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大明帝国里，既没有权威不容置疑的皇帝，又没有能够镇得住群臣的首辅，压制不了汹涌的民族情绪。可以想象，谁要是软弱一点，就一定被党争的对手骂为汉奸。大家都担心被骂为汉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
第三，明代汉族的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烈，以至于有点儿自大。
明代是继元代之后的一个朝代，深受元代民族压迫的痛苦深入骨髓。因此，明代人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绝不能容忍游牧民族再次入侵。比如明初大儒方孝孺就说：“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生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
这种意识随着明帝国的强大，而日益演变成一种极端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于不免有些自大。比如，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不是去取长补短，不正包含这种自大的思想在里面吗？由于有这样一种自大的心态，因此没有认真地分析对手的实力，错把后金当成像缅甸这样的对手。这一点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表露无遗。
首先，在作战方针上也显得过于自信，对困难准备不足，以为努尔哈赤会坐以待毙，“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明军号称四十七万，其实不过十万左右，这还是算上朝鲜和叶赫部军队以后的数。对手后金有军队六万。兵力方面优势并没有达到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还兵分四路，最多的杜松那一支总兵力才三万人。
其次，具体到将领，也是一个个志得意满。比如杜松，总兵力才三万人，居然还就轻兵冒进，而且还再次分兵，以主力驻扎萨尔浒山，自率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简直就没把敌人放在眼里。从这些在战役中的表现，我们就足可以想象当日在朝廷上论及是否发动战争时大臣们是多么自信会取得胜利。
由于这些原因，大明帝国的决策者们无视发动战争的风险，最终导致萨尔浒大战的惨败。
七、内讧，继续内讧
萨尔浒大战失败之后，大明帝国已是风雨飘摇了。但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大明帝国政府的内部却还在内讧。
在行政体系内部从来不缺乏竞争者。所有官员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如果是良性竞争，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竞争，那么，就会使政府官员有提高行政效率的动力，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帝国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比起政绩来，血缘、金钱等关系更为重要。所以，这种竞争往往导致党争。同时，由于大明帝国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宦官手中，其情况之恶劣比其他帝国更加严重。
明代的党争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争论的焦点问题大多是些小问题。
比如在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争论的焦点是嘉靖皇帝怎么称呼自己的生父母。这跟国家兴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却让朝中分成两派，争个不休。以张璁、熊浃为代表的一派支持皇帝尊称其生父母；以杨廷和与毛澄为代表的另一派，反对皇帝尊称其生父母，硬要皇帝称生父为“皇叔”。一争就争了十来年，最后嘉靖皇帝总算是把自己生父母的待遇提高了。反对皇帝尊称其生父母的一派，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免官的免官。
再比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其实也不是什么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大事。这个比起北宋时期新旧两党党争的焦点问题：“变法不变法”；南宋的党争焦点问题：是战是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第二，派系林立，错综复杂。
大明帝国中后期的党争，是一部悬念丛生的大片。宦官与大臣间的斗争，大臣与大臣间的斗争，宦官与宦官间的斗争，一会儿是同志，一会儿是仇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也很难分辨谁是谁非。一般人都认为，东林党代表的正人君子是正确的，浙党、阉党这些人都是小人，他们肯定是错误的。
其实东林党人在道德上固然比其他官僚好一些，但在施政方针上也不见得有多正确。举个例子，当萨尔浒大战失败之后，好在有熊廷弼苦苦支持辽东，算是稳定了局势。然而，以东林党为主的朝廷却将他免职，换上虽有才干但不懂军事的袁应泰。结果连丢沈阳、辽阳。危急关头朝廷又想起熊廷弼来，重新起用他。然而，不久在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如何对付后金的战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朝中又分成袒经（支持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袒抚（支持辽东巡抚王化贞）两派，彼此攻讦不休。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叶向高、张鹤鸣等人就支持根本不懂军事的辽东巡抚王化贞，将大权交给王化贞，对熊廷弼事事掣肘。气得熊廷弼上书道：“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到最后，王化贞一战而败，整个辽东都丢了。
太监里也不都是坏人，比如王安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杨涟等人也不能在“移宫”中取胜。但就是这么一个和东林党人关系不错的宦官，在魏忠贤等人对他谗害之时，却没有得到东林党人有力的救援。结果，王安一死，魏忠贤代替了王安的位置，总揽了宫中大权。
第三，斗争的几方大多没有什么政治头脑，都很无能。
本来明帝国大多数官僚就是非常无能的。如果仅仅是在执政能力方面无能，也就罢了。可笑的是，这些官僚在党争这种政治斗争中也显得非常无能。比如在东林党和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斗争中，所谓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就显得非常幼稚。
一是东林党这边就只知道给皇帝上书，完全不考虑上书有没有用。像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又有七八十人纷纷写奏章弹劾魏忠贤。结果如何？皇帝根本不听。
二是动不动就辞职不干。像叶向高、周嘉谟等人都是自动辞职的。他们这些手握实权的大员，手中的权力就是和对方斗的武器，辞职不干不就等于是缴枪投降吗？
三是完全不懂得争取中间派。魏忠贤一开始手底下没几个人，东林党人势力大得多。但是，由于东林党人太自我标榜、太清高，结果把一些道德上不那么高尚的官僚全推到魏忠贤手底下去了。比如魏广微。他是天启三年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入阁的。虽然他已经和魏忠贤走得很近，但还算不上死党。他曾经三次去拜访东林党中的领袖赵南星（他的父亲和赵南星关系很好），但是不但连吃了三次闭门羹，而且赵南星还说：他爹有这么个儿子，跟没儿子一样。魏广微气得要死，从此就和东林党成了仇敌。
东林党人无能，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也强不到哪儿去。天启七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这时，有兵部主事钱元悫、工部主事陆澄源和贡生钱嘉徵各自上疏弹劾魏忠贤。当时皇帝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这种大事哪轮得上你们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官来说话？但也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这表明了皇帝不信任魏忠贤的态度，但同时也反映出皇帝现在还不敢把魏忠贤怎么样。
然而，就在此时，也不知是谁给魏忠贤出的主意，魏忠贤竟然傻到辞职。皇帝就坡下驴，免了魏忠贤的职。既然免了你的职，那对付你还不简单？当年年底，就把魏忠贤给干掉了。主脑一死，其他人也就一一伏法了。
崇祯皇帝登基的当年，魏忠贤及其党羽倒台了，但党争却远未结束，而且是更加混乱。正当朝廷内部还在党争不止，朝廷之外却已是烽烟遍地了。
本来就深受天灾折磨的农民们，又遭受到政府一再地加税、盘剥。哪有不起来反抗的道理？起义者众多，于是要大量的军队来镇压。要大量的军队来镇压，于是要大量的钱来征兵、支付军费。要大量的钱来征兵、支付军费，于是要加税。加税，于是有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这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然而，朝廷居然就没有人看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出别的解决办法。
就这样，大明帝国在这个死循环中苦苦支撑了十多年后，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几乎在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北京城。大明帝国就这样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