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李煜也常和大臣讨论富国强民之策。但每当臣子的意见与他相左，他从不自我反省，而是责怪大臣们不理解他。他自比上古明君，感慨当今世上没有如周公、孔子一样的贤者，所以无人理解他的为君之道。他还把自己的治国见解记录下来，盼着百世后能有人理解。
根本不需百世，金陵城破的一刻，李煜所谓的“道”，已成为笑话。百世后若有人读到其“数千万言”，恐怕也只能长叹一声。
李煜自毁长城，又不肯听讽纳谏，亡国是人祸，怨不得天。
或许，性格已决定他本就不是南唐国主的上上人选。弘冀若没有病逝，从善若更为年长，或许，南唐都不会那么轻易就土崩瓦解。他既没有治国之才，又无领军之勇，除了仁厚，似乎不见其他任何可助其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品格。由此，后人更在百世之后，觉得《浣溪沙》中“天教心愿与身违”一句，其实也暗含了李煜不愿为君之心。
李煜是否真的不想做皇帝？这是个无人可以解答的谜题。倘若他果真厌倦庙堂，大可做个顺水人情，把皇位拱手让给野心勃勃的从善。事实上，他可能只是不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枯燥的治国理政上。光政殿内的臣子对答，远不如瑶光殿里的琵琶曲更能静心，勤政殿的权力博弈，更不及禁苑寻春的一分乐趣，李煜享受着皇位赋予他的种种特权，丰富着各种生命体验，却不想履行君王的义务，在国破家亡后，也归咎于天。
李煜笃信佛教，应知佛曰：“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别离，怨憎，求不得。”由此来说，“心愿与身违”本就是人生常态，所求越多，失望的机会便越多。就如李煜，要逸乐还要江山，要美人还要华年，倘桩桩件件都如他所愿，需得天公多少垂怜？
昔日在暮色中等待月上柳梢时那你侬我侬的情意，已如东流水。斜阳被琼楼玉宇掩映，在花荫上洒下一层金黄的余晖，如梦似幻。李煜畏惧的一切，都成了现实。下阕中“空”、“谩”二字，道出说不尽的寂寞、悲凉、迷惘、无奈和追忆。
这所有愁绪，在登临时更达到了一个顶峰。客居他乡者，往往最惧登山临水。纵使山再高，也无法让登临者窥见故乡风光，极目处，天与地连接一起，极远又似极近，反而更增三分失落；纵使水再深，也无法让临水者御水而行，凭栏望，海天一线，那屏障若隐若现，又添了七分惆怅。
是谓登山临水，凝眸处，离愁更深。
可是，客居者又常常忍不住登临，总盼着天涯望断处，就是故乡。别离是愁，思念是毒，明知饮鸩止渴并非良策，却在刻骨牵挂中饮下一壶又一壶。
亡国前，李煜也曾在黄昏时独倚栏杆，虽然国将不国，日日沉溺于笙歌醉梦里的他，也盼望那一刻永不逝去。那时的他，大抵未曾想到过在异乡登临的万般苦楚。及至后来，心与愿违似乎成了人生的常态，等他再次登临，已在长江的另一边。
荒废流年，亦被流年辜负
——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年华易逝、好景不常的紧迫感，在李煜词中从不少见。早期作品《子夜歌》中就有“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之句，道出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残酷现实，告诫人们要抓住有限时间及时行乐。遗憾的是，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并没有激发出李煜对治国的兴趣。他依然悠闲游荡，把美景收入眼帘，把美人留在身边，把良时攥在手里，唯独把偌大的国家，甩在身后。
等到他沦为阶下囚，再次抒发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慨，正值春花凋谢。春归花落是自然规律，李煜看到的落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成片凋谢。那一片艳丽的红色，仿佛在瞬间枯萎——这分明是李煜身世的写照。
李煜在二十五岁时登上帝位，他并没想到手中皇权的有限期只有十四年，并没想到南唐王朝如此短命。当赵匡胤沙场练兵准备征讨时，李煜还在嘲笑宋军搭浮桥过江的想法如同儿戏，谁料短短两年后，赵字旗帜就插上了金陵高耸的城墙。然后他献城投降，连眼泪都来不及擦干，连仓惶都没有藏匿好，就匆匆辞庙，到了赵匡胤治下的汴京。
“太匆匆”三字，岂止单纯针对落红，还映照出李煜陡变的命运。这三个字构成的紧迫感，几乎拖拽着全词情感的节奏，让人有踉踉跄跄、左冲右突却不得章法的失衡与慌乱感。“朝来寒雨晚来风”，既是林花凋谢之因，对李煜本人而言，又可喻指强大的北宋如狂风暴雨，摧残了李煜的一枕好梦。
花本无意，人却有情。被摧残而落的花瓣上，隐约有雨滴滚动，晶莹闪烁，折射出雨后天晴的一抹光晕，还有落花虽残犹红的俏丽颜色，就像落红的一颗胭脂泪。花朵不愿离开枝头化作花泥，于是把不甘和留恋，寄托在醉人春风里，但落败已成事实，谁见过凋落的花重返枝头呢？李煜此时，已不再是那个年轻的仿佛还有能力改变一切的青年，继位之初最好的时光，已经被他荒废。
公元961年七月，李煜登基，他本名从嘉，继承皇位的瞬间，身着黄袍的他在文武百官的山呼海蹈中走向权力巅峰，就有了一个被寄予无限期望的新名字——李煜。
南唐自开国起，就有新君登基时改名的传统。南唐烈祖即李煜的祖父原名知诰，坐拥天下时改名“昪”，有明亮之意；元宗即李煜的父亲原名景通，承袭皇位时更名为“璟”，意为玉之光彩。皇位传到李从嘉，承袭祖法，也要改名。
文臣遍查典籍，最终大臣汤悦从扬雄的《太玄·元告》中择“日以煜乎昼，月以煜乎夜”两句，又从中请出“煜”字，有光明照耀之圣兆，以求新君新政新气象。
李煜初登帝位时，有过短暂的励精图治的想法。但长期和诗词歌舞打交道的他，很快对无休止的政事感到厌烦。再有官员进谏，他给对方以重赏，却把建议束之高阁，并不实行。在逐渐强大的宋朝的虎视眈眈下，南唐岌岌可危。但是，李煜除了向宋朝皇帝谦卑表示“自出胶痒，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一味示弱，无其他实际作为。
本应趁着登基之初在臣民面前立威立信的他，错过了最好的机遇。之后，北宋逐一进攻江南诸国时，南唐又错过了与他国结盟的良机，甚至落井下石，奉赵匡胤之命，写信劝说南汉皇帝投降。等北宋军队兵临城下，李煜又火急火燎地给吴越国王写信，请他不要和北宋一起进攻南唐，信中言：“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封赏，王亦大梁一布衣尔！”此时他终于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南唐在“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政治氛围中，再无逆转的时机，就像在风雨中飘摇陨落的残花，再难重上枝头。
见落花而感慨自己的身世，最典型的非林黛玉莫属。这位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见花谢生感叹，一曲《葬花词》，满是凄凉意，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几句，虽不及“太匆匆”三字短促紧迫，但身世飘零的意味，显较《相见欢》要为浓烈。
但这正是李煜的高明处。眼见残红遍地，他的感慨已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身世。在“几时重”这声绝望呼号后，李煜抛开落花，也从身世际遇中跳脱出来，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和自然的感悟，结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骤添几分豪情与悲壮。
犹豫和怯懦是李煜在亡国前表现出的典型性格。在亡国后，他虽多了些寄不快于诗词的勇气，偶尔还会触怒宋朝皇帝，多数时候还是表达得相当隐晦。他把个人情怀寄托在惜春悲花中，道出风雨无情，人生无奈。这种“无奈”的剖白，却不同于此前的怯懦，又一丝看透世事的通达。春来春去没人能够阻止，除了怀着一份惋惜接受，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北宋太平宰相晏殊有两句颇为著名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对光阴难留，好景不常的无奈，实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李煜已丧国离家，除了通达地认命，他没有安身立命的更好方法。他已错过太多本可与北宋抗衡的机遇，这些机遇也再不会重现，后悔也无济于事，只能长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凄婉又引人思考，难怪王国维先生评价道：“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几百年后，女词人李清照读到了李煜的《相见欢》。
清初韵学家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说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虽是针对婉约词婉约清丽的本色而言，但也难得的把这两位词中翘楚联系到了一起，使人更容易联想到他们那略略相似的人生。
他们都曾有过“沉醉不知归路”的少年情怀：一个贵为皇子却不参与国事，心安理得地在金陵城中做个富贵闲人，寄情于诗词、山水之中；一个为名门闺秀却不识女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张扬着不输男子的才气。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下，他们却有幸得到了完满的爱情：李煜遇到了娥皇，李清照邂逅了赵明诚，纷纷谱写了琴瑟和谐的佳话。而后，命运陡然逆转，爱侣早逝，他们还没来得及从亡妻、丧夫的悲痛中缓过神来，便又遇国破的时代悲剧，帝王沦为阶下囚，受尽屈辱，孀妇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每忆起意气风光的少年时，越感念后来的遭遇之惨痛，绝世才华化作泣血哀鸣。李煜和易安，都经历了生活的幸与不幸，本就心思细腻、多愁善感，丰富的人生体验又令他们把更多千回百转的心思注入词章。妄加揣测，总感觉他们若能相见，必能引为知音。明戏曲家卓人月也曾感慨：“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假若二李穿越时空而相遇，灼灼才华与郁郁悲痛相互碰撞，不知会在诗词的海洋激荡起何等壮观的浪潮！
原来，李清照果真“遇到”过李煜。易安居士曾认真研读李煜的词作，某一日，她读到了这首《相见欢》。同样爱极百花的易安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对“林花谢了春红”的感伤里，而是掩卷长叹：“亡国之音哀以思。”
她读懂了那个落魄的帝王、潦倒的文人。
梦乡是落魄者最好的去处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后人多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视为李煜的绝命词，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北宋蔡绦在《西清诗话》曰：“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含思凄惋，未几下世。”他认为《浪淘沙》才是李煜绝笔。现代词学家唐圭璋先生亦表示了赞同，称《浪淘沙》“殆后主绝笔，语意惨然。五更梦回，寒雨潺潺，其境之黯淡凄凉可知”。
李煜词作的前后分期，多可从内容与风格辨出。时光的流逝不仅能使青丝变白发，还会消磨斗志，让过往的一切化尘归土，甚至抚平心灵的创伤。然而，在幽禁岁月里，看晴空红日当头，见皎月爬上树梢，寒来暑往，雁去雁回，从江南烟雨中走出的李煜，却始终无法植根于北方的土壤，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痛苦与他如影随形。
在北国受人监控的岁月里，最初尚能隐忍克制，越往后，他的忍耐渐濒临极限，仿佛突然就生了反骨。原来被表达得隐晦的故国之思，渐渐趋向明朗，连赵光义施加的威慑和压力，也再不能阻挡情感的喷发。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痛苦鲜明而强烈，直至哀沉入骨。
对于“痛苦”的感受，鲁迅先生曾有过令人折服的阐释。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梦中的李煜，可回江南，可坐龙椅，可与兄弟对弈，可拥娥皇入怀，即便他只是在一个缥缈处闲极无聊地游荡，终归逃离了如牢笼一样的汴京。但醒来后，他还是在那座小院里，抬起头，也只能看见汴京的一方天空。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梦解释为“愿望的满足”，还有哲学家尼采说“梦是对白天失去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皆是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当愿望无法达成时，便在梦中求得片刻的圆满。古典文学中与梦有关的话题千百年来不绝，无论庄周梦蝶还是黄粱一梦，抑或李白梦游天姥山、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都是因主人公所遇之事不随人意，所以他们才在梦境里勾画理想世界。
李煜传世词作不过三十余首，与“梦”相关的有18首，占据半数以上。他前期作品记梦，多写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如“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梦回芳草依依，天远雁声稀”；后期作品里的梦境，则多与故国相关，典型的如“闲梦远，南国正芳春”、“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再者，就是因为对故国生活的回望，从而诱发的对人生如梦的感慨，《子夜歌》当属这一类：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