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又申说一遍：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
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
这十指的条理不很清楚，文字也太简略，故意义不容易确定。所以后人大概都不用董氏六科十指之说，而自定义例。如何休（东汉人，死于一八二，作《春秋公羊解诂》）便有“三科九旨”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引见《公羊注疏》）
后来又有宋氏（不知何名，也不知何时人，引见同书）的三科九旨。三科是：“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九旨是：“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清朝公羊家的说法又不同了，如魏源的《春秋公羊通义》的自序说三科是：“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九旨是：
天道者：一曰时（四时），二曰月，三曰日。
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
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这些说法都可以表示越到后来，条理越分明，越好像《春秋》真有这些义法条例似的。其实都只是说经的人自己读出来或读进去的义例。作俑的人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的十指，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稍加解释，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
1.举事变，见有重焉。
2.见事变之所至者。
3.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这三指是相连的。《春秋》是一部史书，故所重在于记事变。但董仲舒说，事变必有一个“所至”，那是“果”；又必有一个“所以至”，那是“因”。他说：
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
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以贵微重始也。（《二端篇》）
这是用灾异来说小大微著之理。小者微者是“所以至”，大者著者是“所至”。谨小而慎微，使“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竹林》篇说此点更明白：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同“谪”，责也）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苏舆说，故疑作效）。
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成公二年）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
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鞍，护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
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
慑鲁胜卫，得志而骄慢，是“所以至”。辱身辱国，是“所至”。恐惧修省而终身国家安宁，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4.“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他说：“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这一条的用意只在明君臣之分。鲁国公子友酖杀同母兄公子牙，《春秋》书法是“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公于友）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然则善之欤？曰，然。……季子杀兄，何善尔？诛不得避兄，君臣之义也。（庄三二年）
为了“君臣之义”，弟可以杀兄，而《春秋》以为善。这是公羊家的立论。“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即是此意，国家是干，是本；私家是枝，是末。
后来封建变为一统的帝国，春秋家又创为“大一统”之说。《公羊传》开卷便说：“何言乎‘壬正月’丰丁举也。”董仲舒在他的《对策》里也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他在《繁露》里说：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適（同“敵”，比也）天子之贵。
君亲无将，将而诛。（“将”是起意谋反。此语始见于《公羊》庄三十二年传，文理不甚通，意谓对于君亲不得起逆意。汉人引此文往往改作“人臣无将”，文理稍通。）大夫不得世。（世是世袭）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王道篇》）
这便是“大一统”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
5.“别嫌疑，异同类。”
这一指是辨别是非的方法，本来只是正名主义的名学的一部分，却被春秋家加上了许多很微细的分析，遂成为后世史家所谓“书法”。董仲舒说：
《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玉英篇》）
他又说：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公羊传》，成二年，鞍之战，齐侯被获。逢丑父为齐侯的车右，面目衣服与齐侯相似，他代齐侯居左，故意叫他去取饮水，齐侯遂得逃去。晋军主将遂斩逢丑父。）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相祭仲，要他“出忽而立突”。祭仲遂纳突于郑。过了四年，忽始复国。《公羊传》以为祭仲“知权”。）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郑忽出奔以避弟突）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子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逢丑父是也。（《竹林篇》）
这样“别嫌疑，异同类”，便是后世的做史论。
6.“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
春秋家多尚贤之论。贤者之行，有善则特别褒许，有过则曲为隐讳，故有“为贤者讳”之义法。董仲舒屡论及这一点，文多不便引用。（如《王道篇》论司马子反一长段，最可读。）他的《对策》第二篇全是说贤才之重要，归到兴学养士，量材授官，正是春秋家讥世卿而重贤才之义。
7.“亲近来远，同民所欲。”
旧注家多不明这一条的意义，故凌曙无注，而苏舆注云.“近远虽殊，民情则一。”其实董仲舒自己说的很明白：
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兵）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甚疾已。皆非义也。（《竹林篇》）
春秋家以为“春秋重民”（见《竹林篇》），又说“《春秋》重人”（见《俞序篇》）。重民故要“同民所欲”，故主张以文德亲近来远，而反对战争。董仲舒说《春秋》记事：
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所重是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竹林篇》）
8.“承周文而反之质”。
这是当时学者的一种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当时儒家的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董仲舒承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楚庄王篇》）
这两个明明相反的观念——法占和改制——怎样可以并存不悖呢？他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同上。参观《对策》三，“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一段，引见前节。）
这就是说，新王改制不过是改去一些极不重要的东西，如称号，正朔，服色之类，用来骗骗老天爷，表示承天受命而已。其他大纲，都不必改动。
例如咸阳是应该改作长安的，服色是应该改的，岁首是应该改在十月的。但“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难道政治腐败，官吏食污，武人横行，土匪遍地，都可以不改吗？
这又不然。董仲舒很明白的说：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对策》一）
怎样的情形才可说是“当更化”的时机到了呢？他说：
道者，万无世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对策》三）
道是不变的，而人事有偏枯，有腐败，故有更化的必要。
但更化，改制，变法，都不是变古，只是法古；不是变道，只是顺天。为什么呢？因为天道虽不变，却有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先王之道也不止一端，也有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沿革。
天道有日月的周而复始，有四时的冬而复春，始卒若环，其实没有变化。先王之道也有个循环的运转，儒生的大任务是要寻出那循环运转的原则。孔子不曾说吗？
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不曾说出何以百世可知的道理。他在别处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周监于二代（夏、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又屡次提到“文”和“质”的问题，当时有个棘子成，便主张：“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自己却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但墨家的反动起来，非乐便是反对一切文艺。老子、庄子一派更是明白反对文化的。后来邹衍一派“五德终始论”起来，大倡循环的历史观。各派思想都受了这种循环终始的观念的影响，于是孔子“百世可知”一句话便成了一种“文质循环论”的根据。故董仲舒解释《论语》此章说：
夏上忠，殷上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对策》三）
和董仲舒同时的严安（临淄人）也曾说：
臣闻邹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
这是文质循环论出于邹衍的铁证。《公羊》是齐学，文质互救之论正是齐学。
文质循环互救，而其形式则有夏忠，商敬，周文的三式，故又名为“文质三统论”。《繁露》有《三代改制质文篇》，说：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各厉法其（旧作而，从苏校）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复。
五帝各主一色，顺数五而复，这正是五德终始之说，也可证质文三统之说正是从邹衍一派衍出来的。这一篇里说的文质三等，与董生《对策》里的三统颇有不同。此篇说：
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这是说质变为文，文又变质，质又变文，是质与文相为循环。但《对策》里的三统说却是忠变为敬，敬变为文，文敝之后又应回到忠。司马迁作《高祖本纪赞》，便用此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迷信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一作薄），故救僿莫若以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八）
这个说法比那“一质一文”说满意多了。忠是朴实，是质之至，故其敝为鄙野。进一步为敬，有鬼神宗教之事，已趋向文了。
虽然宗教的流弊使人迷信，然而宗教的末流却成了一种制礼作乐的文化，便进了“文”的时代了。
这样说法，由朴野到宗教，由宗教到文明发达时代，是由质到文的演进，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这里面颇有一点历史演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