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林莽
一
我说的读，不只是他的书，而且是他的人，或许，对人的喜欢尤甚于书。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这也许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一生的命运，均与美的追求相关，为了这种追求，付出艰苦努力，才取得成功，却无端招来郭沫若“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污蔑，从此不得为文，成了一个所谓“文物研究者”。沈从文被骂倒了，他自然有失落感，甚至神经紧张到几近错乱，意欲轻生而未遂。沈先生在一封信中写道：“……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它竟是谁的损失？”无数热爱他的读者的损失，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这，当然会“叫人伤心”。
正是为了美的追求，他自湘西凤凰古城走出，一无学历，二无靠山，三无显赫声名，只身闯入陌生的北平古城。那年他20岁，住在湖南会馆的一间潮湿小屋中，冬日严寒用冻肿的手写他的小说。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找沈从文。”“哎呀，你就是，原来这么小。”这人是郁达夫。因为看过报上他的文章，特来看他的。郁先生领他去餐馆吃了“葱炒羊肉片”，回来，将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零钱留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个小故事得自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它，深深感动了我，为我揭开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这奇迹的序幕，也使我窥见了他善良、温和品格的影子，以及，老一辈作家对待后来者深情关怀的感人细节。而沈从文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对待后来者，对待每一个年轻人，包括素不相识来访者的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亲切与慈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此，我有亲身体验。
那是1981年5月，我去北京为《海鸥》月刊约稿，拜访几位曾在青岛住过的老作家，其中便有沈老。没有人引荐，事前无约定，便贸然叩开他的门扉。那是他新迁去的居所，其实，也不宽绰，小小的厅，摆着张方桌，他正坐在桌边埋头写什么，原来，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散文选写序。我和同去的刘禹轩兄坐在方桌两侧，听他侃侃而谈。他夫人三姐张兆和沏来了清茶，那茶壶很讲究，与桌上小小的烟灰缸同样精致。这时候，他已高龄，白发稀疏，脸面红润，神采奕奕。除了说明来意，我们几乎没提什么话题，他却滔滔不绝，谈锋甚健。一口湘音，细而快，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那热情，那喜悦感，那亲切如对老友的情绪深深打动了我。这哪像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简直像是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或亲人。当谈到白先勇、金介甫，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壁上悬挂的他与白先勇一起照的相，喜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外界有人说，他被迫改行做文物研究是出于自愿，仿佛他对被切断了创作生涯毫不介意似的，从他的这种情绪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由于他是个心地宽宏、性格温和的人，把一种痛苦藏在内心，从不诉之于牢骚，只默默忍受着剥夺和凌辱。“****”中被指令去打扫天安门边的女厕所，也照样一丝不苟。他内心深处是怎样想的呢？从一些书信中可略知一二，而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只说了一句话：“对这个世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照汪曾祺先生的说法，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那么，或不是“没有什么可说”，而是“不说也罢”而已。
二
沈从文是位多产作家，多产而优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创作高潮期在20世纪30年代，包括住在青岛的那段时光。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情境优美，语言讲究，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欣赏，代表作《边城》便有很浓的诗意。欣赏他的作品，我以为可把握的两点是：内容上，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形式上呢，则是诗意美的追求：“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说的。
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这是主要的散文集子，都是以他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而创作的，以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汪曾祺说：“沈从文是一个风景画大师，一个横绝一代、无与伦比的风景画家。”这个评价毫不过分，风景，尤其是水边风景，是他最拿手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在水边写的，却又不限于此。由于他习惯于“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他的散文中有着丰富的人生况味，底层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细节。《从文自传》就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且有湘西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生动、质朴、感人。
在被夺去了那天才的笔，寂寞多年之后，在他过完了追求美的一生，悄然离世而去之后，意外地读到他的一些书信，这便是他夫人和儿子编选出版的《从文家书》。从书信中，我读到了一些更为感人的、自然、纯正、亲切的优美散文，感受到他那赤子之心的人格美。下面这段话摘自1938年他从昆明写给三姐的信中：
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子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时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不过是雷声，却引起他的人生思考，联系到当时的飞机轰炸带来的灾难。沈从文对事物的敏感，对生活细节捕捉的细致入微，在这段文字中均有体现。
还想抄《湘行书简》中的另一段文字：
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这便是沈从文，这才是沈从文。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那种对于人的热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这种敏感和感动，是他身上最闪光的亮点，是他的人格美之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方面，远远超过他作品的文字之美。
张爱玲：诗在散文中
说张爱玲是小说家、散文家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说她是诗人，就显得突兀了，她的确没写过多少诗，我见到的，只有《中国的日夜》和《落叶的爱》两首。也的确谈不上怎么好。在楼肇明主编的《世界散文诗宝典》中，选入了她的《爱》和《炎樱语录》，认为“可作极漂亮的散文诗来读”。再便是她翻译过美国著名诗人爱默森和梭罗的几首诗，以及介绍这两位诗人的卓有见地的文章。那诗倒是翻译得真好，足以证明她诗的修养、素质很高，具有诗人的才华。翻译诗，能翻译出原诗的风采和韵味，这是非诗人所难以胜任的。我还读过她一篇谈诗的散文——《诗与胡说》，也见出她于诗有高超见解，有不同寻常的鉴赏水平。所有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我觉得，她的诗人气质与才华，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她的散文和小说中间。那一种意境、情绪、氛围的把握和制作，语言中的诗气息，以及构成她作品独特风格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笼罩成局的诗意美。她的小说受章回体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颇深，这从其人物、故事情节、结构方式都可明显地看出来，但是却又与之迥然不同，在文学的档次、品格上远远超越，达到高雅文学的很高水平，其重要分水岭，便在于她成功地输入了诗意的美。恰恰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之所以为张爱玲。可不可以说，张爱玲是在她的小说和散文当中，展示了她的诗人的才华。
张爱玲的文学论文不多，她的文学观散见于一些散文中。在《自己的文章》中，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不仅是理解她作品的特色、人生看法的可靠参考，也是她诗意美这美学源流的“发祥地”，这段话是这样的：
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关，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苍凉。苍凉的人生。我们从张爱玲的小说深处，从她散文的字里行间，不时地呼吸到这种气息，她构成了一种有着深长回味的诗意美。那一篇《夜营的喇叭》，不过几百字，简直可算一首散文诗。深夜里听到军营的喇叭声，“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下来”，却打动了她的心。而别人根本不在意，只有她“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这种对于人生的苍凉、寂寞况味的体验，是唯有诗人才能获得。而当她听到外面有人以响亮的口哨吹出了喇叭的调子时，“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这是在静夜中突然听到“知音”的喜悦，却也更有力地反衬出她对凄凉、单调的喇叭之声象征着的人生的恐惧感。这篇散文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张爱玲灵魂深处的诗意美的悲剧内涵，及其向往着一种“响亮的口哨”而不可得的寂寞。这似乎贯穿了她的一生。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着世界，她有捕捉美的诗人特有的敏感，因而随处可以以其诗的笔触勾勒出人生苍凉美的画面，散见于许多小说和散文之中，给人以深沉的启示。
诗美的发现来自感觉的瞬间闪耀，是诗人的主体情思与世界“相遇”、“邂逅”的自然受孕，经过酝酿而凝成诗。张爱玲在这方面具有很高修养，只不过她的诗多不以诗的文体形式“诞生”，而是融化在散文与小说之中罢了。试看她笔下的一幅油画《南京山里的秋》：
一条小路，银溪样地流去；两棵小白树，生出许多黄枝子，瑟瑟抖着，仿佛天刚亮。稍远还有两棵树，一个蓝色，一个棕色，潦草像中国画，只是没有格式。看风景的人像是远道而来，喘息未定，蓝糊的远山也波动不定。因为那倏忽之感，又像是鸡初叫，席子嫌冷了的时候的迢遥的梦。
由于她的感觉的补充，这幅用文字再现的画或许比画本身能给人更多诗意的感染。因为她有了动感，有了声音，有了“冷了”的触觉，有了人的幻觉：“迢遥的梦”……
她有一篇《谈音乐》，将颜色、气味、声音都写得绘声绘色，充分体现了她的感觉和运用语言上的特异功能。譬如说颜色，有这样一段：
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整齐，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荚，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张爱玲有来自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的修养，而汇流于她的诗人的素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现代派艺术技巧中的表现手法，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成功的运用，这恰恰是在那些最富诗意美的片段中。在谈诗的那篇文章《诗与胡说》中，谈到路易士的诗，有这样几句话：“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且不说这是真正的“行家”之言，用之来评介她自己作品中诗意美的特色，似也适合。她还提到倪弘毅的诗《重逢》，举出“言语似夜行车”一句，“断断续续，远而凄怆”，这正是典型的现代派诗艺的示范。然后她又引了以下几句：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她接着写道：“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梦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婉转地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这哪里是在评诗，这种感觉的表达与生发，本身不就是诗吗？她又引出“你尽有苍绿”一句，说“似是纯粹的印象派”。我们再看她是如何发挥这句诗的美感效应的：
……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分，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有用这样的语言评诗的吗？至少是相当的少见，这目光、感觉、语言，不是诗又是什么呢？
也许你会惋惜，如果她写诗，多好。这当然有道理。不过也未必。张爱玲或许是更适于写散文的，她或许知道，她的诗人的才华，在散文天地中展示比在诗中更为适宜。我越来越认识到，诗的问题重在其质，散文或诗或散文诗，不过是一种文体形式而已，对于诗的生命的确认，重在其灵魂，那诗的素质。因而，从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中来欣赏她的诗意美，或许也不会减弱我们的美的感受。
原载2015年第4期《青岛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