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对自耕农经济和国有农业的控制，明帝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帝国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从而有利于更加严格地管理。到洪武二十年，明帝国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
在国有农业之外，还有盐、茶等物资的国家专营经济，也是明帝国国有经济的重要部分。
对地方豪强的抑制和对自耕农经济、国有经济的保护和促进，基本上就构成了大明帝国初期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以前的各个帝国的经济基础，我们就会发现，大明帝国初期的情况与西汉最为相似。到这里，我们不禁要说历史从西汉出发一千五百年后竟然又回来了。当然，并不是真的回来了，很多地方已经不同了。我们后面再说。
第四，大杀功臣，广封诸王。
前面已经讲了胡蓝党狱。除了这两次大狱之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大将冯胜、傅友德等也都无一幸免于难。比如冯胜，《明史》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什么“细故”呢？就是在自己家里埋了点兵器。这个很有点儿像西汉周亚夫。
在大杀功臣的同时，朱元璋还广封诸王。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有人劝朱元璋别这么做，以免引起类似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局面，他不但不听，还以“离间骨肉”的罪名，把劝他的人抓了起来。
第五，以比较严格的宦官管理制度控制宦官、任用宦官。
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特别重视从历代王朝的兴替中吸取教训。对于宦官问题，他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他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因此就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宦官管理制度。主要有四不：一是不御外臣冠服，衣着上与外臣相区别。二是不得兼任文武官职。三是不许干预政事。四是不许与外官结交。
在建立这些管理制度的同时，朱元璋又重用宦官。很多人都以为明代的宦官势力是在朱棣当政以后才逐渐壮大起来的。其实不然。早在朱元璋执政时期，宦官就是用来牵制官僚集团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朱元璋主要让宦官集团做什么呢？
其一，传达军令，回报军情。比如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在对总兵官指挥杨仲名的诏书中就说：“昨已知兵行之期，今未知兵行何地，特遣内臣吴诚诣军观尔之兵”。
其二，稽核课税，察访官吏。比如有一次，有人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作恶多端，朱元璋就命宦官佛保前去调查。再比如洪武十年，《明太祖实录》记载：“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宜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往核其实，立为定额。从之。”这里的“中官”就是宦官。
其三，作为使节出访。比如洪武二年，“遣内臣送高丽流寓人还其国”。再比如，洪武二十八年，“诏遣内使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内臣”、“内使”也是宦官的别称。
其四，参与内政。比如下圣旨任命官员，必须经由尚宝监、印绶监。这两个宦官掌管的部门分别管着圣旨的印和纸。相当于，一个管盖章，一个管打字。再比如一些重要资料（户口、耕地、课税等）也由宦官保管。还比如，各种符验、金牌的掌管和使用也要经过宦官。当时规定：“凡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及奉特旨差遣给驿，本部填给勘合，所差人员转赴内府关领符验”。如此一来，各种政事，从官吏的任用、钱粮收支到军队调拨，都必须经宦官之手。你说这叫不叫参与内政？
有人也许奇怪，朱元璋不是不许宦官干预政事吗？我个人的理解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只让宦官参与执行，而不许他们参与决策。朱元璋大权独揽，谁都不相信，当然宦官无法插足决策，但他没想到他的子孙没他那么忠于职守，后来有的皇帝甚至干脆当起甩手掌柜，让宦官们自己去决策。总而言之，在朱元璋这里，宦官既很受重用，又很受限制。
有了这一系列的部署，大明帝国的基本框架就建立起来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帝国，以自耕农和国有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以皇帝及其控制下的宦官为核心，以诸侯王为外援，以清廉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官僚体系为中坚的庞大帝国。
二、藩王当皇帝
这个政权结构应该说比较好，在朱元璋执政时期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生产得到较为迅速的恢复。朱元璋对此非常满意。在他看来，没有了可能造反、篡权的权臣、地方豪强和军事将领，没有了干预朝政决策的宦官，也没有了贪官污吏逼迫农民起义，再加上骨肉兄弟的相互扶持，大明帝国可以长治久安了。事情当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朱元璋一死，就立即出了一个类似于西汉七国之乱的靖难之役。这个是几乎所有不喜欢朱元璋的人都乐于用来嘲讽朱元璋的事件。这个事件证明了，朱元璋广封诸王是错误的，大杀功臣也是错误的。白寿彝先生就说：“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这其实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建文帝在削藩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不能全怪朱元璋没给他留下能征善战的将领。如果我们站在更高一点的立场上来看，其实无论朱棣和朱允炆谁赢谁输，对于大明帝国的统治而言都没有什么影响。朱棣篡了位，但明帝国不还是明帝国吗？恰恰是由于朱元璋一死就立即爆发的这场靖难之役，将分封制复活这个影响帝国统治的问题彻底地解决掉了。朱棣是诸侯王，但却不是分封制的代表。正由于他以诸侯王身份篡位，所以他更加严厉而有效地进行了削藩。大明帝国不但没有因为这次内乱而衰弱，反而得到了巩固。
由于得到了巩固，在永乐时期大明帝国的国力达到了巅峰。在这段时间里，大明帝国做了几件非常重要、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迁都北京。
中华帝国所有政权统一天下都是从西北往东南发展，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都是如此。唯独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的根据地在南京，是由南而北统一天下的。朱元璋统一天下以后，也就以南京为首都。
以南京为首都有它的好处。第一，经济发达，资源充足。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早已移到了江南，粮食、盐等重要的战略物资也主要来自于江南。建都于江南就免去了常年向京城运输战略物资的问题。第二，远离游牧民族的威胁。当年北宋定都开封，有人就说这里地处平原，没有屏障。一旦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直接就兵临城下。在南京就没有这个问题。本来就离得远，又有长江天堑的保护，首都很难被攻下。
但是，建都于南京也有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偏居东南，对中原的控制力不足。另一个，离前线太远，不利于指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朱棣篡位以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即江南这一带不是他原来的地盘，他自己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
所以，考虑到这几方面的问题，朱棣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开始，基本上就待在北京。皇帝待在哪儿，全国的政治中心当然也就在哪儿。事实上从公元1409年开始，北京就已经是大明帝国的政治中心，到永乐十八年，朱棣正式下诏迁都北京。
建都北京是好还是不好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对此事大加称赞。比如白寿彝先生就说：“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
站在今天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以明帝国来看，以北京为首都，也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离前线太近。北方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政权崛起之地，将国家的首都放在北方危险可不小。
别的不说，就说蒙古。严格地讲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并没有灭掉元帝国，而只是将它赶出了中原。后来，虽然元帝国退化回了蒙古部落联盟，但其军事实力依然很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游牧民族，也是隐患。
所以说，对于明帝国而言，在北京建立重镇来“控四夷”是必要的，而把首都建在这里，则存在一定的风险：万一控不住岂不糟了大糕？
第二件事就是强化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朱棣也是一个雄才伟略的皇帝，他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胡萝卜是地方自治。朱棣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羁縻卫所。所谓羁縻卫所，也就是这些卫所的首领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不但不干涉其内部事务，而且经常给予赏赐，加封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领袖。比如，羁縻卫所的首领要定期到北京朝贡。这种朝贡既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又是一种贸易形式。在这个贸易当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再比如朱棣封西藏宗教领袖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
光用怀柔的手段也不行，该强硬的时候，朱棣也强硬得很。比如永乐七年，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7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第二年二月，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的大军，接着又在兴安岭击破其太师阿鲁台的军队。这次北伐，明军大获全胜。
通过这样又打又拉，大明帝国的疆域和势力范围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第三件事就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了。
《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所以派遣郑和等人通使西洋。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通过下西洋，明帝国威震海外，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西方学者说郑和下西洋是侵略。这真是大错特错。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的确使用过武力对一些国家进行征伐，但是，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并不是武力征服，更没有进行掠夺。说到底，郑和下西洋并不出于利益的考量，而是出于面子，所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实际上就是做广告、搞宣传，不为赚钱。说得难听一点，下西洋就是大明帝国的一项面子工程。由于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事实上并未给大明帝国带来多少物质利益，反倒是消耗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正是因此，当大明帝国经济实力不足时，下西洋也就停止了。
其实谈到郑和下西洋时，我个人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为郑和的壮举而感到自豪，为我们国家这种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和平的外交方式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却又为如此的壮举既没有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也没有促进人们思想的开放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感到惋惜。
第四件事是编书。
朱棣在位期间，经常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为什么要编书呢？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棣组织人编写的这些书都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忠孝仁义。朱棣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比如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
当然，编书本身也有很重大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保存文化。比如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编成的《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中仅目录就有十六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对于传承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作用。
永乐时期，大明帝国的国力虽然达到了巅峰，但是，真正的危机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