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4团结一致，形成良贾、善贾、诚贾的规模效应
晋商极力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他们推崇高尚的商业道德。
例如范永斗，作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至其子孙，都将这种信义继承了下来。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孙子范毓经过认真核计，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其间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范氏的这种诚信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注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等等，这种恢宏气魄，影响深远。
晋商对同行的宽容，对自己人却严加要求。
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管账、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殴的，立即开除出号，而且其他商号也永不会录用。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里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戎戒之。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实行了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经理)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
晋商经商管理上也并非毫无道理的严管，他们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来做出最优的判断。
太谷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给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再付给他本钱，让其继续干。后来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新开了四家分号：“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
内部的团结一致管理有度，外部的和气生财，诚信经营，晋商经商似乎始终要改变人们“无商不奸”的传统思维，他们不但要求自己，还在努力创造整个行业的这种诚贾、良贾氛围。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都要建立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并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号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协调商务活动。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
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比比皆是晋商留下的痕迹。
在这种良好的商业氛围下，在当时涌现出一批晋商巨富，如平遥的李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太谷的曹家、孔家，介体的侯家，冀家，蒲州的范家、张家，洪洞的李家，临猗的阎家，大同的薛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壶关的王家等。清代全国最著名的票号51家，山西就占了43家。
“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晋商处处体现出富而仁义的贾道精神，为今世商人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现在新一代晋商，新世纪的中国企业家，应该从晋商的诚信经营实践中得到启迪，学习发扬晋商精神，勇于挑战自我，超越晋商，与时俱进，真正做到诚信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