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野史上曾经记载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召纳汉女的原因，是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唤起咸丰的“恋足癖”，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
以咸丰之色眼，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唐]李白：《妾薄命》，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第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9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17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所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像安意如所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六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8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且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原文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八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那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
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2——54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