板印象，初读此词，只因其中“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之语，便将其归入了思妇念远的题材。
不过，亦有人说这是李煜所做，他借思妇怀人，表达了对入宋不归的弟弟从善的思念，还有对南唐江河日下的担忧。“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实是君王李煜的无奈呐喊，呼唤有人能来挽救风雨飘摇的南唐。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李煜给人的印象，虽怯弱却有赤子情怀，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少作扭捏之态。在被幽禁的岁月中，他尚且让歌姬高唱“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毫不掩饰家国之思。在他仍然掌舵南唐时，又怎会以这样隐晦的方式表达所想所念、所忧所虑？直到我有机会接触到南唐词抄本，词下都注有“呈郑王十二弟”，且篇末加盖“东宫府印”，这才渐信《阮郎归》确系李煜手笔。
“郑王十二弟”，正是李从善。他是中宗李璟的第七子，在家族兄弟中排行十二，李煜口中的“七弟”、“十二弟”，都是从善。
从善入宋之事，根源在于南唐国势的日益衰微。
早在后周时，李煜的父亲李璟已取消帝号，自称江南国主。李煜登基后也无励精图治的想法，反而比他的父亲表现得更加谦卑，上表北宋朝廷，表示永远臣服，希望以此打动赵匡胤，容他在江南逍遥度日。
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文人李煜从一开始就不懂政治家的心思。赵匡胤志在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睡塌旁边自然容不得他人酣睡。很快，北宋灭了楚国、荆南、后蜀，兵戈直指后汉。李煜不仅没有唇亡齿寒的觉悟，反而在赵匡胤授意下，写了一封言辞华丽的劝降信给后汉国主刘伥。刘伥的骨头不像李煜那般绵软，见信勃然大怒，回书更是措辞强硬，誓与李煜绝交。李煜把两封信一并呈给赵匡胤，正中这野心家的下怀。
北宋以此为借口，出兵后汉，很快告捷。到了公元971年，江南六国中只剩下臣服赵宋的南唐和吴越。同一年，汴京城里建起了一座礼贤馆，规模堪与皇宫相提并论。赵匡胤说，这是为李煜修建的。
李煜当然不会领情。本以为处处恭顺就能偏安一隅，接到赵匡胤邀他入朝的消息时，李煜傻眼了。名为相邀，实则更像胁迫。吴越王比李煜更懂明哲保身的道理，眼见后汉覆灭的厄运，他长叹一声，然后献土入宋，住进礼贤馆。
北宋朝廷一再催促李煜，他既没骨气硬扛，也没勇气北上，思来想去，决定派从善入宋。或许，李煜并未想到从善此去会成为宋朝的人质，他只是派从善去纳贡。没料到赵匡胤封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强行把他留在了汴京。
如果南唐有吕不韦一样的谋士，能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归秦，那么，他可以靠计谋救回从善；如果李煜麾下有赵子龙一样的猛将，能从曹营百万雄兵中七进七出救阿斗，那么，他可以靠武力救回从善。后人多怨南唐无猛将谋士，然而再想到李煜错杀大将林仁肇之事，便惊觉并非南唐无人，实在得怨李煜不是像秦庄襄王、刘备一样的明君，所以韩熙载不朝，林仁肇枉死。
送行宴上一别，成了李煜兄弟在江南最后的相会。此后，在南国熏风中长大的从善，远离家人，在北方苦寒之地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生活。
李煜敢怒不敢言。当时，南唐国人多已有了亡国的恐慌，人人心中都承受着山雨欲来的压迫感，表面上仍是一派歌舞升平，该写词的写词，该谱曲的谱曲，教坊里还在排练新的舞蹈，寺庙内照旧香火鼎盛。南唐君臣自欺亦欺人，以此支撑彼此恐惧的灵魂，也为偏安的国策找一个借口。
或许，李煜仍旧对宋王朝怀有一丝幻想，这才收敛心性，以怨妇之名抒发苦闷，才有了这一首委婉含蓄的《阮郎归》。
“东风吹水”起篇，不如“吹皱一池春水”那样闲适；“日衔山”相缀，却不见“白日依山尽”的壮美。“闲”字嵌在词中，确是惊心的自嘲——他既无心寻春，也无心赏花，要操心的国事很多，却偏偏无从下手。太平盛世君王言“闲”，或能博一个风流俊赏的雅号；风雨欲来时不知未雨绸缪，大概便已背上昏君恶名了。李煜有心无力，没人教过他怎么做好一国之君。
映入眼帘的，不是桃李吐蕊、莺歌燕舞的美景，反而是落花一片、满地残红。就连春天都被词人的愁绪缠绕住了。他手中有杯，但杯中无酒，连酒壶都空了，一切皆预示着，曲终人散的时刻已经来临。可是在醉梦里，仍有朝朝宴游，夜夜笙歌。
显然他此时并不愿直言对时事的担忧，于是便托了闺妇的身份。男子远游未归，听不见他腰间玉佩叮当作响的清越之音。自古女为悦己者容，见不到心爱的人，她对镜看着晚妆已残，也无心整理。纵有千种风情，无人欣赏，也是枉然。转眼黄昏又至，女子照旧凭栏远眺，等待归人。
这不归的男子，或许就是郑王从善。即使倚阑人望断归途，也盼不回他了。不是从善不想回，而是不能回。对这样的结果，仁厚的李煜难免愧疚。从善被扣为人质后，他曾上表赵匡胤。放下了尊严去请求，却无济于事，于李煜而言，这是更深的羞辱。
仍存着偏安侥幸的李煜，没有收拾山河的壮志雄心。南唐国将不国，他便靠“笙歌醉梦间”麻痹自己，逃避现实。这首词或许是他在向从善诉说无奈，请求谅解。另据史书记载，从善入宋不归，其王妃常到宫中哭泣哀求，以至于李煜每每听说郑王妃入宫，便会避开。李煜或许只是一个代笔者，字里行间俱是郑王妃对从善的思与怨，也未可知。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君王文书一般称为“诏”或“旨”，大臣给君王的奏章等要用“启”、“奏”，丝毫马虎不得，但李煜却用了一个“呈”字。即使不以君臣相论，作为兄长，李煜也不该使用敬语。但从善以性命相待，感激之情未平，愧疚之念又起，李煜心里那复杂的情感，实在难以言表。这和娥皇病逝后，李煜以“鳏夫”自称的情感，十分相仿。
多情善感，是李煜性格中仁厚的一面，与其相伴而生则是怯懦，对从善、对南唐，这无疑又是最大的残忍。
从善有可能读到了这首《阮郎归》。他虽然不能回南唐，也没有被囚禁，仍和李煜有书信往来。正因为这种联系，从善也做了一件后悔终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