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敲竹杠
在印度，我们的前院里就有恐怖分子出没。
他们躲藏在树上，时刻监视着我们。然后，就在我们转过身子的一秒钟时间里，他们便会俯冲下来，发动袭击。一开始，我们的恐怖分子满足于抢夺我们的早餐烤面包或一小块松饼。然而，当泽尔达跟着我们从卡布医生那里回来，在治疗期间和我们一起居住时，她就成了他们最喜爱的攻击目标，我们的恐怖分子乌鸦大军想尽各种狡猾的方式来戏弄和折磨她。
举个例子，一天傍晚吃晚餐之前，伊达和我呆在前廊上，看着渐暗的天色，享受炎热消散后的第一股清凉气息。席拉端着一盘新鲜出炉的飞饼走了出来，这些松脆的印度薄饼是绝佳的开胃小吃，搭配青柠汽水或烈性饮料享用时尤其美味。泽尔达看上去有点恼火：咋回事，我怎么就没有开胃小吃呢？于是我走进厨房，看看能为这个饥饿的小姑娘找点什么吃的。
冰箱里不乏各种美食。除了她每天养生必备的可的松注射和药浴之外，卡布医生还给泽尔达制定了一套富含蛋白质的饮食计划，来帮助她增强体力，修复皮毛。因此，席拉每个星期都要走两三趟佐巴格大街的肉铺，为我们，也为泽尔达带回来各种肉类。然后，席拉会给小狗准备上好几天的食物，并从我们的晚餐和午餐中留出点米饭、蔬菜和健康的残羹给她吃。席拉煞费苦心想让她的伙伴泽尔达长胖些，不过她也有点儿沮丧。“您知道吗，夫人，”她有一天对伊达说道，“这只小狗比大多数印度人吃得还要好。”
我们发现，排骨是泽尔达的最爱。席拉擅长用酱油和印度香料为我们制作猪肋排，她还会把其中的一些肉加到泽尔达的食物里面。接下来几天里我们为泽尔达准备了特别的美味：硬邦邦的肋骨供她咀嚼，当然啦，我们得紧盯着她。此刻，快到开饭时间了，我在冰箱里找到了存放着的一些肋骨，便取了一根出来给泽尔达。她才刚刚在草坪上舒展身体，用脚掌摆弄着骨头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乌鸦就开始策划起他们的阴谋，并且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在树上等待时机准备发动袭击，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随之而来的场景经过了巧妙的构思和实施。首先，一只乌鸦开始哇哇大叫，吸引我们和泽尔达的注意力。然后，这只乌鸦展平翅膀，直接朝泽尔达的头部开始俯冲轰炸。泽尔达一跃跳起身来，准备抵御攻击。然而，乌鸦滑翔而过，发出一声狂叫，泽尔达追着它跑到了院子另一头的灌木丛上。乌鸦从那里懒散地纵身飞起，重新回到树上，得意洋洋地向下俯视。等到泽尔达回去找骨头的时候，骨头自然已经无影无踪了；第二只乌鸦与同伙串通一气，趁着没人注意时偷溜过去把骨头给抢走了。泽尔达将鼻子贴着地面，在草坪上四处搜寻着她丢失的珍宝，但哪儿也找不着。她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我们；我们的姑娘彻底被耍了。
不过，不必担心。我走进厨房，又拿出了一根肋骨供泽尔达消遣——也供我们消遣一番。这种娱乐方式趣味无穷。我们的前廊时光时常会其乐融融。无论白天或黑夜，坐在那里就像是前排入座欣赏印度版的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表演；形形色色的奇异秀轮番上演。一位体态优美的高挑女士头顶着一大篮芒果向我们兜售。一位吹笛的老大爷提着一个装有眼镜蛇的罩篮，花上五卢比就可以观赏眼镜蛇起舞。一位衣衫褴褛、光着脚丫的男孩用破烂的绳子牵着骆驼穿行于佐巴格大街上，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出来骑骆驼。另外，我们的警卫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在附近巡逻，轮到他当班时他会经过我们家，用木棍敲敲我们的大门，让我们知道一切安好。这天晚上，他刚开始敲第一下门的时候，泽尔达冲过去迎接他的到来——这让那些邪恶的乌鸦有了充裕的时间抢走她的第二根骨头。我们的姑娘又一次被耍了。
我们家附近还有另外一个恶棍，他可不像我们的乌鸦恐怖分子那般狡猾或有趣。他是我们一位医生邻居的司机，这个司机和他的家人住在我们房子后边小巷内的仆人住所里。一天晚上，就在泽尔达快要完成卡布医生的治疗、伊达和我正在门廊上享用甜点的时候，席拉突然从厨房里走出来。“麻烦事来了，先生。司机想见您。”
席拉领着那人来到门廊上，他随即用满是责备口吻的印地语发起了激烈的语言攻击，伊达和我都听不出他在控诉些什么。和往常一样，席拉帮了我们一把。“他说吉尔达是他的狗。”（席拉向来无法读准泽尔达的“泽”字发音。）“他管她叫小黑，还说他每天都喂她吃东西。先生，他说您偷了他的狗。”
偷，是么？
眼下，我们已经为泽尔达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我们到自己的医生杜克·查瓦拉那里看病时花的开销基本是8美元左右，他可是一位在哈佛接受过热带医学教育的专家，而在卡布医生的诊所里，给泽尔达记下的账单数额却是这个金额的十五倍或二十倍之多，一只街头畜牲竟然花了我们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只小家伙。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做出收养她的决定；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在帮她恢复健康，以便日后能为她寻找一户印度人家作为她合适的归宿。尽管如此，我可不会让别人把她给骗走，这个男人肯定不会得逞。他的目的明显令人生疑。泽尔达这个小东西既讨人喜爱，又放荡不羁，我完全相信她的魅力在这附近一带已经传播开来，但我却难以相信这男的对小狗有一丝丝关怀之情。我的猜测是，他发现泽尔达在我们的院子里活动，见到我们对她产生了感情，于是就跟我们的乌鸦恐怖分子一样，他开始策划计谋。我敢肯定，他所谓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用来敲竹杠罢了——我可一点也不买账。
“呃，”我对那个人说，“你说我们偷了你的狗，对吧？”席拉翻译了这话，他立即点头称是。
“好的！”我站起身来说道，“那么我们必须打电话报警！我这就去拿电话。”
这回席拉不必帮忙翻译了；那人懂得不少英语，反正够用了。“等等！”他说，“别报警！”
在我动身前往印度之前，美联社的国际新闻部主任兼知名驻外记者斯坦·斯文顿请我吃午餐，把他认为我需要了解的关于印度和我首次驻外任务的一切信息都告诉了我。“印度会让你大跌眼镜的，”斯坦说道，“它会挑战你浑身上下的每处细胞，令你质疑自己对于民主与****、道德与不道德曾有过的每种信念。只要记住：身为记者，你的工作不是去评头论足，而是去理解体会。”
斯坦说对了：在印度，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并试图理解一些新的打击以及一些新的道德困境。举个例子吧，我才刚在佐巴格大街上找到出租的房子，麦伦就告诉我说我必须着手准备招聘一支员工队伍：一个厨师、一个清扫地板的女佣人、一个洗衣男工等等。“麦伦，”我说，“我什么人都不用招。我不想要任何仆人！我自己就能搞定一切。”麦伦只是一笑置之，“首先，”他说，“你不会有时间或精力来自己搞定一切的。我们要报道一项重大事件。你哪有时间去购买食物或洗衣服呢，何况是顶着100多华氏度的高温？再说了，这里是印度；你要是不雇用仆人的话，你的邻居们会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的——他们会说你不肯帮助他们的人民。”
打从这开始，本来就已经很复杂的道德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那位新的女房东恳求我雇用她的男洗衣工，她的道比[1]，说是他一贫如洗，家里还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宝宝，急需用钱。于是，我面试了她的洗衣工并当场雇用了他。他特别腼腆，骨瘦如柴，两条腿就像牙签一般，他身上穿的那件小背心吊在胸前犹如悬挂在尸体上。不过，这个男洗衣工很快就成了我的好兄弟。他每周会有两个上午骑着自行车过来，我们俩会相互说笑逗趣——尽管我们连对方说的一个字都听不懂。这个男洗衣工真是难能可贵的人：他心灵富足，风趣幽默，似乎能用他那单薄弱小的双肩扛起整个世界的重负。我称他为“道比·杜宾斯基，全印度唯一的一位犹太人洗衣工”。
到了他开始干活的第四个星期，我觉得他很可怜，于是给了他双倍工资。我以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女房东一听说这消息，随即从她楼上的公寓里冲下楼来，开始大声吼叫。“你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她叫喊道。是的，她坚持要我雇用她的洗衣工因为他贫困潦倒，可现在我支付给他的工资实在是太高了——我会惯坏他的，从而毁了她以及佐巴格大街上其他所有人的一切！马克·吐温肯定会觉得这幅场景妙趣横生：我们演绎了一出完美的傻子出国记[2]。
此外，伦波丽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伊达和我刚开始在佐巴格大街安家的时候，一位名叫拉丽塔的可爱女孩为我们清扫地板。她早上和晚上都会来到我们家，蹲下身子如螃蟹般在屋子里缓缓爬行，用一把稻草制成的简陋扫把清扫着污垢和灰尘。拉丽塔因结婚而离职时——我想她当时约莫十二岁——席拉为我们找来了伦波丽，一名贫穷的妇女，年纪大得多，身穿褪色破烂的纱丽，透出一股显而易见的悲痛怨恨之情。伦波丽和我们一起只呆了几周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有些不对劲。
伦波丽到来的时候，伊达和我通常会在前廊上吃早餐，我的钱包平时就放在我们卧室里的床头柜上。一天，我正准备动身去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的钱包扁扁的；里面的卢比数额比我记忆中的少了。我一开始不怎么在意——里面的总钱数也就是几美元而已——不过这种情况一再出现，于是我将伊达和席拉说出了自己的猜疑。身为律师的伊达想要证据。而雇用了伦波丽的席拉觉得对我们负有责任，想要伸张正义。于是我们在我所有的钞票上都做了隐秘的标记，第二天早上，几张卢比再次从我的钱包里消失时，席拉马上行动起来。她与伦波丽当面对质，甚至还搜查了她的纱丽。等找到做了标记的卢比时，席拉脸色铁青，几分钟后，我们所有人挤进了一辆出租车，向伦波丽家出发，去取回她的更多赃物。
我们发现，伦波丽和她年幼的女儿并没有住在仆人住所里；她们生活在一处行将倒塌的棚户区内一座茅屋里，四周墙壁由压平的纸板箱撘成，一张破旧不堪的轻便床用来睡觉，一个角落里塞满了一堆脏衣服。在我们追求正义的高尚历程中，我们迫使伦波丽从她的轻便床底下取出了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满脸羞愧的伦波丽打开了箱子。里面装着厚厚一摞卢比，全都是小面额钞票，也许总共也就30或40美元。突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当着左邻右舍的面羞辱这个可怜的女人，取回她的非法所得？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我住在那座茅屋里，想养活我的孩子，我也会四处偷点儿卢比，尤其是从一个疏忽大意、蠢到不会放好自己钱包的美国人那里行窃。最终，我们没有向伦波丽要回任何钱；我甚至还把她从我们那里偷的钱给回她，还额外多给了一些钱，前提是她再也不准到我们家去。是的，斯坦·斯文顿说得对：在印度的每一天，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习惯性思维都经受着挑战；每一天都要求我们不去评头论足，而是去理解体会。
我们说回前面那个司机。我突然想到：他难道不是另一个版本的伦波丽吗？见到我们对泽尔达日渐情深，他瞅准机会想从我们的钱包里悄悄偷走一点现金，用这必需的钱去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不是么？“好吧，”我对那人说道，“你说我偷了你的狗，可你又不想让我报警。我则说这狗是我们的。那么，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司机将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至另一只脚，耸耸肩膀。接着他望向了席拉，不过她可不打算让他好过。我也一样，这个骗子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关键时刻此时已经来临。于是我转向伊达：“我们需要做出决定了。我们到底要不要留下这只该死的狗？”
伊达转向泽尔达。“呃，”她说，“瞧瞧她那样子……”
泽尔达此时正躺在草地上，脸部搁在脚掌上，双眼则锁定在我们身上。她一次也不屑于靠近司机，她那来自印度街头的所谓救助者。泽尔达的眼神让我们毋庸置疑：我们的命运就此注定；我们要将她留下。然而，那个诡计多端的司机该怎么处置好呢？坦白地说，我想扭断他的脖子，但是身为印度的客人，我知道运用外交手腕才是最佳最明智的方式。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外交手腕只意味着一样东西：冰冷而现实的金钱。我估计20美元应该能够达到目的了；这个数额很可能比他一星期赚到的工资还要多。“席拉，请你告诉这个家伙，为了这只狗我准备给他200卢比——除非他宁愿要我报警。”
席拉可没有这么慷慨大方。她用印地语跟那人简短交流了一会儿，然后说：“给他150卢比，先生，他就会走人了。”说完她又转向那司机：“不是吗？”我忍不住笑了：“不是吗？”是我最喜欢的印度措辞之一，这话从席拉的口中说出，传达的是一个精彩绝伦、堪比司法裁决的最终定局。
司机点点头，移开视线，伸手接过了钱。幸运的是，我们再也不用见到他的身影了。而亲爱的泽尔达，当然啦，在这小淘气鬼的有生之年，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健康或是疾病，从此成为了我们家不折不扣的一名正式成员。
她依然还是个淘气鬼。从那时起，我们接受泽尔达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为她准备了一个狗窝和一个喂食碗，我们甚至还给她做了一个狗牌，上面记了她的名字和我们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让她安顿下来，或抑制住她于夜间爆发的疯狂行为。在公园里，她还是很喜欢玩球，到了我们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她还是喜欢一跃跳起，往我屁股上一咬——任何警告或威胁都无法令她扫兴。到如今，她已经养成了一种更加恼人的习性。一回到屋内，她会从一个房间翻腾到另一个房间，她最后总会跑到我们的床上，兜着圈子打转，快乐地吠着，将我们的床单和被子翻搅成一团，直到一切变得乱七八糟才肯罢休。她活力充沛，这点我承认，可是我们目前手头的任务急迫且必要：这只野畜牲非得驯服不可——此时此刻赶在宝宝降生之前就得做到。
然而，我们到底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Chapter 4：镜中像
在我们的卧室里，住着一位非同寻常的居民：壁虎。
一天早上我发现了它的踪影，它就躲在自我上大学以来珍爱有加的马蒂斯大幅版画的背后。以我的眼光来看，壁虎并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引人注目的生物，发现它的存在让我感觉毛骨悚然：它竟敢侵犯我们的卧室隐私！我的第一反应是逮住这个入侵者，将它丢到户外去。然而，当我去找席拉寻求建议的时候，她却坚定不移地说道：“随它去吧，先生。壁虎预示着好运将要降临。”
出于性情或教养使然，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热爱数学和自然科学；我喜欢它们的明晰性与缜密性，一想到有朝一日敏锐的思想和科学探究的方法或许能够破解宇宙的种种奥秘，我就深受鼓舞。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之人，既不崇尚信仰也不追求感性，当我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并任职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即使是在我疯狂地迷上写作，将我的主修课程转为写作研讨班时，我对诗歌或创意奇趣并不着迷；吸引我的是新闻学，以及对事实、分析和不同观点的系统化整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每天纷纷扰扰的人类事件和新闻报道带来理性和冷静、公正的科学观。
印度的运行方式却迥然而异。
印度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汇集着各种诡秘的神灵和异教，孕育着各类奇特的仪式和丰富的情感，在这片土地上，占星师、算命人、手相占卜者和预言家向来都不会被当成是疯子或骗子；相反，他们是这个国度中的最高权威，受人爱戴，为人出谋献策。举个例子来说，甘地夫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事先咨询她的占星师们，了解星相是否有利于她打算采取的行动。我努力想抵制这一潮流，可伊达和我还是被卷入这场漩涡中。
伊达和我还没结婚之前，席拉就极力劝我们去请教占星师，算算我们俩的命盘，确保我们的星运走势契合，不仅彼此间的合盘能相互匹配，而且与宇宙间的运行也会和谐融洽。我的科学观并不赞同这个主意，不过，当我们的占星师分析了我们的命盘之后宣布我们俩适合结婚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现在伊达怀孕了，我们又进入到一种全新层面上的占星算命术中。伊达和我都是十分注重隐私的人，可是我们俩要生宝宝的事成了佐巴格大街乃至其他地方共同关注的一起公众事件。如今，我们认识或者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找寻着某些潜在迹象和征兆，从超自然的线索中来推断我们未来孩子的性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当然还有席拉和她的好友全都在四处搜寻着指向幸福结局的迹象：“先生，太太，我们十分确定：你们将会有一个儿子！”个人而言，伊达和我并没有任何偏好；男孩女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好。然而，在印度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生儿子被认为是一项最崇高的荣誉和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是人们殷切期盼的大事，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希望我们生个男孩。我敢肯定，席拉内心觉得，我们卧室里出现的那只壁虎不容置疑地预示着，一个儿子即将降生。
无论生男生女，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一点：伊达在怀孕期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怀孕前，她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怀孕时，她极其光彩照人。她简直洋溢着健康与生气、活力与喜悦的光辉。即使当她挺着一个气球状的大肚子时，伊达还是欢乐地打着网球和垒球，还时常到美国大使馆的游泳池里游泳。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招聘一名驻印度的特约记者时，已经是准妈妈的伊达沉着冷静地拿下了这份工作。在我的眼中，她就是“神奇女侠”，很少有人能有可以与她相提媲美的冒险精神。
在伊达怀孕期的第一阶段，一切事情的进展如我们所愿。可到了怀孕后期，她的医生，一名在伦敦受过培训的印度女性，告诉我们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宝宝的胎位不正；他或她没有移动到适合分娩的位置。如果宝宝没有翻转过来的话，医生警告说，或许需要采取剖腹产生产，可能会有危险。为了对这一情况进行补救，医生督促伊达要在床上平躺几个星期，并将一侧床脚垫高使床倾斜。这一想法认为，重力作用自然会吸引宝宝向上进入子宫，从而使其有更多的空间进行翻转，移动到合适的胎位。
这种方法让我觉得很不自在。这哪来的科学道理？哪有利用到超声波扫描图来查看宝宝的状况？另外，如果宝宝不得不通过剖腹产来进行生产的话，那么新德里的诊所拥有必要的设备吗？要是需要的话，是否有可供新生儿使用的恒温箱呢？当时，印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所听到的答案并不能让我满意。因此，当宝宝一直没有翻转胎位时，我向伊达提议搭乘飞机飞往曼谷，因为我们知道那里的医院和诊所设备齐全。
“别犯傻了，”伊达说，“我感觉棒极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毕竟，在印度每天都有数百万名妇女生下了健康的宝宝，有的就在家里面生产，有的还是在户外田地里生产的。”这就是风华正茂时的伊达：无所畏惧，积极乐观，意志坚定。总而言之，令人敬佩。
此外，我们还有泽尔达要操心。
到了这个时候，多亏卡布医生的治疗和席拉的烹饪，泽尔达的体质达到了最佳状态。她的体重增加了，她接受了狂犬病疫苗注射，那些表明她状况不佳的褐斑已经消失了，此时的她皮毛浓密乌黑。和伊达一样，泽尔达现在也充满着活力与生气——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
随着宝宝预产期的临近，我们的生活重心从前廊转移到了我们的卧室。卧室本身现在完完全全变了个样。在房间远处一侧的墙边，我们摆放了一张单人床，伊达大多数时候都谨遵医嘱，抬着腿躺在那张床上。在房间前方的一侧，我们摆放了一张漂亮的柳条婴儿床，离婴儿床一臂距离的上方吊着一个悬挂饰物，饰物上的玩具在吊扇的微风吹拂下快乐地舞动。在婴儿床的旁边，也是我们家壁虎居住的马蒂斯版画旁边，我们放置了一面落地式的全身长镜。伊达经常会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察看着她在孕期各阶段的身体反应。房间的中央是我们的大床，我们想象着一旦宝宝诞生，这里将成为我们的喂养站、尿布更换台和摇篮曲中枢区。
然而，泽尔达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我们在卧室里花的时间越长，泽尔达对“她的”床就有着越强的独占欲。伊达平躺在单人床上的时候，泽尔达就会在主人床上伸展身子，将床占为己有，跟普鲁士将军占领一个刚被征服的城镇时毫无二致。有时我刚一靠近，泽尔达甚至还会对着我吼叫，仿佛我侵犯了一片完完全全属于她的领地似的。这个时候，任何驯狗师都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狗狗在显示她的统治地位，她在极力表现出她的完全控制权。好吧，这点我可以理解。然而，随着宝宝诞生之日的日益临近，真正的问题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拿她如何是好？改掉她的习惯吗？如果要改，怎么改呢？
此时，一名训练有素的驯狗师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一位天资聪颖的狗语者极有可能会到家里来，聆听泽尔达非同寻常的心理，然后迅速地掌控局面。可这两种情况都不适合我。我没有时间可以去寻找一名研究狗狗行为的专家。眼下，英迪拉·甘地做了一件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事：她呼吁举行新的选举，目的在于将她的****权力合法化。我们在美联社分社中的工作量顿时倍增。因此，此时的我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什么时间来试图驯化泽尔达，让她改掉喜欢霸占我们床的危险习惯。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有所行动，我决定采用一种理性、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制定了一套双管齐下的策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泽尔达离开我们的床，同时，教会她服从“坐！”“躺下！”和“叫！”等基本的指令。我认为，诸如此类的训练能够重新维护我身为一家之主和团队领袖的角色，我希望，这么做能管教住那只野畜牲。这套策略很靠谱，不是吗？
为了实施我的计划，每天天一亮我就会拿出一堆饼干或少量烤面包，开始训练过程。我会说：“泽尔达，坐！”狗狗却只会一脸茫然地盯着我看。我会把食物高举过她的头顶，在理论上促使她放低臀部形成坐姿，可她只会绷直腿部，跳上来抢食。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把她的屁股按到地上，再给她一点奖励，就好像她终于理解了“坐！”这一指令。然而，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可泽尔达就是无法将“坐”这个词语和坐下这个真正的动作联系起来。我就这么坚持训练了几天几夜。一点效果也没有。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只野狗的DNA里丝毫没有“服从”这个词语和概念。
床的问题还是亟待解决。我不信奉打狗或打小孩，除非是在安全问题胜于一切的极端情况下。可是，当涉及到泽尔达和床的问题时，我快无计可施了。我会大喊一声“不！”，将她赶下床，赶出房间，可过了几分钟之后，她又会偷偷地溜回来，跳到床上。这实在是令人恼火，至少可以这么说。有人建议我用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来教训她，先用手拍击报纸——那种声响会让她明白我是严肃认真的——如果不奏效的话，就用报纸打她的屁股。无可奈何的我把两种方法都试过了，可还是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我开始觉得，宝宝一旦降生，我们将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将泽尔达赶出家门，让她回到街头流浪。我们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就在我束手无策之际，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伊达和我正准备上床睡觉，泽尔达冲进房间里，恰巧在我们的全身镜里看到了她自个儿的映像。她顿时受到惊吓，径直跳了起来：这是个什么玩意？你几乎可以看穿她脑子里的疑惑。接着，她又一次战战兢兢地靠近镜子——当镜子里的另一只狗狗再次出现时，泽尔达往后一跳，开始惊恐万分地对着镜子狂吠。伊达和我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幕一直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泽尔达从角落里探出个头来，看看另一只狗是否还在，然后又不知所措地跳了回去。她闻了闻地板，嗅了嗅墙壁，朝床底下张望，找寻着那个新入侵者的某些迹象，可这一切只会让她更加困惑不解。
最后，泽尔达想出了一个主意。她鼓起勇气，趴在地上，然后慢慢地朝镜子匍匐爬行。当两只狗鼻尖相对时，泽尔达歪歪脑袋——开心地见到另一只狗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了她。接着，泽尔达伸出一只脚掌放在玻璃上，自然而然，另一只狗也伸出脚掌打招呼。眼前的这一幕很是感人。最后，泽尔达满怀希望地摇摇尾巴，缓缓地贴近镜子，为她的新朋友献上了深情一吻。当然啦，那只狗也回吻了她。所有这一切实在是可爱得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不过我感觉到我们眼前所展现的场景其实另有深意。我们的街头畜牲正在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自我认知，养成新的自我意识，了解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不知道还能用哪种方式来描述，我也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某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泽尔达的镜中像小插曲之后，我们取得了突破。一天早上，我手上抓着一把食物，朝泽尔达喊道：“坐！”——她坐了下来。这肯定是纯属侥幸，绝不可能再次上演。我又喊了一声“坐！”，她又坐了下来。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令我喜不自禁。我觉得自己就像亨利·希金斯在训练伊莉莎·杜利特尔一样，当她终于掌握了“The rain in Spain……”（西班牙的雨……）的准确发音时，我的耳边响起了《窈窕淑女》中的那首插曲。如今，泽尔达的训练变得轻而易举。她学会了“叫！”“躺下！”“翻身！”和“伸出脚掌！”每一次她都会开开心心地服从指令——哪怕是我不再给她食物作为奖励。伊达和我肯定是既激动不已，又如释重负，席拉则连忙跑到肉铺买了一大块排骨。派对即将上演！我们的小姑娘快要登场了。
这一年春天，英迪拉·甘地也得到了一点教训。不少魅力超凡的领导人喜欢遏制新闻舆论，身边不乏各种谄媚者，同样，她设法使自己相信，她可以将公民自由束之高阁，把反对者关进监狱，彻底违背人民意愿实行统治——仍然会再次当选新一届总理。不过，在选举日当天，印度各地的数亿民众——来自每一个种姓和宗族的富人和穷人——在高温多尘的天气里站了数小时，为的是利用他们手上唯一的工具来表达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选票。随着民众用手中庄严的笔一挥，英迪拉·甘地当即就被和平地剥夺了权力。
对于麦伦和我来说，获悉并报道这一事件让我们非常激动。两年来，甘地夫人及其随从一直主张，民主是印度民众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品。他们称，印度过于辽阔多样，问题过于复杂，人民过于纯朴无知。此外，他们还声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印度的原产物。这两者是殖民统治的残存累赘；印度必须将其摒弃，寻找印度自己的政体及其自身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许多受人敬重的印度记者和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看法，当甘地夫人被赶下台的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深感震惊。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身为反对派的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乘坐卡车和公共汽车在新德里的大街上游行，一路上喇叭轰鸣，音乐震耳。这一天仿佛就是全国性的假日。一名印度记者桑杰·哈扎里卡站在我的身旁一同观看着游行活动。“保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说，“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我们人民的智慧。”
在这场剧变中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伊达和我正在跟我们的朋友约翰和克莉丝·尼达姆吃午餐。我们在户外的门廊上，突然间伊达凑上前，对着我低声耳语：“我能跟你说点事吗，私下聊？”
“不好意思，”我对约翰和克里斯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猜猜咋了。”伊达说。
“你是说……？”
“嗯。我想我的羊水刚刚破了。”
我们向克里斯和约翰表达了歉意，为伊达收拾了点行李，随即匆忙赶往杜克·查瓦拉医生的东西方诊所。整个分娩过程绝非易事——花了超过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到了第二天清晨五点钟，伊达生下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后来我们给他起名叫贾斯汀。宝宝是臀位出生的，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不过伊达的自信证明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她的医生毫不费力地接生了宝宝。
经历了漫长一夜的分娩过程之后，伊达和我又激动又疲惫，等到母子俩都安然入睡了，我即刻走出诊所，想找辆出租车回家倒头就睡。我不必费多大的工夫。
诊所的外面，旁遮普·辛格正在他的出租车驾驶座上睡觉。前一天晚上他火速地把我们送到了诊所，虽然我已经向他支付了乘车费叫他回家，但是旁遮普整晚都在外面呆着，翘首等待，忧心忡忡，迫切希望确定我们所有人全都安然无恙。在我的眼里，这个人绝对是一位可亲可敬之人。
我溜进车里，在他身旁的前座坐下，在我们返回佐巴格大街的一路上，我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旁遮普听。他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他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默不作声地开着车，我看得出来，他努力想要彻底体会这一刻的深远意义。“您是一位非常幸运的男士，先生，”他最终开口说道，“您独自一人来到印度，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女士，现在她还为您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这肯定为您带来了美妙无比的感觉……”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骤然夺眶而出。一夜之间，我的世界，我的意识发生了永久性转变。科学与理性可以解释许许多多的事情，但却无法完全解释降生和生命的神奇，甚至根本无法描述出宝宝的纤细手指或刚从子宫里出来的皮肤味道。我用双手抱起这个小小的生命，感受着他体内的生命脉搏，我的内心顷刻爆发，只觉一股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情感涌上心头，如此强烈，如此美妙。贾斯汀获得了新生，而从某种难以言表的意义上说，我也获得了新生。
旁遮普恭敬地等着我恢复平静，然后他对我说道：“先生，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这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从今天起每件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您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就此改写。从今往后，这个男婴和今后降生的宝宝将成为您最在乎的珍宝。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而且会一直延续。”
旁遮普的话千真万确。几天之后，我把伊达和宝宝贾斯汀接回了家，每件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伊达从“神奇女侠”摇身一变成了“神奇妈妈”；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现在都已适应了我们家宝宝的每一种需求和愿望。对于他的任何要求，她有求必应。不需要任何言语来表达。席拉的情形也一样：她转眼间就从厨师转变为嬷嬷。在伊达需要休息的时候，席拉会给宝宝洗澡，抹爽身粉，抱着他，唱歌给他听，而当他哭闹着睡不着觉的时候，席拉就会借鉴古时的产妇知识，熟练地给他来个爱心按摩，宝宝就会神奇地安静下来，慢慢进入梦乡。我对她们俩满怀敬畏之情。看看席拉，再瞧瞧伊达和她怀里的宝宝，我心想：这就是母子情。女性的力量。我们男性或许有我们自身的美德，然而女性和我们无法触及的原始力量之间却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
泽尔达同样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变化。傍晚时分，泽尔达和我依然会到公园里玩球，到了训练快结束的时候，这只任性的小畜牲仍然会围着我打转，她还是会跳起来咬我的屁股。不过，自从我们将宝宝带回家的那一刻起，泽尔达就再也没有跳到我们的床上了。有人在给宝宝喂食或换尿布的时候，泽尔达总会谦恭地站在几步开外，注视着，守护着，宛如一名负责警戒的哨兵。当伊达将宝宝带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在阴凉处小睡时，泽尔达总会安静地躺在宝宝睡篮的旁边，照看他，保护他免受乌鸦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