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老相识了，应该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对这个“统合参谋本部”不感冒。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岩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于是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这就弄得所谓的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十二
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带了回去，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里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气吞声的海军在用了几年“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去掉了“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了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规定非陆大出身的人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当上了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都没有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假以时日，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1884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等合计起来居然有162起。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了，海军扩充军舰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也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
但1871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那年10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66人和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54人被杀害，剩余12人在当地汉人帮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护送回国。
1873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毛昶熙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4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听到对方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湾）生番系化外之民，伐与不伐，贵国自裁之”，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他急忙从英美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允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3000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6000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50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1879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
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廷才不再主张。
日军这次出兵台湾在东亚海军史上引起的后果就是，中日两国同时进入了扩张海军军备的时代。
西乡从道在这次出兵之后感到了充实海军军备的必要，他从陆军中将转到海军中将，并且说服政府把海军的预算提到了陆军的一半。1875年就花了海军当年预算的90%：311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和“比叡”号3艘军舰，1878年投入现役。这3艘军舰都不到4000吨，按当时欧洲国家所保有的万吨级别的战舰标准，实在不能算什么战舰，所以后来日本人自己也只把这几艘军舰算成“海防舰”。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7200吨的铁甲舰编入现役之前，这3艘军舰一直是亚洲国家所唯一保有的近代化装甲舰。
到1890年，随《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海军条例》出台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6艘海防舰组成的“常备舰队”，以及一些过时的舰只组成的“演习舰队”。1891年举行了第一次海军大演习，由常备舰队扮演进攻一方的“东军”，对阵演习舰队扮演防守一方的“西军”。演习后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检阅式，与只有6艘军舰、排水2400吨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式相比，这次的阵容达到了19艘军舰、排水3万吨，23年间海军力量增长了15倍。
可是面对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3万吨的海军还是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这就是伊东祐亨看了“定远”和“镇远”后发愁的由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从明治天皇开始，剔肉以助海军。1893年，仁礼景范海相会同枢密顾问官桦山资纪，向议会提出建造甲铁舰两艘，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各一艘，这项预计花费1955万日元的提议被议会否决。但2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建舰诏勅》，内容为6年间每年减少内帑30万日元（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议会只好通过一个6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国民也踊跃捐款，终于筹齐了能够建造与“定远”和“镇远”抗衡的军舰所需的款项。于是，日本定购了战舰“富士”和“八岛”，巡洋舰“明石”和“宫古”。
联想到当时的西太后正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做寿，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是好。记得有一年一位日本教授从北京回来，让笔者去看他拍的录像，当看到颐和园的石舫时，那教授特地加了一句：“据说是托了这个石舫的福，日本才赢得了日清战争。”笔者无言以对，只能期望此等悲剧不要重演。
但这几艘军舰并没有赶上参加甲午战争，参加甲午战争的是从1888年开始的“四景舰”建造计划中的战舰。
为了对抗7200吨、装甲厚度305mm、配备两门305cm双联炮的这两艘巨舰，日本海军的对策是不管怎样，首先在大炮上要胜过“定远”和“镇远”，起码在数字上要超过去。这就是那个“四景舰”计划。所谓“四景舰”，是以日本4个观光名胜命名的4艘装甲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和秋津州。负责设计的法国工程师埃米尔·贝当开始时考虑到，日本仅仅拥有4000吨级船坞，从而想以法国的防护巡洋舰为蓝本，建造一种可配备多门中口径火炮，增加动力性能更高的高速巡洋舰，但被满脑子“定远”、“镇远”的日本海军拒绝。
贝当没办法，只好在4000吨的船身上把32cm单联重炮硬塞下去。作为代价的是削减装甲厚度和动力出力，打个比方说就是给小孩一支大手枪。这门32cm单联炮只要旋转方向，船的重心就会发生变化，东倒西歪，而开炮的后坐力又会使船偏离行驶方向，就是说这门炮基本上只能用来壮壮胆。
能壮胆就行，就这么不由分说地从法国订购松岛和严岛。到第三艘和第四艘的时候，干脆自己在横须贺海军造船所造了。这种国产化的措施引起了贝当的极大愤怒，他在合同还没满期的情况下回了国，扔下日本人不管了。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把“桥立”号造了出来。到第四艘时还是修改了计划，回到贝当当初的设计思想，造成了一艘排水量3150吨、配备4门152cm单联炮、6门12cm单联炮和8门47cm单联炮，速度达19节的高速巡洋舰。这样一来原来计划中的“四景舰”就成了“三景舰”。到1894年桥立和秋津州编入现役时，日本海军虽然还没有对北洋水师必胜的把握，但自己觉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对日本来说，海军的最后准备完成之后就是万事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