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这么一种说法：最可悲的国家是半岛国家，因为他们几乎永远得不到安宁。看看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就能同意这种说法。
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南北长达2200里的半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在扮演着“东亚热点”的角色。而充满了战争和流血的现代东亚史的原点，就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比相邻的中国吉林省稍微大一点，大约是黑龙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积是不适于农业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并不起眼的半岛上的国家，在这一百多年里屡次被战火烧炼，是世界上爆发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一直到现在世界上军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区可能还是朝鲜半岛。
这是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
朝鲜和中国、俄罗斯交界，隔着对马海峡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鲜半岛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进入了殖民帝国主义的19世纪以后，成为大国角逐的竞技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朝鲜只是一个有时候会来朝朝贡，需要赏赐点什么的属国。出于“中央帝国”的威严和传统，大清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寻过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做梦都想着温暖的南方乐园的俄国人来说，朝鲜则意味着一个能通往南方的不冻港；对于刚刚明白当时统治着世界的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一席之地的日本来说，用一句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朝鲜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剑”。
有人在讨论甲午战争时喜欢着眼于所谓“东林党之变”，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中日兵戎相见最表面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战其实是势在必然，无可避免的。“东林党之变”不是引起甲午战争的原因，只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官界军界长期以来努力经营的结果。
朝鲜自古以来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江户年间，日本只要换了将军就会有朝鲜通信使前来庆贺，顺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对马藩也是锁国年代的朝鲜除了宗主国大清之外唯一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国。朝鲜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器、陶器、明矾、红绢、砂糖、棉花等；日本从朝鲜进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货和人参、鱼翅及熊胆、牡丹皮、黄芪等中药材。1876年全年贸易总额在3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在3000万美元左右。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就向朝鲜发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时提出了通商贸易的要求，被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大院君拒绝。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国书和江户幕府的国书格式相异，而且明治国书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词用字属于“僭越”——“皇”和“天朝”只有宗主国大清才能使用。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这些字在幕府政权的国书中都用过。真正的理由，一是还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朝鲜不想把贸易活动扩大到对马藩之外，二是朝鲜对新成立的明治政权抱有本能的怀疑。朝鲜始终没有忘记，1592年到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的侵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丰臣秀吉以后的江户幕府在250多年间没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朝鲜朝廷怀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权也是很正常的。
不幸的是，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朝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国书被拒绝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有关征朝的大争吵，虽然主张征朝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下下野，征朝没有征成，但这次争吵到后来居然发展成了一场叫作“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内战。可见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始终是迷人的诱惑。
1875年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是整个东亚国家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华岛位于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是韩国第五大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150年来一直就是紧张的焦点。1866年因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鲜传教，法国人出动了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在伤亡了40多人以后，不得不悻悻退走，这就是所谓的“丙寅洋扰”。1871年，以“科罗拉多号”为首的5艘美国军舰为了4年前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被击沉事件进攻了江华岛，在占领了一个月以后主动撤兵，这是所谓的“辛未洋扰”事件。
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两次击败西洋列强，拒绝本来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这两次侵略最后都是仅以“洋扰”而结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的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19世纪，可能朝鲜半岛的经济价值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但是当时无论是朝鲜还是大清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五
9月20日，由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指挥的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去往中国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经江华岛。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以要求饮用水补给为由靠近了江华岛，受到江华岛上的朝鲜炮台炮击。小艇立即归舰，“云扬号”上的舰炮对江华岛炮台进行了报复性还击，舰上的陆战队也登陆，放火烧掉了朝鲜军3座炮台，这就是所谓的“江华岛事件”。
且慢，这只是日本《公刊战史》的内容，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陆军卿山县有朋在事件后说得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这是预定计划的实现。”日本陆海军的战史分为两类，一类叫《公刊战史》，是给大家看的；还有一类是锁在参谋本部军令部的铁柜里，名为《××年战史》的机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战史。《明治八年海军战史》里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写的报告书，里面清楚写明日军的武装小艇进行的是水道测量，在受到朝鲜方面警告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向汉江上游汉城方向前进，这才受到朝鲜的警告炮击。
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和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井上馨为首的代表团乘着军舰到朝鲜兴师问罪。这个井上馨不是前面那个井上良馨，那个井上良馨是海军军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一直升到海军大将，名列元帅。这个井上馨是政治家，后来做过日本内相和外相。
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 年2 月26 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几乎整个现代东亚史的起点。《江华岛条约》标志着朝鲜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式进入了大国角逐的舞台。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要害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一款在现在看来貌似公平，很符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当时可不能这样解释。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动朝鲜的脑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和大清的关系。1876年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做好法理上的准备，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后摊牌。
大清知不知道这件事？大清知道。朝鲜将这件事知会了清廷，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派员和中国官宪前往朝鲜”的试探，但被总理衙门以“向无此规矩”为由而拒绝。清廷，或者说李鸿章本人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这件事。这倒不是大清已经山穷水尽顾不了属国了，大清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又经过“长毛之乱”，元气大伤，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在外表上还是光鲜的，起码在东亚这一块，还没有人敢来起哄架秧子。
但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李鸿章还记得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最后使得中日两国政权下岗交班的历史，所以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就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蕞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者妄自尊大，须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搞一个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他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不会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破产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承包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鸿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国家，而是在为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但是日本呢？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到1892年，日本对大清的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3倍。从中国的进口仅棉花一项，从1887年开始的5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5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5倍，生产量增长了9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最新式的设备，而且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的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在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绵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4．90日元被日本海关扣去的棉花进口税及棉纱出口税。即便日本减免了每捆089日元的棉纱出口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于是，日本产业资本家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当时的驻清公使盐田三郎主张无视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国，尽快安装机械，着手实业”。但被外务省以“不应该无视各国与我国的邦交强弱而随意裁量”的理由否决。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能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这就是日本人制造“江华岛事件”和强迫朝鲜朝廷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经济动力。
六
《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产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流通的中日产品的比率，在1882年时是87∶13，而10年后的1892年这个比例变成了55∶45。
《江华岛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77年，日本在元山，1880年在釜山，建立了“特别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内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居留地内的行政权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适用日本法律，警察权也由日本人控制。这些“特别居留地”几乎就是日本领土的延长，朝鲜主权被侵犯的程度，尤在中国的“租界”之上。进入这种“特别居留区”的，是以三菱会社日语词汇，公司的意思。和大仓组为首的大小财阀，他们利用免交关税的特权，进口英国毛织物、火柴，套取朝鲜通货进行投机，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囤积粮食并将其运回日本国内以解决粮食不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的米麦价格上涨了两三倍，在不少地方造成了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