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表率影响法
首长要想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首先要本人具有高昂的工作情绪和干劲。
首长作出表率，这本身就是激励下属积极性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要求下属是一套，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是决不会激起下属的热情的。
为什么表率作用会如此有效地激励下属呢？这是因为在团体内人们交往的过程中，彼此间的交互行为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力。别人的言行影响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自己的言行也能影响别人的思想与行为。虽然人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影响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地说影响力较大的是团体的领导者，较小的是被领导者，但一些不好的领导者却没有影响力。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正是通过这种影响力去实施领导的，丧失影响力或影响力不大的领导，往往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所以说有权威的人不一定有权力，但行使好权力一定要有权威，而表率作用正是建立权威的必要措施。
构成领导者影响力的因素很多，诸如品格、作风、学识、热情等等，这些都是领导者影响下属最有力的方面。
品格。品格是指人们的品行，即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风貌。
人们的品格相互间有一定的影响。领导者的品格对下属尤其有很大的影响力。只有那些在行动中证明其才能的、正视困难且克服困难的，敢于“孤注一掷”的领袖才能赢得群众。那些具有这种品格的人会射出一种磁石般的力量。对于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最终目标的象征，是希望的化身。
作风。作风是人们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领导人的作风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下属们的作风。“领导的速度就是众人的速度。”这说明单位或部门领导人的作风对下属们的作风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学识。学识是指人们学术上的知识和修养，也泛指人们所掌握的学问和知识。如果一个领导者有渊博的学识，势必会“强将手下无弱兵”，带动和影响下属增长学识。
热情。热情是指热烈的感激，是人们激动心情的流露，最能使人们相互鼓舞。如果一个领导者有很高的热情，这种热情就会感染下属，使人们的热情普遍高涨起来。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7.诚信不疑法
对于属下，既用之，又疑之，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对他又很不放心，这就是古今执政者用人之大忌。用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那么，执政者如何把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呢？
首先，要慎于取人。经过充分了解，“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所以，“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
其次，对所用之人要以诚相见。荀子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即使是父子之间亦是“不诚则疏”，何况上下级之间乃至同仁之间？所以他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王安石、许衡认为，这是“自然感应”原理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的反映。“委之诚者，人亦输其诚；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诚相照，恩结于其心，是岂禽息鸟视，而不知荷恩尽力哉！故日：不疑于物，物亦诚焉。”“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
现实常有这种情况，你信任他，他也对你忠心耿耿，但他对于其他的人或事却时有伪诈。这个问题应如何看待呢？王安石认为，“情有忠伪”的双重性格，为常人所通有，领导者则应是“信其忠则不疑其伪”，“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他人虽伪何害焉？”如不这样对待，天下值得信任的人也就不多了。
再次，不听谗言，不为俗议所左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生活在这尘世中间.世俗之众对所有人皆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为领导者所任用的人自然亦是议论的对象。有的出于妒嫉心理或出于自身利害，散蜚语，布流言，甚而至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这时领导者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为俗议和谗言所左右，对所信任的人生疑。这种现象，历史上很多。所以，古人一直把它作为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
《管子·宙合》告诫说：“毋听谗，听谗则失士。”
《苟子·君道》指出：“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
《新论·求辅》指出，对于所求得之人予以充分信任，有三大难处和两点限制：
“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夫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壹不当合，遂被谮想，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兴起，既得幸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问疑，若伊、吕之见用，傅说通梦，管、鲍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竞意矣。”
所以，魏征也指出：“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领导者要真正做到与被领导者亲密无问，无所猜忌，就必须对世俗偏见、流言蜚语、妒嫉心理等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响和左右，这样，才能对所用之人坚信不疑。“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虽有谗巧不能间也，确然若胶漆之相合。”以上下之间的披肝沥胆，精诚合作来推进事业的发展。
当然，这里所言用人不疑，是对那些真正的人才、忠臣。而对于那些害国害民的小人、奸臣，不仅应疑之、防之，而且要惩之、除之。
8.赏教结合法
韩非子早就提出应当以荣誉奖励来辅助物质奖励：“誉辅其赏”。宋代张方平则进一步指出：“专实利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不副之以实，则诞漫而人情不趋。”意思是，只是用实惠来进行奖励，而不用荣誉奖励来辅助，那么就会导致耗用匮乏，物力供应不足；只奖励人家虚名而不辅之以实惠，人们就会放纵散漫，不会真心实意地去干。
荀子认为，赏罚这一激励手段，尽管不可或缺，但作用毕竟有限：“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要想让人们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还必须“厚德音”，“明礼义”，“致忠信”。《吕氏春秋·用民》也认为：“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汉代王符是主张用重奖重罚的，但他并不因此而忽视思想教育的作用，主张“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诸葛亮也一贯主张在“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教之以礼仪，诲之以忠信”。
这里所说的思想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向人们灌输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行为规范，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善恶、好坏、美丑，从而自觉地做好事，耻于做坏事。：二是指进行法令制度方面的教育，使人们懂得法令条文，熟悉规章制度，了解朝政反对、禁止、制裁的是什么，预先示警，然后才是对明知故犯的人进行惩罚。即墨子所谓“发宪布令以教诲”和诸葛亮所谓“先令而后诛”。他们认为，事先不进行法令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一上来就进行诛罚，这是残暴行为：“不教而杀谓之虐。”“罪不知谓之虐。”“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荀子就此打了个比方：“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治民者应首先昭示什么是犯罪作乱行为，而使人们不犯错误，就如同为涉水者事先标示出水的深度，使其不至于溺亡。这种严肃负责的态度，是爱护人民，减少犯罪的根本办法。
9.功过分论法
赏罚分明，不仅是指不同对象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而且是指同一对象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可功过相抵。因为，第一，一般来说，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若功过相抵，则必然功过混淆，毫无界限。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陷京师，徽、钦二帝蒙尘，北宋亡。在金人逼迫下，百官议立异姓张邦昌为帝，秦桧等人坚决反对。秦桧因立议状要存赵氏，被金兵押掳北去。当时，秦桧此一举动，可谓大功，颇受人们赞扬。但是，秦桧到金后，一改前态，为徽宗作乞和书，投靠金人，并且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岳飞，留下万世臭名。那么，是否能因秦桧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秦桧罪不可赦。第二，功过相抵，容易滋长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倾向。立有大功在前，而能谦虚自制者本来就已很难，若再许以“前功可抵后过”，岂不更加目无“王法”？这样做，实质上也就是把前功变为犯罪的资本，违纪的条件。天下之大，立功者甚多，如立大功者可抵大过，立小功者可抵小过，势必天下大乱，“功臣”横行，势必国将不国，法将不法。第三，功过相抵，容易造成官僚特权。大凡有个一官半职者，大多因其做出成绩，或立有功勋而荣登“官”位，若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加之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国法政纪在他们面前也势必荡然无存。
因此，要赏罚分明，功过不可相抵。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在前，应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也同样应按律惩罚。一个大“功臣”杀死无辜的人，和一个小流氓杀死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则不去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理然。反过来，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但因其大过在前，大功在后，说明其认罪深刻，自新坚决，也可考虑用其功而赎其罪，即“将功赎罪”，这与“前功后过相抵”又有不同，因为前者具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只具消极意义。
10.赏罚据实法
古人言：“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既然，“赏罚不可轻行”，必当慎重从事，而其慎重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据实”，亦即“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只有据实，才能决定是否赏罚，才能决定赏罚之轻重，才能服人、服众。而要“据实”，必须注意：
（1）赏罚根据的唯一性
行赏的唯一根据是功，行罚的唯一根据是罪。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可以充作赏罚的根据，这就是赏罚根据的唯一性。韩非说：“计功而行赏”、“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赏既不可以“恩进”，也不可“巧赐”；罚既不可“由怒”，也不可“祸连”。
中国历来明智的君臣皆以功罪之实为据，慎重封赏处罚，而且唯此为据，决无其他。
（2）错失未著，不可加究
以事实为据，是指以“既成事实”为据，而不是以“推断事实”为据，因此，在事实尚未形成之前，决不可以此为据，盲目赏罚。因为，事物发展千变万化，“似乎如此”却不一定符实。否则，容易造成“推断错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容易为“小人”乘隙，容易伤害忠直之士，容易激起众心不服。三国时，“脑后长有反骨”的魏延，诸葛亮虽知其“胸怀反心”，予以“内控”，但惜其作战英勇，在其反形未著时仍予以适当任用。直到诸葛亮临终前，知魏在其死后可能谋反，才设计除之。而且，所设之计，也是在魏谋反大暴露之后才予以诛杀。说明诸葛亮对人的处罚，是把“错失未著，不可加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贯彻于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