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莎莉文小姐度假回来后，关于《霜仙》这篇小说的事我已经忘却了，因此，也就再没有提起。可能是因为她回来后就开始陪我阅读《方德诺小君主》吧。这个故事挤满了我的脑子，因而就将别的故事置之脑后了。但霍布金夫人的确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读给我听过。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走出了我的记忆，但最终它却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别人的思想之花。
那段日子是悲苦而忧愁的，但是却有许多表示同情和问候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那些最要好的朋友一直相信我。康贝尔小姐甚至亲笔写信鼓励我：“将来有朝一日你也会写出自己的巨着，鼓励和帮助你的众多读者。”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成现实。自从那场《霜王》风波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舞文弄墨了，的的确确，从此以后，我总是诚惶诚恐，担心流出笔端跃然纸上的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给妈妈写信时，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都会猛然袭遍全身。所以，我会把每个句子反反复复地念上几遍，直到确信那些句子不是在书中读过的。如果不是莎莉文老师始终如一地鼓励和肯定，也许我不会再有书写的欲望了。
后来，我终于找到并阅读了康贝尔小姐的《霜仙》，仔细看了一遍，果然发现其中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中，我的文字风格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都与康贝尔小姐的作品有相似之处。那时我正在写《霜王》，和其他许多信件一样，那封信中其中的一些段落足以表明我的思想全然渗透着《霜仙》的故事。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老师，然后为自己描绘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抚慰我的寂寞，只有那五彩斑斓的秋叶”，而这句话正是康贝尔小姐小说中的句子。
在我早期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你会发现，我常常把自己喜欢的句子为我所用，当作自己的想法再另写一遍。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作文里，我曾挪用了一些其他书上生动形象、变化多端的描述，那些文字的出处如今已经遗忘了。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对古迹情有独钟，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有着解不开的情结。于是，我在读书时，便格外留意摘抄诗集和史文中的片段以取悦于他。安那诺斯先生曾称赞我那些描写古城的作文“饶有诗意”。不过我无法理解他竟然相信这样的作品会出自一个11岁的又盲又聋的小女孩之手。但是，我也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作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懂得选用明确清晰、生动形象的文字，把自己欣赏的富有诗意的意境表达出来。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我在早期创作时也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必须不断地取其精华，模仿别人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只要能激发浓厚兴趣的东西，我都会有意或无意识地刻录在大脑的书页上，化为自己的思想储备。
“一个初涉文坛的人，一般都有模仿自己羡慕崇拜的作品的本能，然后才不断地变化和转化。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历多年的实践，才能在拥塞的思想道路上自由漫步，驾驭浩浩荡荡的文字大军。”史蒂文森说。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经历这一过程。坦率地说，我常常迷惑哪些思想是我自己的，哪些是书上的，因为书上的东西已渗透到我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用颜色不一、七零八碎的布片拼凑出来的衣服，扎眼的粗布头上掺杂着鲜艳的绸缎和雅致的天鹅绒。同样，我的作文虽反映出我那些粗陋不堪、尚未成熟的观点，但其中也夹杂着从书中汲取并铭刻在心的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在我的心目中，写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把那些处于感情边缘、杂乱无章的思想用学过的语言梳理并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摆七巧板一样，我们脑子里先形成一个图样，然后就看如何用语言描绘了。但是，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贴切妥当，即使合适，也可能和构思大相径庭。即便这样，我还是毫不气馁，再三思考，因为我认为，既然有人成功了，我也一定能行，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史蒂文森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在创作方面没有天赋，那么他一生也写不出什么富有创意的东西。”也许我就是这种人，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企盼有朝一日我能拙笔生花，游刃有余地表达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思想感情。这种强烈的意愿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将《霜王》风波带给我的震惊、恐慌和痛苦化为创作的力量，并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换个角度思考这件不愉快的事，也许对我大有裨益。经过这件事，我认真反省和思考了一些写作方面的问题。让我惟一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当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我的作品《我的生活经历》以后，安那诺斯先生曾给麦西先生写过一封信，他说，《霜王》风波发生之初，他就认为我是无辜的。他还说，当时，由四个盲人和四个视力正常的人组成的“法庭”，其中四人坚持认为我心知肚明别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他四个人则持相反意见，而当时他支持后一种意见。
但不管安那诺斯先生支持谁的观点，当我踏入那间屋子时，直觉告诉我那些人都在怀疑我，屋里弥漫着一种敌对的气氛，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印证了我的预感。在此之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他的膝上，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玩耍嬉闹。我可以觉察到，那场风波发生之初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老师是被冤枉的。后来，他又不明原因地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对这件事一查到底，我也不大明白，甚至不知道“法庭”成员姓甚名谁，后来，他们对我也置之不理了。当时，我紧张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事，只有袭上心头的阵阵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别人会问我什么，我应该怎样回答。
我之所以将《霜王》事件的始末如此详尽地讲述出来，是因为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受到这件事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同时也为了不导致误解，我尽可能翔实地写出所有事实的始末，既不想替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我和家人在亚拉巴马州团聚。那里百花盛开，我无忧无虑，那场风波带来的所有忧愁和烦恼都已销声匿迹了。
夏去秋至，深红和金黄的秋叶改变了大地的颜色，一串串硕大的葡萄垂挂在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金色的阳光暖暖地照射在上面，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创作我的回忆录，那是在我写《霜王》那篇小说的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而且总是担惊受怕。惟恐那些不完全是自己的。只有莎莉文老师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和不安。不知为什么，我对《霜王》如此敏感，甚至不想再提。有时，在我和莎莉文老师谈话中，一种深层而新颖的见解突现时，我会轻声地告诉她：“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是我自己头脑中的东西。”有时，我写着写着，就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还常常自言自语说：“如果这部作品与很久以前的作品再次雷同，那该怎么办呢？”一萌生这个想法，我的手就颤抖不已，这一天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即使现在，我也时常感到焦躁不安。那些可怕的经历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它所造成的影响，我现在才意识到。
为了让我重现昔日的自信，莎莉文老师想方设法安慰我，帮助我，他说服我写一篇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短文，投寄给《青年之友》。当时，只有12岁的我写起这类文章来是很困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受益匪浅，否则我不会落笔千言。
创作之初，我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下来了。莎莉文老师在一旁鼓励并引导我。她明白，只要我义无返顾地写下去，就能重树信心，施展才能。我在《霜王》风波发生之前，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后来，却变得消极沉默了，脑海中总是萦绕着抽象的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我才逐渐走出了那场伤心风波带来的阴影。经历了这次磨练，我的头脑更加清醒，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