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佩良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为发展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支援长期抗战，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在开发西部之时，回顾“工合”创办的宝贵经验，继承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依靠群众、民主管理、注重思想教育、加强国际交往等优良传统，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大片国土沦丧敌手，集中于沿海的许多工业毁于战火。当时，如何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经济，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是关系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同时解决千百万背井离乡的难民、伤兵的劳动就业，安定后方秩序，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1937年11月，在上海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徐新六、卢广锦、萨空了、王芸生等发起组织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及时起草了中国“工合”发展计划，提出了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千百万人得到新生活，并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计划由艾黎、徐新六送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汉口，立即得到周恩来的积极支持，并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务是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及其他国家对“工合”的支持，从而为“工合”规定了要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的明确方向。经过多方努力，“工合”计划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接着成立了理事会，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杭立武、俞鸿钧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从此，在国共两党合作和努力推动下，“工合”广泛网罗人才，艰苦创业，首先在西北接着在西南、东南各地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合”，由于能在城乡原料产地广泛设立，就近取材，充分利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投资少，见效快，因而得到了迅速发展，对解决军需民用起了巨大作用。1938年8月，卢广锦到宝鸡建立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1940年4月，仅一年多的时间，西北地区就建立了557个工业合作社，月产值达400多万元。1938年底全国各地的“工合”仅有69个，1939年底即发展到1284个，增长10余倍，1942年6月达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工合”种类繁多，从棉毛纺织到服装、鞋帽，从日用杂货到食品加工，从文具、印刷到医药、化工，从五金、机器到采矿、交通，共有50余种。“工合”先以手工业为主，后来由于海外的援助和从敌占区转运进一些机器，或土法上马自造机器，建立了不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工业合作社，如广东曲江、福建长汀、江西赣州、浙江淳安、陕西双石铺和宝鸡等地的机器合作社就能生产棉、毛纺织机、缝纫机、榨油机以及机床等，从而又帮助了其他“工合”机械化生产的发展。
当时“工合”对军需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供应前方将士急需的军毯、棉衣。根据1939年12月统计，仅宝鸡一地“工合”生产供应的军毯即达50000条，军大衣36000件，两项产值近百万元。同年宋庆龄还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棉衣10万件，送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在抗战期间，以西北“工合”为主，各地“工合”总共供应军毯不下500多万条。
“工合”特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解放区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解放区的“工合”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的。由于解放区的工业基础更为薄弱，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给“工合”的创办带来种种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又得到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重大支援，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捐款主要拨给了解放区的“工合”。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以及艾黎、斯诺、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不少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出于对人民军队的敬仰和支持，指定把捐款交给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解放区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富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困难中开拓前进，使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巨大发展。1939年4月，成立了延安“工合”事务所，接着在陕甘宁、晋东南、晋西北、晋冀鲁豫、浙皖、粤赣等边区、游击区普遍设立了“工合”。
首先，“工合”在解放区建立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促进了解放区经济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盛产羊毛、棉花，“工合”就在这里大量发展棉毛纺织业，不到一年便生产毛呢3600多匹，各种布约4000匹，还有大量的毛毯、毛巾、毛衣、袜子等产品。由于陕甘宁边区年产羊毛500多万斤，羊毛的质地优良，大量发展毛织工业，不但能促进边区工业的发展，而且可以防止羊毛外流，对急于搜刮中国羊毛以代替进口澳毛，减少外汇支出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宋庆龄的关怀下，“工合”国际委员会曾一次把马尼拉的捐款10万元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陕北“工合”还大力发展棉布纺织生产合作社，仅1942年3月至12月间就建起了9个纺织工业合作社，月产2466匹棉布。“工合”还在陕北发展采煤、开矿等小型重工业。另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也建立了包括40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不包括非工业的合作社），为解放区发展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工合”就地取材，在解放区生产急需的日用品，供应军需民用。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解放区、游击区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下，日用生活品极为匮乏。“工合”急解放区军民之所急，主要利用本地原料大量开办化工、造纸、印刷、日用杂货、医药等各类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和文化等急需的农具、五金、瓷器、纸张、文具、肥皂、牙粉及多种食品等等。如1942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月可生产30万条肥皂，16000包牙粉，55万张纸，5000多瓶墨水，2600多磅白酒、葡萄酒，6000磅植物油，近4000磅精盐以及其他大量的日用品。陕北盛产各种药材，“工合”开办的新华医药工业合作社制造出八路军行军散、红白痢疾丸、止咳丸、平胃散等大量中成药，对解决在敌人重重封锁下边区医药奇缺的问题做出了贡献，普遍受到军民欢迎。
再次，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还开办了一些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斗争服务的工业，对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做出了有力的支援。应贺龙将军的要求，适应斗争的需要，“工合”曾从晋东南搬迁一个小型炼铁厂到晋西北，以帮助八路军生产急需的手榴弹。东南区的“工合”还组织力量，克服重重困难，把机器物资从宁波等地疏散转运到靠近皖南新四军驻地的浙西地区，建立机器生产合作社，以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等。“工合”还在皖南建立小型兵工厂制造弹药枪械，支援新四军、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叶挺将军的称赞。1940年“工合”主要使用马尼拉、爪哇捐助的基金，在晋冀边区的太行山区建立了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大批军布、毛巾等供应当地抗日游击队。为了适应战斗需要，一些“工合”还随游击队流动，为抗日将士生产军需和日用必需品。这些活跃在斗争最前线以及深入敌后的“工合”，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把机器拆卸装箱跟随抗日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时间内安装好机器进行生产，做到迅速转移，及时生产，灵活机动，被赞誉为“经济游击队”或“游击工业”。有些地区，如晋东南，还组织了“工合”游击队、“工合”自卫队，做到亦兵亦工，敌人来了，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敌人退了，恢复生产，支援抗战。不少“工合”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为人民立下战功。
“工合”所以能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并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首先和它实行的经济民主是分不开的。当时“工合”运动曾被称为“经济民主运动”。“工合”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提倡平等、互助、团结。正像“工合”小丛书《‘工合’三字经》中所说：工合社“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职社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其次和“工合”经常注意思想教育分不开。各地“工合”普遍设立“工合”夜校、小学、识字班、读报班、读书会以及各种训练班，在双石铺、兰州、山丹开办的培黎学校更驰誉中外。在这些班、校中，对社员不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培训，培养了大批的技术骨干，更重要的是经常向社员进行“工合”教育、民主教育和抗战教育，向社员灌输爱国爱社、民主办社的思想，使社员树立为抗战胜利而生产的明确目标，使广大社员认识“工合”战士在后方多流汗、多生产，和前方将士多杀敌一样光荣，提高生产效率就是对抗战建国的最实际、最有效的贡献。“工合”战士曾提出“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敌人万颗头颅”的口号；为了赶制前线急需的军毯，曾发起“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的运动。“工合”所以能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支持，是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以及艾黎、斯诺、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有着重要的关系。
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质技术援助，筹集发展“工合”事业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
筹建和发展“工合”的计划，一开始就得到宋庆龄的支持。由于她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工合”对外进行的有力宣传，“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得到各国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首先在菲律宾成立了100名各界人士组成的“工合”促进委员会，由菲律宾总督夫人弗兰西斯·塞尔任名誉主席，福雷博士任主席。成立伊始，塞尔夫人即在马尼拉电台发表广播演说，详述中国“工合”的现状和意义，呼吁菲律宾及美国等各界人士对中国“工合”予以现实的援助。当地华侨立刻做出热烈的响应，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立刻筹募了20余万元捐款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合”。并拟立刻筹募50万元作为“工合”基金。菲律宾的妇女救济会还捐赠了卡车，以解决“工合”的运输困难。印尼爪哇一个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助了10万元的巨款。
接着在纽约成立了以罗斯福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颜录尔上将任主席，包括美国众参两院议员、教会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百余人为委员的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他们筹募到大量的捐款，不断支援了中国“工合”特别是解放区“工合”事业的发展。在抗战时期，美国友人给中国“工合”的援助约500多万美元，占“工合”，所获贷款、捐款总数的大部分。此外，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也先后建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组织。
1939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保卫和平民主人道大会曾通过决议：以资金、原料及机器援助中国“工合”。指出，只有这种援助“才能使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恢复并改造其经济生活”。英国合作联合会也曾致函中国“工合”，表示对中国“工合”和抗日战争的支持，并建议拥有7亿多会员的国际合作联盟对中国工业合作事业给予切实的援助。
在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中还涌现了许多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热心支持中国“工合”的动人事迹。斯诺、普律德曾慷慨地拿出他们的私人积蓄，作为筹建“工合”的经费。他们还风尘仆仆，远涉重洋，到许多国家去为“工合”作广泛的宣传。曾任“工合”技术总顾问的艾黎，更是呕心沥血，辛勤奔走，冒险犯难，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被赞誉为“工合的导师”、“中国工合”的同义语。许多美国、英国、新西兰以及来自美、英、加、菲、泰等地的华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中国员工一道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事业辛勤劳动。
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虽曾拨给“工合”一定数量的经费和贷款，但为数很少，1942年后更完全停拨。所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捐款，成为“工合”特别是解放区“工合”经费的重要来源。负责筹募海外捐款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推进“工合”运动的聚焦点。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不断地把募集的海外捐款用来支持“工合”事业。斯诺及其夫人曾亲自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美国给予中国“工合”5000万美元的贷款。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美国各界知名人士20多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没有给予这笔贷款，但罗斯福总统一直表示支持中国“工合”，并把这一信息转达给蒋介石。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还亲自参观了“工合”，并对中国“工合”表示支持和称赞。
“工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诞生的，是为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它为争取国际援助，支持持久抗战，特别是为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及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永远牢记“工合”的光辉业绩，牢记为“工合”做过贡献的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及每一位成员。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