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在了出巡的路上。第二年，大泽乡一位农民的儿子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结果“一夫作难”而群雄并起，大厦将倾，巨手难擎。短短三年时间，烽火燃遍了帝国每一个角落。起义军的矛头直指帝国的心脏咸阳。
公元前207年，三世子婴去帝号称王，携妻儿老小，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走出城门，跪倒在路旁，恭候刘邦的大军进入咸阳。至此，大秦帝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何以如此？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大秦帝国“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此，有人这样解释道：“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以耕战立国，以刑杀立威。可是，天下统一了，国家安定了，就应该采取守势，不能动不动就把老百姓抓去修长城、建宫殿，更不能动不动就杀人。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秦国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看清‘攻守之势异也’的天下大势，因‘仁义不施’而导致了亡国。”
原因真是如此吗？不。秦国从建国以来就没施过什么“仁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守势”。秦，一直是以攻立国。几百年来，秦国正是在强劲的进取之心驱使之下不断摧毁自己前进的障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成就帝国伟业。让我们来看看秦国是如何崛起的吧。
推动秦国兴起的核心力量首先是秦人的历代领袖。从最早的部落首领秦仲父子到独霸西戎的秦穆公，到立志变法图强的秦献公、秦孝公，到杀其人而用其法的秦惠文王，到击败楚赵两大强国从而奠定统一基础的秦昭王，最后到开创帝国时代的秦始皇，他们没有一个只想做一个守成之君，他们的志向一个比一个高。
我们先从秦人的祖先说起。秦人的祖先可不是一直在西边放牧的游牧民族。当年，他们是商人（我说的是商朝人，可不是生意人哦）手下的得力干将。秦人和商人用现在的话讲，叫做战略合作伙伴，血缘关系很近。商朝末年，周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殷商灭亡，而少了大靠山的秦人先祖只好让出中原沃土，作为周人的奴隶被迁到西部去放牧。西周幽王时，西部少数民族作乱，秦人在首领秦仲父子的带领下帮周人作战，立下了战功，但秦仲却因此战死。这时，关中实在太乱，于是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迁往洛阳。周平王对秦仲之子秦襄公（严格意义上讲，说这话的时候还不是“公”）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秦国从此建立。
公元前623年，经过与犬戎等少数民族一百多年的战争，秦国终于在秦穆公的领导下消灭了西戎这一强大的对手。据史料记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独霸了关中、陇西的大部分地区。按理说，秦国有了这么大片土地，该改攻为守，好好地守土安民了吧？不，相反有了这些资本，秦穆公雄心勃勃地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中来了。但是，挡在他面前的，是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晋国。有这个强悍的大国挡道，秦国的势力范围始终不能越出殽函以西。
后来，一直挡着秦人东进的超级大国晋国，像前苏联一样分裂了，称三家分晋。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成了秦国的头号对手。如果你以为魏国比晋国弱小，那你就错了。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进行了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且在吴起的主持下实行征兵制，是当时全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从前公元413年开始，秦魏之间战争不断，但是秦国基本上没有胜绩。特别是在公元前389年，秦国倾举国之力，以五十万大军伐魏，结果魏国仅以五万人迎击就大获全胜。
面对失败，秦人没有放弃，他们选择了变法图强。公元前384年，从魏国流亡归来的秦献公即位，他当即对阻碍秦国发展的奴隶制进行改革。当年就宣布废除了野蛮的人殉（也就是用人来陪葬）制度。第二年，秦献公又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献公迁都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此后，秦献公实施了编制户籍，取消国野之别，推广县制，允许商业资本活动，并开征商税等一系列措施。由于这些改革，秦国国力有了回升，又赶上魏王逼走了大军事家吴起，终于在公元前366年，终结了逢魏不胜的历史，大败魏、韩联军于洛阴。接着，公元前364年，又在石门大胜魏军，斩首六万级。又过了两年，秦军再次在少梁大败魏军，俘虏了公孙痤。
但是秦献公却并没有完成将秦国建设成为战国时期一流强国的重任。就在少梁大战之后不久，秦献公病逝，其子嬴渠梁继位，是为秦孝公。孝公意识到以自己个人的能力并不足以让秦国强大起来，于是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要知道，这个时候秦国虽然不算特别强大，但也是大国啊。公布求贤令就等于中国石化、上海宝钢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在央视打广告高薪招聘总经理，而且还不限学历，不要求工作经验，只要“能出奇计”，那就不但有高薪，还有股权激励。这还不天下震动？苦于找不着工作的士人们都跃跃欲试。因此，随着这个求贤令的公布，另一支推动秦国兴起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士人，其中有以谋略为主的知识分子（文士），也有以攻城略地为所长的军事将领（武士）。
最初到秦国来的是商鞅。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他的名字原来叫做“卫鞅”或者“公孙鞅”，因为后来被封为商君所以习惯上称他为商鞅。商鞅几次与秦孝公交换政见，并与当时秦国的高官们进行了辩论，最后终于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以暴力手段强制推行变法，血腥镇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经过二十年的时间，秦国不但完全建立起了封建制度，而且还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工作业绩为职务升降标准的非世袭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保障了秦国在战国时代的日益强大，而且为统一天下以后整个帝国官僚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最初的模板。因此，可以说商鞅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商鞅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法运动，其影响是空前的。
变法的主要内容归结起来就在“耕”和“战”两个方面。
从“耕”的方面来讲，商鞅发布垦草令，“开阡陌封疆”，打破了井田制，允许和鼓励老百姓开荒地进行农业生产，而且规定一个家庭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超过一定产量，就可以免除徭役。原来老百姓被固定在井田里，生产得再多，也得不到实惠，大多数都得上缴，现在国家把田分给个人，多劳多得，当然劳动热情就高了。
秦国是一个人少地多的国家，如何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呢？商鞅一边通过对商人、游民进行打击，迫使他们去务农，一边采用开荒免税的政策挖邻国的墙脚。三晋一带正好人多地少，于是就有不少人举家迁往秦国。如此一来，秦国农业自然蒸蒸日上。有人可能要问了，老百姓富了，可剥削他们的贵族该不高兴了吧。才不是呢。老百姓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却远不如GDP增长得快。因为商鞅建立了人头税。国家给你田让你种，你就得交税。原来在公田上你可以出工不出力，现在政府管你在哪儿种田，是人就得交税。为了交税，你就得拼命生产，而生产得越多，国家和贵族们得到的也越多。于是国家或者说贵族集体的收入反而比原先增加了。结果在变法之初那些称变法“不便”的人，过了几年之后改口说“便”了。
从“战”的方面来讲，商鞅一是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原来地方政府首脑都是当地大贵族世袭的，因此就不怎么听中央的招呼。现在全部改成郡县，郡县长由中央任命，你敢不听招呼，就给我滚蛋。
其二，实行军事化的户籍制度。过去老百姓都是“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个亲情比较浓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不但常常不听政府命令，而且还相互仇杀，白白损失人力物力。商鞅一面下令严禁私斗，一面通过对大家族加税的办法迫使大家族分散为小家庭，然后让他们相互监视。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淡了、人情味没了，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更听指挥了。
其三，建立军功爵位制度，奖励军功。商鞅规定，立了战功，不但赏赐田地，而且在战场上斩敌人脑袋一颗，授爵一级，可担任工资五十石的官吏，斩首两个，授爵二级，可担任工资一百石的官吏。好嘛，敌人的脑袋那不是人脑袋，那是金砖啊。砍人家脑袋就跟挖金子一样。想象一下吧，在秦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您想要发家致富吗？去打仗吧！去砍敌人的脑袋吧！”正因如此，有记载说当时秦人听说要打仗，一个个像中了五百万一样兴高采烈。
老百姓为了能够得到官位、土地去打仗，贵族们也要为了保住自己的爵位去拼命打仗。因为商鞅还规定了，那些在战场上立不了战功的贵族，爵位要取消，变成平民回家种地。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支军队，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
变法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前340年，商鞅再次率军队大举讨伐魏国，迫使魏国把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魏国甚至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虽然他杀死了商鞅，但是由于看到变法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因此并没有毁掉变法的成果。那些反对变法的贵族始终也没能恢复被变法夺走的特权，而老百姓同样可以通过军功而封侯拜相。秦国依然执行着“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任人唯贤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之下，越来越多的优秀士人来到秦国，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秦国的贵族和平民中涌现出来。
在秦惠文王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身居高位。这一时期，主持秦国大局的重臣先后有名将犀首公孙衍、著名外交家张仪、人称“智囊”的樗里子、著名军事家司马错、甘茂等人。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秦国国力大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前330年，公孙衍伐魏，夺取了战略要地河西。第二年，又攻占汾阳、皮氏、曲沃、焦城等地。张仪则通过推行连横政策，瓦解山东六国联盟，迫使魏国臣服。樗里子也于前317年率军大胜五国联军，斩首八万。而司马错的功绩更大，在他的力主之下，秦惠文王否决了张仪的伐韩主张，转而出兵伐蜀，于前316年灭了巴蜀，占据四川，从而使秦国“擅巴蜀之饶”，为秦国统一天下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惠文王之后，经历了秦武王短暂的执政时期，秦昭王上台了。秦昭王先后以魏冉、楼缓、范雎和蔡泽等政治家为相，在军事上不但依旧重用司马错等老将，又从行伍中提拔起了名将白起等一批年轻将领。在他执政期间，秦国先后对战国后期实力最强大的楚国和赵国发动了灭国性的战争。前280年，司马错率大军从四川出发，越过崇山峻岭，出其不意地直插战国时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楚国的右肋，攻占楚国的黔中郡，形成了对楚国的钳形攻势。
柏杨先生评价司马错的这次军事行动时称：“司马错的伟绩，跟汉尼拔进击罗马帝国，先后辉映，都是直捣敌国后门。秦军此次出击，战争升高到另一种形态，使六国同时面对随时都会覆灭的厄运。”两年后，白起攻陷楚国首都郢都。从此，楚国这个从春秋时期就雄踞中国南方的巨无霸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
打败了楚国之后，整个天下只有经历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能够与秦国抗衡了。打垮赵国，就扫清了统一道路上最后一块绊脚石。一次擦枪走火似的事件，使得战国后期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长平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前260年，秦军大举进攻已经归附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率赵国军队驻守上党城南边的长平。双方交战数次，赵军失利。廉颇知道，这么打下去肯定不行，于是便坚壁不出。秦国因为是在敌国作战，远离本土，后勤补给压力很大，而且时间拖得越长，赵国获得其他国家帮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时，秦国宰相范雎派人到赵国实施反间计，买通赵孝成王身边的亲信，让他们中伤廉颇而举荐赵奢之子赵括。赵王听信谗言，不顾蔺相如和赵括之母等人的劝告，下令赵括取代廉颇领兵抗秦。结果，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中了白起的埋伏，赵军大败，前后四十五万人被秦军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