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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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与祖居地再次相遇

(甘孜州)列美平措(藏)

坐在新华公寓五楼的办公室里,我的目光从沿河东路、折多河、沿河西路、情歌广场,一点点地移到了康定剧场,我并不是对康定剧场有多么大的兴趣,而是康定剧场之前的大礼堂,其实也不是对大礼堂有什么兴趣,而是大礼堂修建之前,这片叫白家锅庄的地方。作为康定四十八家锅庄之一的白家锅庄,就坐落在今天康定剧场的位子。这就是说:康定剧场是拆掉白家锅庄后才修起来的。当年的锅庄阿佳去了何方,我不知道。1961年3月,我就在白家锅庄的一间小屋里出生了,小时候父亲常常调侃我,说我是白家大小姐逃跑后被他们捡来的。那时很多州级机关的干部们都住在这里,白家锅庄是作为州级机关干部们的宿舍被征用的。

而此刻我所在的新华书店的地段,就是老康定叫作大石堡的地方,这也是我的祖屋所在地,祖父是个泥水匠,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俗话说,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祖母靠给锅庄及大户人家背水,同时也给各家锅庄当搬运工,并且置下了这份房屋,后来祖父过早离世,就靠奶奶一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父亲四兄妹,这四兄妹中,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公安局长。

父亲排行老三,老大是大哥、老二是姐姐、最小的是我幺爸。爷爷奶奶把更多的心血花在了大伯的身上,辛苦地供养他上学,好在大伯还算争气,读书用功,国立师范校毕业后,进入西康省党部工作,后来派到乡城县,当了国民党的党部书记,只是旧时代的官场,大伯发迹后并不理会祖父祖母的艰辛,也不关心仍然生活艰难,连书都读不起的弟妹。记得父亲曾谈起当时给大伯牵马,别人看着兄弟俩长得很像,大伯却说父亲是他的马弁。大伯后来参加了西康省的起义,但因旧时官场养成抽鸦片的坏毛病,并没被新政权留用,他把奶奶屋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急得奶奶找到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帮助管管,大伯被送到新都桥监狱劳教,在那里戒掉了大烟,之后就在监狱就业并在那里去世。二孃没能读书,嫁了个修路的工人,后在大炮山修路时去世,年纪轻轻就守寡的二孃,带着表姐就跟着奶奶一起背水当搬运工补贴家用,生活坎坷的二孃,在解放后的1954年去世,她比奶奶还要早走半年,六岁的表姐从此由我父亲母亲养大。作为四个子女中最小的幺爸,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天小学,后就一直在康定街上卖油糕、油条,1950年,十三岁的幺爸给白玉县第一任商业局长当通讯员参加了工作,后因长期的公安工作,风餐露宿,搞坏了身体,比我父亲还要早走几年。父亲能读上书,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因为从小就很懂事,也很孝顺,个头又是四兄妹中最矮小的,从小就得到爷爷奶奶的疼爱,再加上当时国民党西康省长刘文辉比较重视教育,******也兼任国立康定边疆师范学校的校长,康定有国立师范、省立师范、教会学校、简易师范等许多学校,勉强读完小学后,像国立、省立这样的学校,父亲是读不上的了,而当时的简易师范则是不要钱的,只要考试合格即可,就是这样,也得经过当时的镇长同意。于是奶奶给镇长送礼下跪,才得到同意父亲参与考试的资格。而父亲仅考了个备取第8名,好在那个时候康定人员流动较大,有跟着家长走了的、有嫌学校不好花钱选了好学校的、还有的藏族人家不愿学习汉文的,正取的学生中很多没来报名,父亲这个备取第8名也就读上了个初师。

现在这个新华公寓是当时我家和其他七户人家居住的地方。1963年,我们一家都不在康定的时候,康定的老屋被国家拆了,建起了新华书店。那个时代,没有一分钱的补助,甚至没有任何的说法。1960年,父亲被派往南路检查工作,在完成巴塘的工作后到达义敦县,一纸电文已经等待着他,帮助义敦县工作三个月,可是还没等到三个月,正式的调令就下来了,父亲被任命为义敦县委组织部长,后担任了副书记。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也调到义敦县财政局工作,过后,我与姐姐也被接到义敦,直到1973年,因为父亲工作的再次调动,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康定。

1978年以后,各项政策的落实,很多家的房屋都得到了政策性落实,当时被拆房屋的六户人家找到父亲,让父亲出面呼吁解决。但父亲是个从不给组织添麻烦的人,他没答应,也在这时,父亲的弟弟出差到康定知道此事后,埋怨哥哥不为街坊邻居说话、不为老百姓说话,因为毕竟不只是我们一家人问题。父亲这才同意找相关人士说明一下情况,好在当事人都还在,时任州委副书记的裴孝贤也是当时分管文教的领导,这七户人家房屋修建新华书店的事他都清楚,于是责成当时的新华书店经理朱德万负责落实政策。

在将军桥附近,有一处过去的老新华书店,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人民桥旁边的新华书店修好后,一直作为州新华书店职工的宿舍使用,几经周转,此时已没有人居住了,经过重新培修,作为落实政策返还给我们三家人。其余四户或补偿或异地安置,都得到了相应的安排。就这样,从旧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到新中国的新华书店,都与我产生了联系。

2012经过拆迁以后,将军桥边的老房子,变为了今天的溜溜城的一部分。

此刻,我坐在新华书店五楼的办公室里,快要下山的夕阳强烈地照耀着我,看着情歌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生出无限的感慨,父亲离开我已8年,母亲也离开3年了,作为革命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一生勤勉,朴实做人。留给后人的决不仅仅是一套房产而已,每每想起父母的一生,后悔生前为他们做得太少了。遗憾已成过去,怀念将伴随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