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流派的珍馐佳肴如花团锦簇，异彩纷呈，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菜则是这簇花团中一朵曾经十分耀眼的奇葩。在中华饮食文化史上，西安不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发祥地。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烹饪理论的最早提出或者说形成上，而且体现在中国烹饪实践的发展中。
西安是周、秦、汉、唐等10多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历时1100多年。为了满足众多帝王将相、豪门贵族的需要，西安本土涌现和造就了一大批名厨，而且汇聚了一大批名师、名厨。这些名师、名厨，不仅带来了各地优秀的烹饪技法，而且研制出了大量的名菜名点、宫廷盛宴，使陕菜博采众长，名噪一时，为西安乃至中华烹饪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遇。唐朝时，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大都会。发达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既对东邻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有巨大吸引力，也受到了西亚、欧洲诸国的仰慕。当时，到长安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有二三百个之多。活跃繁荣的经贸活动把长安的饮食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开始出现了规模宏大、陈设豪华的高级酒楼饭店。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御膳房的高厨们精研烹艺，不计成本，追奇猎异，创出众多滋味香醇、造型优美的名肴名菜，如“驼蹄羹”“驼峰灸”“消灵灸”“红绫饼”“五色饮”。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各地商贾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风格各异的饮食文化和珍馐佳肴，开设了“胡姬酒肆”等外域酒楼，使长安成为“胡食”和其他外来饮食的荟萃之地；许多国家的外交使团在与长安的各种交往中，也不忘学习高超的烹饪技艺。譬如日本，在贞观四年至昭宗八年的260多年间，就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6次使团，大批日本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其中就有不少专门学习制作菜点的“味僧”。日本平安时代，随遣唐使来到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的空海和尚，在学法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制作面条的技术，回到日本后便把面条的制作技艺传给故乡他的人民，还把相应的餐具——筷子也带回了日本。直到现在，“赞岐面食文化研究会”几乎年年到西安青龙寺做“献面”，以示感恩。唐朝也多次派遣使团，到外域去传授中国烹饪技艺。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鉴真法师东渡时携带了红绿米、面、茶叶、胡饼、烧饼、薄饼等中国美食，随行人员中还有不少擅长烹调的徒弟。
陕菜是西安美食的代表，而西安也让陕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推动了包括饮品在内的中国饮食烹饪及其文化的整体发展，其主要形式为：
第一，酒及酒文化。历史遗迹表明，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村是传说中的酿酒发明者杜康的故里，中国的第一壶酒就是经杜康在这里酿造出来的。到了唐代，酿酒工艺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品种也增加到了30余种。除了皇宫的兰生酒、菊花酒等外，市场上出售的还有葡萄酒、柏叶酒、甘蔗酒等，并相应地出现了酒令及其文化。
第二，茶及茶文化。据《华阳国志》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陕南已开始产茶，到了唐代，包括紫阳在内的山南道，还被“茶圣”陆羽《茶经》列为全国八大产茶区之首，并参与“茶马互市”活动。长安永昌坊开创的茶铺，更成为中国最早的专业茶座，由此产生了茶文化。
第三，肴及肴文化。肴的出现及发展得益于西安。如问世于长安镐京的“周八珍”，不仅开了中国烹饪的先河，而且成了中国烹饪的典范；汉代长安创制的“五候鲭”是中国大杂烩菜的始祖，之后流传全国的“烩全家福”“烩三鲜”“佛跳墙”等，都是从“五候鲭”演变而来的。此外，唐代《烧尾宴食单》中所记的58味菜点都是用料珍奇、技艺精美的珍馐，对后世菜肴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传诸千年而不衰的“烧鱼肚”“鳜鱼羹”“生汆丸子”等佳肴无不有着浓郁的盛唐遗韵，就连闻名世界、被誉为“国菜”的烤鸭，也源于唐长安。
第四，馔及馔文化。西安城乡流行的“石子馍”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烹法，糯米红枣合制的甑糕是用中国最初发明蒸汽原理的炊具——铁甑蒸制的。那锅盔之厚大、长寿面之细长、腊汁肉夹馍之醇浓、油酥饼之酥脆、金线油塔之细润、凉皮子之筋柔、槐花麦饭之清香等，无不彰显着西安饮食文化的诱人魅力。
第五，筵及筵文化。筵宴的基本特征是聚餐性、规格化和社交性，而具有这些特征的最早筵宴为周王室的“礼筵”。到了唐代，长安的筵会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规格高、社交特征明显，除朝廷有“加晏筵”“庆功筵”“临光筵”“烧尾筵”外，又有乡试中举的“鹿鸣筵”、新科进士的“曲江筵”“杏园筵”等，在中国筵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展到现在，西安的筵席除一般的婚筵、寿筵外，还有“八景筵”“饺子筵”“小吃筵”“始皇筵”“盛唐皇筵”“明清官府筵”“羊肉泡馍筵”“樊记腊汁肉套餐筵”等，为中国的筵席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