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36～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共有十二帝，国祚267年。清朝建国后，历经康雍乾三朝，发展到鼎盛。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君主****发展到顶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梁启超
一
本讲所叙述，是以1644年清朝兴起的时候为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衍八十年，约自1624至1724年，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
为欲令诸君明了思想来源起见，先将二千余年来思想界历史分六期简单说说。
第一期——纪前551至纪前222年。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止，这个期内，中国内部民族统一完成，各地方文化发展，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时思想极自由活泼，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继出生，实为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辉的时代。
第二期——纪前221至纪后219年。这个期包含秦汉两朝。那时政治的统一完全告成，中央政府的势力，东至高丽，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许多新建设。思想界则经过怒湍壮澜之后回复到平流的样子，专对于从前学者的发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统一延到思想的统一，全学界殆为儒家思想所独占。
第三期——220至589年。这个期内，名为三国南北朝期，政治势力分裂，民族移转大混乱。西北方蛮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方，渐渐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迁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较低的地方加工开发，那时的思想界，因为政治扰攘的影响，全部带厌世色彩。初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则前期之末已经输入，到本期发展极猛速而极溥徧，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杂的状态。
第四期——590至959年。这个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为中心。那时第二次民族统一告成，政府势力伟大，北至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属”的状态受长安政府之支配或监督。思想界则一方面因南北统一政象安宁，得迅速的进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频繁，中亚细亚及印度之精神物质的文化次第输入，所以文学美术音乐工艺都发达得极其灿烂，哲学界则佛学各宗派都在这时候完成，儒学亦继续汉代的整理事业，到期末的百余年间，因文化烂熟的结果，发生毛病，延及社会之腐浊政治之混乱，至五代时，这一期的文明，遂陷于破产状态。
第五期——961至1643年。这个期包含宋元明三朝，那时东北方新兴的野蛮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接二连三侵入，给我们的文化以很多的胁迫和蹂躏。内中蒙古人尤与别的蛮族不同，“拒同化”的力量颇不小，他们统治中国九十多年，我们的文化受不少的损失。那时候的思想界，全部分精力耗费在新哲学之建设上头，这一派的新哲学，是努力将印度思想和中国固有思想相调和，他们自己标一个名叫做“理学”。——专从“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学。理学发生的动机，一方面因为前期物质文明，末流发生了毛病，惹起反动，所以走到收敛内观那条路去，一方面因为佛教的潜势力很大，儒者都受他影响，不知不觉便熔化成一个新派。
理学界重要人物，前有程颐、朱熹、陆九渊，后有王守仁。因此又分程朱和陆王两支派，程朱派带中国固有思想的成分还较多，陆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学兴后，唐以前许多文化事业都很受打击，再加以那种八股考试制度，把学界的活气越发腐蚀了。
第六期——1644至今日（指梁启超当时所处的时代）。自清朝建号那年起，这个期内，满洲人仅治中国二百七十多年，但满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时代有点不同，文化不惟没有受蹂躏，而且因政治统一社会比较安宁的缘故，各种事业都很有进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学末流发生毛病，惹起反动，于是一反前期向内的学风，专从事于客观的研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许多学问都复活转来。又因为和欧洲交通大开的缘故，陆续受外来思想影响，造成一种新学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许多地方相像。
二
本讲所要讲的是最后那一期——第六期。
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复杂——方面很多，不能全讲，专讲他“黎明时代”的运动。
这一期，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
想知道这个黎明时代思想界变迁之动机，要注意那时候“时代背景”如下四点：
（1）就是前段所讲的“理学运动”。因为在前期末年，理学中之陆王学派，几乎独占了全学界。依我看，这一派的好处本来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讲得太玄妙了，随声附和的人也太放纵了，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厌倦和攻击，所以反动的结果，学风全趋向客观的或实践的。
（2）那时候有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是耶稣会教士之东来。利玛窦、艾濡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辈先后入中国，他们除传教之外，翻译了许多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心理、论理各科书籍，所以那时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学初进来时有点相像。
（3）中国的学者，向来十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每每妨碍思想之独立，最少也分减了研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
（4）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至1722年），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大彼得同时，性质和他们大略相类，所成就的事业还在他们之上。他即位初年，虽国内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因为社会安谧，学者得有从容为学之余裕，康熙帝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人又极聪明，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欧洲新输入的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极力提倡。有这样一个人做一国的主权者，自然能令思想界发生好影响。
三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自然会产生出有特色有价值的学问。今将这期内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列举如下：
（1）黄道周和刘宗周。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两位都是理学大师，都是1645年在南方举兵反抗满洲死的，他们虽然尊崇理学，却都带点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数之学，用他自己的特别论理学推论事物。宗周对于实践道德学，最为切实谨严，这两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学家中有他的新立场，人格的壮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门人最多，江浙间学者大半出其门，影响到后来尤大。
（2）孙奇逢和李颙。奇逢（1584生，1675年卒），直隶人；李颙（1627生，1705年卒），陕西人。两位都是陆王派的理学家，但他们都注重实践，少谈玄理，可以说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侠气能任事的人。明末满洲兵进关，残破了许多州县，他以一书生纠合人守城，竟把满洲兵打退，后来他避乱跑到山里头，许多人跟着他去，他便给这些人立了许多组织成一个小政府样子，又用学问来教训他们，成就许多人才。李的学风，最为“平民的”。他常说不识字也可以做圣贤，两位都是北方讲学大师，孙奇逢年寿最高，九十二岁，影响尤大。以上四个人，都是前期学派的结束。
（3）顾炎武和王夫之。炎武（1613生，1682卒），江苏人；夫之（1619生，1692年卒），湖南人。两位当少年时候，都做过反抗满洲的政治运动，到事无可为，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炎武，公认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他说除却经学没有理学，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他对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都有极精审的著作，他的著作，都用客观的归纳研究，给后人留下许多方法。
夫之学问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那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
（4）黄宗羲和朱之瑜，两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县，宗羲（1610生，1695卒），之瑜（1600生，1682卒），两位早年都是反抗满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画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后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罗等处，仍常常秘密入内地，到处运动，前后经过十七八年，他们的政治活动才停止。宗羲是刘宗周第一位门生，讲陆王派理学，但他最长于历史，著了一部《宋元学案》，一部《明儒学案》，把七百年理学家的人物和学说很详慎的来叙述，很公正的来批评。两书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有一部分是后人续的）在全世界著作界中，关于哲学史的著述，恐怕没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详赡的了。他还有一部怪书叫做《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说他的政治理想，极力排斥君主****政体，提倡民权，这部书1662年出版，比法国卢梭的《民约论》早一百年，这种眼光，在十七世纪时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朱之瑜学风，和黄宗羲不同，他是排斥陆王派理学的，他不喜谈玄，专求实践，他政治运动失败之后，亡命日本，发誓非到满洲推翻之后断不回国，他的伟大人格，渐渐为日本人所认识，那时候日本宰相——事实上全国主权者德川光国十分敬礼他，尊他为国师，他很热心教导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认的事实。
（5）颜元和李塨，都是直隶人，颜元（1635生，1704卒），李塨（1659生，1733卒），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他们排斥注释古书，排斥读书，排斥静坐冥想，排斥开堂讲说，他们以为学问不是从书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听人讲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认得北京的路，凭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烂熟也不中用，日日听人说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亲自跑一趟街而且天天跑。总而言之，他们以为凡有智识都从经验得来，所以除却实地练习外，没有法儿得着学问。他们对于学问的评价，专以有无效率为标准，凡无益于国家社会或个人身心修养的，一概不认为学问，他们的教育，专主张发展个性说。“断没有一个药方能医好各种病，断没有一个教法能教好各种人。”说，“一个人想兼备众长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会的人在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这种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
（6）徐光启和宋长庚，两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学大家。光启（1633卒），江苏人，他是头一位翻译欧文书籍的人，他译的《几何原本》在古今翻译界中，总算第一流作品。他对于数学、天文学、论理学都有很深的修养。自己著书不少，上海徐家汇的天主堂和图书馆，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书捐出来创办的，到今日还是继续他的事业，越发巩固光大。
长庚，江西人，生卒年无考，大概1650年还生存。他是一位工业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一书，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三百年前讲工业天产的著作如此详明者，全世界中怕没有第二部。
（7）王锡阐和梅文鼎，两位都是初期数学家。锡阐（1682卒），江苏人；文鼎（1721卒），江西人。他们都是把那时欧洲新输入的天文学、数学研究得十分透彻，自己更发明许多新法，补西法所不及或订正他的错误，锡阐年寿短，著述较少，但他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学上实有千古不磨的价值。文鼎寿八十九，著书八十余种，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实在少见。
（8）徐宏祖和顾祖禹，两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苏人，宏祖（1585生，1640卒），祖禹（1680卒）。宏祖是一位探险大家，单身步行，把全个中国都走遍了，云南四川的边界，向来是一个“秘密窟”。没有人走过，旧地理书所讲纯是捕风捉影。宏祖每游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节搜讨，澜沧江、金沙江、南北盘江的发源，向来没有人到过，经宏祖实地踏勘，然后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游记》，实一部破天荒的地理书。
祖禹的地理学，是把地理和历史合拢起来研究的，他一生也只著有一部书曰《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却是从二十九岁起到五十岁没有一天停工才始做成。这部书把全国山川形势说得了如指掌，对于军事地理方面尤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