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莫愁的确是一个善于唱歌的女子。《唐书·乐志》记载说：“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金陵别名石头城，又名石首城，但并不叫石城。周邦彦把莫愁说成是金陵女子，大约是以为“石城”是“石头城”的简称，其实是大错特错。石城并不是石头城，它在郢州（今湖北武昌）以西的钟祥，现在那里还有莫愁村。当地人传言，莫愁是个美丽的渔家女孩，歌唱得特别好。人们羡慕她的美貌，就请当时著名的画师为她花了很多画像；喜爱她那甜美的歌声，就学着她与她一起歌唱，歌名就叫莫愁歌。她的画像传到全国各地，她的歌声唱遍五湖四海。后人为了纪念她，就有了“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的句子。没想到年代久远，一人颠倒错位，石城和石头城竟然成了同一个地方，把石头城叫成了石城，金陵人是不会反对的，况且“石城”这一名称给金陵带来了这样一位讨喜可心的女子了呢？
现在将金陵当作石城的只有少数人，谁能料想后世会如何呢？石城和石头城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莫愁的故乡却被从郢州钟祥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金陵。莫愁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不知有何感受？说不定她会因此而忧心呢。
书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时，珍藏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但是在梁灭亡前夕，将所有藏书全部焚毁。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军攻伐王世充时，在东都洛阳缴获了这些图书，谁料摇橹渡黄河时，大船翻了，全部沉没在砥柱（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央）一带。唐贞观、开元年间，募集善于写作的博学之士整理图书，在长安和洛阳收集图书。安史之乱发生后，这些图书一本都没留下，全部被烧毁了。唐代宗、文宗时，重新下令搜集图书，把搜集来的书分藏在十二个书库中。经唐末黄巢之乱，幸存者极少。唐昭宗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图书，等到迁到洛阳后，所有图书又荡然无存。今入阅读汉、隋、唐的《经籍·艺文志》，没有不为图书的厄运感到茫然叹息的。
晁以道记载本朝宰相王文康最初辅佐周世宗的历史时，还参考了唐代的许多旧书，现在他的子孙也不知图书在哪里了？李文正收藏了许多图书，而且还开设学馆召纳了一批学士大夫，还允许这些学子下马后不必拜见主人，可直接进学馆读书。并且每天还给他们提供粮食和肉等较好的伙食，有利于他们共享。这在当时名噪远近，而今他家只有断墙残垣数间，所藏图书也不知哪里去了。北宋时宋宣献家所藏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所藏图书，其藏书之丰富大概连官府也难相比。宋哲宗元符年间，一场大火将其焚烧殆尽。晁以道自称他家五代藏书，虽不敢与宋绶匹敌，而校勘的书籍的确却不输于宋家。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冬天，也因为火灾付之东流。还有住在庐山北边的刘壮舆家，自其祖父刘凝之以来，留给子孙的遗物只有图书，他家藏书非常丰富，但如今在庐山已经听不到有刘家的人，他家的藏书何以也无迹可寻。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命运对图书也是十分吝啬啊！
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等地朝廷所藏的书，被靖康之乱冲刷后幸运地留存下来的，全部都搜聚到了金国，保存在秘书省，才有幸得以留存。
四六名对
提到四六对偶的诗句，在文人骚客之中算不上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上至朝廷下达的令文、诏册，下至缙绅士大夫之间往来传送的书信、祝词，却处处都用得到。有的文辞对偶十分精妙，读起来激昂顿挫，脍炙人口，令人百读不厌。
下面就收集一些前代及本朝文人所写的构思精良的四六名对十多联，以供对此有兴趣的人赏析。
唐人王元之写的《李靖平突厥露布》，当叙述到突厥首领颉利战败投降后又趁机叛乱之时，写道：“井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
这里的“井”意为陷阱，“韝”是指套袖。寓意颉利就如饿虎和饥鹰相同，必定有叛变之意。他的另外一篇文章《蕲州谢上表》中说：“宣室鬼神之间，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这里的“宣室”是指汉代未央宫内的宣室，汉文帝曾经在这里召见贾谊，询问鬼神之说。
本朝的范仲淹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朱某，范仲淹曾经姓朱，后来才改为本姓，他因此作了一首诗：“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此处前一句是指战国时为国人范雎遭受迫害后，易名张禄逃到秦国的故事；后一句是指春秋时越过大夫范蠡辅助越王消灭吴国后，化名陶朱公游历经商的故事。两人都姓范，后又都因事改姓。
本朝仕于神宗时的邓润甫曾作《贵妃制》，说：“关雎之得淑女，无险波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此处的《关雎》和《鸡鸣》都是《诗经》中的一篇。前一句冠于《诗经》之首，内容是说君子追求淑女并非有歪斜的念头；后者内容是说君子希望有贤妻相伴左右，以便相互监督。
宋哲宗绍圣年间，百官为了请求皇上进正殿处理朝政，联合上了一个《百僚请御正殿表》，表中说：“皇矣上天，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第二句中的“乾元”也是指上天，均借喻皇帝。
苏东坡曾写过一篇《坤成节疏》，赞美皇后。疏中说：“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
“坤元”写“乾元”相对，指大地，这里借喻母后。皇室遇丧事，苏东坡写《慰国哀表》安慰说：“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
“泫”，指流泪的样子。当他接到皇帝赐的带马时，又上《谢赐带马表》说：“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这里“匪”与“非”同意。
王履道（王安中）是徽宗时最工于四六诗文的一个人，他的《大燕乐语》中有一对四六是：“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
翟公巽（翟汝文）也是徽宗时人，他的为朝廷绥怀外邦及少数民族而写的《外国王加恩制》中有一四六诗文是：“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赍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知越州时，适遇年荒。他未经中央同意而擅自发放仓库里的粮食救济灾民，受到降官的处罚。他因此上了一个谢表，表中说：“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以此来表达自己为了救活百姓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孙仲益（孙觌）留下来的不少四六对子也很精彩。他虽然在南宋初阿谀奸臣而陷害忠良李纲、岳飞，但善于作诗文。如他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时（今安徽知县），到了和州地界，当地官员却拒绝他入内，他便以诗文答当地官员说：“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
后来，邻郡的郡守没有及时送发上供的钱粮，上司命令孙觌审察，孙觌敷衍塞责，使邻郡守免了一场灾祸。邻郡守感恩戴德，专门派人送一书启表示感谢。孙觌则回答说：“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这是引用了春秋时期的两个典故。前一句指楚国没有及时向周天子上供包茅，周天子便令诸侯兴师伐楚，但终不能制；后一句指虞、虢两小国唇齿相依，必须互相帮助。
北宋末年，安徽宗和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去，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被拥为皇帝。汪彦章为之作《靖康册康王文》，文中有：“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通过这种历史典故的精彩对比，表达了高宗中兴大宋指日可待，就像光武帝兴汉和重耳兴晋一样。金兵占开封后，俘虏了诸位大臣，欲灭宋而立其中一位为皇帝，宋齐愈等人即向金推荐张邦昌。金兵退后，这帮降臣又回到宋高宗这边，接受惩罚。汪彦章又起草责词说：“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说：“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
这也引用了两个历史典故。前一句是指汉代元凤年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木重生，于是精通《春秋》五行说的眭弘（字孟）就推断说：“将会有出身民间的人当天子。”结果被揭发蛊惑人心而被杀害。后一句是指东晋大将桓温专揽政权，受赐“九锡”之物，篡权。袁宏投奔桓温，为他撰写文章。这都借此比喻那些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宋朝大臣。处罚张邦昌之时，他又作词说：“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寓意虽然张邦昌是无奈之下当的君王，但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宋徽宗时，杨政被任命为太尉。汤岐公为他写任官制时说：“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
这是借汉代著名大族“弘农杨氏”子孙四代（即杨震、秉、赐、彪）为太尉和唐代看重太尉这一官职，二百年才有七个人入选的故事，以此来映衬杨政选任太尉的无上荣光。言辞和所用例子非常精准得当。
孝宗乾道四年（1166年），蒋芾（字子礼）当右相。王调为此写了一篇恭贺启给他以表祝贺，启中有：“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
“黄阁”就是指宰相府，由于宰相府大门刷成黄色以和天子朱门区别开来而得名；“妙年”是指少壮之年；“旧儒”是指博闻强识之士；“左辖”是指左相，即有蒋芾当右相，就不担心左相缺人了。这是引用了杜甫的诗：“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和“左辖频虚佐，今年得旧儒”，用在此处也是十分恰当。
沈庆之曹景宗诗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一次大摆宴席，宴请群臣。酒酣耳热的时候，孝武帝就命令群臣吟诗助兴。这对于那些时常舞词弄札的文人墨客算不上什么，可是对于那些胸无点墨的大臣而言，就难为他们了。
其中有一位名叫沈庆之的大臣，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也从来没有写过字，轮到他作诗时，他推辞说自己不认字不会赋诗。但是皇上趁着酒兴，一个劲儿地催他作诗。沈庆之无奈之下就硬着头皮对皇上说：“那臣就献丑了。但是我不识字，请皇上让我口授，让颜师伯执笔记录怎么样？”于是皇上就下令让颜师伯执笔记录。沈庆之口授说：“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皇上听后，龙颜大悦，连称好。在座的群臣，也都纷纷称赞他写的这首诗不仅词好，而且意美。
南朝梁曹景宗发兵与北魏军队作战，大获全胜，凯旋。梁武帝特设盛宴祝贺，并命文武群臣赋诗对句助兴。先让沈约提出赋诗时所用的韵，赋诗的人必须按照自己的韵去作诗。曹景宗没有得到分给他的韵字，不能赋诗，心中很不高兴。于是，就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武帝见此情景，就劝他说：“爱卿武艺超人，人才英俊，何必为一首诗而计较呢？”这时候，曹景宗正在兴头上，饮酒已有几分醉意，连声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原先拟定的韵字，只剩竞、病两个字了。景宗听后，立即操笔疾书诗一首。诗中说：“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看后，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沈约及参与赋诗的文武大臣亦为此赞叹了一整天。
我觉得沈庆之、曹景宗不一定能写那样的好诗，疑心是后来的一些多事的人杜撰的，可是两首诗恰好可以做一个绝妙的对子。“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如果单单用后两句作对子，自然对仗得当。
陶渊明
陶渊明身处社会动荡不安的东晋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清正廉明，生活朴素，文学造诣颇高。他为人高尚、简洁、娴雅、朴素，在整个晋、宋时代无人能比。他留下的作品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窘迫时粮缸里往往没有储备一点粮食，锅碗往往空无用处；天气寒冷时仍穿着用绳结穿连、打着补丁的短衣，脚上穿着自己织的草鞋；居室是空荡荡的，连一件像样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房屋不能遮风、挡雨、防晒。穷困和简朴的状况可谓到了极点。
在他的家书《与子俨等疏》里他感叹道：“屋里能有几根萝卜吃该多好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你们兄弟几个，虽然不是同时而生，但应该常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是人生的大义。古人管仲、鲍叔作为患难与共的异姓朋友，尚且能同甘共苦，你们作为同胞兄弟，更应该有过人之才对呀！”在《责子》诗里有这样一句话“雍、端年十三。”他的这两个孩子可能是异母所生吧，陶渊明的谆谆教诲也一定是对他们几个人所说的。
陶渊明曾官居彭泽令，根据东晋朝廷的规定，每个地方官都可以分到一定的公田，来补给俸禄不足造成官员生活的拮据。陶渊明喜欢喝酒，准备在公田里面全部耕种粳稻以酿酒自用，并且对周围的人说：“我可以时常有酒喝就心满意足了。”考虑到生活问题，他的妻子执意要再分出一部分来种高粱。于是陶渊明才决定在二顷五十亩地里除了种粳稻，另外拨出五十亩地耕种高粱。他们和手下的人辛勤劳作，盼望能有个大丰收，可是从秋天播种到冬天，才八十天，还未等到庄稼收获，他就请求辞官，过上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归隐生活。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种植的粮食颗粒未收，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