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宋神宗论到前代的帝王君臣，对沈季长说：“汉武帝学习那些长生不死的方法，爱卿可明白他的目的吗？这只不过是他贪生怕死，想长期保住皇位罢了。所以在他晚年干的一些事情就十分荒谬，以致祸及他的亲骨肉，几乎使国家宗族覆灭。人主想长期保住皇位，祸害尚且这样的大，更何况作为臣子想要稳固地位，那么他遭受的灾祸会无处不在。因此我经常为天下读书人追求爵禄而忧虑啊！”沈季长听后说道：“读书人藐视官爵俸禄，对于读书人而言，是可以的。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可不是福泽啊！如果皇上有尊德乐道的立场，那么读书人都以得不到爵禄为耻，哪能还藐视爵禄呢？至于上书违抗了皇上的圣旨，皇上不采纳劝谏，读书人有了辞官归隐的意愿，这才是藐视官爵俸禄。”神宗听完，点头称是，夸赞道：“爱卿说得非常正确。”
文潞公平章重
文潞公文彦博在宋神宗元丰六年（1073年），以太师的官衔退休了。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
两年后，宋哲宗登基，因为年龄太小，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疏请求召回文彦博，让他担任百官的首长，用以镇服国内、安定四海。太后看到这个奏疏，就派遣宦官梁惟简对司马光宣布旨意说：“文彦博的名声和官职已经很重，又人心所向，现在皇帝年幼，恐怕那样做会有功高震主的危机。何况在辅臣之中已经无法安排，他又退休了，再召回来任用他很难了。”显然太后没有同意，由于司马光刚刚被任用，也就没有再上奏请文彦博回来辅政。
哲宗元祐元年（1085年），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于是再次上奏说：“《尚书》中说：‘用人只求老人’。大概是因为老年人经历的事多，经验丰富。文彦博沉静机敏，有计谋策略，深知国家的政体，又能决断大事。从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劳卓著，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现在他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他精力仍很旺盛，臣当初曾经奏请起用他，不久承蒙太后派人宣谕旨意，知道了不起用他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名位已高，无处安排；二是怕他位高震主。臣以为文彦博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年过古稀，富贵达到了极点，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并且他一没兵权，二没死党，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假使重新任用他做宰相，一旦想罢免他，只不过麻烦一位学士，让他起草一道制书，制书一下，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名普通百姓，有什么难的呢？所谓位高震主是防范过头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官制，用他做宰相，以太师兼任侍中，行左仆射，有什么不行呢？如果不想麻烦元老重臣，那么一般的日常上呈的文书，只让右仆射以下的人批阅下发就可以了。只在事情难以决断时，再向文彦博禀报咨询。自古退休之后，又被重新起用做官的，不只一个人。文彦博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任用他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阅历，希望朝廷趁他身体还健康赶快任用他吧，臣只以门下侍郎的身份来辅佐他。这样会对局势十分有利。现在不任用文彦博做宰相，而任用臣做宰相，就好似舍弃骐骥那样的好马不用，而任用驽马一样。我深为朝廷这种做法感到痛惜！如果任命我为左仆射，其他人很难取而代之，而臣愿意举荐文彦博来代替我。”
奏折上去后，没有得到批准。后来给事中范纯仁也上奏请求太后召回文彦博。不久以后，右仆射韩缜请辞，太后才赐予司马光一个密诏，想要封文彦博为右仆射兼任侍中，那些应当执行的封赏礼数，让司马光列出来上奏。司马光接到密诏后，以名位不正，不敢居于文彦博之上，请求让文彦博做左仆射（首相），自己则做右仆射（副相）。朝廷特意颁布诏书给司马光说：“让文彦博的官职居于你之上，不符合朝廷待你的厚恩。希望爱卿能够仔细想想，深思熟虑。”司马光上奏解释说：“臣在京城为官时，文彦博已经当上宰相了，现在让他位居臣之下，不符合公正严明的社会公德。”朝廷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就下诏书命文彦博回到京城。
不久以后，御史中丞刘挚、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都相继上奏说：“文彦博年龄太大了，不适合在担任三省（尚书、中书、门下）的长官了。”司马光看此情形又上书说：“如果朝廷下令让文彦博当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就足够能体现朝廷敬重元老重臣了。”这一年四月，按照司马光的提议，朝廷下制书任命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命他每月到经筵为皇上讲授定国安邦的策略两次，六天上一次朝，顺便上都事堂（宰相办公的地方）和执政大臣商议国家大事。
文彦博的这个任命可以说是几经辗转。究其根源，这个任命不是出于太后的本意。
后来，文彦博身居高位五年多，曾有五次因病请求退休，最终才得以准予。然而到绍圣年间，竟然因此遭到贬职。
景华御苑
北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中正发生残酷的党争。一个名叫崔德符的官宦上书，触犯了当朝权贵，被斥责为“邪党”，遭遇贬职。
到宋徽宗时，崔德符才慢慢得以任用，在西京河南府洛阳担任监管稻田事务的职位。一年寒冬季节，他在会节园为一位客人饯行，并欣赏盛开的梅花。
第二年，朝廷命令修整西京皇宫大内。负责这项工程的宦官叫容佐，将会节园归为皇家所有，更名为景华御苑，变成了常人不得入内游戏的禁行之地。
崔德符从来不和容佐打交道，也不知道会节园的身份已变，只知道这里是赏梅游玩的好地方。晚春之时，他骑着一匹骨瘦如柴的马，带一位老兵随从，又一次来到园内游玩。信步走近梅树，不禁想起去年送客时的情景，感慨万分，诗兴大发。遂下马坐在树下，赋诗一首：“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
叹息良久，上马而去。他根本没在意那匹瘦马刚才拉下一堆粪便。
凑巧，第二天容佐也来景华御苑游玩，偏偏又发现了那堆马粪。这不是对皇家的侮辱吗？这不是给他脸上抹黑吗？他琢磨一番，打听之后，得知是崔德符所为，更恼火了。暗想，我，一个堂堂的中贵人，皇帝身边的亲信，来到洛阳后，大小官员哪个不争着来巴结？唯有这个崔德符，从来没有登门拜谒过自己！这次可要狠狠报复一下他了。随即上奏皇帝，弹劾崔德符擅自闯入御苑，作践皇家之地！
朝廷不知实情，下达了对崔德符罢官除名的惩处命令。
崔德符家中原本就很贫穷，加之遭遇此灾难，更是连温饱都成难题了，只好依次去到那些仁慈的士大夫家中讨口饭吃。
宋钦宗靖康年间，崔德符去世。因为他原本是小官，不应当为他立传。我细致地查究了他的一生，专门为他写传记，特别是回忆其上述这件事，准备写入传记，以此来哀恸君子的不幸。
徽庙朝宰辅
奸臣蔡京在宋徽宗时，断断续续专权长达二十多年。当时的达官显宦，无一不是依靠奉承蔡京爬上去的，后来在公众言论的压迫下，并不一定都能够与他信念一致。现在举几个例子。
张康国曾跟随蔡京，在谋划“元祐党人籍”等事件中，也参与了密谋。任职知枢密院后，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政务意见。宋徽宗觉察到蔡京独断专行，一意孤行后，曾私下里偷偷委派张康国监察蔡京的不法行为，并承诺日后要提升张康国当宰相。当时，西北边境上的领兵将领，蔡京多数采取举荐的方式委任，根据是否愿为自己效力，而并非看其人才能高低。张康国说：“任命官员当选择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专挑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呢？”于是，便根据阙员多少，挑选有才能的人上任，并定为规矩。蔡京指使御史中丞吴执中攻击张康国，张康国已经预先知道了，便把此事上奏给了徽宗。
温益镇守潭州，凡是哲宗元祐年间贬往湖南的大臣，全部遭到他的侵扰和刁难，温益因《爱莫助之图》受到蔡京重用。官至中书侍郎后，立场便有了变化。蔡京一次任命监司、郡守十人，正准备交给徽宗批准执行时，温益在后面写上批语说：“收回。”蔡京派和温益关系不错的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温益说：“你在中书省任职，每次见讨论任命的事，中书舍人推荐的人，哪有被中书侍郎否决的呢？如今丞相所推荐的十个人，统统都是他的姻亲，怎么能使人同意呢？”
刘逵凭借攀附蔡京当了中书侍郎，等到蔡京被罢免相位后，首先劝皇帝摔碎蔡京所立的《元祐党人碑》，宽宥了对那些因上书被列入“邪党”者的监禁，但凡蔡京所实施的错误政策，逐渐得到更正。
侯蒙担任执政大臣时，宋徽宗曾随意问他：“蔡京这人怎么样？”他回答说：“假如蔡京端正品行，即便是古代的贤能宰相也比不上他。”宋徽宗点了点头，让侯蒙私下窥察蔡京的一举一动，蔡京知道后对他耿耿于怀。
张释之柳浑
西汉文帝时，张释之任廷尉，成为全国最好的司法长官。一次，汉文帝率军出行，有个人在马队前经过，使皇帝的马队受到惊吓。汉文帝大发雷霆，当即命令御林军将那个吓得慌乱逃跑的人抓回来，大声勒令道：“将贼子交给廷尉，务必给其治死罪！”
张释之查明情况后，禀告汉文帝，说此人惊了銮驾，按法律不至于问斩，罚他些银两才对。文帝听后大怒，张释之赶紧解释道：“陛下先别生气，听我详细给您讲明原因。当那个人惊了銮驾时，陛下当时传旨，把那个人砍头示众，那是陛下的权力，没人会有异议。可是，陛下把那个人交给我审理，那就不一样了。我只能按国法量刑治罪，否则，法律还有什么威严呢？望陛下明察。”
文帝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唐朝德宗时，柳浑当了宰相。有一天，德宗得到一块珍贵的美玉，高兴得不得了，就命令宫中的玉工把它镶在腰带上。
玉工不小心，把一个銙弄坏了，只好到街上买一个类似的补上。完工后，捧献给德宗。德宗接过玉带，兴高采烈地欣赏着美玉那璀璨的光华。猛然，他发现玉带上一个銙与周围的玉石成色相差甚远，顿时龙颜大怒，拷打玉工后，诏令把玉工交给掌管京都治安的京广府，要求治以死罪。
柳浑听了以后，向皇上进言：“玉工把銙弄破了，假如皇上下旨即可杀死，臣不反对。陛下现在没有这样做，要交给京广府定罪，按国家法律，不能定其死罪。法律规定，因失误毁坏乘舆器服，只能处以杖责。请皇上依法处理玉工，不然法律还有什么威信呢？请陛下明鉴。”
德宗没办法，只好免了玉工的死罪。
张释之和柳浑情急之下救人，言语非常机智灵活。但是，两人都认为皇上可以杀死冒犯之人，这样岂不是引起皇上过失杀人吗？由此看来，二人所言，并不是至妙之论。
用兵为臣下利
北宋真宗时期，北方契丹族创建了强盛的辽国，多次派兵南侵，一直打到黄河南岸。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敦促下亲自征战，宋军斗志大增，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几次击败辽军的攻击，射杀了辽军的主帅挞览，辽军迫于无奈向北撤兵。不久，双方讲和，结为盟友，史称“澶渊之盟”。自此，双方和平共处，天下太平。
仁宗庆历年间，辽国趁着宋夏之间交战，双方筋疲力尽之时，派兵到宋朝要求奉还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相当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以南至河间县一带），并以派兵南侵胁迫。富弼受命出使契丹来处理这件事。富弼到契丹后，辽国皇帝会见了他。寒暄后，辽国皇帝就说：“如果你们宋朝不归还关南地的话，我们就要举兵南下。”富弼听后神情自若地说道：“北朝和我们大宋通好，其中的好处都归陛下，而臣民下属得不到什么。假如举兵南下，则好处都归臣下，而皇上您独受其祸。所以北朝的群臣都争着劝说陛下举兵南下，这都是出于为自身谋划，并非是为了国家。”辽朝皇帝听后大惊问道：“此话怎讲？”富弼回答说：“晋高祖石敬瑭上欺天，下叛君，传到末帝时，因其昏庸，疆土狭小，上下叛离。所以契丹能攻而胜之，然而壮士健马以及军用物资伤亡丢失过半。现在大宋封疆万里，精兵有上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如果北朝想拥兵南下，能保证一定获胜吗？即使能获胜，所伤亡的士兵战马，是群臣承担呢？还是陛下承担呢？如果彼此通好，每年大宋送来的岁币都归陛下，群臣又有什么利呢？”丹皇帝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后来经过交涉，辽国同意北宋增加岁币了事。
实际上，这段慷慨陈词，不是富弼的独创。当时，富弼的语录流传四方，苏洵读到此段语录后，问儿子苏轼：“这一段议论，古人是否有？”当时苏轼还不满十岁，随口答道：“记得严安上书说：‘现在使南夷屈服，使夜郎来朝，攻略葳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之地，焚烧龙城，人们认为这十分好。但这只使臣下得利，不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策。’正符合这段话的意思。”苏洵听后，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对。”
北魏太武帝时期，也有这样的言论。当时北魏和南朝的刘宋交战，南部边境的将帅奏请说：“宋人严于戒备，将要进攻，请求在宋人进攻之前发兵出征。”北魏公卿大臣都觉得此建议非常稳妥。只有崔浩很不同意，他对魏太武帝说道：“朝廷众臣以及西北的守将，随从陛下南征北伐，向西平定了赫连，向北攻破了柔然，获得了诸多美女珠宝。南部的将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羡慕，也想着南侵，去掠夺财富。他们都是为一己私利，为国家滋生祸端，万望陛下不要轻信他们的话啊！”魏太武帝听了之后，认为他说的话合乎情理，也就没有赞同边关将领南侵的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