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官场上，都需要谨慎。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屡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古人日钦、日敬、日谦、日谨、日虔恭、日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
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
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为官生涯中，曾国藩经过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而建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困难也就越大，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尽量将事情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一八六一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辛酉政变。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慈禧有意要肃清肃顺一党。
曾国藩和肃顺虽然有关联，但他认为慈禧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禳太后仍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太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但是，他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地处理与朝廷之间的关系。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到那时候，她将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因为，他还搞不清楚朝廷的真实目的，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官位大升在他看来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事情。
这一年十一月份，他先后给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
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这使他更加担忧。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唯谦虚谨慎而已。
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时省惕而已。"一八五四年九月，曾国藩给诸弟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i斤则操持大局。奕诉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又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
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诉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新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一八六五年后，奕诉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精通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清楚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
"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之至。
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奕斤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
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一八七一年，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身节俱全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刨下来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