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一个投机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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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问题十九:您是怎么到了巴黎?那是在哪一年?

答:那是1924年。我从巴塞尔坐火车到了巴黎。好奇,也有些害怕。我的家庭教师索菲·露丝小姐大骂法国人:“蠢猪!”“无赖!” 她的行径对我不是没有影响。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我高中毕业后作过一次旅行,从波兰的什切青横穿德国,到德国的塞京根。一路上,我体会到了流行于德国的“反法情结”。 在所有的博物馆的入口处,比如在著名的慕尼黑的绘画展览馆和科技馆门前,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禁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入内。

但火车行驶到巴塞尔边境时,法国海关的工作人员进了车厢,我想,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把我吃了吗?我看到他们也是正常人,他们和我一样,有鼻子、眼睛、嘴巴,还很和善。

我心里轻松了。我从巴黎下了车,在法国我说不出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倒是感受到了一股反德的气氛,就像我在德国感到的反法情绪一样。而且,法国人用法语发不出“deutsch(德国人)”这个词,只能模糊地说成相似的:“les boches”。有一次我在咖啡馆里跟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在一起聊天。我们讲的是德语。一个法国人突然冲向我们的桌子,愤怒地大叫:“滚!这里不准讲‘boche’(德国人)!”

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的。当现在在我周围有人谈论结了仇的两个人化解仇恨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德法之恨”。今天又怎么样呢?

巴黎市区内有一个美丽安静的广场,叫康拉德‘阿登纳广场,离我的住宿处不远。400年里一直有一种排外情绪,前几年也变得友善了。我看到写着阿登纳和戴高乐字样的跑车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驶。只是那时有过这种仇恨之心的人现在在揣测,现在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联盟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

我举了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对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化解抱乐观态度。正如以色列首相大卫·本·古里昂所说:“不相信创伤的人,是不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