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在应乡举考试前，老师为他用《易经》占了一卦，得到《泽水困》卦三爻。得到得主卦是《泽水困》第三爻的爻辞：“困于石于蒺藜，人入其宫，不见其妻，凶。”他的老师认为此次考试不吉，可能难于上榜。
纪晓岚却对老师向学说：“自己尚未娶妻，卦辞不见其妻，是我的实际状况，我本来就未有妻子，哪有妻可见？不见其妻是正常的，怎么会凶呢？”，并根据卦爻辞判断：认为自己要中第一名，第二名可能是姓石的或者姓中有石字旁的。待到揭榜时，果然纪晓岚中了第一名，而第二名又刚好是一位姓石的。可见纪晓岚很早就具备《易经》的变易思维。
乾隆皇帝重视易经文化的发展，并且对《易经》的应用方面做了进一步推广。
乾隆帝曾连续两次集国之力，邀当时之大儒，撰修成有其特色的《易经》著作，仅从这点就充分显示了他对《易经》一书的关切。
乾隆“圣谕”纂修的《四库全书》，收集了术数专著50余种。这些书籍把以《易经》为源头及其派生出来的各类书籍，进行了两次系统的整理，使本书内容更为广泛充实，其中包括《易经》、《太玄经》、《灵棋经》、《遁甲演义》、《三命通会》、《宅经》、《葬书》、《李虚中命书》等等。
乾隆命傅恒等撰《周易述义》，该书继《周易折中》而作，释义皆融会各家意见，撷取精华，不辩驳得失，随文诠释，简明扼要，切干实用。
对于《易经》的这一类书籍，由于是奉“圣谕”所修，具有“钦定”的法律效力，成了“榜上有名”；由于“名正则言顺”，故使《易经》的实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易经与历史上的权谋政治
我们可以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视角来阅读《易经》。
《易经》之作，与周朝的政治变局相联系，试图说明政治行为正当性问题。
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源自文明社会之初。就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轫期政治正当性的建构，就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乃是一种掩蔽政治利益差异的道德神话性建构。这就是为后起儒家所倾心赞扬的尧舜禹三代君王的道德典范建构。传说时代尧舜禹三代圣王的禅让，凸现的正是公共权力在统治者那里的公共使用，这是一种对权力的道德化处理。而大禹王为治水“到无毛”且“三过家门而不入”，则塑造了一个全无私利意识的道德典范。尧舜禹三人执掌权力的正当性完全由执掌的道德性作出了保证。这是一种无法凸现政治特性的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
周代，正好处于单纯的道德典范式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向政治--道德典范同化式的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转换的历史时期。因此，它对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就得走出传说时代那种以道德掩蔽政治的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思路。在凸现政治特点的基础上来建构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准则。《易经》的政治思维，恰好反映出这种转变。
《易经》的政治思考，建立在周代统治者对于“政治行为”的正当性需求的哲学高度自觉上面。《易经》整部书都是在天——人的关系架构中运思的。
《易经》特别强调天命的政治权威性。这种代表性思路集中体现于《乾》卦。而《益六二》所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无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也表明继承天命的重要性，以及违背天命是不能成事的道理。吉凶二者，正是判别政治行为是否正当的二元标准：吉为正当，凶为不正当。
《易经》的三对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就体现出《易经》作者对于政治行为的复杂性的认识。而《易经》的卦辞，如《泰九三》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则反映出政治正当性问题在辩证思维中展开的特点。
《易经》的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在思路上显得完整。这是一个政治作为人为活动所必需的设定。
中国古典国家的基本形态，是一个较为松散的但具有排斥性的族群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国家所谓“周邦”与“多邦”、“万邦”，它首先是国家的一种形态，因此具有体制化的强制性。由于它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因而文化在国家的运作中发生轴心作用，故也可以将其称为文化国家。
周时，“小宗成员沦为士、自由农民；而大宗是统治者，城邦国家形成在宗族的基础上。”因此，它的政治正当性判准自然就倾向于一种提供给它原始养分的早期中国社会的那种非政治标准。在古典社会的背景下，原生的政治正当性判准--道德典范式政治正当性标准就自然获得了一种透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优先性。
因此《易经》作者与所谓正史的政治正统主义立场发生差异。它没有记载后来为儒家所倾心颂扬的尧舜禅让的故事，也没有圣道的汤武革命的故事、封禅的故事，以及观象制器的故事。这可以为我们在“道统”之外观察到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真相。它记录的多是社会实际的政治生活情形，并在这种实际情形的描述中来确立政治正当性判准。这是一种真正记录了当时历史变迁的书籍。它对于我们认识古典中国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更为可靠。
《易经》划分而出的“吉”与“凶”二元行为选择的格局，就是一种足以代表中国古典的政治正当性判准状况的基本模式。
《易经》对于“王公”、“大君”、“国君”、“武人”、“臣官”、“史巫”等各有职分规定。所谓“大君有命开国成家”（《大有九j》），“武人为于大君”（《履六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六二》）等就是这方面的政治正当性规定的反映。
《易经》在将天子、君王、公侯、大人、君子、武人与小人、邑人、刑人、童人、臣、妾对列的基点上，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划分开来。
《师》、《既济》卦讲的“小人勿用”，《大有》卦讲的“小人弗克”就是这种权力获取与利益获得的“正当性”的规定。
《革上六》所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讼九二》所讲的“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
《井》卦所举的“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汽至亦木井。赢其瓶。凶”都代表了统治者在政治行动的正当性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所导致的社会下层人士的反抗。
《萃九五》强调“萃有位”的“吉”性质。另一方面，对于君王的过失是可以进行批评的。《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就反映了这种以对于统治者进行批评，来保证他们行为正当性的思路。
《益》卦所讲“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体现出在政治活动过程中要揭露居心叵测、攻击别人的人，以保证政治行为的端正性。
《井·九三》说的是赏与罚的问题。《萃·九五》讲的“萃有位”与《比·六三》讲的“比之匪人”就恰成对比。
《易经》对于族际关系的辨认原则的重视，往往以族际通婚来扩大族群国家。通过婚姻，认为族群的和平扩大就会对国家带来发展，带来好处。
《屯·六二》的“吞如禀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讲的就是正常通婚。
《屯·上六》的“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以及《蒙·六三》的“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等则讲的是非正常婚姻。
《秦·六五》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的历史叙述所蕴涵的价值倾向，体现出其政治立场。
《易经》作者对于国家族群之间的战争予以了极端的重视。一方面，它强调主动出击的侵略战争的非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强调希望以战争的手段获取别人利益的企图是难以成功的。
《蒙·九三》讲的“不利为寇，利御寇”，对防御战争加以了肯定。
战争胜利后，对打了败仗、沦为俘虏的敌人友好相待，使其心服而非力服的原则加以伸张，如《随上六》的“拘系之，乃从维之”等都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易经》对于以和平方式处理邦交关系的理想原则加以特别关注。提倡以“和兑”而“吉”的方式处理邦交关系。
《兑》卦全卦都是循此思路来确立邦交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和兑”、“引兑”与“孚兑”、“来兑”两者之间的比较说明，和平共悦与威胁强制，前者是处理邦交关系具有正当性保障的准则，后者则是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
《易经·比》卦以一比之自内。贞吉“和外比之。无咎”来做了总的概观。无疑，在国内做到德政人治、和睦团结；对外国做到相与联盟，互相亲善，那对于建立起最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准则而言，是最值得期望的事情。《临》、《观》、《兑》等卦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意图。
上九：击蒙，不利为完，利御寇。
这是蒙卦的第六爻。击蒙，是指攻击蒙昧以去无知。寇，敌人，人丢弃蒙昧无知，就能更好地对付敌人，敌人就不易于因你的蒙昧而攻击你了。所以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任何人都有蒙昧无知的地方，都需要“击蒙”。若不能消除蒙昧无知，就会被“寇”乘虚而人；若能“击蒙”，有害的“寇”就不会有机可乘了。
三国时吕蒙一直跟随孙权南征北战，吕蒙虽为东吴的建国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行事粗鲁，又全不懂礼仪文饰。孙权建议吕蒙多读点书，学点历史和文化知识，吕蒙听了以军务繁忙为由做推辞。
孙权拿自己、刘备和曹操为例，为吕蒙细说学习的重要性。孙权说道：“要说读书与不读书，那可大不一样。书中有很多道理，可以使人聪明；书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给人启示警惕。我治国理政，许多都是从书中受到教育启发的。”
孙权的这一番话，让吕蒙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此后无论军务再忙，他都要抽一些时间来读书。开始读书时，吕蒙倒没什么特别感受。渐渐地，吕蒙读出味来，眼界不断开阔，思路日益活泛，才发觉自己以前的许多愚昧无知。于是，他越读越有味，后来竞成为一位饱学之士。
鲁肃与吕蒙都在周瑜手下做过事，鲁肃还常戏谑吕蒙，于是便有了“吴下阿蒙”的谑语。
一次，鲁肃到吕蒙的驻军去巡视。吕蒙却主动与他谈起学问来，鲁肃大感意外。吕蒙先以请教者的身份与鲁肃交谈，后吕蒙开始提问题给鲁肃了，再后来鲁肃只有听吕蒙一个人讲的份了。吕蒙高谈阔论，引经据典，让鲁肃十分惊叹！
后来鲁肃推荐吕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吕蒙接替鲁肃职务后，一直想夺回关羽镇守的荆州，但没有成功。而荆州一日不夺回，就对东吴有一天的威胁。吕蒙一面采取各种军事步骤，一面联合魏国，终于使一代名将关羽败走麦城、放弃荆州。
九三：需于泥，敌寇至。
此为需卦第三爻。需于泥，是说人陷于泥潭，不能自拔，而使敌人有机可乘，故言“致寇至”。喻人事常指因自己不慎，而自我招寇为害，故《象传》说：“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三国初，孙权刚江东立足未稳，刘备还没有夺取益州时，曹操意欲歼灭他们。
面对曹操大军，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决定共抗曹操。但双方的力量仍然十分悬殊。对于刘备和孙权来说，唯在“北方的曹军不善南方水战，又不服水土”上占优势。
对这场战役的胜负来说，只有靠将士的善水战的工夫高下来决定。于是有了曹操让蔡瑁、张允训练起曹军的水师、周瑜巧施反问计，使曹操误斩蔡瑁、张允的故事。接着，黄盖又演出了一场苦肉计，假降曹操，骗得信任，这些都为后来火烧曹军准备了火种。
人生之中，因自己不慎，误信他人谗言，而身陷困境的情况，常常可能发生。连曹操那样聪明的人，也被骗使全军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而演出了壮烈悲惨的大悲剧。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经常“敬慎”，对别人的建议言论，要多加分析，以免“需于泥而致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