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宋代程氏兄弟（程颢、程颐）、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则说，《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为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粲然复明于世”。朱熹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以下简称《语类》）照朱熹看来，《大学》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容纳的“纲领”或“间架”，“他书”、“他经”都可以“填补”进去，都可以“杂说在里许”。这种说法是十分大胆新奇的，在过去是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朱熹所以要这样尊崇《大学》，目的就在用《大学》里的说教，填补封建统治思想的缺漏。
二程、朱熹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朱熹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朱熹又因二程遗说，“复定此本”。其中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既不从程，又不从旧。特别是第五章格物致知事是朱熹补写的，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所谓“补传”之文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由朱熹依照自己的见解撰写，强行补进《大学》的，而名义上则托之“取程子之意”。
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朱熹自以为这样定了章句，就做到了“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二程定章句于前，朱熹又定章句于后，把《大学》的原来次序改变了。不经考订，妄改古书，使之服从于自己学术的要求，这是二程及朱熹的一种蛮横的学风。
《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彼此不同。而朱熹的《大学章句》，则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颐。后来，明朝的王守仁又抬出古本《大学》，显然是要在程朱以外另辟蹊径。清人毛奇龄撰《大学证文》，清代以《四书》取士，考《大学》传本，有注疏本（即古本）、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改本、葛寅亮改本等等。另外，还有又丰坊依托的魏正始石经本、汉熹平石经本，即古注疏本。移掇经文，颠倒次序，各逞私意，乃至如是。清代胡渭作《大学翼真》，亦不能免此。《大学》一书的原本，遭遇如此，在古书里实属罕见。《大学》的作者久已作古，对其章次、内容，不复能有所辩白，就一任后人去摆布吧。真可谓“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此诚“慨乎言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