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所讲述的只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一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经整理后集成出版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有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在我们的期刊上连载你的传记，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知道对方此行的目的后，我曾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难道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以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同意把《少女时代》的稿子连载在《淑女书报》上，并得到3000美元的稿酬，不久后又和他们签定了合约。
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的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件事就这么草草决定了。
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不知道写什么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可以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人，在我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截稿的概念，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有时，我会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的内容大多使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尤其是看到类似“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六页和第七页的关系不明，速回电说话”的电文，更是心乱如麻。
然而，我的运气还不错，通过同班同学蕾诺亚的介绍，我结识了一个后来给予我大力帮助的人，她告诉我：“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这个人就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梅西先生，他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梅西先生给我的初步印象近乎完美。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翻阅了我带来的文稿和相关的资料，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自从认识他以后，我每次都能如约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捷，感情丰富。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我没有得到梅西先生的帮助。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时期间，遇到了这种困难，其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我不得不在别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依然在学习。洛奇老师在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跟不上进度已不足为奇了。
现在（绎者注：指1928年），盲文书籍已有数千册之多了，都是红十字会专门为盲人出版的，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加起来不超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如饥似渴地用双手来“读”这些书，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我读盲文书籍时都会觉得十分快慰，我终于可以不依赖别人，独立学习了。
说到学习，我最擅长的还是文学和历史，阅读和理解都不成问题，而且成绩优异。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再加上我从小就喜欢文史，因此成绩好也不足为奇。如今回想起来，反而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我在大学期间，没能与那些博学多才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成了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我只是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艾里华博士为我的毕业证书签过字，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有时在校外偶遇时，他们会十分亲切地和我打招呼。
由于我的身体有缺陷，因此我无法与班上的同学更融洽地相处，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逗我开心。同学们都很信任我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一天，朋友们邀我去居住在鲁克林繁华地区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是一条普通的小狗，算不上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发出欢乐的叫声。
“啊！汤姆斯伯爵，很喜欢海伦。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立刻回答：“是的，它真讨人喜欢！”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小狗作为礼物送给你吧。”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明白了大家的意思，高兴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汤玛斯伯爵的确通人性，我的话刚一出口，它就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感觉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语音刚落，汤玛斯伯爵似乎特别喜欢这个新名字，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剑桥的家。
当时，我们租住库利兹街14号的一座房屋。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它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这所房子的隔音效果很好，虽然正门对面马路上车来车往喧闹异常，但是关上房间的门却听不到任何噪音。
屋后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植了美丽的花草，有三彩紫罗兰、康乃馨、天竺葵等，种类繁多。花朵的芬芳还时常散溢到我们的房间里。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女孩的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有时恍若置身于充满意大利风情的田园和淳朴的村落。
居住在库利兹街的时候，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先生，名叫菲利浦·史密斯，目前他在阿拉斯加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主动辅导我做功课，并带我去教室听课。
约翰·梅西先生自然在我的好友之列，他一度普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我们这群年轻人朝气蓬勃，常常去乡村徒步旅行，十多里的做路程竟然丝毫不觉得累。有时我们也骑自行车闲逛，乐不思归是常有的事。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普照树林的和煦秋阳；掠过树梢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都是那样安静祥和，怎能不让人陶醉呢？
冬日的夜晚空气清爽，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时，我们租一辆有篷的马车去外面闲游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吃上一顿可口的夜宵……我们都觉得这就是神仙过的逍遥生活。
有时，我们也会在漫长的冬夜燃起熊熊炉火，然后，围坐在旁边，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我们总喜欢追根溯源。
我们都有独到的见解，并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但纯粹的讨论根本撼不动社会问题的根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空想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们当中有几个“激进派”时刻都有同“叛徒”决斗的冲动，可惜没有持没的“政见”者。
青春散发出灿烂的光辉，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吹走了我的帽子。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正是草莓飘香的时候，大家相偕去野外采草莓，草莓的芳香和我们的欢笑飘满了整个山间。
唉！我现在还不到垂暮之年，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大学四年的生活稍纵即逝，转眼已是迎接毕业典礼的时候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举行毕业典礼的大礼堂盛况空前，在场的每一位学生都将庄严地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在这次盛会上，一直陪伴并辅导她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将分享她的荣誉和成果。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她在英国文学这门课程上的成绩尤为突出，她的精神得到了师长和同学们的称赞。”
我的英国文学之所以取得好成绩，完全得益于莎莉文老师的帮助，她自然十分快慰。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仅有五六位朋友是专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产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在场的其他老师也没有特意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报纸上形容的盛况空前已经被现实场面完全否定了。
典礼结束后，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鸣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莎莉文老师也应该得到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