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5日，党中央决定彭真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45年8月23日任部长。
彭真是1941年5月从晋察冀回到延安的，这是他第三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7年4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那时，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会议前白区来的代表要合组一个团，他被选为白区代表团主席。第二次到延安，是1938年9月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于11月9日被任命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1939年1月，晋察冀分局撤销，彭真任北方局书记，同聂荣臻一起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建设和发展。第三次到延安，原是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会议的，由于“七大”会期推迟，彭真就留在延安。在延安，他曾七次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领导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彭真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后，部机关于1944年又由杨家岭迁回小沟坪中央党校的北山下办公。那时，为了筹备党的“七大”，组织部调进了几个老同志，一是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准备材料，一是编写烈士传，即《死难烈士英名录》。烈士传按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编为三个分册，收录有毛泽东、朱德写的题词和各省、地区死难烈士的简历。此外，还绘制了一批有关党组织的发展统计、抗战反攻形势等图表，供“七大”代表阅览。1945年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也是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筹办的。
1944年是大反攻的一年，党中央做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决定。这年秋天，开始了向敌占区、国统区派遣干部的工作。彭真在调查研究了全国大城市和沦陷区的现状后，把延安可分配工作的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到平、津、沪等大城市去，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那时，他不断地找人谈话，听取汇报，每天工作到深夜，只睡四五个小时。曾任上海工委书记的刘晓，向彭真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后，他在一些会上不止一次地肯定了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他说，我们的城市工作，也要研究战略战术，要像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搅得她不得安宁。到抗战胜利前，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派到敌占区城镇工作的干部有1万多人。这些同志经过延安整风后，党性觉悟普遍得到提高，绝大多数都能自觉接受组织上的分配，只有7名干部不服从分配。彭真部长坚持组织原则，给予他们开除党籍的处分，并通报延安各单位。
派大批干部去敌占区，中央组织部于1945年8月1日还专门发出了护送干部的通知。通知规定，为保证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①分批出发。每队约50人至100人，由队长负责，服从各地所派护送人员的指挥；②分段负责。黄河以西由陕甘宁边区负责，黄河以东至同蒲路由晋绥边区负责，过同蒲路后由晋冀鲁豫边区负责；③交换手续。各地区设一负责交接干部的机关，干部到达后即发给在本区的介绍信、伙食补助费，按十人一匹驮骡抽调牲口或其他运输工具，护送人员及牲口在干部到下一接收机关时转回并要办交接手续。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决定调2万名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的建制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1945年9月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乘苏军飞机从延安出发，18日到达沈阳。同行的还有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等人。10月20日，张闻天、李富春、凯丰、李六如、杨秀峰、张令梦和高岗等，乘美军飞机从延安出发去东北。10月23日，林枫、陶铸、雷经天等率领的延安干部团经过数十天的行军也到达了沈阳。在那些日子里，中央组织部整天忙着向东北调配干部，办理党员调动的组织关系。如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收藏着一份当年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内容是介绍延安大学马培德到中组部办理去东北工作的225名党员的组织关系。那时，中央组织部也抽调了一些干部去东北，如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去东北后任中共东北局副秘书长。
1945年8月，党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高岗去东北后，习仲勋调任西北局书记，组织部副部长一职由安子文接任，并主持部务工作。这一时期，部内机构设有干部处、行政处、材料室和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干部处处长（不详），副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栗再温，后为王甫，副处长戴元毅；材料室主任陶桓馥；党务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夏之栩。
1947年3月，组织部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除廖志高等少数人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外，组织部大部分人员由安子文率领迁往中央工委驻地河北省平山县，开始了新的征程。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