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看支出方面的情况。
明帝国的财政支出主要在四个方面。
其一，官僚们的工资。
前面已经说了，明帝国政府官员的工资收入很低，虽然到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僚体系的膨胀，官员人数很多，但是总量还是比较小的。比如万历六年，全国政府官员工资总额合计约三十四万两。这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讲，是小菜一碟。
其二，军饷。
最初明帝国军队有屯田，所谓“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这虽然并不全是事实，但是在明初军费开支的确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不大。比如朱元璋洪武后期，内外卫有军队一百二十万，每年支付军粮六七百万石，只占税粮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出头。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由于军屯受到破坏，军队中募兵数量激增，取代了兵户。这里要补充说一下明代的兵制。朱元璋试图恢复早在唐代就没落的世兵制，专门有一批人世代当兵，即所谓兵户。时间一长，军用的屯田被官僚侵占，这些人无地可耕，不断逃亡，人数越来越少，同时战斗力也不断下降。因此就不得不用钱来雇佣人当兵。这自然就比让当兵的自给自足要贵得多。
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重新崛起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在国防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而在这压力面前，无能的官僚集团不知道如何化解各种矛盾，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只知道一味扩大军队规模。其结果是，军队人数大增。最多时，常备军即高达两百八十万人。一遇战事，那就更不用说了。养这么多兵，当然得花不少钱。嘉靖时已高达两百七十万两，万历时更高达三百八十万两，大大超出了财政收入。
其三，皇族的薪俸。
朱元璋对手下官员挺抠的，但对于子孙却着实大方。比如，亲王每位年薪一万石大米，是正一品官年薪一千石大米的十倍。随着皇室人口越来越多，财政所要支付的钱也就越来越多。朱元璋那会儿，在政府领薪水的皇族只有五十八人，到嘉靖后期，这个数字已涨了五百倍，达到两万八千八百四十人，应付薪水总额高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占到全国税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四，皇帝的支出。
原本皇帝的开支列在财政预算内的，是每年一百万两银子。但皇帝要花钱，你户部能不给吗？所以一花起来，就没谱了。比如，正德年间，改建乾清宫，花了两千万两银子；嘉靖十五年一年，光修宫殿就花了六百多万两银子。
这四项财政开支，你说能裁减哪一项？皇帝、皇族、官僚、军队，哪一个得罪得起？不足的财政收入，遇上刚性增长的财政支出。不出财政危机那就怪了。
五、官与民
财政危机主要是在政权内部。我们再来看看政权外部面临的危机。
在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阶级矛盾激化。如果我们问：大明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哪两个阶级的矛盾呢？我想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许有的人会加上商人。但是，在我看来，大明帝国内部的两大阶级并不是地主和农民，商人就更算不上。
这两大阶级是官僚和平民。
官僚，上包括皇帝、贵族，下包括吏和监生一类的准官员。这些能够运用或者影响国家政治权力的人才是大明帝国现实的统治阶级。其他人，不管你有多少土地、多少作坊、多少金银财宝，你都是被统治者，都是被剥削、被掠夺的对象。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灌输一个观念，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武器。也就是说，政府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就连一向观点独特的杜车别先生也一直在说大明帝国的官僚们是商人集团的代言人。他说：“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要知道，A代表B的利益有一个必要条件，即B能够控制或者约束A，如果约束不了，即使A是B中的一员，A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所在集体B的利益，即代理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议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都是选举出来的，都是有人在背后支持的。这些人如果不替其支持者谋利益，不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在选举中失去支持，从而丧失政治权力。由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财力、资源上占有优势，因而代表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支持。所以，从理性角度考虑，政客们会选择为他们服务。进而，由政客们组成或者控制的政府就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代言人。
在中华帝国体制下，无论地主也好、工商业者也好，即使他们富可敌国、掌控国家或地方经济的命脉，也都无法控制官僚。相反，官僚们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伤害普通平民，从他们手中获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们不会为了其他任何势力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他们本身出自于哪个利益集团，由于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没有能力制约他们，所以只要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抛弃所在集团的利益，做叛徒。
总之，在中华帝国中，官僚是统治阶级，民众是被统治阶级。在大多数时候，中华帝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官与民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史。
这个官与民的斗争，在除开士族统治的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以外的中华帝国中始终存在。在明帝国里，官僚对平民的掠夺尤其突出。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明帝国的制度使得官僚对平民的掠夺事实上不受约束，腐败横行。这个前面已经讲了，不再多说。
第二，官僚集团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两大阶级的平衡，从而可以容忍比较重的剥削。
明帝国官僚集团的不稳定，一方面表现在科举制度的推广。马克思曾经说过，统治阶级越是能够从被统治阶级中吸引人才，其统治就越稳定。由于科举制度为平民进入官僚集团提供了一条阳关大道，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老百姓在推翻官僚集团的统治与把自己变成官僚集团的一员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中会选择后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整个官僚集团被推翻的风险，在客观上使得官僚们可以掠夺得更多。
另一方面，官僚内部的党争导致老百姓有一种错觉，好像贪官污吏会得到惩处。这就有利于将民愤限制在某些官僚个体身上，而不是针对整个官僚阶层。比如刘瑾的倒台，当时就是大快人心。但是，我们看一看刘瑾是怎么倒台的，恐怕就高兴不起来了。
刘瑾之所以倒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安化王朱寘璠之叛。当时叛变得到了很多当地武官的支持，震动了朝廷。这些武官支持叛乱，反对刘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瑾推行的清丈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清丈政策的推行，清查出了大量被官僚贵族侵占的田地，特别是被军事将领侵占的军队屯田。白寿彝先生评价说：“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这个政策是有利于明帝国统治的，并非害民之举。
其二是张永、马永成两人在皇帝面前进言。这两个人也是宦官，而且名声也不好，和刘瑾都名列臭名昭著的“八虎”之中。在正德元年，即公元1506年，对付外朝大臣欲诛“八虎”的斗争时，三人并肩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张永和马永成之所以反对刘瑾，是因为刘瑾权势太大，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可见刘瑾之死，就是官僚集团内部权力、利益斗争的结果。根本与反贪无关。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被忽悠了，受过其迫害的人家甚至用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官僚集团的贪欲。
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期，官僚们所能剥削的无非是些难以兑换成货币的实物。任何人对这些实物的消费都是有限的，因此他就不可能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来剥削。比方说，一个县太爷一年可以搜刮一吨大米，而他自己只能消费半吨。如果商品经济不发达，剩下的半吨米卖不出去，那么他为什么要多搜刮这半吨呢？反过来，一旦搜刮来的东西能够很容易地换成其他物品，那么他当然就会尽量掠夺。
第四，官僚阶层在税收和徭役方面的特权，导致官僚进行土地兼并的成本很低。
在明帝国的法律制度下，官僚阶层是免役的，而在赋税方面也有很多减免，而且还经常拖欠。减免是制度使然，而拖欠也很好理解，税赋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在征收，偷税、漏税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原先的《鱼鳞图册》，后来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由于官僚体系本身不参与生产，因此也不会在乎生产过程中有多少剩余劳动能够被剥削。官僚的任期有限、官位不能世袭，国家的土地、资源、人民也不属于他们所有，因此也就不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其结果是，在不受控制和集体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再生产的问题，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能够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多少财富。对于其中很多人而言，只要老百姓还活着，就可以剥削。
了解了这一点，大明帝国阶级矛盾的激化就不难理解了。从明初的洪武年间开始，各地平民的起义就是此起彼伏，针对个别官吏的暴乱更是多不胜数。那些把明朝描述得无比美好的人们，是否忽视了这一基本史实呢？
压迫越来越沉重，反抗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流民四起，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烽火，也同时敲响了大明帝国的丧钟。
六、面对外患真无能
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外患也出现了。面对外患，大明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他们真的很无能。
外患最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
元帝国被逐出中原以后，很快就退化到部落状态，分裂成了兀良哈、瓦剌、鞑靼三大部。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多次北伐，恩威并用，巩固了北方边疆。但是，到了明英宗时期，由于宦官王振误国，先是忽视北方边防而将大军调往南方征伐麓川宣慰司的反叛，然后瓦剌大军入侵时又鼓动明英宗亲征。结果，弄出了一个土木堡之变，皇帝都被人家抓走了。
瓦剌乘胜追击，兵临北京城下。亏得朝中有于谦等人，面对危机应对无误，如果按徐珵提出的南迁京师的主张，那只怕就和北宋末年时一样了。土木堡之变，只是明中期的一次意外事件。当时大明帝国的国力绝对在瓦剌之上，而且绝对不在一个级别上。
真正的威胁来自东北的女真。
女真原本也和蒙古一样，处于分裂状态，内斗不止。当时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块，几十个部落。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对大明帝国造成什么威胁。到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中的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统一女真的战争。
努尔哈赤花了十年的时间，到万历二十一年，统一了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势力越来越大，并且还有很强的扩张欲望，对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诸部虎视眈眈，逐个加以征服。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三十五年灭辉发。上升势头极其迅猛。
大明帝国政府中有人意识到这个潜在的威胁了。这个人就是熊廷弼。
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到任以后，熊廷弼亲自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订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扼制建州女真的发展。这一系列部署，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熊廷弼也很自信地说，如果坚持采用这一方针，那么就可以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然而，这个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得到最高决策层的首肯，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个方针也就无疾而终了。失去了明帝国的打压，努尔哈赤又活跃了起来。在熊廷弼离任后两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灭掉了海西女真的乌拉部。三年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国，国号与原来女真建立的金帝国一样为“金”，史称后金。
又过了几年，在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所谓“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有些史学家认为：“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但如果把这“七大恨”逐一加以分析，我们却会发现这“七大恨”其实就是一个与明帝国决裂的借口，真实的原因就是努尔哈赤野心的膨胀，他要抢钱、抢粮、抢人、抢地盘。
被人家欺负到头上来了，大明帝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年明帝国从各地调集了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后金。这就有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这场大战，只持续了四天就以明军的全军溃败而告终。后金趁热打铁，攻克开原、铁岭，吞并了叶赫部。
为什么这场重大的战争明军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呢？
白寿彝先生说了几个原因：
其一，女真人是保家卫国，有正义性。所谓“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具有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