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光启曾经以明代皇室人口的繁衍速度算过一笔账（为什么以皇室人口来计算呢？因为只有皇室人员的数据最精确，有翔实的档案可查）。这一算不得了，“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戈而不得减。”按前面的数据来算，从公元1741年到公元1834年九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朝人口增长了不到两倍，年复合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一一，远未达到三十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讲，清朝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快。
我们还可以对比此前各朝的人口数据，结论同样是这个速度并非高得惊人。
明朝的数据太蹊跷，从洪武十四年（1381）到隆庆六年（1572），只从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人口增长到六千零九十六万。两百年间，在没有发生长时间战乱的情况下，人口居然接近于零增长。估计是统计上出了问题。后人估计到明末时，人口应该有约一点五亿。这个数据极不准确，我们放在一边不管。
我们来看看北宋的情况，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人口数字是1993万人口。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统计数据达到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人口。八十一年间的复合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零点九八。清朝比北宋高零点一三个百分点，也不算离谱。
既然不是增速太快，那么是不是基数太大了呢？好像也不是。根据一些史学家的推算，明末清初全国人口已经有一亿人左右，甚至有人估计高达两亿。前面说了一个估计数据：一点五亿，取的是中间值。
清军入关后，按照不少人的理解，人口损失很大，陈致平先生就说：“仅据王先谦的《东华录》所载，顺治八年的人口，约为一千零六十余万人口，那还不到万历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按这个数据推算，顺治八年（1650），全国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万，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人口增至九千七百六十四万。短短三十年，增长八倍，也把咱中华儿女的繁殖能力想象得太强了吧？
从这里，我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往往把战争消灭人口的作用扩大化了。战乱的确会死很多人，但是说人口减少了十之七八，那恐怕是不可能的。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也没有使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事实可能是在战乱条件下，政府所控制的人口大大减少了。
了解了清初期的人口，我们再对比一下明初的人口，矛盾又出现了。明初洪武年间的人口，据有关专家推断大约在八千两百万人左右，比起康熙年间的九千七百多万也差不了多少，怎么近两百年的时间只增长到一点五亿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源容纳人口的能力增强了。人口是有自动调节功能的。除了通过战乱、饥荒、疾病等灾难来一次性大量地消灭人口外，人们还会通过减少生育来调节人口。比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就写道：“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朝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慢，很可能正是因为达到了当时的社会资源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极限。
清朝能够养活四亿多人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在内地的广泛种植，另一方面是气候条件的变化，从17世纪末开始，气温逐渐回升，有利于农业生产。
二是清帝国的政策作用。由于清帝国的统治者们一直都把解决人口问题当成大事来抓，结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容纳人口的政策。一条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于减轻了人口增长的成本。另一条则体现在耕地的增长上面。从现在的历史数据上，我们会发现清朝政府记载的田亩数量几乎没什么变化。不是没有垦荒，而是清朝政府采用了“但垦不问”的方式鼓励垦荒。所谓“但垦不问”，就是对新开垦的荒地国家只当不知道，不征税赋。乾隆帝下旨说：“现今海宇户口繁滋，难以计数，如各省粮价，有增无减，即可为滋生繁庶之征，况人数既多，自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广为耕种升科？”也就是对那些上报有新开垦土地、要求增加税收的官员说：“哪儿有那么多未开垦的土地？别再上报了。”
清帝国的统治者们想用这些办法来解决人口问题，从而平抑物价，解决物价上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些政策事实上是纵容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他们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物价上涨，却并没有得到抵制。因为，物价上涨本来就不是由于人口增加而引起的。药不对症，自然没有疗效。
正如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的：“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物价的持续上涨是一种输入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巨额顺差地位而造成的。
比如，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出口到英国的总值是九千六百二十六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入中国的总值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万元，仅及中国出口至英国货价的六分之一。
再比如，在1827年前的三十年中，美国为平衡其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年要向中国输入白银两百五十万元。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自然导致银价的下降。在银本位的情况下，也就自然导致物价的上涨。
中国为什么会长期处于巨额贸易顺差地位呢？是我们的货物质量太好吗？不是，是因为老百姓消费能力太低。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根本就不需要买什么东西。
鸦片战争十年之后一位叫米契尔的英国官员这样评价：“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起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
可见，清朝社会的问题在于经济结构失衡。
清帝国的统治者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物价上涨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人口增长，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虽然清帝国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贫穷的百姓，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未能跳出传统的窠臼。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一直到康、雍、乾三帝，中华帝国的头头脑脑们都只在农业领域动脑筋，希望通过农业来吸纳过剩的人口，从来没有想过发展工商业，甚至还以所谓“崇俭去奢”压制消费，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乾隆皇帝算是有一点儿头脑的，他从江苏巡抚陈宏谋禁止妇女入寺烧香而导致舆夫（出租车司机）等无以谋生这一案例中得到启发，听任富人们奢侈消费，并未因大量消耗粮食而严禁酿酒。可见到后来，人们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工商业对安置百姓就业的意义。
但是，这种意识太落伍了，是被动的政策选择而非主动的政策引导。大清帝国实施的以鼓励农垦为主的经济政策相比西方各国主动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差得太远了。
比如英国，18世纪末劳动力人口约五百八十万，到19世纪初劳动力猛增到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并不是人口同步增长了这么多，很多妇女甚至儿童也成了劳动力）。庞大的新增劳动力有力地支持了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展，同时人口增加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又刺激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农业革命。于是，从19世纪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走出了人口周期性增减的怪圈，人口直线上升，不再倒退。
而当清帝国的人口突破四亿的时候，以失地农民为主的无业流民已经成为一颗随时可以将清帝国炸得粉身碎骨的炸弹，所等待的只是那点燃引信的一丁点儿火花。
五、精神病人搞出大乱子
谁来点燃引信呢？历史选择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个人，叫洪秀全。
洪秀全之所以整出一个太平天国，最初的原因来自于一场怪梦。据太平天国文献记载，道光十七年，即公元1837年，再次落榜的洪秀全病倒了。这一病就病了四十天。在这四十天中，洪秀全时睡时醒，一睡着就进了天国仙界。在梦中有个身穿龙袍的上帝把洪秀全认做儿子，命他去斩妖伏魔。他醒了之后，就说些“世间万宝尽归我所有了”、“斩妖、斩妖”等胡话。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怪梦是洪秀全为鼓动人心、发动起义而编的故事。但据简又文先生考证，还真不这么回事。因为洪仁玕小时候曾目睹过洪秀全发病的情况，此外还有不少人证实当年洪秀全确实发了四十天的疯。虽然大家不知道洪秀全在梦里到底见了什么，但是清醒时那种满嘴胡话、上窜下跳、斩妖伏魔的情形还是看得很真切的。
据香港精神病院院长叶宝明先生的分析，洪秀全患的病在精神病术语中叫做“梦醒状态”。说白了，就是做了场连他本人都深信不疑的白日梦。当这个白日梦的梦境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而得到印证或解释时，那么，患者本人便会成为妄想狂。
巧的是，洪秀全第四次科举失败之后，偶尔翻阅了十多年前由传教士赠予的《劝世良言》一书，发现书中所写竟与其梦境相同。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做梦正是因为他最初读这部书后，书中的内容留在了他的潜意识当中。当他受到科举失败的刺激后，这书中的内容便和他自己固有的雄心大志结合了起来，编造出一个使他自身欲望得到满足的梦。相反，这书中的内容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梦是真的，自己就是上帝之子，自己受命于天，要扫除妖魔、建立天国。
一个精神病患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竟然是由一个精神病人发动的，这个可悲又可笑的事实就注定了这次运动将以失败告终。
第一，洪秀全个人的能力不足。
一般而言，宗教领袖比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都是极有才华之人。然而，洪秀全却是一个精神病人，终其一生也未表现出什么杰出的才能。那么他是怎么由人变成神的呢？实际上，这场造神运动的幕后推手是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在运动的初期，冯云山被捕，洪秀全离开广西前往广东营救冯云山。洪秀全一去就是一年半。他的离开导致拜上帝会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就在这时，杨秀清、萧朝贵却先后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当然经过了精心的包装，比如杨秀清假装不能说话三个月之久），巩固了洪秀全的地位。
地位是巩固了，才能却无法提高。由于他的无能，再加上精神病人非正常的思维，导致他整天沉迷于神话天国中，而将军国大事完全交给杨秀清。结果，杨秀清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最后不可收拾而引发了天京事变。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衰落关键点在于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在内讧中损失惨重。对于这次事变，作为核心领导的洪秀全难辞其咎。面对政治军事才能远高于自己而只是利用宗教、并不真心信教的杨秀清，洪秀全无能为力，只能暗命韦昌辉发动政变进行屠杀。
在处死韦昌辉之后，洪秀全又猜疑另一个极有能力的领导人石达开，导致其率众出走。此后，洪秀全任人唯亲，以洪家天下代替皇上帝天下，国事日非。
到最后，当天京陷入重围时，洪秀全再度发病，诏书“所言皆天言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这些都是洪秀全的人个能力不足或者精神不正常导致的。
第二，狂热的拜上帝教不能得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
深受儒家世俗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对宗教狂热的民族。洪秀全以一个落第书生的水平，在对基督教一知半解的基础上创造的拜上帝教的教义明显不够精深，对于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更何况洪秀全的教义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这就更加引起传统知识分子的反感。
失去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智力支持，太平天国在决策上失误频频。比如太平天国之所以决定定都南京而不以全师北伐，据说是听了一位姓蒋的老水手的话。这位老水手说：“不要去河南，河南河水小、又缺粮，敌困不能解救。你今得江南，有长江的险固，又有舟只万千，为什么还要去河南？南京是帝王的家，城高池深，民物丰富，还不立都，却要到河南去，你究竟怎样打算啊！”这话说得是事实，但却缺乏历史知识和战略眼光。
熟知历史知识和具备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就会反驳说：“君不见南宋偏安东南、吴三桂不敢北渡长江，皆欲划江而治，而终不可得。我军刚破南京，兵势正盛，而清廷本非中原之主，震恐之余必有北走满洲之意，此诚直捣黄龙，一举扫平天下之时也。倘若定都南京，众人皆道我等欲偏安于江南，人心必散，而清廷得此喘息之机，必收拾军士卷土重来。如此，则危矣。”
当然，即便没有知识分子的协助，杨秀清也可以选择不听老水手的意见。清史专家张研教授就曾设想，如果东王杨秀清亲自率军北伐，那么他就可以借天父附体而宣称北方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信奉的“无生老母”是“天父之妹”，从而“使京直鲁豫民众全数倒向太平天国，从而将两三万北伐军变成二三十万、二三百万。”完全可以攻克北京，逼咸丰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