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
所谓国学勃兴多年，已为多人创造生计。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国学”为今人做出的贡献。但成年人宁花重金让孩子去学“国学”，自己仍一知半解乃至毫无所知并欣欣然。《论语》作为国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不过一万多字，通读完毕的又有几人？尤其当下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人，幼时被刻意遮蔽传统文化，对此了无兴趣。无奈现在又到弘扬阶段，“国学大家”如过江之鲫鱼，层出不穷，对经典的阐释、解读良莠高下不等，有人捧经典为圣经，有人冷嘲热讽，有人攻其一点，该如何看？依我之见，有两点他们大多具备：毕竟通读过全文，毕竟有扬善之心。各人资质不同，能有这两点，即为圣人粉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非传统文化守望者，只是一读者，一旁观者，读《论语》，亦颇多感触与启发，随时记下。
圣人言当为圣人解
钱穆解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说，“孔子距今已逾两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即再逾两千五百年，亦当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启示，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读者不可不知”。在解读“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时，说“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事，不骄肆，不欺诈，自守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遇有使于民，亦求不妨其生业。所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于仁道，故唯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伦。此亦通义，古今不殊。若昧忽于此，而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
颇有几位朋友谈及，读《论语》读出浓浓功利心。孔子及弟子言论均注重即时性，拿来即可用，直接解决问题，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无宏大叙事的铺陈，感情浓烈而无宇宙情怀，易被视为实用哲学。自然，卫道者可指斥读者心中先有了功利才读出功利。但若多人都读出功利，岂非文本自身即有这样的初衷？而钱穆之解读，刻意避开功利机巧，专注于古今相通之“道”，处处以“道”导引，矫当下心灵鸡汤之枉，堪为心中有“道”之卫道士，对圣人之言有圆通之功，故圣人言当为圣人解。
无违
假期回乡，见叔婶将奶奶接到自己家中，腾出一间屋子给她住，明亮宽敞，暖暖和和，说是方便照料。奶奶九十多岁，思维清晰，只是行动有些迟缓，需拄拐，身边不能离人。奶奶说，我还是喜欢住到自己的院子里，两家虽然不过二百米远，但孙男弟女们来看我，已经习惯到我家来，我一会儿搬到这里住，一会儿搬到那里住，找起来不方便。就算在儿女家里照顾得好，还是不如自己的家踏实。
我把奶奶的想法讲给叔婶听。婶子说，以顺为孝嘛，老人实在想回自己家住，就让她在那里住吧。我们每天多跑几趟就行了。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道。子曰：“无违”。意为一切按长辈的意思来，不违背他们的意愿。婶子的回答，正暗合了孔圣人的教诲。但孔子强调了一下“无违”的前提是“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按既定的礼仪对待长辈。暗指的含义是，长辈也不能乱来，行为也要有“礼”。约束世俗社会的“礼”，常常是和法律重合的，难道父母让儿女吸毒、杀人，儿女也要“无违”？
但这是个大前提，约束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家庭都在追求父慈子孝，和睦相处。无违便很重要。具体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并无针锋相对的指向，此亦可，彼亦可。吃面与喝汤哪个更正确？洗衣服早一点晚一点又如何？周末是出去溜达还是宅在家里？子女对老人的关心，贵在同情（同样的感情，同样的角度）。为什么非要讲道理？“无违”需有同理心、同情心，即使无同理心，也要有同情心。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长辈开心便好。有了这个情，所谓的理，便不再是坚定的理了。
此“无违”亦合夫妻、兄弟伦理。
幸福
曾写一文，名为《成功学和幸福学》，抄录部分段落：“‘成功学’散发着一股极端功利的味，说他们邪恶都不过分，讲一千个道理，说一万堆理由，就是告诉你如何从被别人骑在头上拉屎变成骑到别人头上拉屎。更可笑的是，他们跟那些算卦的没什么两样。如果真能‘成功’，他早一路奔过去了，哪还有时间教别人‘成功’。即便你真按他们说的做了，你也‘成功’不了，还得被别人骑在头上拉屎。
“对成功学的追捧，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功利化，攻其一点不顾其他，消解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每当这时，我总忍不住问：为什么没人来推广幸福学呢？如何把幸福当成一个课题，让大家像追求‘成功’一样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该多有意义。”
“幸福学，可不是告诉你‘如何寻找幸福’。否则估计又要坠入讲禅说禅、装腔作势的一套把戏了。什么是幸福？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它起码应该是积极的生活，而非神神叨叨；是为自己的幸福努力、抗争，而非逆来顺受，四大皆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难以几句话说清。我想表达的是：相比所谓的成功，幸福更应该是人类追求的东西，但现在它被忽略了，被以成功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左右，以致我们感觉到了缺少幸福，却又不能清晰地将其表述出来。名利不是不可求，但最终目的还是幸福，如果因过度囿于名利而忽略了内心的幸福感，岂非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早就用另一种极端表达指出过一种幸福的方式，食无饱，居无安亦可。今天也有类似案例，某某坚守深山支教，困顿不堪而志不移，某某照顾无血缘关系的残疾人几十年义无反顾。但此种案例多描述其坚强表象，摸爬滚打，鲜血淋漓，妻离子散，越惨越好，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而忽略了主人公内心的幸福感。支撑他们的是幸福感，而非受虐心。
为所欲为
一个场景：屋子里坐满人。二十多岁的人进来，下意识地想，这些人会如何看我？四五十岁的人进来，会想，我如何看这些人？随着阅历的变化，心态亦有变化。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人寿命短，能活到六七十岁算长寿，四十岁以前，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解决了。不惑、知天命已是相当高的境界，有耳顺、从心所欲的机会，乃生命之额外补偿，简直欣喜若狂，有生即好，夫复何求？
今人寿命增长，计较的东西亦增。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者，属自我警示、自我克制所得，当然，也可以是自我安慰的产物。欲望还有，机会减少，寻找自我解脱之途径似无可厚非。有临近退休之人称，已无所求，故从心所欲。结果是攻击性起，与人为恶。貌似“从心所欲”，实违孔子所言“不逾矩”三字。恶一旦爆发，此前多年的知天命、耳顺表现便成表演，可叹！
异端
孔子一直提倡少说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于言，木讷，少说话。此处“欲”字颇值玩味。你的讷于言不一定是天生，可以做出来，装出来。子张想走仕途，向孔子问道。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听别人说话，把你觉得可疑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说，便少过错。多看别人行事，把让你觉得不安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而行，便少悔恨。说话少过失，行事少后悔，功名利禄自然都有了。
今人亦提倡少说。对于刚上班的青年，去外地工作的亲人，师长们都不忘叮嘱一句：“少说话”。少说是明哲保身的手段。但为什么“少说”可以明哲保身，而不是“多说”？
可以用孔子的另一句话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抵彼。若专就此端言，彼端便成异端。反之亦然。攻击别人为异端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害啊。但人间攻伐，一定先找到你所执的一端，然后由另一端发力攻击，而你的发言正好成为靶子。若有同理心、同情心，一切都好办：若无，乃至紧盯着你，盼着你犯错的人，你一开口便是偏见与异端。所以最好一言不发。不发言，对方没有靶子。
与讷于言并行的，是敏于行。孔子提倡的不说多做，与后世实践貌似不符。古今案例，现实中得利的，多为不说又不做。
此并非孔子书生意气，只见一端未见另一端。相反，任何人说话做事都有特定处境与语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少说应具舆论共识，并可传袭至今，而“敏于行”亦应是该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有现实回报。只是时过境迁，今日“多做”亦被殃及。
相较于今日西方，少说少做（或不说不做）应是集体主义下的自保，强调融入、和谐之类。如果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变为个体主义生活方式，人人生而自由，个性张扬，则这种生存哲学便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