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佩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多次选择落脚点，都没有获得成功，直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陕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在政治、军事、地理环境及经济等方面都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根据地能够获得成功，与陕北根据地的存在以及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而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巨大的关系。这是获得成功的政治因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之初，是计划同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但迫于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而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在黎平会议上决定的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也没能实现。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让王首道、李井泉等在四川中南部冕宁一带开辟一块根据地，然而由于这里是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居住区不宜建立根据地而放弃。随后，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将士在云贵川边实行机动作战，为“创造新的云贵川苏区而斗争”。1935年4月，中央政治局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两河口胜利会师。接着党中央集中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并决定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使这一战略目标也落空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以“打通国际路线”的办法，获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是这时的战略目标。
寻找落脚点是党中央长征以来一直考虑的首要问题。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从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惊喜地发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相当大的革命根据地。于是党中央初步确定向陕北进军。9月28日榜罗镇会议上正式决定落脚陕北，明确解决了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至此，历时整整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家。
陕北根据地也称陕甘根据地、西北根据地，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汇合而成。它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从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里不仅有经受多年考验的坚强党组织，而且还有一支强大的红军武装，同时群众基础也非常好。陕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众多革命根据地中惟一幸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这一仅存的硕果，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基地，是红军长征得以落脚最重要的条件。
党中央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适逢这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县以上和红二十六军中连以上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列为肃反对象而抓了起来，部分同志已被杀害，在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形势相当危急。党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王首道等前往瓦窑堡纠正错误，指示刀下留人。随后，党中央到达瓦窑堡，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证明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革命的好同志，马上予以释放。党中央还从组织上解除了犯有左倾错误者的职务，消除了其恶劣影响，从而及时妥善地解决了肃反错误造成的危局，避免了一次内乱，挽救了革命，也奠定了立足的政治基础。根据地的存在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基地，是落脚最重要的条件，而党中央及时正确地解决了严重的肃反错误，则保证了根据地的存在和巩固。
中日民族矛盾的急遽上升，使中国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得到了各个政治派别及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运用，是长征得以落脚陕北最主要的政治因素。
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进一步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惊醒了全国各界，使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对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变化，我党早就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1933年我党就表示愿与抗日的各军事团体共同抗日。1934年，红七军团组成了抗日先遣队，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红军长征途中也一直高喊着这一口号。特别是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找到了党中央，他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因此，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于是我党大力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促使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又亲笔致函杨虎城，阐明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同时我党还在东北军、西北军的中下层官兵中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我党的不断努力，东北军、西北军中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和我党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这是陈济棠、李宗仁等实力派人物，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他们要求蒋介石“毅然决然，从事抗战”。“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事变爆发后，全国各进步报刊纷纷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并呼吁全国各地方当局不分党派，立即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浪潮。历时三个半月的“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将其主要的政治与军事精力投入到解决这一燃眉之急上，减轻了对初到陕北的红军的压力。“两广事变”首先表明，联合抗日已是各个阶层和各个集团中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其次还表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民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总之，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得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了愈来愈多的人们的反对，就连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再要进行“剿共”，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为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两广事变”一解决，便急匆匆地赶往西安，企图重新发动对红军的“围剿”。由于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内战命令，而蒋介石又拒绝了张、杨二将军的抗日要求，从而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经过巨大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时局的枢纽，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围剿”的困境，最终在陕北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根据地能够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敌我双方的军事状况。陕北红军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陕北红军不仅组建了二十六、二十七军，而且红二十五军也经过长征到达了这里，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联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这是一支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落脚陕北，拉开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序幕，为以后各路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红十五军团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迎接红军长征到来的礼炮。这些军事力量及其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敌人，减轻了敌人对长征中红军的压力，使红军在长征后期较为顺利。这段时期，陕北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处于鼎盛时期，它为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是其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即在此进行了切尾巴战斗，歼灭了尾追之敌。然后挥师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在直罗镇一举歼敌一六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这是红军结束长征后的第一次大胜仗。毛泽东高兴地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镇战斗后，党中央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制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东征。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分三路大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历时75天的东征，不仅取得了扩红8000多人，筹款40多万元的巨大胜利，而且红军东征，打乱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部署，迫使其急调10多个师进晋。同样也迫使阎锡山把入陕“协剿”红军的两师晋军急忙撤回河东，保其老巢，从而减轻了敌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东征结束不久，即进行了西征。我方野战军势如破竹，以卷席之势连连克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使原陕北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横跨陕甘宁三省区。其地域东临黄河，与山西相对；西到甘肃靖远，与河西走廊相望；南到陇东合水，北到陕北靖边、宁夏盐池，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宽600余里，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基本疆域。
敌人在陕北及其周围薄弱的军事部署，同样有利于红军立足陕北根据地。陕北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相对于南方各省和长江流域的革命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在国民党蒋介石看来，并不占十分要害的地位。所以，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仅动用了非嫡系部队对其包围。如张学良部、杨虎城部、阎锡山部以及井岳秀、高桂滋等，而各方之间，矛盾重重，很难统一。用地方军“围剿”红军，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的一贯伎俩，也是他轻视陕北根据地的表现。蒋介石在“围剿”江西中央根据地时，不仅调集的兵力多，而且其中许多是其嫡系或王牌部队。相比之下，对陕北根据地的包围则是薄弱的，这就有利于红军在陕北发展壮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嫡系王牌胡宗南部等接踵而至，但是，不久就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为了应付南方的燃眉之急，不得不把“剿共”主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陕北周围敌人的兵力一度比较薄弱，形成了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形势。蒋介石处理完“两广事变”，调过头来对付红军时，我三大主力红军已胜利会师，并在山城堡给其以沉重打击。
陕北根据地的地理和地形条件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地处边远地区，敌人难以形成严密的包围。它北连沙漠，东临黄河，这一地理位置，给敌人包围红军造成了许多困难，从而成为保护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屏障。它不像南方各根据地，敌人可调集百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围攻红军。而陕北根据地，西南两面敌人虽然可以进攻，但北面是无垠的沙漠，难于用兵，东面有天险黄河，隔断了华北之敌，这就避开了四面受敌的窘境。陕北又是西北与华北的结合部，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里既是接近抗日的前沿阵地，又不是日本侵略者的主要目标。特别是黄河，这一天然屏障使红军攻，可以进；退，可以守。因此，红军落脚这里，一旦时机成熟，即可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直接作战。陕北集抗日的前沿阵地与安全可靠的后方于一身。
陕北根据地地形复杂，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陕北属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沟壑纵横，山峰连绵，这复杂的地形十分有利于红军惯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在这里则无能为力。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党中央、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同胡宗南20多万人马捉迷藏，转战陕北一年多。敌人始终被牵着鼻子走，像无头苍蝇，到处碰壁，连吃败仗，最后惨败。陕北根据地这种复杂的地形，为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陕北根据地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还有一定的潜力可挖，尤其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手段，弥补了这一缺陷，为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经济保障。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北风凛冽的季节了，为给他们换上冬装，党中央加紧向地主土豪征收各种赋税，同时向商贾们征借了所有的物资和一些现洋。此外根据地军民倾其所有支援了中央红军，如徐海东将红二十五军仅有的5000元大洋拿出来应急。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为红军换上了冬装，解决了当务之急。另外我党积极地推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统战关系，从而在经济上得到了张、杨的大力支援。1936年4月，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当场将2万大洋和一份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最新的中国地图交给了周恩来。后来张学良又给了红军两大笔经费，共约50多万元。在物资上，张学良也是明给暗送。1936年春，为给红军换季，经叶剑英交涉，张学良给红军1万套军服，为遮人耳目，东北军送至西兰路，再由红军“抢”回。1936年冬，毛泽东派李涛向杨虎城又借了30万元。张、杨的各种援助，帮了红军不少忙，是红军得以落脚陕北的重要经济保障。
陕北较为贫穷，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落后，这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就西北地区来说，陕北根据地在发展经济上仍有一定的优势，有一定的潜力可挖。在农业上，这里地广人稀，有大量未开垦的肥沃土地，水草丰富，宜农宜牧，发展农业有很大的前景。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获得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的矿产资源虽然算不上十分丰富，但许多地方都分布着丰富的煤矿，另外还有铁矿等。这里有中国近代史上开发最早的油田——延长油矿，陕北石油蕴藏量当时闻名全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产油区之一。尽管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开采不多，然而产量仍可满足需要，作为在困难条件下建立根据地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陕北还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这三宝是陕北根据地主要的输出物资，特别是根据地的食盐，储藏量极为丰富，远销好几个省区。在南方根据地时，食盐贵如金，能有盐吃，令人羡慕，这里至少不存在缺少食盐的问题。总之，这些还算过得去的经济状况，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当然，尽管说陕北根据地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贫穷，不宜更多的部队在这里久住。党中央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到达陕北根据地后不久，就制定了在发展中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方针。于是进行了东征。东征不仅获得了40多万现大洋，而且也获得了大量物资和许多枪支弹药，使红军得到了物力和财力的补充，对于解决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具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党中央在陕北数十年的岁月中，晋西北一直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经济支柱。
比较贫穷的陕北根据地，加上交通运输不便，也使得国民党的“围剿”部队，不敢轻易向纵深进军，惟恐给养发生困难。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就吃尽了给养困难之苦。
这些政治上、军事上、地理及经济上的原因，使得陕北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并且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