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张说六国
战国时期，苏秦和张仪同时拜鬼谷子为师，但是他们关于合纵、连横的观点却是水火不容，这是由于他们根据观察时势所制定的谋略不同而导致的。苏秦想联合六国共同抗衡秦国的吞并，因此在论六国的国势时总是强调六国如何强大。而张仪想要六国各自投靠于秦国，求得自保，因此他在论六国的国势时总是着眼于不利因素，将他们各自的劣势指出来。然而，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君王却能够听从对他们的话，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他们，无一人能够站出来与他们争辩利弊。这些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掌国政，到了国家有难之时，却没有了主张，行动被别人摆布，到这一步，国家没有灭亡就是很幸运的事了。
从形势上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主持家政的一家之主，要衡量谋生之道，势必要计算私家的田产有多少顷，每年收获谷粟多少，园林有多少亩，每年所收桑麻有多少，房舍有多少，值多少钱，甚至牛羊猪狗，一切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只要不是孩童呆傻的人，谁都能一件件进行分析，何必要等待远方来的游客，借用筷子指指点点为他指画呢？如果一个人认为多，一个人认为少，又将如何比较而完全相信两个人的话呢？
御史大夫晁错与汉景帝论事说：“高祖大封同姓为王，分出齐地七十多座城池，楚地四十多座城池，吴地五十多座城池，封地占了汉江山的一半。”凭汉朝地域的广阔，这三国怎能分封天下的一半泥？这是晁错要削减诸侯，所以说话时夸大其词。
胶西王将要联合吴国反叛，他的臣下劝他说：“诸侯的地盘还没有汉室的十分之二，凭这样的力量去干叛逆的事，不是聪明的举动。”这时要反叛的是吴、楚、齐等国，力量不算小，但是胶西王的大臣要制止他们叛乱，所以故意说力量极小。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苏秦、张仪、晁错、胶西王的臣下，他们的话基本相同，但用意却不尽相同。听取别人的论断固然重要，可是自己也要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是最好的。
燕昭汉光武之明
燕国上将军乐毅率领赵、楚、韩、魏、燕五国的军队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唯有莒（今山东莒县）、即（今山东平度）两座城池没有攻破，这其中有一定的目的和作用。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这两座城不是不能攻破，乐毅想要长期掌握兵权，在齐地威慑民众，早晚要借助这一块地盘自立为王。”燕昭王不相信他的谗言，说他挑唆君臣，就把他杀了，并索性根据功劳封了乐毅为齐王。乐毅不敢接受，对燕昭王的知遇之恩誓死相报。
东汉初年，冯异平定汉中，长年征战在外，很快落下心怀异志的罪名。恰巧有人上告说冯异拥兵自重，笼络民心，要自立为“咸阳王”。光武帝根本不信这一套，把这人奏章拿给冯异看。冯异大为惊恐，急忙上表请罪表白。光武帝下诏书说：“冯将军对国家和我来说，恩德如父子，有啥嫌疑，何必害怕呢？”于是，光武帝力排众论，始终信任冯异。后人只知道乐毅、冯异是史上名将，然而如果不是昭王、光武用人不疑，付以重任使其成名，这两人怕是难逃谗言厄运的。
齐国的田单，魏国的信陵君，西汉的陈汤，东汉的卢植，三国的邓艾，晋朝的王浚，东晋的谢安，后燕的慕容垂，隋朝的史万岁，唐代的李靖、郭子仪、李光弼、李晟等，都是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却都被毁于谗言，最终丢官、放逐甚至断送了性命。那些昏聩的君王听信谗言，就连英明的唐太宗也有失误的时候。奸佞阿谀之人谗言作祟，真是害人不浅啊！
世事不可预料
常常听人说：“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听起来不尽如人意，但其中还是有一定道理。
秦始皇是一世之雄，称霸天下，志得意满。他以胜者的骄横，东游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内）再渡浙江水，脚踏神州大地，真乃万人之上啊！他认为自己给子孙创下了万世基业，但他哪里知道，项籍已经在暗地里做扳倒秦王的准备，此时的刘邦也产生了暴秦可灭的慨叹！
东汉末年，曹操灭掉北方军阀，独揽汉朝的大权，时刻准备取而代之。可曹操哪里知道，司马氏已经走近其卧榻了！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杀了东昏侯萧宝卷，夺取了南齐的江山，这个时候，候景在汉北出生了，后来梁的江山就断送在他的手里。
唐太宗诛杀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然后逼父亲李渊让位，自己当上皇帝，开创了“贞观之治”，而这时武则天已经出生于并州（今山西晋阳），李氏政权四十多年后由武则天取而代之。
唐宣宗李忱，收复黄河两岸，四方的蛮夷已经无力再攻伐中原，各路藩镇俯首听命。但是朱温出生以后，一切都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当他三十多岁时，已手握重兵，称霸一方，最后夺下了唐朝的江山。
看这些世事风云，果真是瞬息万变，不是凭借智谋就可以料想到的！
曹马能收人心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当中，曹操决心北上降服塞外的少数民族乌桓。这个举措非常危险，各位将领纷纷阻拦，但是曹操十分执着，领军出战，将乌桓打得四处逃窜，大致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班师回朝，那些当初劝曹操北伐的人心里非常害怕。谁料，曹操却给那些人以非常丰厚的奖赏。将领们觉得奇怪：事实证明阻止北伐是不正确的，怎么反而得到奖赏了呢？
曹操说：“北伐之事，当时确实十分冒险。虽然侥幸打胜了，是天意帮忙，但不可当作正常现象。各位将军的劝阻是出于万全之计，所以要奖赏，以使他们今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魏国计划攻伐吴国，连续三次征求臣下献计献策，并单独询问尚书傅嘏。傅嘏说：“将领们贪图奖赏，争夺功劳，没有必胜的可能而只管先打仗，都不是妥善安全的策略。”把持朝政的大将军司马师置若罔闻，下令兵分三路，大举进军吴国，结果大败而归！
朝廷内议论纷纷要求贬斥出征的将领。司马师却说：“诸将有什么罪过？当时我没有听从傅嘏的意见，才导致这次失败，这是我有罪过啊！”结果宽恕了所有将领。唯有司马师的弟弟、监军司马昭，受到了革去爵位的处分。
雍州刺史陈泰请求司马师给并州下命令，把力量合并在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采纳了这个建议。战斗还没有开始，而两州的胡人因为行军路程太远便逃回去了，司马师对着朝廷上的官员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雍州刺史陈泰的责任。”所以人们都惭愧而又喜悦。到寿春讨伐诸葛诞，王基刚到，对寿春城的包围圈还没有形成，司马昭命令王基收拢军队坚守营地。王基多次请求进攻，诏令却让他率各支军队转移占据北山。王基根据实际情况，没有服从命令，上奏说：“如果转移依靠险要，人心动摇，对于形势大有损害。”奏章递上去后被批准。等到寿春被攻克，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论的人说这说那，请求转移的人很多，当时我没有亲临前线，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您深入地考察了转移的利弊，独自怀着坚定信心，对上违抗诏命，对下顶住众人议论，终于战胜敌人，俘获贼军首领，即使是古人记述的战例，也没有超过您的。”然而东关战败，司马昭向众人问道：“责任在谁？”司马王仪说：“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发怒说：“司马想把罪过加在我头上吗？”说罢就把王仪推出斩首。这事就做错了。
曹操、司马师都是史上的奸雄，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在兴兵打仗之际，把好处归于别人，把过失归于自己，还有谁不愿意尽心竭力为他们卖命呢？反之，东汉末年袁绍不采纳田丰的计谋，却说道：“我没有听取田丰的话而失败了，会被他笑话。”竟然杀死了田丰！他后来遭遇彻底败北，看来是必然的结果啊。
汉唐三君知子
历史上明德的君王，当看到自己有才干的儿子，必定会喜欢他、欣赏他。汉代、唐代有三位皇帝就是这样。
汉高祖刘邦之子赵王如意，与刘邦在诸多方面都很像。刘邦曾有意废除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汉惠帝，将赵王如意立为太子，大臣们纷纷反对，劝说刘邦放弃这一有失国本大体的想法。后来，汉高祖去世，如意遭到吕后的迫害，由于汉惠帝懦弱仁慈，刘氏宗族基本上都被吕后杀害了。
汉宣帝看到淮阳王刘钦形象高大，喜欢研究经书和法律，聪明畅达而富有才华，屡次叹赏道：“真是我的儿子！”于是，就经常有立他为继承人的心思，可是现在的太子出生于贫贱之时，并且早年丧母，所以不忍心废掉他。太子即位后成为汉元帝，却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皇权旁落，被宦官们把持朝政，汉王朝从此日趋衰落。重臣刘钦则被陷害而死。
唐代又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悲剧。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儿子吴王李恪英武果断，与自己很相像，也曾有心让他取代太子，但没有如愿。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即位，这就是唐高宗。李恪被长孙无忌所害，唐高宗则平庸懦弱，受制于专权的武后。最终使武则天大肆杀害李氏宗亲，并改唐为周，自己当起了女皇！
由此可见，这三位太子后来确实都不能巩固自己的皇权，继承父皇的事业。当时意欲废除他们继承权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汉高祖、汉宣帝、唐太宗大抵是根据三个儿子的才能来说话，并非专指他们的相貌，真可说是知子莫若父了。
唐代大臣明崇俨曾说过，英王李哲（即后来的唐中宗）与唐太宗长得非常相像，张说也指出唐太宗的画像与忠王李亨（即唐肃宗）很像，他们单是从相貌上判定的。如果论才干，唐中宗的能力与唐太宗相比，简直差得太远了。
汉成帝所宠爱的嫔妃曹宫产下一个儿子以后，曾居心叵测地说道：“我儿子额头上头发浓密，极像孝元皇帝啊！”就算他真像汉元帝，目前还只是个孩子，谁知道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无名杀臣下
《左传》中有句话：“想要害死一个人，就不愁没有理由。”古时候，想要置人于死地，必定能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来。如此一来，想要杀死一个无罪的人，就一定能够编织出种种荒诞的罪行来。
就如汉武帝时，张汤义务制造“白鹿皮币”，等到造好以后，大司农颜异觉得钱和实际价值不相符。汉武帝听后非常生气，对张汤产生了不满。这样一来，颜异就得罪了张汤。除此之外，张汤平时就与颜异有点嫌隙，张汤便找机会报复他。
有一次，颜异与客人谈论起皇上有一次下的诏令不太合适，颜异没有逢场迎合，并稍微反驳了一下。于是张汤上奏皇上判其死罪，因为颜异明明认为诏令不合适，却不直说出来而在心里反对，罪当处死。
从此以后，法律上便有了所谓“腹诽”的罪状。
曹操起初比较重用崔琰。后来有人向曹操说崔琰的坏话，崔琰便被曹操罚为徒隶，并且还派人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监视者有一天回报说崔琰有不服气的神色。曹操于是下令说：“崔琰虽然已经受到刑罚，但对我的部下，还怒目而视，好像要怪罪他们似的。”不久便赐崔琰自尽。
隋炀帝杀掉高颎后，讨论新的政令，总是迟迟做不出决断。薛道衡对那些大臣们说：“假如高颎没有死，这项政令早就颁布实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爱弹劾的人给隋炀帝打了小报告。隋炀帝听了之后龙颜大怒，把薛道衡交给执法官治罪。此时，裴蕴趁势进谗言于隋炀帝，说：“薛道衡目无君王，并且污蔑国家，制造祸乱。假如定了他的罪名，似乎难定断，但对其动机进行探究，却着实离经叛道。”隋炀帝听了以后非常赞赏地说：“你对他罪行所作的分析，真是切中要害，力透纸背！”
这三位大臣，实在是死得冤枉啊！
汉唐封禅
做君王，高高在上，一言九鼎，说话办事更需要讲求自身的尊严和信义。但有许多皇帝是言而无信的。
汉光武三十年（54年），光武帝刘秀准备东巡。这时，一些大臣上殿进言说：“陛下承袭大统三十年，理应去泰山封禅祈福。”光武颁布诏书，说：“我登基三十年来，国家遭遇过很多战乱，天下百姓满腹怨气，我去做这事干吗呢？我去蒙骗谁？去蒙骗上天吗？为何要去做这样对历史有辱的蠢事呢？”并宣称以后谁再用祝寿等名义极力去美化称颂，就惩罚他去千屯田做差事。自此以后，谁都不敢再提这件事了。
建武三十二年（56年），有一天光武帝读了《河图会昌符来》，上面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一句话，使他受到了触动，忘记了两年前的圣言了。就下诏让中郎将梁松等人，按照这个谶文查找前代皇帝封禅的事。梁松等人上报了有关封禅的三十六件事。于是按照汉武帝初封泰山的事，定在建武三十二年（56年）三月举行封禅大礼。后来，他果然到泰山举行了封禅活动。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群臣以天下太平为理由，上表请太宗举行封禅礼。太宗亲下诏书表示不同意。第二年，这些人又上表请求。太宗对大家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皇帝的一大盛事，我可不这样看。如果天下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即使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害呢？秦始皇封禅泰岳，汉文帝却不去，后世的人难道会说文帝没有秦始皇圣贤吗？况且敬天祭地的事，有必要去登泰山峰巅、封它几尺山土，这样才说明对天地诚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