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说，他想在《第十交响曲》中完成“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和解，这是歌德希望在他的《浮士德II》中完成的”。，《以巴赫命名的序曲》，为格里尔帕策的《梅吕丝纳》主题是一个恋爱的、任性的骑士和一个仙女的传奇故事，他因为自由的憧憬而痛苦。这首诗和《唐豪赛》（译者按：瓦格纳的名歌剧）有类似的地方，贝多芬1823年至1826年间为此工作。（参见A.埃尔哈特：《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900年）、克尔纳克尔纳（1791—1813），德国爱国主义诗人，1813年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译者注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曲贝多芬从1808年就有为《浮士德》谱曲的计划（1807年秋季，《浮士德》的第一部，以“悲剧”为名刚刚出版）。这是他最珍爱的计划。，《扫罗和大卫》均为《圣经》中的人物。扫罗少年时曾被先知撒母耳选定为以色列王。后来撒母耳欲让大卫代替扫罗。扫罗嫉妒大卫，大卫出走。——译者注的圣剧，这一切均表现出他的思想被引向德国往昔的巨匠——巴赫、亨德尔；更被引向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或者他梦想游遍的那个意大利。“法国的南方！就是那儿！就是那儿！”（柏林图书馆的笔记本）。“……从这儿出发。以这唯一的条件，你将能够再次把自己提升到艺术的更高境界……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季为旅行工作……和其他几个艺术家一起游遍意大利、西西里。”
施皮勒医生1826年见过贝多芬，他说，贝多芬变得快活而开朗。同一年，当格里尔帕策和贝多芬最后一次谈话时，是贝多芬给垮了的诗人以活力。诗人说：“噢，我哪怕能有一点点你的力量和坚定就好了！”这是艰难的时代：君主制的反动势力压制思想。格里尔帕策悲叹道：“审查制度扼杀了我。如果想说话，自由地思考，就必须去北美洲。”但是没有任何权势能够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词语被束缚，可声音幸好还是自由的，”诗人库夫纳在给贝多芬的信中写道。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或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的唯一的声音。他感觉到这一点。他经常谈到注定由他通过他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为“未来的人类”履行的职责；谈论为人类谋利益，给它勇气，唤醒它，痛斥它的懦弱。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精神，以鞭策那可悲的人们。”米勒医生1827年说：“贝多芬总是自由地，甚至是当众发表对政府、警察、贵族的看法。”在他的那些《谈话簿》里（1819），我们读到这些令人吃惊的话：
“欧洲的政治走上了这样一条路，现在没有金钱和银行就不可能做什么事情。”
“执政的贵族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
“五十年后，各处都将形成共和制。”警察知道他，但是就像对待无害的空想一样容忍他的那些批评和讽刺；因此也就让这位具有非凡光辉的天才得到安宁。1819年，他差一点被警察盯上，因为他高声说：“说到底，基督只是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他当时在写《D大调庄严弥撒》。这足以说明这些宗教灵感的自由。（关于贝多芬的宗教观点，参见泰奥多尔·冯·弗里梅尔的《贝多芬》，第三版，Verlag Harmonie出版；Beethoveniana，第二卷，“Blchinger”一章，Georg Müller出版。）贝多芬也同样持有自由的政治观点，强烈抨击政府的缺点。他尤其指责政府专横、奴性，指责被冗长的程序束缚着的司法机构，警察的虐待，扼杀任何个人原创性，让行动僵化的无活力的和古怪的官僚主义，持续地窃取国家最高的职位的一个没落的贵族的特权。从1815年起，他的政治倾向是同情英国的。申德勒说，他贪婪地阅读议会的报告。他十分热衷于英国的反对党。1817年来维也纳的英国的乐队指挥希普里亚·波特说：“贝多芬用所有可能的污辱的字眼痛骂奥地利政府。”他渴望去伦敦，以便看到下议院。他说：“你们英国人有头脑。”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屈服。这种力量现在似乎以痛苦为乐。在最后几年中创作的音乐尽管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完成的诸如侄子的自杀。，却经常带有嘲讽的、英雄主义的蔑视和欢乐的全新特点。在死前的四个月，1826年11月，他完成的最后乐章：《四重奏》即贝多芬《第十三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这首四重奏原来的终曲因过于冗长而成为独立的一首（《降B大调大赋格曲》，作品第133号）。——译者注，作品第130号，新的“终曲”是非常轻快的。事实上这种轻快不是人人都有的那种。它时而是莫舍莱斯所说的那种阵阵的刺耳的笑；时而是由那么多被战胜的痛苦组成的动人心弦的微笑。没关系，他是胜利者。他不相信死神。
然而死神还是来了。1826年11月底，贝多芬得了胸膜炎性感冒；为了安排好侄子的未来，他做了一次冬季旅行，回来后在维也纳病倒了。参见克罗茨-弗雷斯特大夫发表在1906年4月1日和15日的《医学专栏》上的文章《贝多芬最后的疾病和死亡》。我们有相当详细的资料，在《谈话簿》中记载了医生的提问，还有医生本人（瓦尔鲁赫医生）的叙述，以Aerzllicher Ruckdlick auf L.v.B.letztz Lebenstage为题发表在1842年的Wiener Zeitschrift上（文章标注的日期是1827年5月20日）。
病情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肺部的偶发症状，这些症状似乎在六天之后就停止了。“第七天，他自我感觉相当好，可以自己起来、行走、读和写。”第二阶段：肠胃功能障碍，并发循环障碍。“第八天，我发现他很虚弱，身体是黄色的。强烈的腹泻伴随着呕吐差一点在夜里让他丧命。”此后，出现水肿。
这次复发有不明的精神原因。“大怒，深深的痛苦，由他经受的忘恩负义，不应承受的不公正引起了这次爆发。哆嗦和打颤，五脏六腑的剧痛使他踡在一起，”瓦尔鲁赫医生说。
综述这些症状，克罗茨-弗雷斯特医生诊断，在一次肺出血的发作之后，萎缩性肝硬化（肝病），带有腹水和下肢的浮肿。他认为含酒精的饮料的滥用导致这种情况。这也是马尔法蒂医生的观点：“Sedebat，bibebat。”他的朋友们不在身边。他让侄子给他请个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人忘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这档差事。医生来得太晚了，对贝多芬照料得也不好。他的健壮的体格与疾病抗争了三个月。1827年1月3日，他在遗嘱中指定他最亲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他想到莱茵河的密友；他还给韦格勒写信：“……我多想和你谈话啊！但是我太虚弱了。我只能够在我的心中拥抱你，你和你的洛尔兴。”倘若没有几位英国朋友的慷慨解囊，贫困可能会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温柔，也非常宽容。歌唱家路德维希·克拉莫里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对患病晚期的贝多芬的一次感人的访问，贝多芬在访问中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平静和善良。（1907年9月29日，Frankfurter Zeitung）1827年2月17日，在三次手术之后，等待第四次手术时12月20日、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进行了手术。可怜的人躺在他的死亡的床上，受着臭虫的折磨。（格哈德·冯·布罗伊宁的信），他在临终的床上平静地写道：“我耐着性子在想：祸兮福所倚。”
这福就是解脱，就像他弥留时所说：“喜剧的终场”；我们要说，是他那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一场暴风雨——一场暴风雪——中，在一声霹雳中逝去。一只陌生的手为他阖上眼睛（1827年3月26日）。年轻的音乐家安塞尔姆·许藤布伦纳。
布罗伊宁写道：“谢天谢地。感谢上帝结束了这场冗长而痛苦的磨难。”
贝多芬的所有手稿、书、家具被以一千五百七十五弗罗林的价格拍卖。拍卖目录中包括手稿和音乐书籍二百五十二份，其总价没有超过九百八十二点三七弗罗林。《谈话薄》和Tagebücher以一点二弗罗林卖出。贝多芬拥有的书籍中包括：康德：Naturgeschichte des gestirnten Himmels，托马斯·坎佩斯：《效法基督》；有禁书Seume，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科策布： Unber den Adel， Fessier， Ansichten von Religion und Kirchentum。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经赞颂过他的艺术的崇高。但是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是现代艺术的最具英雄主义的力量。他是那些忍受痛苦者，那些奋斗者中最伟大的一位和他们的最出色的朋友。当我们为世界的灾难而悲伤时，他就是来到我们身旁的那个人，就像他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的钢琴前，没有一句话，用他那顺从的如诉如泣的歌抚慰哭泣的人。当我们为对抗恶和善的平庸，进行徒劳的、无休止的战斗累了时，重新浸入这一意志与信仰之海就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裨益。他身上释放出勇气的感染力，斗争的幸福感“每次我战胜了什么都感到幸福。”（给永远的爱人的书信）“我希望活上无数次……我生来就不是过平静生活的人。”（1801年11月16日，给韦格勒的书信），意识到自己就是神的陶醉。似乎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时时刻刻“贝多芬交给我自然的科学，就像引导我学习音乐一样学习这门科学。这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使他狂喜的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申德勒），他自己最终也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深邃的能量。带着某种敬畏崇拜贝多芬的格里帕策尔说：“他达到令人生畏的境界，即艺术竟和野性和古怪的元素混在一起。”舒曼对《第五交响曲》说过同样的看法：“如果我们经常听它，它就对我们产生一种恒定的力量，如同自然现象，尽管经常产生，却总让我们充满敬畏和惊讶。”贝多芬的密友申德勒说：“他夺取了大自然的精神。”确实如此：贝多芬是一股大自然的力；一股本原的力和大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战斗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丽。
他的整个一生就像一个暴风雨日。开始，一个清澈的拂晓。仅有几阵无精打采的微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个隐约的凶兆，一种沉闷的预感。突然，巨大的阴影走过，悲壮的隆隆声，嗡嗡作响并令人生畏的寂静，一阵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然而，日间的纯静还没有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伤一直还抱有一个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静被打破。阳光变得怪异。我们看到最清晰的思想如水汽般升腾，它们消散，它们重新形成，它们让心灵蒙上忧伤、任性的不安阴影；乐思经常在薄雾中浮现一两次后就完全消失了，被淹没了；它只在段落的结尾，借一阵狂风才重新出现。欢乐本身也具有一种苦涩和野性的特点。一种发狂，一种毒药混入所有的情感中。“噢！生活多么美；而我的生活永远混合着毒药。”（1810年5月2日，给韦格勒的书信）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在集聚。然后出现饱含闪电的厚重的浓云，将夜染得黑，夹带着猛烈的风暴，《第九交响曲》开始了。——突然，在最猛烈的飓风下，黑暗被撕开，暗夜被逐出天空，意志的行为还给我们白日的宁静。
哪次征服抵得上这次征服，拿破仑的哪次战役，奥斯特里茨的哪抹阳光达到了这种非凡努力的光荣，达到了精神从未获得过的最辉煌胜利的光荣：一位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世界拒绝给他欢乐，他自己却制造欢乐送给世界！他用他的苦难铸造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言壮语来说明的，——此一豪言概括了他的一生，并足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
经由痛苦换来的欢乐。1815年10月10日，贝多芬写给埃多迪伯爵夫人的书信。
文献
Adagio
Al-lein孤独，Al-lein孤独，Al-lein孤独，
1814年9月12日致李区诺斯基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海利根施塔特是维也纳的一个区。贝多芬曾在那儿小住。
给我的弟弟卡尔·贝多芬和（约翰）·贝多芬括号中为手稿中遗落的名字。注意：斜体字（译文中以黑体标出）为文献中强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