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士族与非士族的斗争最终以士族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司马氏由地方士族豪强成为皇族。当他们成为皇族后，他们就不得不与支持他们上台的士族势力进行对抗。正当他们两强相争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横插一脚。皇族、士族与异族，争了个天翻地覆。
一、“盛世”危机
西晋统一了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西汉、东汉之后第四个统一的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说法在它的身上却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帝国压根儿就没怎么“兴”过。它之所以能统一天下，只不过对手比他垮得更快些。
但西晋毕竟是一个相对于魏、蜀、吴的沉沦而兴起的帝国，或多或少地从魏、蜀、吴三国的灭亡中吸取了一些教训。
其一，分封诸侯，加强宗室的力量。
司马氏所以能够取代曹魏，与曹魏政权削弱宗室的力量不无关系。于是，早在司马昭当权之时，就曾命裴秀等制订五等分封制，分王、公、大国侯和次国侯、大国伯和次国伯、大国子和次国子、男九等。到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实行分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
但是，西晋的分封诸侯王与西汉初年是不同的，其力量不足以危及中央政权。一是“以郡为国”，“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就是说，这些国其实和郡差不多，一个大国也就一个郡大，制度也和郡差不多。二是郡多国少。西晋有十九州一百七十二郡，其中划出来分封成国的，只有三十个左右，从数量上看，远小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的数量。三是起初“诸王公皆在京都”，直到咸宁三年才很不情愿地到封地去。
其二，广立高官，分化相权。
魏代汉、晋代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中出现了一个能够掌控整个大权的权臣。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西晋发生，晋武帝司马炎在中央最高的统治阶层设置了“八公”，即太宰（即太师，避司马师之讳）、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古代三公加上汉时的三公，再加上与太尉职权相同、以往不同时并置的大司马、大将军，混在一起，目的一是笼络功臣，二是让他们相互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
在武职方面，西晋不但有汉代已有的骠骑、车骑将军、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将军和曹魏增设的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安将军，又加了四镇、四平，和不计其数的杂号将军。再加上什么都督、监都军之类的，真是高官成群。
其三，实行占田、课田制度。
魏、蜀、吴三国都有屯田。屯田制度的大规模推行，主要原因是战乱。屯田，相当于生产建设兵团，屯民被强制在国有土地上劳作，有的打仗时还要去作战，这种剥削非常之重。在战乱年代，只要能活命，怎么都行，屯田行得通；但到了和平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反抗、逃亡增多。为了缓和矛盾，整齐划一编户和屯民的赋役，便于政府管理，更有效地开垦荒地，发展经济，从司马昭掌权开始，逐渐开始废止屯田。
太康元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天下的那一年，西晋颁布了占田、课田制度。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在占田数内，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课田租额，每亩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交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者交五斗；极远者交“算钱”，每人二十八文。
这套经济政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规范地方豪族的土地兼并行为，对士族官僚大地主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其四，罢州郡兵。
晋武帝在统一天下之后，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各州郡的军队一则无用、二来可能会对皇权有威胁，所以下诏说：“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罢州郡武备之后，“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这一招，是学刘秀的。最初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至少，裁军之后减少了财政开支又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生产。
通过这么四项政策，应该说在西晋初年，晋武帝当政的这段时间内，西晋的整个社会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才有所谓“太康盛世”一说。然而在表面上的复兴之下，却是巨大的危机。
其一，道德沦丧。
这里讲的道德，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道德，比如尊老爱幼、不随地吐痰之类的，而是政治道德，即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在帝制时期，这个道德规范有四个基本点：第一，忠君；第二，爱民；第三，勤政；第四，不贪图享乐。能够做到这四点，对于君主是有利的，对于老百姓也是有利的，对于整个国家政权和社会都是有利的。所以在中华帝国的大多数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此都极为推崇。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后来历代封建帝王、官僚、文人的一致推崇，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在这四点上都做得出类拔萃。但是，在西晋，这四条完全被颠覆。
首先，我们来谈忠君。
是皇帝，都希望臣子能忠君，但也有人不希望臣子忠心。比如，那些想篡位的人。曹操、曹丕是这样的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是这样的人。前面讲曹魏的时候已经说了，从曹丕迈向皇帝宝座的那一刻起，他就等于在向世人宣称：“我的政府官员不必忠于皇帝”。这话，放在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个人的身上同样合适，甚至还有过之。
举一个例子，260年，当时曹魏帝国的皇帝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三人，愤慨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皇帝不甘心当傀儡，率领宫人三百余人讨伐司马昭。王沈与王业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马上派中护军贾充率兵入宫镇压，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相遇。面对皇帝，司马昭的军士不敢上前。在这种情况下，贾充断然令手下成济击杀曹髦。事后，司马昭杀了成济，但却重用贾充，而且把没来报信的王经给杀掉了。这就明摆着告诉大家，皇帝不但不是不可以侵犯，而且在必要时是可以杀掉的。忠于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后来有人评价说，司马氏的开国功臣大多是些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指望这些人做忠臣，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爱民。
在中国历史上，爱民的官员是很少的。但是，不爱民到西晋那种程度却也是罕见的。举一个例子。石崇这个人，大家多少听说过，这家伙一是富得冒油，二是不把人当人。早在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先后十次下诏优待奴婢，不允许随便杀奴婢。而石崇命婢女劝客人饮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杀奴婢。有一次，一个奴婢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有点儿跑调，结果石崇下令将她当场打死。对人的生命轻视到如此地步。
这还不是个案。东晋初年权倾朝野的王敦，当时在石崇那里做客。奴婢劝他喝酒，他就是不喝，眼看着三个奴婢被杀，神色自若。一起做客的王导劝他多少喝一点，王敦回答道：“他杀他自己的人，关我什么事。”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做官，能爱民吗？
再次，我们来谈谈勤政的问题。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玄学的鼎盛时期。朝中大员们坐到一起不谈工作，说些日常琐事，而是谈哲学，也就是“清谈”。清谈最初是起源于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相互争论评价人才是道德为先还是才能为先的问题，后来逐渐展开，成了讨论世界本源的哲学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成为热点话题，成为朝中大员们的主要工作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风气使然。最初大家谈哲学问题，是因为从东汉末年开始，知识分子们发现直接品评政治人物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转而去讨论抽象的玄理。但是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你不谈这个，大家看不起你，这是一种社会潮流。二是实际经验的不足。这些官员，从小就是锦衣玉食，不用参加劳动，也不接触普通百姓。而且一进入官场，凭借门第就能当上大官，根本不用了解基层的行政事务。你说，他们这些人能谈什么？当然除了谈谈哲学显示一下学识之外，只能是谈些明星绯闻、黄段子之类的。
当这些官员都去清谈或者说些乱七八糟的事的时候，政府实际事务，没人花力气去搞。所以，晋武帝时大臣何曾就对自己儿子说：“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已经预见到了西晋的灭亡。
最后，说一下不贪图享乐这一条。
西晋的风气和这一条恰恰相反，不是不贪图享乐，而是比着享乐，从皇帝开始就这样。晋武帝司马炎，那真是“超男”。怎么个“超”法呢？后宫有大小老婆一万多人。他一下班就驾着羊车在后宫里转，转到哪儿就跟谁上床。不但贪色，而且贪财。大臣刘毅就当面批评司马炎说：“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连东汉桓灵二帝都不如。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西晋朝庭，官员一个比一个爱享受。
其二，整个西晋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处处是矛盾，就没有和谐过。有哪些主要矛盾呢？我们由核心往外说。一是皇族集团内部的矛盾；二是士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三是士族地主和庶族寒门地主之间的矛盾；四是整个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奴婢的矛盾；五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又包括两个，一是流民与原著民的矛盾，二是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分开的，而是搅和在一起的，比如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的奴婢就既有阶级矛盾又有********。
我们先说皇族内部的矛盾。西晋皇族的势力比较大，每个诸侯王的势力也比较大。基本上是在朝中各占一块高地、在地方各占一块地盘。皇族与其他家族或集团不同，他们与国家首脑的关系是血缘关系。而在帝制体系中，皇位是按血缘关系传递的。也就是说，皇族中的成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皇帝。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偏巧西晋不是像爷爷传给老子、老子传给儿子这样一脉单线传下来的。司马懿传给儿子司马师，司马师传给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再传给儿子司马炎。到司马衷继位之后，他的二十几个兄弟心里都有个想法：“他就不能传位给我吗？”他们这么想，皇族的其他人难保不这么想。大家心里都有这么个想法，相互还能和睦得了吗？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把刀，也都担心对方背后捅刀子。
再说士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在晋武帝时期，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党争。第一次党争发生在泰始七年，斗争的双方一边是贾充、何曾、荀勗、荀覬等人，另一方是任恺、张华、裴楷等人。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央政权的决策权。第二次党争发生在279年至280年，斗争的一方仍然是贾充这一帮子人，另一边则是张华、杜预、羊祜等人，争论的是是否发动平吴战争。第三次党争发生在282年到283年，争论的焦点是皇位继承权和辅政权。斗争双方，一边是荀勗、冯紞和杨珧兄弟；另一方则是张华、王浑、羊琇等人。晋武帝对于党争是什么态度呢？两个字：容忍。经常是在两党之间搞平衡，力求两边都不得罪。
再说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到西晋的时候，九品官人法已经是只看出身、不看才能了。士族把握了朝政，当着高官，有才学、有能力的寒门庶族地主当然不爽。而且士族普遍看不起寒门庶族，甚至都懒得答理他们。寒门庶族知识分子的愤懑可想而知。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是发发牢骚。比如左思曾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把自己比作山谷中的青松，而说那些朝中大员不过是长在山上的狗尾巴草。那是相当不满啊！二是依附这些士族大家甚至皇族，然后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成士族。怎么变呢？唆使他们造反，一旦成功，自己就是大功臣，从而得到高官厚禄，这样逐渐可以向士族过渡。三是直接造反，割据地方，比如说后来起兵造反的杜弢、陈敏、李特等人都是庶族地主。
至于整个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奴婢的矛盾，那就不用多说了。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西晋时尤为突出。原因在于剥削太重。比如对屯田士兵的剥削，对出产的粮食曹魏时期采用四六分和对分的办法，而到西晋时改为用官牛的，“官得八分，士得二分”，用私牛的“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再就是对奴婢的随意杀戮。另外就是法律上的八议制度，摆明了就是针对普通百姓，而对官僚和贵族法外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