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
绵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没着60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21800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
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事实上，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然后在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竟在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45年后，即1981年，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二、红军西路军大事记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北进。
7月27日，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底，中央令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岷州、武山、通渭地区。
9月，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夺取宁夏、甘西，打通国际路线计划。
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拟以红四方面军北进独立迎击胡宗南。数日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改变计划，西渡黄河。中央电令：按原计划行动。
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前完成渡河准备。拟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三个军渡河攻宁。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蒋军总攻准备渡河的红军。
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渡河。
10月26日-29日，五军，九军渡河。
10月29日，中央令31军渡河，次日改变决定，留下三十一军。
10月30日，蒋军关麟征师进抵靖远。河西红军五、九、三十三个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
10月30日，中央电令暂停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1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
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
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新作战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苏联。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集结完毕，准备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11月13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通报西路军计划。
11月16日-18日，古浪战斗失利，九军损失三分之一，2000人。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由李聚奎接任。
11月19日，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1月21日，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并停止于此一带。
11月22日，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11月24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形势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
11月25日，中央复电：就地坚持。
11月22日-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兵力减至15000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进，夺取甘、肃两州。
12月22日-24日，中央二次电示：停止西进，改为东进。
12月27日，中央电示：仍然西进。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月12日-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1月16日，中央连续电示：准备东进。
1月23日，西路军领导致电中央：部队需要休整。中央电示：坚决完成任务。
2月1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
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提出：如要完成西进任务，请调四军、三十一军支援（四方面军部队），否则力量不够，只能东出青海。
2月17日，中央电示：原地坚持，适时西进，不会派四军、三十一军支援，不得东进青海“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
2月21日，西路军自行决定东返，从倪家营子突围。
2月22日，陈昌浩害怕中央不同意，决定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中央电示：甲、固守50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2月27日，五昼夜激战后，西路军无法支持，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同日，援西军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3月5日，援西军出动。
3月6日，西路军于临泽以南之三道流沟被围，激战五昼夜。
3月11日，西路军突围。为争夺进祁连山的梨园口山口，一日激战，九军仅剩两个团与三十一军两个团全部拼光。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
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或冲向蒙古或就地分散游击。
3月13日，西路军剩下3000余人，进入祁连山之康龙寺地区。翌日，追兵又至，西路军被打散。
3月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三支队就地游击。陈、徐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40多天后，李先念支队400余人到达新疆。这是西路军21800人中仅存的部队。
三、几个问题之我见
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惨剧。具体原因以后再分析，但从西路军大事记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一点什么。
张国焘应当负何等责任？
按原来的一些说法，西路军的失败似乎是张国焘捣的鬼，是这样的吗？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从西路军渡河以后，除了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而参与中央领导之外，张国焘并没有私自对西路军下过任何指令。而宁夏战役计划也是中央决定，共产国际批准的。但在1936年9月，张国焘曾认为四方面军直接北上与胡宗南决战不利，拟先期渡河，进取宁夏。这大概就是所谓张国焘私自令四方面军渡河的说法的由来。必须说明的是，进取宁夏是中央提出的。计划也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制定的，而是征得了徐向前、朱德、陈昌浩同意的。中央后来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四方面军也就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可见，所谓张国焘私自下令，断送西路军的说法有违事实。
如果说张国焘一定要为西路军的悲剧负一些责任的话，他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条：
（1）长征时南下另立中央，导致中央对四方面军队和干部的不信任。
（2）由第一条产生的西路军以陈昌浩为首的一些干部不敢随机应变，盲从中央。
（3）参与中央决策时没有坚持西路军的利益。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应负何等责任？
西路军的悲剧虽然有众多客观原因，但军政委员会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其主要错误在于盲从中央，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知道随机应变。其中最典型的是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由于陈昌浩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主要支持者，思想上有很大负担，生怕再犯下不服从中央的错误，在指挥上缩手缩脚，做出了许多错误决定。虽然有客观原因，但这不应当成为理由。古浪战斗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就地坚持，开辟根据地。陈昌浩不但不敢坚持正确意见，反而给坚持看法的徐向前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导致西路军在平凉地区损失惨重。在第二年2月，讨论东进还是西进的时候也有类似情况。尤其不可原谅的是。2月21日，西路军第一次突围出倪家营子，陈昌浩竟突然大谈“形势好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让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彻底断送了西路军。其他委员也不是没有责任，他们多数也附和了陈昌浩的错误意见。
中央应对西路军负何等责任？
首先要说明几个问题。
（1）中央对西路军的态度是一种排除异己的做法吗？
在目前一些极端的言论中有了上面的说法。但从历史出发来看并不是这样。
A原四方面军各军对中央的指示都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像国民党杂牌军那种抗命的现象。中央没有感到这支部队有什么威胁或是不服从。
B西路军中不光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五军是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中央怎么会连他们也一并排除了呢？
C中央领导人中也有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就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决策都有他参与。
（2）中央命令朝令夕改的原因。
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中央一些貌似自相矛盾的指示其实是为了配合总的形势。
如1936年11月，中央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建立根据地。其实是为了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会师的假象，策应主力红军东进或南进。1936年12月24日，中央电示再次取消西进计划，改为东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何应钦以重兵进攻，中央拟以西路军配合东北军作战。27日，中央又让西路军西进，是因为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无需东返。1937年1月，中央电示西路军在甘、肃两州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蒋介石不守信，集中兵力要进攻西安，需要西路军待机配合。16日，中央电示西路军东返，是因为局势紧张，河东红军可能要退向河西，要西路军策应。2月17日，中央又令西路军原地坚持，是为了缓和西安局势，与蒋谈判。可见中央的一举一动都不是无目的的。
那中央是不是就是完全正确的呢？
中央通过西路军的调动，固然达到了一些战略目的。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西路军的三个军，都是红军第一流的主力，有“攻如猛虎”团，有“守如泰山”团，有“钢团”团，有“夜老虎”团。这些部队的损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很显然，中央的指示并没有充分考虑西路军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对西路军的失败，中央是要负相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