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彬 张华
陕甘宁边区的邮政是随着根据地形势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邮政从建立到发展几经周折，历尽艰难。边区邮政局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边区的邮政事业大体经过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边区邮政工作的初创与发展，大体是从1931-1938年3月；第二个时期为取消边区邮政建立边区通讯站，即从1938年5月至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通过建立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第三个时期为陕甘宁边区建立邮政局至1950年9月合并于西北邮电管理局。
第一个时期 边区邮政的初创与发展
1931年，随着游击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根据地也在不断地扩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我们党的邮递工作。最初的邮递工作是在区以上建立武装交通员，工作人员选择区乡及农村赤卫队中忠实可靠的队员担任，通信工作的形式主要有递步哨和传山哨。当时在乡村普遍设立了递步哨。有信件传递时，交通员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直至送达目的地。
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权建立，5月建立了省邮政局，设局长、秘书、巡察员、通讯员四五人，属内务部领导。在延川、吴堡、清涧、安定、安塞、延安、红宜、保安、横山等地建立了县邮局，由县秘书兼局长，另设收发通讯员若干。
1935年7月3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由瓦窑堡迁驻延川县永坪镇，在交通站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邮政管理局。
1935年10月5日，新组成的陕甘晋省委迁驻瓦窑堡，邮政局也随迁，改名为陕甘晋省委苏维埃政府邮政局，辖甘海、肤施、富甘、中宜、华池及关中之赤水、淳耀、新宁、正宁等9县。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便利军事交通及苏区工农群众的通信，在瓦窑堡建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曹世华任局长。邮管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管辖。在内务部之下亦设省邮政局，辖曲子、庆阳、豫旺、固源、定环、环县、赤安、定边、安边、盐边、赤庆、豫旺堡等12个县局。此外还有神府特区，辖有榆林、神木、府谷、佳芦等5县，均设邮局。各省局的干线及省线与各县的支线上均按60里到80里设站，工作人员有站长和通讯员。通讯员每月发3毛鞋袜费，1元至3元的津贴（苏票）。当时的邮政业务量并不大，每日收发文件也不过几百件，通讯的重点是保证公文和红色报纸及红属信件的传递。
1935年12月颁发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暂行章程》。“章程”对邮政手续及邮资规定如下：1普通信件，须贴邮票贰分；2特别快递每函须贴足邮票捌分；3红军家信，免贴邮票，只须由红军政治部或当地苏维埃鉴盖“红军信免贴票”等字样的戳记，即可递送，以示优待；4新闻报纸类每半斤须贴邮票半分，半斤以上贴壹分，两斤半内贴壹分半，每增加半斤仅增加邮票半分；5寄发白区的信件，贴足白区邮票，可代转寄。西北邮政管理局成立后制出了“中华苏维埃邮政”邮票，四种面值，分别为“半分”、“壹分”、“贰分”、“捌分”。
1936年7月，西北邮政管理局改称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1937年3月，陕甘宁苏区改称为陕甘宁特区，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改为陕甘宁特区邮政管理局。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设立了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在边区内同时还有国民党设立的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设有11处邮局。因而在边区内有人民邮政和中华邮政两套机构。
边区邮政建立之初，一直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邮件传送十分困难，但邮政人员总能保证通讯联络工作的畅通。如绥德、吴堡石堆山敌人封锁的很严密，而通讯员们经常乔装改扮，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岗哨，想尽一切办法将信件送达目的地。对特急信件，插上鸡毛，再写上“飞送”之后（群众称之为鸡毛信）即风雨无阻。边区的邮政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之所以能顺畅地进行，全得益于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个时期 取消边区邮政，建立边区通讯站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西安邮管局派邮务视察冯玉松来延谈判，提出在延安设立“中华邮政”，取消边区邮政。当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同意取消边区邮政。张国焘的理由为：（一）为了统一战线，一个地方不应有两套邮政并存，否则人家（国民党）骂我们封建割据，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斥责……（二）邮政工作有它一套科学技术，人家（国民党）从外国到中国，已有悠久历史，办得又快又好，也用不着我们自己去搞。由此，边区邮政于1938年3月22日停止营业，边区发行的邮票作废。
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应保证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通邮，国民党不同意，反而进一步对边区实行政治、军事、经济封锁，给边区的邮政和军邮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迫切需要，鉴于国民党邮政的存在，特将我们的邮政命名为通讯站。1938年5月30日，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成立，主要承担边区党政机关团体的公文书报传递。1939年8月10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
通讯总站隶属于边区政府民政厅，1943年为便于整风运动，曾一度改属中央保安处领导。内设稽核（负责巡视及管理干部，配备教育）、收发、总务（管理经费、生活、邮用单册）三科。下设盐池、陇东、关中、绥德4个分站，29个县站，共有干部46人，工人108名。1943年总站机构精简，将过去的五个科合并为收发、总务二科，干部减至22人，工人减少到105名。通讯站的业务主要以党政军学校及各种团体的书报函件传送为主，邮寄一律免费，挂号函件，规定盖机关公章外加盖首长私章即可。
通讯站各项制度较苏维埃时期健全，进出口邮件均有登记统计，业务量逐渐上升。1940年5月9日，国民党第三军邮处总视察林卓午邀请周恩来在西安宋家花园陕西邮政管理局作时事报告。此后，周恩来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内为林卓午写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1941年12月林卓午来延安与有关部门协商邮务。中央领导对林卓午此行非常重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林卓午，并商定了共同处理敌后邮务的办法。1942年1月，我党发布了《中央书记处关于邮务问题的指示》，1月14日又发布了《十八集团军关于邮务问题通令》。根据此前我们党发出的信件，在邮递过程中经常发生信件无故被拆检查，给我们党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秘密被泄漏，因此在第三条中规定：“一般邮件检查，应即停止，仅为防止汉奸活动有检查之必要，可依照邮章，采用迅速简便之方法，在邮局办理之。验讫邮件，应盖邮章加盖戳记；检查以当地收寄及落地邮件为限，除敌我区来往邮件外，一切直封套袋转口邮件不得中途拆封检查，一切邮政公事，不在检查之列。”国民党当局对达成的《共同处理敌后邮务问题的办法》并不执行，横加阻挠，并企图取消边区通讯站。1943年初，再次派冯玉松来延安，协商成立军邮办事处，国民党派胡儒生任军邮视察员，常驻延安。后来国民党又提出所谓“中华邮政与边区通讯站的合并的问题”。理由是：（1）为便利全国军民的通讯；（2）节省战时开支；（3）合于统一战线；（4）合于现代国家之组织法，邮政是国营事业；（5）藉以去除国共在邮政事业的隔阂……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遭到我方拒绝。我方也严正地提出了五条：（1）承认现通讯站的一切员工为中华邮政的合格人员，原中华邮政的一切人员得依边区政府及群众的意见审查裁减，以后一切人事的调动由边区政府负责；（2）员工待遇统一由西安邮管局负责；（3）原来通讯站负责对外通讯（为外地局）不管内地事务；（4）巡视员或视察员均以本地人任之；（5）包裹物品统一由边区收税结账。谈判最终没有结果。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边区的通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而国民党的“中华邮政”日渐衰弱，使其感到十分担忧。1944年5月，国民党在向西安邮管局所呈的秘密报告中讲述，“在边区的邮政事业前途暗淡，不打垮边区通讯站，则自己必定淘汰。”并且详细地描述了通讯站的情况。在秘密报告里还写道：“我们中华邮政业务由过去的2000多件减至50多件……”并高声求援说：“目前必须急图良策。”提出了三步改革方案：（1）整顿人事，在边区境内招收一批邮政员工；（2）开办快递邮政，将洛川延安段改为快递邮路用汽车运送，或将延安、绥德路改为自行车班；（3）将全边区其他不通汽车的县改为日夜班……即使这样也没有挽救其邮政业日益衰败的命运。
第三个时期 建立陕甘宁边区邮管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原有的通讯站式的邮递方式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广大群众日益要求改变这种现状。为了在边区赶走“中华邮政”，担起边区通讯工作的重任，1946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合并“中华邮政”，统一边区境内的邮政管理议案。为了明确告知边区已成立了邮政管理机构，1946年4月23日和24日连续在《解放日报》上登载了发售边区邮票的启事。印制的宝塔图第一版邮票共五种面值，即1元、5元、10元、50元、100元。此后寄往各解放区及边区各种邮件，均须粘贴本局邮票。平信每封券币10元，本地投送5元，挂号信每封20元；其他如新闻纸、印刷物、小包邮件等寄费可向本局询问为荷。
1946年5月，陕甘宁边区邮管局将全边区境内的延安、绥德、米脂、定边、吴堡、清涧、安边、富县、陕川、宁条梁等11个邮局，张家畔、石湾、周家岭、三皇峁、双湖峪、苗家坪、义合镇、田庄、永坪、延川、甘谷驿、四十里铺、交口镇、庆阳、合水，驿马关、曲子、螅镇、乌龙铺、汾川、牛武镇、甘泉、张村驿、云老镇、临镇、延长、吉镇店、通镇、店镇、盐池等30处代办所，折家坪、西华池、石嘴驿、交道镇、扶风镇、桃庄镇、鲁永、马家沟、杨家园则、桃花峁、杨家沟、万户峪、珉沙沟、大会坪、木头峪、谭家坪等16处信柜全部接收。
对敌方78名邮政人员，仅留用2名，余皆解散回家。对敌方邮政资财的接收，由于计划接收不周密和没有经验，接收不统一（有当地政府接收的，有当地通讯站接收的），故在接收工作中有许多损失。仅绥德一处邮局损失排单、清单、帐目表、麻绳火漆、铅印纸等，估计足够全区邮政三年之用。邮管局统一全边区邮政事业后实行了邮票制度，业务量迅速增长。邮管局内设内地（兼延安市邮局）业务、会计、庶务四科，另有视察员，下设二等邮局5处（专署所在地），三等邮局（主要交通县份）11处，代办所56外，信柜19处，共计干部34人，通讯员17人，邮工153人。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主动撤离延安，边区邮政管理局随之转移。为适应战时需要，1947年5月23日，边区政府［新胜字］第16号命令，将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的邮局改为邮政分局，将县所在地的代办所改为邮政局。根据军事需要，1947年边区邮政管理局在野战军中建立了随军邮局。将原来的四个科合并为业务、总务二科，另有视察员5人，下设6个分局，一个军邮局，36个代办所，15个信柜，共计干部72人，通讯员13人，邮工223人，收寄邮件大部分为机关公文及新闻报纸，平均每日邮件1816件。但邮路比以前增长较快，根据解放战争的需要在县与县之间采取网状式的邮路。
随军邮局设军邮支局5所，主要任务是邮递团以下的平信、挂号信和小件邮包，代发报刊随军服务等。军邮局还负责接收新解放区邮政工作。随着西北全境解放，军邮局历时两年半，于1949年11月5日完成了历史使命。
延安收复以后，随着解放区的逐渐扩大，邮政局、所也随之增加，邮政分区有延安、绥德、陇东、关中、三边和榆横6个。以后又成立了黄龙和大荔分局。到1949年3月县局增加到46处，邮政代办所增加至76处，全边区邮政职工由撤离延安前的200余人增至300余人，其中邮工230余人。邮路也发展很快，各解放区的总邮路均为昼夜兼程班；专署与县之间的支线路根据具体情况为昼夜兼程班或逐日班、间日班；乡线即县以下邮路为3天或3天以上慢班。边区邮路总长度由胡宗南进犯延安时的3449公里，增至4783公里。
1948年4月，边区邮政管理局在绥德义合镇霍家川召开了部分邮电局局长会议，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杨明轩副主席召集与会局长座谈确定了开展新区邮政工作，扩大服务，为接管新区邮政工作作准备。
1949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和晋绥行署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通过原晋绥边区的山西部分与陕甘宁边区合并（其绥远部分划归绥蒙解放区），撤销原晋绥行署。为了便于领导晋西北和晋南两个邮政管理局，1949年3月26日，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改为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
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立。1月19日，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改为西北邮政总局。3月31日，邮电部批准将原西北邮政总局改为西北邮政总分局，9月1日合并于西北邮电管理局。至此，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完成了使命。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