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高昌古国：火焰山南麓的古老王国
这里是当年璀璨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记载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文明的交汇；这里是古老的佛国，有着极为深厚浓郁、纯正无邪的佛教文化；这里是火焰山下一处寸草不生的荒漠，却埋葬着一个辉煌王国的全部秘密、全部尊严。是的，这里无论曾经有着何其灿烂的文化、多么美好的文明都是过往的云烟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了千里大漠、万里黄沙……但是，无论多么广袤的大漠也遮挡不住它曾经的辉煌，多么深厚的黄沙也埋葬不了它往日的文明。它的名字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这个荒漠中的古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叫做什么名字？它和玄奘法师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他又为什么会被荒漠埋葬、消失不见了呢？
辉煌的历史。
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因此，可以自豪地说，高昌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高昌，曾是车师前部的领地，史载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以求汗血宝马，然军队疲惫不堪大败而退，汉武帝大怒，下令不许汉军东返，进玉门关者杀，于是这支队伍来到吐鲁番，他们见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天山雪水，李广利当即决定将军中病弱疲惫的伤员们集中起来在这里屯田。从此，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此后，高昌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日益发展繁荣，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壁”，汉人与汉文化随之拥入。
高昌古城，是高昌回鹘王国的都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即“王城”之意。它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位于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重要门户。虽然经过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向前前进了2000多年，高昌古城也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打霜淋，但是，他的轮廓依旧清晰明了，它的城墙依旧气势雄伟。
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分为外城、内城、宫城3部分，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所以能够看出它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透过它有12米厚，将近12米高，长达5。4千米的城墙，可以依稀追忆到这里往日熙熙攘攘的繁华场景。这些城墙都有结实的夯土筑造而成，每层夯土厚10厘米左右。为了增强城墙的牢固性，每层夯土层之间掺杂少量的土坯。据历史记载，在高昌国的繁盛时期，这些城墙上曾经有过12重巨大的钢铁大门，比如“玄德门”、“金福门”、“建阳门”、“武城门”，等等。高昌古城一共有9个城门，其中南面有3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2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外城西南和东南角保存两处寺院遗址，其中西南角的一所寺院，占地约1万平方米，由大门、庭院、讲经堂、藏经堂、大殿、僧房等组成，东南角的寺院尚存一座多边形塔和一个礼拜窟，是城内唯一保存壁画较好的地方；内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规则的方形小城堡，当地人称“可汗堡”。北部的宫城内仍存许多高大的殿基，从此可以验证当时有高达4层的宫殿建筑物。
历史回到公元629年，那时一个叫做玄奘的佛教徒，他为了寻找到心中真正的、纯粹的佛教教义，不惜冒着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令后人无不赞叹不已。
高昌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高昌人十分爱好美食，擅制作各类面食和牛羊肉，吃法花样很多，有些吃法至今仍旧留在民间。另外，高昌人的服饰也十分讲究。据隋、宋史书记载，高昌人讲究服饰，男子穿胡服缦裆裤，“伏剑骑羊势猛烈”；妇女短袄华裙珠玉链饰，多美艳。驰名中外的高昌古乐，更是以浓烈的异域风情和丰富的艺术语汇在汉唐流行，被列入唐10部大乐之中。高昌王国鼎盛时期，还流行着汉文化。在高昌，汉魏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在当地汉族人叫三堡的地方出土的《尚书》、《诗经》、《孝经》以及大量壁画都反映出高昌的主流文化非汉文化莫属。更为重要的是，汉字作为各种官私文书的书写文字被高昌充分予以吸收，令人注目的阿斯塔那墓中还出土了让世人惊叹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均为人首蛇身，伏羲左手执矩、女娲右手执矩，二人相向而拥，下部为交缠状，周围饰以各种星相图。这与中原地区发现的伏羲女娲图是一致的。但高昌毕竟属于杂胡地带，车师、回鹘、突厥以至于后来的吐蕃、蒙古等多民族杂居，因此当地人会数种语言，语种形态丰富而有趣。由此可知，高昌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成为代表西域历史的典范和标本，也使得高昌这个名字永远地留在人类的记忆深处。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它既是经贸活动的集散地，又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荟萃地。当时波斯等地的商人，从他们国家带来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高昌传入内地。当时的居民先后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高昌成了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
玄奘真的是个“偷渡犯”吗。
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高昌地区。当时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绪、智林、慧嵩等。他们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内地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隋唐时期，佛教在高昌出现了日渐昌盛的趋势。据《续高僧传》记载，隋朝时，佛教的发祥地天竺有僧人来到高昌宣传佛法，并在这里的许多寺庙中游历讲经。那时的僧侣大部分都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隋炀帝就曾派遣汉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国，特意为高昌国王讲《金光明经》。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在高昌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这种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佛教在高昌古国的大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文、经书空前丰富起来。现在已发掘的佛经残卷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刚经》、《七星经》等几十种不同的经文。另外，和佛教有关的雕塑以及绘画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空前的繁荣。这就使得许多僧人不远万里前来高昌学习佛法。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故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踏上了西行的征程。和大名鼎鼎的《西游记》记载不同的的是，这个名叫玄奘的“唐僧”既没有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等人的保护，也不是被唐朝天子封为“御弟”、堂而皇之的“西天取经”，而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说，玄奘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是私自去往天竺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由此可见，玄奘法师对于佛教信仰之笃诚了。
其实，早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就有西行取经之意了，而且他还曾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只是没有获朝廷批准。这就是说，后来名扬天下的大师，当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偷渡犯。没有唐朝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唐僧曾被唐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可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玄奘终于逃出了边关守将的魔爪，开始了他悲壮的西行取经之路。然而，在取经的路上，并没有像《西游记》中神通广大、三界之内无人敢惹的大徒弟孙悟空的保护，一切事情都得由玄奘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和尚亲力亲为。除了面对官府的层层盘查之外，玄奘还要面对关外漫漫黄沙。一路上为他做向导的胡人，后来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他送给玄奘一匹识途的老马，并告诉他，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中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只得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但是最终还是昏倒在老马身上，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终于走到了那一小片绿洲，这就是富饶的高昌国。
高昌国国都寺庙林立、佛陀也极多，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3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佛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接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高昌王每日在300弟子面前跪地当凳子，让法师踩着他的背，登上法座讲经。
可是，他乡虽美，却没有自己的故土温暖，何况，玄奘还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和理想没有完成呢！于是，他婉言谢绝了高昌国王对他的盛情邀请，并且情真意切地阐述了自己热爱佛学，想要求取真经，而其要回到生于兹养于兹的中土去。国王听了玄奘的话，也有些动容，就想放玄奘出城。可是，高昌的大臣们却极力想要将玄奘留在这个国家中，他们想出了一个计策：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玄奘，让玄奘成为国王的女婿。或许，玄奘法师面对妩媚多姿的公主也曾经心猿意马，就像是在《西游记》中他与女儿国国王的那场恋情一样，可是，对于佛陀的虔心最终还是战胜了他的情欲，玄奘再次委婉地拒绝了高昌王。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没想到高昌王却被玄奘给一口拒绝了，这也就大大地伤害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君主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威胁玄奘说：法师面前有两条路，或者留下，或者回国，请法师三思。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几天后，当他已经是极度虚弱，气息奄奄，仍旧没有放弃西行取经的信念。
就当玄奘的生命已经快到了尽头，气若游丝、命悬一线的时候，高昌国王终于不忍心看下去，也不忍心将这样的一个笃诚的佛教徒残忍地杀害于自己的国家中，于是就允许玄奘继续西行。玄奘深感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答应他归来再访，并与高昌王结为兄弟。高昌王决定请玄奘升座讲法一个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临行前，高昌王为玄奘写了24封致西域各国的通关文书，还赠送了马匹和25名仆役，以壮行色。
“高昌吉利”的神秘密码。
在中国新疆境内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28年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无独有偶，四十余年后，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这种钱币迄今只发现很少的几枚，重12克左右、隶书旋读、古朴苍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有实物。高昌吉利古钱以其质朴敦厚的钱貌让人感受到西域古国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氛。扑朔迷离的历史与残存遗留的旧址引发人们陷入怀古幽思之遐想。
“高昌吉利”钱币是一种特殊的钱币，这种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由于“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无论是从工艺美术、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市场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说，在今天都是不可多得的一种“宝贝”。
时间回溯到1973年前后，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其中除了古代官私文书、丝、麻、棉、刺绣、毛织品、绢画、壁画，各类彩色泥塑、陶制品、木器、漆器、铁器、石器、钱币，以及各种作物果品和面食点心外，还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钱，特别引起钱币学家们的关注。该钱与黄文弼先生过去在吐鲁番收集到的那一枚相同。此钱在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与此同时，该墓还出土了一块唐代贞观十六年（642年）的墓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该钱应铸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从而，为我们解决了“高昌吉利”钱长时期来的某些疑问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地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麴文泰铸造钱币的目的，首先是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其次，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里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7）龟兹古国：艺术家眼中的“第二个敦煌莫高窟”
这里是一片消失了千年的神秘土地，在这里，曾经生存着许多淳朴善良的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神秘的地方突然间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不闻了。当时间的车轮行驶到19世纪时，一个叫鲍尔的英国军官的到来却逐渐向世人揭开了这片神秘的土地的种种秘闻。鲍尔无意中从两个维族农民手中买下了几页写有特殊文字的桦树皮，后来，经证实这桦树皮是用婆罗迷字母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内容有关医药，时间在公元4世纪。
很快，这份被称为鲍尔文书的手稿，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几页残缺的纸片，破解了一个千古秘密。一种死亡的语言被发现了，一个消失了1000多年的民族，若隐若现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之上。这片土地到底是哪里？人们在这块绿洲上做了什么？
龟兹古国神秘历史。
有人说，塔里木沙漠边缘的多个绿洲就像是被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的一串珍珠项链。那么，龟兹绿洲正是这串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它并不是最大的绿洲，但却绝对是一个有特色的重要绿洲。从龟兹绿洲向西南走，是阿克苏、喀什，向东经过轮台，则可到达焉耆、楼兰。从龟兹绿洲的水源地龟兹河逆流而上，就可进入天山中部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继续前进，则是开阔的伊犁河谷。龟兹国就位于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之上。
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说印欧语系的龟兹语（又名吐火罗语B方言），汉文和佉卢文也曾在境内流行，佛教僧团兼用梵文。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进而演变成今天的维族和维语。
龟兹古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汉书·；西域传》就曾对其有着明确的记载。据说，当时的龟兹已有户六千九百七十，人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并设有各部千长等官职，已经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官僚统治机构。
龟兹国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中沙漠绿洲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冲，是葱岭以东古代西域的战略要地。有人曾对汉朝的皇帝说过：“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可见，龟兹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对于龟兹的重要战略位置，其实中原王朝早就意识到了。为了有效地对西域各国进行统治，唐朝在西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军政管理机构，并实施稳定可行的民族管理政策。因为和中原王朝有着良好的关系，所以龟兹经常受到唐朝军队的庇护，远近的大小国家、部落都对龟兹畏惧三分，使得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地区开始繁荣兴旺起来。
当然，龟兹也曾对中原政权作出过较大的贡献。在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之时，唐玄宗闻风丧胆、仓皇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反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玄宗李隆基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抗击安史反叛。正当双方的激战到了白热化的时候，龟兹国也参加到了战争中，龟兹的王子白孝德也率领龟兹的军队加入唐军，共同对付不可一世的安史叛军，由于这支龟兹生力军的加入，使得叛军节节败退，唐军最终一鼓作气，平定了安史之乱。自此，中原王朝和龟兹国的关系就更亲密了……
这以后，龟兹也进入到了它的全盛时代。可是，好景不长，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在吐蕃的攻击下，龟兹虽然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反抗，但是由于力量较弱，还是被占领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生活在龟兹的人们放弃了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维吾尔族。到了13世纪左右，新的宗教形式伊斯兰教进入龟兹地区，成为人们新的精神信仰支柱。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先后成为黑汗、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准噶尔部等治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龟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被定名为库车。
龟兹与佛教有哪些历史渊源。
龟兹是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古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越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后，在龟兹绿洲上四处扩散，和当地的各种文化相融合，汉文化也在龟兹被吸收、发扬。这使得龟兹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龟兹文化。
然而，龟兹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位置的就属佛教文化了，可以说，正是由于佛教在龟兹的传播和发展，才造就了一个文化强盛、国家富强的龟兹。
由于印度佛教影响的不断深入和扩散，佛教已经不仅仅在印度本土上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而是向着世界各方，尤其是东方诸国开始渗透发展，生根发芽。龟兹国是一个很早就开始信奉佛教的国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是谁将佛法第一次带到了龟兹，也没人知道这位传教者来自何方，什么时候来到龟兹，又去向了哪里。我们仅仅知道，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国的臣民百姓乐善好施，虔心供奉，很好地滋养了这片佛光。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成吨的颜料被运送进石窟，画师们在石窟中忘我地绘制佛教壁画。龟兹成为佛教圣地，吸引着遥远国度的僧侣。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的佛教徒，也是一位改变了龟兹的人，他的名字叫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有着较为煊赫的家世，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在印度曾世袭高位，后弃相出家，东渡葱岭，远投龟兹，被龟兹王迎为国师，并与国王妹妹结婚，生鸠摩罗什兄弟两人。罗什自幼随母一同出家，前往印度研读佛经和梵文，后回到龟兹，在龟兹弘宣大乘经论，以其广博的学识，使听众大受教益，从此声名鹊起。罗什才智过人，精通梵文和汉语，同时研究天文学和太阳学，深受中原王朝器重。
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迎往长安，58岁的他受到国师之礼，并开始译经。鸠摩罗什的翻译成就，在当时是空前的，不仅在内容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改变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他既博览印度古典，精通梵文，又有相当高的汉文修养，同时在文学上还有高超的才学和表达力，因此他所译经论不仅为汉地佛徒所诵颂，而且对佛教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为《维摩经》译文作注，出口成章，文辞严谨；他所作偈文，辞理婉约，韵味深长。
通过对400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鸠摩罗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在中国佛教史上，确定了鸠摩罗什与玄奘、真谛并列的三大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鸠摩罗什虽然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传播大乘空宗的思想，但当时大多数人在不懂梵文的情况下，往往把翻译看做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创立者。因而，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便起到了中国佛学理论奠基人的作用。
龟兹人还将佛教与龟兹音乐舞蹈有机地进行了结合，创造了辉煌的石窟艺术。虽历经劫掠，在龟兹国的故土上，现在仍存有500余佛教石窟，尚存壁画1万多平方米。其中音乐舞蹈形象十分可观，舞蹈姿态数十种。音乐舞蹈故事也很多，飞天、伎乐天、天宫伎乐形象突出。
另外，在中原僧人和龟兹人的交流中也擦起了夺目的文化火花。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僧人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途经龟兹，因为久闻龟兹的佛教文化深厚，佛学人才济济，就特地来龟兹国中拜访。正好碰上了龟兹国盛大的节日——行像节。那时玄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高僧了，龟兹国王邀请玄奘登上了城门上临时搭的木棚，和王后宫女一起观赏节日庆祝典礼。“行像节”，顾名思义，就是对着佛陀的画像进行参拜。行像节那天，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佛像立于四轮车上，由几个僧人缓缓推着，从城外向城门驶来。包括国王、王后在内的所有人都赤脚捧着一炷香走下城门，跪在佛像前，大礼参拜。而且，王后及宫女还从城楼上撒下五彩缤纷的花瓣，场面之热烈、氛围之和谐简直是无以言表。站在原地呆呆地看了许久的玄奘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他也就随着众人合掌迎候，行礼拜谒。参拜了佛像还没有结束，一番更为热烈的庆祝仪式开始了，只见城楼上各种乐器一齐响起来。男女老幼赤脚露膀，手拉手用水尽情互相泼洒，边浇边跳着舞，并用绳索钩套来往的行人，把水往他们身上浇去。原来，这就是龟兹国的“乞寒舞”。连玄奘也被这国王邀请，脱去袈裟鞋袜，同大家一起且舞且泼，众人一团欢快，简直是到了佛家所说的极乐世界。以后，龟兹国的“乞寒舞”传到中原，再由中原传到缅甸、云南一带，和中原的传统文化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取舍，最终就成为了著名的“泼水节”。
龟兹古国为何神秘消失了。
库车县城西约两千米的皮朗村有一座古城，全城呈不规则正方形，城墙高2～7米，为夯土筑成，每隔40米左右有城垛一个。这座古城的周长近8000米，除东、南、北三面城墙尚可辨认外，西墙已荡然无存。
1985年，有考古学家在此城进行过发掘工作，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彩陶片、铜件、汉五铢钱、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通过考古学家对历史史料的查阅以及这些出土文物的佐证，可以得出结论——这座古城就是龟兹古城。
龟兹国当年所在的绿洲，如今仍然一片生机，很多新疆人就在这里定居。那么，龟兹古城为什么会消亡呢？当年居住在龟兹古城中的人们又去向了何方？有人说，龟兹古城只有谜面，没有谜底。也许真是这样。关于龟兹古城的消亡，当地民间的传说甚多，虽然说法和情节各不相同，但时间却大体上都集中在回鹘称汗的时期。
据说，回鹘占领龟兹后的第一任可汗叫庞特勤，虽然他是第一个称汗的君主，可是都城的老百姓不满于外族对自己的统治，而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反抗。恰在此时，神秘的巫师开始流行，于是就有巫师预测，不久的将来龟兹城会经历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这座城市会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而且。还有一种传言，都城就是灾域，不管谁称王，刀剑相残是免不了的，都是会经历一场劫难的……
龟兹是富饶之国，塔里木河也离得不远，只要有水，人们就能生存。人们开始偷偷商量着如何逃离都城。开始是一户两户，悄悄地往浅山的山沟里去。这并没有引起官府的注意。但慢慢地，迁走的人就多了起来，迁出去的居民能组成一个小村落，相互照顾。
最终造成了这件悲剧的发生的竟然是一个名叫莎古克的骟马匠。莎古克也相信了巫师的话，认为战争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也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带上全家，悄悄地溜走了。骟马匠离城不久，可汗从乌孙弄到了一匹马，样子非常威武雄壮。可是这匹马异常刚烈、性情凶猛，许多人都劝王子不要轻视这匹马。可是王子从小说一不二，执意要骑。结果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胳膊断了。落了个终身残疾。可汗大怒，责问有关人员何以不将这匹马骟了，宫里人报告骟马匠不见了，所以没有人能够掌握骟马这种手艺。于是，可汗派人寻找骟马匠，经过了一番搜索，骟马匠终于被发现了。
于此同时，这个出城居民居住的小村落也被发现了。可汗不仅处死了骟马匠，还关押了所有出城居民。
听到骟马匠被害的消息，老百姓更加相信巫师的话，他们在一些勇敢的年轻人的组织下，冲破了官府的阻拦，水一样地涌出城去。城市的存在，决定于居民，居民一去，城市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可汗非常惊慌，于是召集大臣们研究对策。结果，就连龟兹的上层贵族也厌倦了这座都城。他们说：“这座都城千余年来，都是龟兹国的中心，你争我夺，流的血太多了，多得不忍心让人再看到它。过去，龟兹国是称王，可我们现在是称汗，这就证明了龟兹国已经消亡。我们不想步龟兹国的后尘，我们回鹘应该以新的面貌出现，而不应该守别人的烂摊子。”于是，迁都的决策终于决定并以极快的速度昭示龟兹百姓。这一举动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于是，百姓不再私自迁居而是等待迁都。
最终，新都城确定在距龟兹古城仅有20千米的地方，这里就是距离昭怙厘佛寺最近的地方，也是玄奘讲经之地，于是龟兹人开始有组织地迁都。跟西域其他古城消亡情况不同的是，龟兹都城不是废弃而是搬迁。因为新旧城相距不远，又因为不是战争灾害所迫，所以龟兹的这一次迁都非常从容。平民百姓不仅把所有家当运走，而且连房子也拆了，运走了拆下的木料。王宫里能搬的也都搬尽，搬不走的高大宫房也只留下了个空架子。不到半年，龟兹都城便只留下废墟，不知道的人绝不可能想象这就是都城。一二十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在龟兹都城的旧址上种庄稼，最后连残存的遗址也给清光了，只剩下一堵城墙。
龟兹古城就这么让人类给抛弃了。当然，这只是源于传说。要正确地得出龟兹古城消失的真相，龟兹古城是如何被抛弃的还有待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8）精绝古国：“死亡之海”沙漠腹地下的神秘国度
在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大片古老王国的遗址，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期这里一共大大小小林立着36个王国，其中在尼雅地区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家。《汉书·；西域传》曾这样记载：这里离长安有八千八百二十里，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养着士兵五百人，这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这个遥远的精绝，有官有民，有兵有将，俨然是丝绸之路上机构完整的要塞。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左右这个国家突然神秘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2000年来，精绝国掩埋在茫茫沙海中，它的辉煌和废弃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未解之谜。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为什么会神秘地消失呢？
尼雅和精绝古国的关系。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的一切都对西方人有着极为强烈的吸引力，以至于很多西方人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到处都是黄金、到处都是珍宝的国度。于是，就有许多的“有识之士”面对东方的诱惑，垂涎欲滴，跃跃欲试。终于，西方人凭借着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自诩为文明的人对中华大地上所有的人和物破坏与劫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一批接一批的外国强盗趁机潜入中国，肆意盗取中国人的文明成果。
1901年，被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的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对新疆地区开始了全面的考察活动。斯坦因对于中国的文物和财富有着比狗还要灵敏的鼻子，在发现了深埋地下的于阗古国国都，然后又无情地抢夺了大量的于阗古国的文物，然后美滋滋地将这些文物打包、装箱，准备运回英国。
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古代时有一条叫做“尼雅”的大河，它发源于昆仑山，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中部自南向北流入卡巴克·；阿尔斯汉村附近的大沙漠。在出山口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水盘旋，形成了一片冲积绿洲，叫做尼雅绿洲。
无巧不成书，斯坦因率领探险队带着劫掠的文物路过尼亚绿洲。就在尼亚绿洲这个小城休息的时候，斯坦因无意中发现，一位磨坊主人藏有带字的木板，具有深厚文字功底的他一眼就辨认出木板上的字是失传已久的印度孔雀王朝时代的古文字——佉卢文。
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l至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这种文字在新疆出现使得斯坦因非常吃惊，于是向磨房主重金求购了这些木板。在斯坦因的请求和丰厚报酬的引诱下，磨坊主欣然同意带领斯坦因到沙漠中自己发现木板的地方。
斯坦因一行沿着尼雅河向北进发，走了几天以后，顺利到达了发现木板的废墟里面，眼前的一切使得即使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斯坦因也目瞪口呆：当年的文书还完好地封存在屋内，储藏室里厚积的谷子还有橙黄的颜色，房厅屋宇的门还是关着的……时间看似停止，人们仿佛刚刚离开这里。
走在这座沉睡了1600年的古城里，斯坦因有种“消失了时间观念的奇怪感觉”，他相信自己正走过“某个古时的村庄，走在整整1600年以前的乡间小路上”。当风吹起地面上的枯叶，斯坦因甚至认为它们就是从一簇簇散立的枯树上落下，留有最后的居民踩过的足迹。
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古遗址散处掩坦在古尼雅河谷的沙丘链之间，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至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
他用尼雅河的名字为这座古城命名为“Niyasite”。16天后，他把从古城中搜集到的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装12大箱，运往伦敦。尼雅的劫难就此开始，斯坦因离开尼雅时说“此次再见，绝非永诀”！就是这无比贪婪、无比邪恶的“此次再见，绝非永诀”为尼雅又一次埋下了苦难的伏笔……
斯坦因回到伦敦后，他带回的文物首先震惊了英国，接着轰动了欧洲。因为曾经有人在尼雅河流域的尽头寻找一个叫做精绝国的西域古国，但没有找到。斯坦因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预感，尼雅遗址一定和人们苦苦寻找的精绝国有着莫大的关联。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精绝国虽是小国，但它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书所描述精绝国所处的环境是：“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
有了历史史料上的吻合，以及掠夺来的古文书记录，斯坦因就发表文章猜测，尼雅遗址很可能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精绝国。
后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看到了斯坦因文中的汉文简牍，凭借丰富的学识以及对历史考古工作的极度敏感，一眼看出一枚简牍上有“泰始五年”的字样，这是公元269年中国西晋王朝武帝的年号。参照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蛛丝马迹，以及从古至今的于阗（今和田）与各国的相距路程，认真梳理考释后王国维断定：尼雅就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并发表了论文《流沙坠简》，对精绝古国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介绍。
精绝国有怎样的历史。
尼雅遗址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遗址，它同时向人们展示被斯坦因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存在的一个悠久、古老、光辉灿烂的沙漠古代文明，尤其尼雅河三角洲的考古文化将会揭示大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文化的诸多谜团。
1931年，一个贪婪成性的外国人又不怀好意地来到了尼雅──这个人就是斯坦因。
斯坦因为了达到盗取文物的目的，想尽一切办法，获得了进入废墟的允许。并且，背着监管人员不得动土的指令，让随从从废墟中挖掘出26枚汉代木简。这些木简是用当时中原王朝通用的形式书写的，得到了这些木简，斯坦因如获至宝，他终于找到了让他期盼已久的记载——“汉精绝王承书从……”这些文字就足以证明废墟确实就是汉书精绝王的驻地，尼雅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的精绝国故址！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共480户，3360人，军队500人。虽然，精绝国和中原上国相比简直连一个小的城镇都比不了，可是“精绝国”这小小国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却是商旅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而且，精绝人利用文化交流融合之地的地理优势，创造出了自己的文明，比如那精美的丝绸、犍陀罗艺术和佉卢文木牍，以及民居和佛塔，这都是精绝国人民用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出的文明，也有人称之为“尼雅文明”。
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
鄯善王对精绝的治理比较高明。他起用当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委任官职，负责管理精绝州的人民。国王还保留了直接派遣官吏检查税收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他还下令：全国的百姓如果在地方上遇到司法、行政、民事纠纷，都可以直接上诉国王，由国王本人裁决、处置。
西晋以后，尼雅文明逐渐衰落下去，变为没有人烟、流沙肆虐的荒漠。到了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从媲摩川东进入沙海，走200多里，就是尼壤（尼雅）城了。尼壤城周长三四里，位于大沼泽地中。那里又热又湿，难以跋涉，芦草生长茂盛，没有可以通行的途径，唯有进入城中的道路可以通行，所以往来的人没有不经过这座城池的。而于阗则以此地作为其东境的关防。从尼壤继续往东走，就进入大流沙地带。那里沙流漫漫，聚散随风而定，人走过之后留不下痕迹。也正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在那里迷路了。在大流沙地带，放眼四顾，都是茫茫沙漠，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那些往来的行旅就把别人的遗骨聚集起来作为路标。不仅分不清方向，那里水草也很缺乏，热风肆虐，风起的时候人畜昏迷不清，很容易染上疾病。人们在那里时不时地还会听到歌和呼啸的声音，有时会听到哭泣之声。不知不觉间，人就会跟随声音，受到魅惑，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样一来就经常有走失的人。这都是鬼魂精灵所干的事……”
尼雅文明就像一颗流星一样，虽然璀璨无比，但是还是没能避免划过天空的命运。后人读诗至此，无不扼腕叹息、感慨良深……
精绝国是如何消失的。
在尼雅废墟的流沙中，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民居、畜舍，房盖虽然被风吹落，可高大的房柱却依然屹立在流沙之中。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追问是什么导致了尼雅文明的兴衰。
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化，也有学者认为是战争。有些学者否定了这两种看法，却又无法解释精绝国的神秘消失。
环境恶化论的持有者认为，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北边，而尼雅河当时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一条中型河流，在秦汉时期，尼雅河水充沛，可以到达尼雅废墟一带。于是尼雅在河水的滋润下，精绝国林木葱郁，灌草繁茂，成为一个良好的绿洲。尼雅文明在绿洲中终于出现。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尼雅河出现了河道退缩的现象。
虽然佉卢文书中没有见到精绝国的“水官”，但精绝国从尼雅河通过人工渠引水入注，无论是农田灌溉，还是生活用水，都由官方统一调配，连接各村的主干渠道的放水口是固定的，不到规定放水时间或不经“水官”批准，不能随便开口放水，造成水资源浪费，是要受到惩罚的。而且，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母牛一头。”精绝国开始用法律手段保护水源和树木，可见环境已经恶化到必须通过法律强制保护的地步了。
即使如此，尼雅河最终还是断流了，原先“精绝国”的地方失去了水源，居民无法耕种与生活，最后只好离开这里，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尼雅的历史发展完全中断，成为没有人烟的废墟。水是生活之源，断绝了水源以后，胡杨林成片地死亡，飞禽、走兽也逃离了这里，于是尼雅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荒漠。
认为精绝国灭于战争的专家也做出了解释。从发掘到的佉卢文解读内容来看，精绝国王朝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可以说，精绝国是在预感大难临头中，忧心忡忡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木牍的文字表明SUPlS人对精绝国的威胁到入侵是一步步地加深，如“SUPIS人之威胁令人十分担忧，余等将对城内居民进行清查”，“现有人带来关于SUPIS人进攻之重要消息”，“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S人之危险……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显然精绝国人无法抵御强大的SUPIS人的进攻，“SUPIS人从该处将马抢走”，“SUPIS人抢走彼之名菩达色罗之奴隶”。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上，看到了宅院四周尸骨累累，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佉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在面临长期的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东汉末年，汉朝国力衰弱，中原处于分裂与战乱，西域出现政治真空，此时西域发生各小国和部族相互侵吞的战乱也随之而来，所以精绝被他国或更强悍的部落毁灭也是可能的。但导致精绝国灭绝的“SUPIS”人在历史上从无记载，让人们对既凶猛又好侵占掳掠他国的“SUPIS”人留下种种猜测和不解。
更有人认为精绝国既不是毁于环境恶化也不是毁于战争，精绝国消失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他们认为考古学家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另外，在尼雅遗址里，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果园中林木整齐。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如果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搬迁，精绝人就更没有理由丢弃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了。
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而又安详的。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斯坦因曾记载他发掘一批文件的经历：“从这批契约埋藏时得到的照顾以及对埋藏地点的标示来看，文书的主人明显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却抱有重返的念头。鲁斯塔姆（发掘队员）一下就猜到那块标志的用意，因为现在农民被迫弃家而去时，他们仍然这样做。在掩埋时既没有遮盖，也没有用容器来保存这批极有价值的文件，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离去之匆忙。”而且，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这只狗活活饿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精绝国的官员匆匆离去而又觉得自己能马上回来，让狗的主人在离去时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精绝国消失的真相到底在哪里？人们究竟能不能找到答案？也许，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答案了。矗立在尼雅遗址上的古树亲眼目睹了当年商贾穿行的繁荣景象，也见证了精绝国的消失，它在沙漠的尽头，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读史至此，不禁要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叹惋了……
（9）吐谷浑古国：曾与唐王朝并足鼎立的高原王国
柴达木盆地东南端的都兰县，在这片方圆2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已发现上千座至少有1500年历史的古墓。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都兰古墓群进行了大量的发掘、研究，特别是对位于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乡的血渭一号大墓的发掘，一个关于吐谷浑汗国的真相正在一步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神秘的青藏高原，曾是多民族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先后有羌戎、吐谷浑、吐蕃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生活，其中吐谷浑王国在青藏高原上立国达350多年，其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与中原唐王朝并足鼎立，是青藏高原上的第一王国。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什么原因让他们最终为后起的吐蕃所代替？一直以来，人们不断试图搜寻这个神秘的王国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
吐谷浑为何长途跋涉远赴青海。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我国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以上就是吐谷浑的来历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吐谷浑原本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
吐谷浑原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慕容廆是涉归的嫡次子。晋太康四年（283年），涉归死后，部众拥立慕容廆为可汗。作为长子的吐谷浑因为庶出，仅从父亲那里领导了1700户的牧民。
吐谷浑为什么要不远万里，率领部众长途跋涉远赴青海呢？只因为一场在游牧部落中十分常见的马斗。按照《晋书·；吐谷浑传》记载，一天吐谷浑和慕容廆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撕咬起来，从而引起慕容廆的恼怒，慕容廆认为这场马斗是吐谷浑蓄意为之，便派人指责吐谷浑说：“父汗早已分给你牛羊，你为何不走得远远的呢？那样马还会打起来吗？”吐谷浑心高气傲，一怒之下决定离开辽东，远迁别地。
有人说，吐谷浑远迁是因为与异母弟慕容廆的争权斗争，不甘久居其下。其实吐谷浑的远迁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周伟洲先生在《吐谷浑史》一书中就指出，“当时居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之间，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相互争夺人口、牲畜和牧场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慕容部还比较弱小，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而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促使吐谷浑最后远徙的根本原因。”
关于吐谷浑西迁，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传说。传说得知哥哥真要迁走的慕容，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便派大臣前来劝阻，吐谷浑坚辞不过，便说那就看这些马匹的心愿吧，如果他们往东要回去，我就回去。就在马群往东走出数百步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头马领着马群忽然回头向西，而且还“效然悲鸣”，“声若颓山”。几番反复均是如此，这仿佛是上天给吐谷浑的暗示，使他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前来劝阻的大臣也只好作罢，任由其西去。
吐谷浑走后，慕容廆因为经常思念兄长，便作了一首《阿干歌》来纪念。慕容廆的子孙建立了“大燕国”后，《阿干歌》就作为皇帝出巡或者祭祀宗庙时演奏的乐曲。
吐谷浑国的建立和发展。
西晋末（4世纪初），吐谷浑率领所部，从辽东西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继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逐步征服当地羌、氐各部，势力不断壮大，并于东晋初年，建立政权。
吐谷浑死后，其子吐延继承了吐谷浑的汗位，并在此后的10多年里，不断开疆拓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四川西北、青海和甘肃南部。吐延在位13年，勇猛异常，《晋书·；吐谷浑传》称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公元329年，由于对当地羌族的残酷征服最终引起了羌人的反抗，吐延被刺杀，年仅35岁。这一年，吐延的长子叶延继承了汗位，这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可汗，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以王祖字为氏”“亦为国号”，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并把活动中心由甘肃转移到了青海。
公元376年，叶延之孙视连继立为首领后，把政治中心从甘肃境内迁移到青海的莫何川（今海西州乌兰县莫河一带）。公元405年，树洛干继立为首领，自称吐谷浑王，标志着吐谷浑王国正式建立。他在位时，经过一系列整顿，逐步兼并羌、氐各部，国势日渐强大。
面对吐谷浑的崛起，西秦深感不安，屡次袭击掠夺吐谷浑。公元417年，阿柴继立为吐谷浑王，为了保存实力，主动遣使与西秦求和，并接受西秦的“征西大将军”、“安州牧”、“白兰王”等封号。同时，又遣使与南朝刘宋通好，借以抗秦。阿柴开创的结好西秦与联宋抗秦的外交策略，使吐谷浑很快走上了兴盛道路。而这种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长期向他们朝贡的策略，也使吐谷浑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左右逢源，立国300余年而不倒。
公元452年，拾寅继承王位后，把政治中心从莫何川西迁到伏罗川（今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一带），并仿效汉族政治制度建制，修筑城池宫殿，大力发展畜牧业和贸易，使吐谷浑空前强盛。公元529年，夸吕继承王位，把政治中心又从伏罗川北迁到伏俟城（今青海湖西铁卜加古城），设置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官职，自称“可汗”。此时，吐谷浑王国的统治范围，东起甘肃洮河流域，西至青海柴达木盆地中南部，方圆数千里，成为中国西部的强国。
吐谷浑王国凭借它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优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和贸易的通道。吐谷浑王国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由于青海道横贯吐谷浑国境，所以也被后人称之为“吐谷浑道”。当时的吐谷浑道可谓四通八达：向东可达北朝的北魏以及后来的北周；向南可以沿黄河南岸到达洮河上游地区，并经由此地到达建康（今南京）；向西可达西域；向北可以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柔然、东魏和北齐。
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是和外国商人进行中转贸易，并由此介入国际贸易；同时，他们还与南朝和北朝从事“以献为名，通贸市买”的商业活动。吐谷浑靠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出现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可汗夸吕派使团到北齐去朝贡，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使团返回的消息后，率兵袭击，俘获跟随使团的商人240多人，夺得骆驼、骡子共计600多头，各种丝绸彩绢上万匹，其贸易规模之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讶不已。
1983年以后，考古学家在都兰县的吐蕃墓葬中陆续发掘出大量的丝织物，丝绸品种之全、图案之精美、时间跨度之长在国内考古发现中均居榜首。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丝绸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所制造。其中一块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块确认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这些丝织品以及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绝大多数应是吐蕃与中原、中亚和西亚进行贸易的结果，这也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此外，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还充当了外国使节和商人的翻译和向导。无论是中亚和西亚的国家的使臣来南朝，还是东西方各国的商人，以及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和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都由吐谷浑人带领到达目的地。丝路上与各色人等的往来交通，不仅使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延续，也对吐谷浑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吐谷浑人原本并不信奉佛教，但在慕利延统治后期，佛教开始在吐谷浑流行，原因便是佛教经由吐谷浑道从西域和南朝传入。今天在都兰鲁丝沟见到的佛像岩刻，考古学家们便认为它们是吐谷浑时代的作品。
吐谷浑是还一个崇尚马、产良驹的地方。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马对吐谷浑的意义，是一种根基性的存在，而在鲜卑民族中，马一直是瑞兽和神兽的象征，其墓葬中也常常用马殉葬。因此在吐谷浑马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魏书·吐谷浑传》载：“其（指吐谷浑）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在那里，盗马与杀人等同而视，将处以死刑。
吐谷浑最著名的良驹是“青海骢”和“龙种”。《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人把当地的优良种马与波斯母马进行杂交，所生的就是“青海骢”，据说这种马可日行千里。而“龙种”的产生则带有神话的色彩：每到冬季，青海湖结冰之后，吐谷浑人就把良种母马送到海心山上，到来年春天，马有孕，所产的马驹即为“龙种”。
周伟洲先生所著《吐谷浑史》一书认为，“青海骢”与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艺术珍品——“马踏飞燕”中的铜奔马体形相似，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种马外貌俊美、品质优良、力速兼备，最大的特点是善走对侧步的步法。“青海骢”也因此成为吐谷浑向内地政权进贡的珍贵礼品。
盛产良驹，成为吐谷浑对外征战的有力武器，盛唐之前，吐谷浑一方面接受各个强邻对他的封赐，并不断向他们朝贡；另一方面，吐谷浑凭借能征善战的坐骑不断骚扰一些国家的边境，掠夺人民和牛羊，也因此成就了东起甘肃洮河流域，西至青海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的汗国。
一场战争是怎样灭亡吐谷浑的。
吐谷浑凭借马背上的优势不断开疆辟土、扩大势力，曾经一度成为一方的霸主。远近的各个小部落都不敢和吐谷浑相抗衡。可是，《易经》中说“否极泰来”，在建立功业的同时，吐谷浑也为自己种下了灭亡的祸根。
公元581年，中原隋朝刚刚建立，野心勃勃的吐谷浑想要趁隋朝刚建国、立足未稳之时，大肆侵扰大隋王朝的领土。可是，作为中原的天朝上国，吐谷浑的侵扰是不堪一击的，隋朝的军队很快就瓦解了吐谷浑的进攻。可是，没想到吐谷浑人心不足蛇吞象，接连几次对中原领土进行侵扰，尤其是他们发动的第三进攻，使得麻痹大意的中原帝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有临洮、凉州、岷州被偷袭，损失比较严重。
隋炀帝即位后，大为恼火，于公元608年派兵大规模进攻吐谷浑，可是，狡猾的吐谷浑竟然瓦解了隋朝的这次进攻。隋炀帝大怒，于609年亲自率兵出征，围攻吐谷浑。皇帝亲征的士气可想而知，隋朝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吐谷浑的领土，使得曾经不可一世的吐谷浑军队瞬间失去了抵抗力量，最终伏允可汗只好狼狈南逃，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划归到隋朝的版图。
后来，伏允可汗投奔到党项族，苟延残喘，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隋朝末年，虽然吐谷浑可汗伏允又收复失地，吐谷浑国复兴，但经过两次战争的沉重打击，吐谷浑王国从此开始迈向它的暮年，由强盛走向衰落。
唐朝建立后，吐谷浑仍旧奉行既往对外政策，在不断向唐朝遣使，加强双方交往的同时，乘唐朝忙于巩固政权之机，频繁滋扰唐朝西部边境，阻碍唐朝从河西入西域的交通。吐谷浑为患唐朝边境，史书中记载的就多达24次，岷、鄯、洮、叠、芳、旭、扶、兰、凉、松、河等11个州深受其害。
直到贞观八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将唐朝治理得井井有条，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国内局势稳定，王朝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而此时的吐谷浑不识时务，不断寇扰中原。唐太宗李世民本来不想大动干戈，想使用怀柔政策使得吐谷浑对中原王朝心存敬意。可是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国家竟敢如此猖狂，终于招致了李世民对吐谷浑大规模的讨伐的决心。
一年秋天，吐谷浑派兵到凉州劫掠，恰好把鸿胪丞赵德楷、安侯等朝廷官员给劫掠而走。唐朝本是打着“以和为贵”的主意，可是没想到先后派人与吐谷浑可汗伏允交涉多次，晓以利害，讲明道理，可是都遭到了伏允的强硬态度，始终不肯放人，而这种极不明智的做法也激怒了李世民。11月，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12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10万唐军兵分三路直指青海。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并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但慕容顺不为国人拥戴，不久便在内乱中丧命……
从此，吐谷浑终于成了中原王朝的从属之国。与此同时，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其势力进入青海南部，并多次攻掠吐谷浑。公元663年，吐蕃一举攻占吐谷浑全境，吐谷浑国内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吐蕃大军顺利攻入吐谷浑境内，拥有350年基业的吐谷浑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10）乌孙古国：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
在新疆美丽的伊犁草原上存在着“三大文物奇观”，这就是广泛分布的草原土墩墓、神秘多彩的伊犁岩画与粗犷风趣的草原石人。草原土墩墓又称乌孙土墩墓或乌孙古墓，在伊犁广阔草原上共分布着上万座。这些土墩墓封土高大，气势宏伟，令人瞩目。古墓大都呈半锥体，多数呈南北链状分布。最大者底部周长350米，高20余米。古墓顶部较平坦，外形像个巨大的梯形。墓的顶部还有牧民竖起来的枯树枝，上面绑着各色布条，以祈求他们的幸福平安。墓的底部周围还能看到露出泥土的大型石头，据传说，死者生前作战时打死过多少敌人，就在墓周围放多少石头，以铭记其功绩。
考古工作者对乌孙土堆墓的发掘，出土了数目可观的文物，这一件件精美的陶器、铁器和铜制饰品，古老的钱币、马具等出土文物打破了伊犁草原的沉寂，见证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乌孙人千年的悠久历史……
乌孙不为人知的历史。
乌孙，是西域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就被称为乌孙。乌孙人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在放牧的同时还常常狩猎。他们住在毛毡帐篷里，以牛羊肉为食，以牛羊奶为饮品，风俗与匈奴族一样。乌孙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乌孙国的马最为著名，当时富人养的马多达四五千匹。
据说，乌孙族是西戎乌氏国被秦国灭亡后西迁的余民形成的。
乌孙是受匈奴影响很深的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古代民族。关于乌孙的社会状况记载很少。乌孙的族属向有数说，或匈奴，或突厥，或东伊朗族说不一而足。汉代文献《焦氏易林》中描写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据此我们可以断定，乌孙人是属于肤色偏黑的民族。然唐人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揭示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依此分析，乌孙人应为深目高鼻、赤发碧眼之欧洲人种。尽管说法各异，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即乌孙与汉人种属不同。中外学者比较了前苏联中亚地区和我国天山以北地区乌孙时代的人类学资料后指出，形成乌孙部落的人类学类型的人种基础当属欧洲人种，其中也明显混杂着轻度蒙古人种成分。
据《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记载：“臣（张骞）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汉书·；张骞李广列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反映乌孙族早在西汉以前已在河西走廊建国。春秋战国以前乌孙曾在现今宁夏固原一带游牧，其后他们才逐渐迁徙到河西地区。乌孙的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乌孙王称为“难兜靡”。在难兜靡为首领时，乌孙为强邻月氏所攻，国破家亡。
难兜靡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猎骄靡，当时还是个婴儿。猎骄靡被部下布就翎侯抱着逃出来后，躲过了月氏人的追杀。逃亡途中，布就翎侯饥饿难耐，于是将猎骄靡放草丛中，自己去寻找食物。当布就翎侯拿着食物归来，竟然看见一只狼在喂猎骄靡吃奶，还有一只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旁边。布就翎侯大为惊奇，认为小王子将来定然是个非凡的人物，于是带着猎骄靡投靠匈奴，并把自己看到的神奇景象禀告给了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听了，认为这是上天的暗示，于是决定收养猎骄靡。
猎骄靡在儿童时代就显示出了超乎同龄儿童的禀赋和气质，于是冒顿单于就更加注重对这个“天才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为他请了不少博学多才、文武双全的老师，交给猎骄靡本事。光阴似箭，猎骄靡长大成人。单于把乌孙部民交还给他，并扶持他当上乌孙国王。猎骄靡复国后，一心为父报仇，与匈奴右贤王相约进攻已经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国。月氏人在乌孙人和匈奴人的攻击下，国王被杀死，头盖骨被匈奴做成了酒杯。这也就给了他的父亲报仇雪恨了，月氏人虽然得知了大王的惨死消息，但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被迫西迁。
赶走了月氏的乌孙，也就没有了战争上的威胁了，所以乌孙人在猎骄靡的领导下大力发展各种畜牧业、滋生人口、发展贸易，使得乌孙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迅速地强大起来。为了发展，乌孙国还占据了原为月氏人所有的伊犁河、楚河地区，留在那里没有逃走的月氏人和原先臣服于月氏的塞人从此成为乌孙国的臣属。有了这些富足的地区和臣属，乌孙就显得越发强盛了，它建立了一个地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地方政权。其地东接匈奴，北抵康居，西达大宛，南连城郭诸国。政治中心在赤谷城。昆莫分设各官，管理全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鼎盛时期（前53～前51年）“人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是西域最强大的“行国”。这时的乌孙国，已经是西域诸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几乎可以与匈奴平分秋色了。
汉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的公主。
2005年，在新疆昭苏县夏塔乡境内发现一座墓葬，这个墓葬位于夏特大峡谷谷口，距夏塔古城约七八千米，墓高近10米，底径40米，是乌孙草原中规模最大的古墓之一。考古专家根据墓的朝向，以及历史记载初步断定为细君公主墓葬。
细君公主，原名刘细君，人们又称之为江都公主。是汉朝的宗室子弟，细君的父亲刘建是江都王刘非的儿子，刘非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哥哥。细君公主肩负和亲重任远嫁到风俗不同、文化相对落后的乌孙，为中原和西域的和平相处做了极大的贡献。而且，细君公主和亲乌孙要比公元前33年出塞的昭君早80年，比公元641年入藏的文成公主早450多年。可以说，细君公主是出塞和亲的先驱，有人也称她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公主”。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公主，在历史上却很少被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汉代边患严重，以北方的匈奴最有威胁。汉初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外交政策，但匈奴屡次背约，战事依然不断。汉武帝继位后，决意用武，双方征战连年，互有杀伤，汉朝损失也很大。这一时期，乌孙日益强大起来，成为西域诸国中的头等强国，俨然与汉、匈奴成鼎立之局。张骞根据他出使西域的考察结果，审时度势，及时向武帝提出了“结交乌孙”，“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兄弟，以制匈奴”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
元封六年（前105年），刘细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祖国同胞的庄严使命，踏上了远嫁乌孙的途程。细君公主下嫁的人是乌孙国王昆莫猎骄靡，汉武帝想要和乌孙结为兄弟之邦，共制匈奴。《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猎骄靡封她为右夫人，随从工匠为她建造了宫室，而且汉朝每隔一年派使者探视。
然而，孤身一人，嫁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度中，有着语言、文化、风俗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这使得细君公主生活的十分苦闷，她曾经不无伤感地写道：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叫做《悲愁歌》的诗篇足以想见细君公主的苦闷与乡愁了。
不但如此，细君公主在乌孙的地位不久后发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因为，细君到乌孙不久，匈奴也派遣宗室女至乌孙，为昆莫左夫人，企图瓦解汉乌联盟。细君公主当然知道自己远嫁乌孙的真正目的，也更清楚匈奴派遣公主也嫁到乌孙的政治意图，于是她在面对着十分微妙有一触即发的境况时，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凭借她的机敏、练达和真诚，逐步赢得昆莫的信赖和臣民的尊敬，使匈奴的阴谋未能得逞。
细君公主很得乌孙王猎骄靡的宠爱，然而乌孙王猎骄靡此时已经是风烛之年、不久于人世了。为了细君江都公主将来的地位，他有意将细君公主嫁给自己的孙子军须靡。这个想法在中原来说当然是禽兽不如的乱伦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乌孙来说却是一种风俗习惯。但是，细君公主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种风俗习惯的，于是她上书给汉武帝，希望能允许她回中原，避免嫁给丈夫的孙子这种丑事。但汉武帝回信说：现在正要对匈奴用兵，不能失掉乌孙这个实力雄厚的盟友，你应该以大局为重，遵从当地的风俗。无奈之下，细君只好忍辱含悲地嫁给了军须靡。猎骄靡为孙子主持了婚礼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早已先他而去，因此，孙子军须靡继承了乌孙王位。细君公主为军须靡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身体羸弱，心中悲苦，再加上产后失调，与军须靡成婚一年后，细君公主病死在了乌孙。可怜一代公主就这样香消玉殒于离家国有万里之遥的他乡了……
细君在乌孙生活了18年，坐主后宫，先后襄佐两朝，通权达变而不失礼法，风仪所向，举国钦服。细君死后，汉朝又以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遣嫁军须靡，继续保持两国的联盟。公元前72年，匈奴恼怒乌孙亲汉，出兵攻袭。乌孙遣使向汉朝求援，汉发兵15万骑，分5路进击匈奴。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从西方攻击，成合击之势，匈奴被重创，势力自此转衰，汉朝北方获得了和平与安宁。作为汉乌联盟的奠基人和实施者，细君公主对于汉乌之间和平友好相处的贡献是可与日月争辉的，是永远应该被后世子孙所铭记的。
唐朝诗人戎昱曾做过一首《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是呀，“计拙是和亲”，汉武帝这个以英明神武自诩的皇室，将一国之大事托付在一个小小的女子身上，这似乎也是使人不免有所非议的吧。另外，据说细君公主的父亲因谋反而被诛，全家除了年仅五岁的细君外，都遭到了杀戮。而细君也就被汉武帝以“罪臣之女”的身份养在了宫中，后来又令其远嫁乌孙的。而且原来汉家皇帝在和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时，都是令地位低下的宫女冒充金枝玉叶的公主去和亲的。而细君这个具有皇室血统的人远嫁乌孙，不知是否因为她的父亲曾经谋反过。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汉武帝这个威名赫赫的皇帝，身上就又多了一个污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孙考古文化中，乌孙古墓葬的圆丘形封土冢和竖穴木椁墓室的特征，与中原地区战国至汉朝的墓葬形式大致相同。乌孙墓葬封丘有大、中、小三种，这种埋葬制度不仅仅反映了乌孙社会的阶级分化，同时也揭示了汉文化对乌孙社会的影响。
乌孙为何会从史籍中消失。
西汉中期，乌孙内乱，后即分为大、小两部。大昆弥元贵靡是汉朝外甥，分得乌孙西部；小昆弥乌就屠为匈奴外甥，分得乌孙东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汉书·西域传》记载，为调解矛盾，“汉用忧劳，且无宁岁”。西汉成帝鸿嘉末年（前18或前17年），末振将成为小昆弥，当时大昆弥雌栗靡很有威信，末振将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派人刺杀雌栗靡。汉扶立雌栗靡的叔父伊秩靡为大昆弥，末振将被伊秩靡的部下所杀后，汉马上派兵杀死末振将太子番丘。末振将之弟卑爰疐率领8万人投靠康居，经常发兵攻打乌孙，企图吞并大、小昆弥的部众。最后被都护孙建领兵袭杀。乌孙的国家实力在内战中大大损耗。东汉末年，鲜卑兴起，趁乌孙孱弱的时候多次袭击乌孙。乌孙人被迫退入到天山山脉中安居。
公元5世纪以前，乌孙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仍见诸史端。《北使·；西域传》记载：“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谓琬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问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此段史文表明，太延年间（5世纪）北魏王朝派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受到乌孙、龟兹等诸国国王的迎候，双方友好交往关系不言自明。
不久之后，乌孙国多次遭到柔然的侵袭，后来只好被迫西徙葱岭山中。北魏以后，没有有关乌孙与中原政权联系的明确史料。北魏后期，高僧宋云、慧生西行取经，走遍葱岭及其以南，不见有乌孙国。60多年后，中国进入隋朝时期，隋炀帝准备经营西域，令大臣裴矩向西域商人调查西域诸国情况，写成《西域图记》三卷，《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根据《西域图记》写成，其中也不见乌孙国。从此，有关乌孙国的记载彻底消失。
哈萨克族是乌孙的后裔吗。
哈萨克族是我国重要的西北民族之一，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是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因为近代哈萨克族中含有所谓的“乌孙”部落，有些学者便将汉朝的乌孙作为哈萨克族的族源，那么这是不是历史史实呢？
哈萨克族内有名叫“乌孙（玉逊）”的部落，关于哈萨克族的“乌孙”是否是汉代的乌孙，史学界没有一致的观点。我们不妨根据史料论证一下。
“玉逊”及“汉代乌孙”可能曾经接触过。就族名音韵相近和部落分布地区相同而言，两族有一定的联系。有哈萨克族的历史研究员指出，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了乌孙与同哈萨克族族源有关的诸多部族，如塞人（Saka）、匈奴、月氏、康居等，曾经进行长期的文化交流，因此“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族源有着直接和紧密的渊源关系”。乌孙不仅是哈萨克族大帐的核心部落，而且也与哈萨克族中帐中的阿巴克克烈、克宰和穆润及小帐中的一些部落有着血缘关系。此外，有中国学者认为乌孙是除康居、奄蔡外一个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哈萨克更是乌孙的后裔。
仅仅因为哈萨克族内有“乌孙”的一部，就认为汉代乌孙是现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这使得从事西域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相信是一个误会。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是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近现代为哈萨克族成员的“玉逊部落”，最早在辽朝末年游牧于蒙古高原西北部，契丹人和宋人虽然译之为“乌孙”，但其原音是“Usin”或“husin”（乌孙读“Uysun”）。“玉逊部落”是一个中世纪形成的蒙古部落，13世纪前期有一部分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西征，后来留居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境内，与当地钦察人历经200多年的同化和融合，终于在15世纪中叶形成今天的哈萨克族。“玉逊部落”是操标准蒙古语的蒙古人，不是两千年前居住在伊犁河流域操突厥语的“乌孙”。
可见，盛极一时的乌孙国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西迁葱岭山后，一蹶不振，慢慢地被同化到其他民族中了，而没有发展成自己的民族。
（11）于阗古国：驰名天下的“瑶玉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玉器。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发现玉石和使用玉器有上万年的历史。于阗美玉在历史上一直享有盛名，相传早在殷商时期，商王的宫殿里就有用于阗美玉加工而成的各种用具；楚国时的王公贵胄更以玉器作为身份的象征；到了两汉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士钟情于于阗美玉，各路王侯均遣工匠前往昆仑山周围采玉。经过这些采玉人的辛勤劳作，昆仑山下的玉石大批运往中原，丝绸之路才得以渐渐繁盛起来。
古代的于阗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于阗又为何被称为“美玉之邦”呢？由于宗教问题，于阗和哪个王朝发生了战争呢？
于阗为何被称为“美玉之邦”
于阗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国。于阗也曾被称为五端、兀丹、斡端、忽炭、扩端、鄂端等，到清代时就成称于阗为和阗。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阗”字简化为“田”字，和阗就成了和田。
于阗古国南有昆仑山，北接塔克剌麻罕沙漠，是西域南道中最大的绿洲。古代的于阗气候和畅，植物种类多且繁茂，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手工纺织业非常发达。
于阗的名头很大，在我国的史书中常常被提及，如在《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正史都记载了于阗古国。然而，于阗古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除此之外，《法显传》、《洛阳伽蓝记》、《续高僧传》也都对于阗做了记述。
公元前2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这里原来是一个五方杂处之地，早期的居民主要是伊朗的西徐亚人、印度人和汉人。然而，这些人为何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呢？这里还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相传，东土的一位王子也因获罪而流放，留居到了现今于阗国的东部边界。后来就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国家，这位东土的太子也就顺应民意成了这个国度的国王。可是就在此时，印度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的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那些被流放迁徙的人们，逐水草而迁居，慢慢地到达了于阗国的西部边界。这些人也建立了一个小型国家，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当了国家的首领。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国国王在狩猎时，相遇在荒泽之中，双方都想将对方吞并，而让自己成为统治整个于阗地区的国王。于是，一场激战就在荒泽之中惨烈地展开了。后来，西边君主被击败，在率领人马向北奔逃过程中，被东边君主的将士砍掉了头颅。东边的君主收集了败军人马，安抚亡国的臣民，让两个部族相互融合、交流、通婚，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于阗国。
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回来时就是经过于阗返回的。西汉时，于阗王都设在酉城，人口达1。93万人，全国有3300多户，战士2400人。西汉末，中原发生战乱，于阗国乘机向外扩张，称雄丝路南道，全国已经有3。2万户，8。3万人口，3万精兵。其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
在历史记载中，于阗还是一个崇尚佛法的国家。于阗是我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曹魏时，中国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的僧人朱士行来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经》。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公元4世纪末，法显曾到过于阗。他记载说：“（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垦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大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玄奘取经途中，也路过于阗，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气候和畅，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隋唐时期的于阗地区是西域的一个比较强大、文明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方政权。在西域伊斯兰化之前，这片绿洲都是丝绸之路南线上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于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它的出产地是号称“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海拔3500米至5000米高的昆仑山。玉石经长期风化剥解为大小不等的碎块，崩落在山坡上。随着每年夏季（5～8月）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及下雨产生流水，这些玉石就会将这些碎料冲刷入河水之中。经过河水的冲刷以及河底砂石的磨砺，就会成为上等的于阗玉。
于阗玉按类型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而硬玉的价值大大高于软玉。据史料记载，于阗玉可分作五色，白如脂肪，黄如蒸粟，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胭脂。正是由于玉料的色彩纷呈、瑰丽无比，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上至天皇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的青睐。
而且，于阗玉有着很早的开发利用历史，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下的原始人就发现了于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
自殷商时代起，于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在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700多件玉饰随葬品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礼记·；玉藻》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由此可以得知玉的重要性了。
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制，一直到清代，于阗玉成为帝王玉。皇宫的玉器多是于阗玉制成，特别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多用玉制作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于阗玉。到了隋唐时期，于阗仍然以玉产地著称于世。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德宗继位后曾派使者到于阗国求玉，得到了一个玉枕、一个玉圭、五个玉佩、300个玉带挎以及其他玉器。
直到宋代，朝廷使用的礼器及乘舆服御，仍然多是于阗玉。至于元明清时代，于阗玉石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逐渐从皇室垄断发展到了少数平民也可以拥有和佩戴。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由于朝廷对西域的用兵，打通了于阗和中原的通道，使得于阗的美玉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原来。同时由于北京造办处玉料工匠手艺的不断发展进步，以及乾隆皇帝对于各种玉器的偏好，使得玉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
于阗和“伊甸园”之间的秘密。
自古以来，有关“伊甸园”是神话传说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对于这片美丽的圣土，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说和描述。
可是，“伊甸园”是西方神话中的美好世界，似乎和东方文明有着较大的距离，可是最近却有学者提出于阗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这些学者认为，《古兰经》和《圣训经》说，天堂乐园（伊甸）里有四条河从真主的宝座下涌出，这四条河是不变色的水河、不变味的奶河、浓烈的酒河和纯净的蜜河。《圣经》还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即伊甸园）”。而据《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古于阗也有四条河，即于阗县的克里雅河、策勒县的策勒河、和田市的白玉河、墨玉县的墨玉河。
《圣经》在记载诺亚方舟的故事时说：“……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据《水经注》记载：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经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方舟停的“亚拉腊”山的“亚拉腊”或伊斯兰教说的“朱定山”，其实都是“伊甸”或“于田”的不同发音而已。
另外，尼雅河中的“尼雅”与“诺亚”发音相似。“诺亚”英文为“Noya”，“尼雅”梵文为“Niye”，二者发音相似。在《圣经》中，凡是提到方舟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船舱、甲板、桅杆、船帆等象征船的字样，相反却提到三间屋子、门、窗户和天窗等象征一排平房或一座楼房的字样。因此，方舟实际上是三间相连的木结构的平房或一座三层木结构楼房。《圣经》记载说：“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共一百五十天。”这些话意味着经过四十昼夜大雨后，诺亚的那幢最结实的编笆抹草的三间泥墙平房的泥全被大雨冲尽，并且最后被水“从地上漂起”。
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古调查时，意外地在距传统尼雅遗址以北约4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房屋遗址。这座房屋的大部分被流沙掩埋，从其暴露部分看，其中一面残墙长3。3米，地面残留9根立柱。在房屋遗址周围，考古人员还采集到春秋战国时期制造青铜器的坩锅、石镰、陶罐、铜刀、纺轮、骨珠等个各类典型文物标本。这处房屋遗址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形象极为相似。
除了这些之外，这位专家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证据。世界上叫米兰的地名遍布世界各地，共有33个，其中4个在欧洲，23个在南美洲和北美洲，5个在亚洲和1个在非洲。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地名。这正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在大洪水后是以新疆米兰为起点向世界各地扩散的。
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两个含义，一是“过去的家园”，二是“地下埋有珍宝的地方”，这两个含义都说明：塔克拉玛干曾是“人类过去的家园”即伊甸园，被大洪水和大流沙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下的古文化遗迹和珍宝遗产不计其数。
最后，历史上对于阗这个地名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于阗，是突厥语“黡黱”的汉语音译。“于阗”、“伊甸”发音相似，再次证明了以上论点的可靠性。
认为于阗就是《圣经》中所记载伊甸园的观点惊世骇俗，但是在学术界还没有被广泛认可，而且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有学者认为，于阗真正的含义是“花园”。汉文古籍《翻梵语》一书，将于阗译为“优地耶那”，并在后面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后堂”。“优地耶那”就是梵语的“Udyana”，真正的含义是“遐意的果园”或“花园”。有人因此认为，于阗其实就是花园，是于阗人对自己的绿洲之国的称呼。
还有观点认为，“于阗”的意思是“汉人”。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一书提出：现在的和阗就是古代的于阗，而回族人把汉人叫做“赫探”。东汉曾在西域建立都护府，派任尚率领部分汉军驻扎在这里。后来，这些汉人就被遗留在这里，于阗人就是这些汉人的后裔，所以回族人将他们的国家称作赫探城。和阗应该就是赫探的音译，后来的清朝方志及史籍都沿袭了这个说法。
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考证说“于阗”是“玉城”的意思。因为于阗一词为吐蕃语，在吐蕃语言中，玉石一词为“gyu”，而在古代是“于”的读音是“khu”或“gu”。所以“于”是玉石的意思。而西藏语中城邑、村落称为“tong”，与“阗”读音很相近。因此，“于阗”的含义应该是“玉城”或“玉都”，而于阗地区自古盛产美玉，这也就切合了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