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研究中的史实订正问题
丁 锋 孙延林
萧红是在呼兰河水的哺育下，踏着北方泥土的芳香，走上世界文坛的我国30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她虽然英年早逝，但她留下的百万字文学作品，却吸引了千千万万热爱她的读者，同时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热爱她的研究者。自萧红这朵盛开的芙蓉凋谢之后，萧红的研究者纷至沓来，成果甚丰，尤其是对萧红身世的研究，曾在国内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对于人们了解萧红的身世，认识萧红的创作思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在萧红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即一些研究萧红的著作、文章和史书中都存在许多的史实性错误。这些史实性错误，有的表述不清，有的记述不完整，没有统一的定论，造成长期以来以讹传讹、互相抄载的后果，危害极大。如此下去既不利于萧红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必将遗患后人。为纠正萧红研究中的这些史实错误，笔者根据多年的研究、考证，对下列史实错误作一订正，并愿与有关专家共同研讨。
一、萧红出生时间
《萧红研究》（第一辑）《回忆萧红》一文写道：“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
《哈尔滨人物》（第一辑）《萧红》一文写道：“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
《呼兰史话》所载《萧红传略》一文写道：“萧红于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二日，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里。”
《萧红全集》附录的《萧红年谱》写道：“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
……
上述文章均记述萧红1911年6月2日生于呼兰县城，这与史实不符。呼兰河萧红研究会、呼兰县史志办整理的《关于萧红身世问题》一文，根据萧红亲三姨姜玉凤证实，萧红是“1911年6月1日（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出生”的。可知上述文章是有误的。而《呼兰文史资料》（第一辑）《萧红名字、笔名、署名、绰号的考证》、《呼兰史志通讯》所载的《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等的记载是正确的。
二、萧红出生地点
《萧红全集》附录的《萧红年谱》写道：“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河沿龙王庙前英顺胡同（现萧红路）。”
《呼兰河传》后记写道：“1911年初夏生于黑龙江省的呼兰县县城内。”
……
上述文章的记述有的是不准确，有的是史实错误。如《萧红年谱》中所写的“呼兰县城内南河沿龙王庙”就存在常识性错误。因为，龙王庙距呼兰河沿很远，不能认为是在南河沿。说“龙王庙前英顺胡同”也不对。根据“黑龙江大事记”记载：英顺于1913年来呼兰驻防，公馆设在龙王庙道西（今第八中学址），而此时萧红早已出生，当时尚未称做英顺胡同。文中将“英顺胡同”注为“萧红路”也是错误的。萧红路是指龙王庙西的南北之路，原称建设路，后改为萧红路，而英顺胡同是指龙王庙前的东西之路，显然是注解错了。另外，前文将呼兰城记做“呼兰县城”也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呼兰尚未称县。
《萧红研究》所载《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一文写道：“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这也是错误的。据《萧红年谱》所记：1929年萧红祖父八十寿辰时，马占山与廖飞鹏前去贺寿时才将“英顺胡同”改为“长寿胡同”，这与萧红出生的时间比晚了18年，不足为据。
关于萧红出生地的记述问题，至今尚未见到完整准确的记述。准确的记述应是“呼兰城内龙王庙路南”。
三、萧红出生时的家庭
《关于萧红身世问题》一文写道：“出生……张姓的官僚地主家庭。”
《呼兰史志通讯》所载的《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一文写道：“一个地主兼官僚家庭。”
……
上述文章所写的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不准确的。经考证得知，萧红出生时祖父是个无所事事的地主，父亲张廷举是个教员，并没有成为官吏。张廷举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是在1928年，所以把萧红出生时的张家说成是“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记述应是：“封建地主家庭。”《萧红研究》的记述是准确的。
四、萧红的原名
《呼兰县志》（新编）记载：“萧红，女，原名张乃莹。”
《哈尔滨人物》（第一辑）中的《萧红》、《呼兰河传》后记、《关于萧红身世问题》、《呼兰史志通讯》所载的《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等文章也写成萧红原名“张乃莹”。
上述文章所记的“萧红原名张乃莹”是错误的。据访问萧红亲三姨姜玉凤得知，萧红大名叫“张秀环”，因与二姨姜玉环同叫“环”名二姨不答应，请外祖父给改名叫“张乃莹”。《萧红名字、笔名、署名、绰号的考证》、《历史回眸热土萧乡呼兰》、《萧红传略》、《萧红年谱》、《萧红的道路》等文章的记述是正确的。
五、萧红上小学的时间
《哈尔滨人物》（第一辑）中的《萧红》一文写道：“1921年秋，在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父亲的支持下，入呼兰县城南关小学读书。”《萧红传略》一文也记述萧红1921年上小学。两处史实是错误的。
萧红在其作品《两个朋友》中说自己“10岁就上学了”。以此来推断，萧红是在1920年上小学，1926年高小毕业，然后在家休学一年，1927年考入中学。《呼兰县志》（新编）记载：“1927年7月，萧红高小毕业。”如按此说，萧红在家休学一年，1928年才上中学，1931年中学才毕业，这与萧红的生平时间极不相符。所以说，萧红上小学的正确时间应是1920年。《呼兰县教育志》、《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的记述是正确的。
六、萧红上学时的校名
《呼兰县志》（新编）记载：“萧红入呼兰县第一女子高等并设国民学校。”
《萧红传略》写道：“进入距她家只有一道之隔的县立南关第二初高两级小学女生部（现萧红小学）读书。”
《呼兰今古》所载《萧红生平考订》一文写道：“民国十四年（1925），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南关女校）迁到前劝学所旧址，即今呼兰一中东部。”“萧红根本没在南关小学（龙王庙小学）读过书，而是在南关女校。”
《萧红年谱》中写道：“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龙王庙小学，现萧红小学）。”
上述志书和文章记述萧红入小学的母校归为两类，即第一初高女子小学校和第二初高小学女生部。这两类校址都存在史实上的错误。
首先，从萧红的同学和姐弟亲友的回忆中已确认萧红是在龙王庙小学读的初小，当初小毕业升入高小时才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萧红的高小同学傅秀兰在《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1925年秋，也就是我15岁，刚升入高小一年级时，我们班转来一稍高个儿的同学……班主任果老师向大家介绍说：咱们班新来一个同学，她叫张乃莹……原在龙王庙小学读书，可是那里只有初小，没有高小，所以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从傅秀兰的回忆中，可知萧红是高小时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的，她上初小的母校不是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萧红异母弟弟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一文中写道：“姐姐开始在龙王庙小学读书，这个小学就在我家的斜对过，后来改名叫南关小学。姐姐、哥哥和我都是在这个学校毕业后考入劝学优级学校的。”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在采访中回忆说：“我家在阿城农村，念书都在呼兰三叔这儿。我，秀琴姐，还有小姨梁静芝这些亲属家的孩子，通通在他家吃住，再加上三叔家的迺莹姐、秀珂弟，五六个学生都在龙王庙小学念书。”
以上摘录，是萧红弟弟、妹妹们的亲历回忆，史实价值应当是可信的。至于《萧红传略》、《萧红年谱》中认为萧红的初小是在第二小学女生部，实际是将东关的第二小学堂冠在了南关的头上。因为南关从没有第二小学的记载，显然是史实错误。
既然上述记载全不对，那么如何记述才算准确的呢？据新编《呼兰县教育志》记载：“1912年4月，初等工业学堂复办……改称呼兰县乙种农工学校……1919年有预科1级（附设国民级学生1级）……是年8月，迁入龙王庙内，改为乙种农业学校。1920年撤销。”（民国《呼兰县志》记：1921年7月改称第二十国民小学，俗称南关小学）“1920年（民国九年）张乃莹入南关初等小学。”从上述记载可知，乙种农业学校撤销后，改为南关初等小学，萧红10岁时入该小学女生班读书。
总之，萧红在龙王庙小学读过书是正确的。《萧红研究》（第一辑）所载的《呼兰河畔的断想》、《蓝天碧水忆萧红》、《送给萧红故乡的礼物》等文章的记述是正确的。
七、萧红上中学的时间、校名
《萧红年谱》写道：“秋季进入哈尔滨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哈尔滨人物》中的《萧红》一文写道：“1928年，萧红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
上述两篇文章的记述，不仅存在记述不完整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史实的错误。首先，萧红入中学的时间有误，《萧红研究》（第一辑）中的《萧红知友忆萧红》、《萧红母校考》两篇文章均记述萧红是1927年考入中学的。《萧红知友忆萧红》一文是访问萧红同班同学的记录，徐薇同学说：“我和萧红是1927—1930年间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萧红母校考》是对萧红母校的实地考察，认为：“萧红于1927年8月从呼兰来到哈尔滨。”《萧红年谱》也记述萧红是1927年考入中学的。其次是萧红母校的校名问题。《萧红年谱》和《萧红》两文章记述的都不够准确。准确的名称应是《萧红知友忆萧红》和《萧红母校考》所记述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
八、萧红订婚的时间和未婚夫的姓名
《萧红全集》附录《萧红年谱》写道：“秋季升入小学四年级。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帮统王廷兰之次子王恩甲。”
《潇红研究》（第一辑）中的《我的同学萧红》一文写道：“读初一时，张乃莹家里便给她订了婚，男方是哈市顾乡屯的汪家，未婚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的教员。”
萧红的侄子张抗（张秀珂之子）在《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一文中说：“早在萧红在呼兰县北（南）关第一小学念高小时，已经把她许配给一个封建官吏的儿子汪恩甲。”
据萧红叔伯妹妹张秀珉回忆，萧红是在18岁时订的婚。她的同学沈玉贤、刘俊民回忆萧红是在读初一时订的婚。
从上述史料可知，萧红订婚的时间是在她18岁读初中时，记述小学四年级和高小时订婚都是错误的。萧红未婚夫叫汪恩甲。《萧红年谱》认为未婚夫叫王恩甲，是错误的。《呼兰史志通讯》所记载的《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两文记述萧红未婚夫姓王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九、萧、汪同住旅馆的名称
《呼兰县志》（新编）记载：“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旅馆，与她同居了。”
《萧红全集》所附的《萧红年谱》写道：“萧红到哈尔滨后，先住在一个女友家里；后来被汪恩甲骗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
《萧红研究》写道：“困居在东兴顺旅馆里，即将临产，走投无路。”《呼兰史志通讯》所载《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萧红研究》（第一辑）中的《我的同学萧红》、《萧红的朋友和同学》、《萧红中学时代拾零》、《关于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其人》、《萧红遇难得救》、《缅怀、崇敬、追求》等文章均记萧、汪同住的旅馆名为东兴顺旅馆，而不是东兴旅馆。因为，这些文章有的是采访当事者记录，有的是当事者直述，史实当是准确的。显然，《呼兰县志》（新编）与《萧红年谱》的记载是错误的。
十、困居旅馆欠款
《呼兰史话》所载的《萧红传略》一文写道：“萧红怀孕已经七八个月，前后两次在东兴旅馆住了7个多月，共欠食宿费高达600多元……”
《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一文写道：“萧红在旅馆住半年多，身孕待产，欠费600多元，处境艰难。”
……
上述两文所记的欠费600多元，尚不准确。《萧红年谱》记：“他们在东兴旅馆前后住了7个多月，欠旅馆食宿费400余元。”此资料与萧红的作品《弃儿》中所记是一致的，实际欠费当是400多元。
十一、萧、汪分离
《萧红全集》所附《萧红年谱》写道：“萧红临产期已近，王恩甲不辞而别，从此再也找不到。”
《萧红研究》（第一辑）中的《萧红知友忆萧红》一文写道：“后来又被姓汪的骗到哈尔滨，被汪安置在一个什么旅馆，汪自己却逃之夭夭了。”
……
上述文章中均将萧红被困在旅馆的原因记述为：未婚夫汪恩甲不辞而别。此观点有误。萧红的同学刘俊民在回忆文章《我的同学萧红》里面，对萧、汪分离有个完整的记述：“乃莹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经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又断绝了经济供给，汪恩甲回家取钱，也被扣住。乃莹赶去汪家，也被骂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声，在法院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要离婚，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乃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乃莹是倔犟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她父亲张选三，继母梁亚兰，还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给我爱人（当时在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打了电话通知了我。”萧红同学刘俊民是萧、汪法院离婚的直接证人，从刘俊民的叙述中可知，萧红被困在旅馆里不是汪恩甲逃之夭夭的缘故，是因为法院已作了宣判，萧、汪二人已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因此也不需要再承担什么义务了。
萧与汪在法院离婚事实真相的公布，更正了在萧红身世研究中的许多错误提法，即未婚夫汪恩甲是纨绔子弟，萧红被其玩弄、受骗同居等。既然萧与汪早有婚约，在法律上就视为合法的夫妻关系；而同居是指非法的以夫妻形式在一起生活。两者之间有着合法与非法的区别。萧、汪同住旅馆是合法的，认为萧红是被欺骗、被玩弄，在一起同居的观点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给萧红的形象造成许多污点，必须更正这些错误认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十二、萧红逃出旅馆的时间
萧红在作品《弃儿》中写道：“决堤的第三天逃出旅馆。”经查阅哈尔滨历史大事记可知，1932年哈尔滨涨大水，道外决堤是在8月7日。那么萧红是第三天逃出去的，时间应是8月9日。《萧红年谱》记是八月间，《萧红传略》记是松花江涨大水都是对的。
十三、萧红如何逃出旅馆
《呼兰县志》（新编）记载：“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
《呼兰史话》所载《萧红传略》一文写道：“不久，松花江涨大水，洪水泛滥市区。萧军趁旅客各自逃生、旅馆慌乱之际，帮助萧红逃离旅馆。”
上述文章所记萧红是在裴馨园、萧军的帮助下逃出旅馆的，与史实不符。萧红在《弃儿》一文中记述那个女人是被救生船救出去的。那个女人实际就是萧红自己。当然，裴馨园和萧军等确实给萧红以极大的帮助，但逃出旅馆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纯属是一次意外。《萧红年谱》记述萧红逃离旅馆的情形是正确的。
十四、萧红生孩子的时间
《呼兰史志通讯》所载的《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写道：“10月生一女孩送人。”
《萧红年谱》写道：“不久，被送进医院待产。孩子（男孩）生下后，因无力扶养，送人。”
据萧红作品《弃儿》中的论述推算，萧红8月9日从旅馆逃出，两个星期后入院，时间是8月23日左右。两天后生一个女孩，时间在8月25日左右。住院3个星期出院，应在9月20日左右。以此来推算证明，萧红生孩子的时间是在8月下旬而不是10月。萧红生了一个女孩送了人，记述生个男孩也是错误的。
十五、萧红生母家住地名
《萧红研究》（第一辑）中的《萧红身世考》写道：“父亲姜文选是私塾先生，在呼兰河以博学出名，民国初年被选为省议员，家住呼兰县姜文爽屯（现姜家窝棚）。”
《呼兰史话》所载《萧红传略》一文写道：“母亲住在离呼兰城45华里处的双龙泉屯。”
上述两文章一个说萧红母亲住姜文爽屯，一个说住双龙泉屯，其实都不准确。查清代《呼兰府志》，在呼兰城西北45里只有姜家窝棚屯，并无姜文爽屯和双龙泉屯，证明两文章中所记是不准确的。《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记述是准确的。
十六、萧红母亲的出生年月
《关于萧红身世问题》一文记载为1885年。
《呼兰史话》所载《萧红传略》一文记：“母亲姜玉兰，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初一。”
据《萧红研究》所记，萧红的三姨姜玉凤讲：“大姐姜玉兰是属狗的，姐夫张廷举是属鼠的，事前合过婚。”查阅历书，1886年农历狗年，姜玉兰生在正月初一，应是公历1886年。如果说姜玉兰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那就说明姜玉兰不是属狗而是属鸡了。另外，根据姜玉凤提供的资料可知姜玉兰比张廷举大两岁，这就更证明了姜玉兰生于1886年。以此推算：光绪三十四年祖母范氏下乡相亲，是公历1908年，姜玉兰当年23岁，张廷举21岁。转年结婚是在1909年，姜玉兰24岁，张廷举22岁。婚后三年生萧红，是在1911年，即姜玉兰26岁，张廷举24岁。以此为证，前面两文的论述时间有误。《呼兰文史资料》所载《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等文章记述姜玉兰1885年生也是错误的。另外，《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两文中记述张廷举与姜玉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结婚的，时间也是错误的。
十七、萧红父亲的简历
《萧红全集》所附《萧红年谱》写道：“东北沦陷后，出任过伪呼兰协和会长。”《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等文章均同其说。经查证核实，张廷举在伪满时任过呼兰县协和会副会长，记述出任伪呼兰协和会会长明显存在史实错误。
以上所举的17个史实方面的问题，仅是近年来在萧红研究方面存在史误问题的一部分。本文提出质疑，目的是更正错误，统一认识，推动萧红研究的继续深入。
原载《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2月
从萧红作品中可看到她的身世
葛洪伟
萧红（1911—1942），是我国30年代著名爱国女作家。近些年来有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她的身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萧红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从读萧红作品中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我觉得从她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可以看到她的生活经历，带有明显的自传性。
首先，开头的几句话证明了她出生的时间、地点、家庭成分。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其次，整篇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具有明显的自传性。
第一部分：从开头一直到“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是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我们由此便可窥视她童年的掠影。
她从小性格倔犟。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邻家大婶看到这个情形就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碴子’。”
她从小热爱生活。她最喜欢她家房后的菜园。那园中小黄瓜、大倭瓜、牵牛花、马蛇菜、蝴蝶、蚂蚱、蜻蜓，还有那园中的老主人她的祖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为她的文学成果提供了必要的养分。
她从小和祖父的感情最深。“……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在这个自由自在的花园里，她模仿着祖父的一举一动。当祖父发现她铲的那块地留着一片狗尾草时，祖父就耐心地讲着：“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晚上她和祖父睡在一起。睡前醒后，祖父经常教她优美的古典诗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在萧红的作品里，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与她幼年学诗是有直接关系的。萧红的祖父堪称她文学上的一位启蒙教师。
她从小同情穷苦人。她常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着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常主动把她带着。小萧红特别关心这位老人，帮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花生、冻梨给有二伯。在她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生活比较困难，有个姓李的人家最穷，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一次她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蜷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发青。她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给李家小女孩穿上了。
她从小爱憎分明，有正义感，反对封建礼教。有一次，她母亲找来了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这时的小萧红站在窗外高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在那个年代闺女是门里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可小萧红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当时很多女子都要梳长辫子，可她却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在她的带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由于卖国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兰小城怒吼了，学生们高举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小旗走上大街示威游行，萧红走在队伍的前头，带头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保卫我中华！”那一天，她的嗓子都喊哑了。
那么整个散文的第一部分便抒发了她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悯与同情，抒发了她的童年是如此的孤独寂寞，处境难堪。从她无言的“一直面向着窗子”用心的感受中，我们看到小萧红与父亲的对抗，与封建势力的抗争。从“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和“多纹的两手”使她看到了希望，体会到了那“院中”的一点温暖。
第二部分：从“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一直到“‘长大’是‘长大’了，而却没有‘好’”。是她踏上浪迹天涯的坎坷人生之路的缩写。
落难旅馆。20岁那年她逃出了父亲的家庭，踏上了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因家里门当户对地给她订了亲，许配给当时一个封建官吏之子汪恩甲，但当她长到20岁，思想成熟时便不愿这门亲事，冲破了封建地主家庭以及“父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然而就在1932年的夏天，萧红终于被这桩封建的婚姻欺骗了，她被困守在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积欠累累，彷徨渺茫无所凭借。面对她的是600多元的欠账单以及怀有身孕七个月。她遇到的都是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关起门她就感觉到房间的空虚，她的体质开始虚弱，也开始失眠。旅馆已经停止给她开饭，她吃着从衣袋里拿出的面包，那是从街上买来的。后来她被旅馆主“软禁”了，准备送往“烟花院”，用于偿还欠旅馆的账。她这时真的完全的被埋在泥土里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这般的滋味”，这里简直是一个罪恶的陷阱，年轻的萧红，在这里经历了一场人生的磨难。
爱情苦酒浸泡。1932年落难中的萧红被萧军所救，从此二萧便开始了一段患难相扶、荣辱与共的爱的历程，然而到了后来却是以失败告终。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他们在文坛上知名度越来越大，萧红更是得到了鲁迅的厚爱及同时代作家的赞赏。这时萧军却总是觉得自己无论哪一方面都要比萧红强，在他看来，萧红今天的成就应该首先归功于他，他的那种大男子主义便表现出来了，逼得萧红几乎喘不过气来。最让萧红无法理解、不可宽恕的是萧军背着她同别的女人有了暧昧关系。这使他们这对患难夫妻的真挚感情掀起了波澜，有了一条条裂痕。在萧红散文《一个南方的姑娘》中，“程女士”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她在哈尔滨同萧军的一段感情到了上海不仅没抑制，相反更加地火热了。萧军的脱离家庭生活的轨道，使萧红异常失望，极为痛苦，终于到了1938年初走到西安时分手。感情空旷之时，她与端木蕻良结婚，我们希望她的后来很好，但也并非如此。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从她写的《呼兰河传》的尾声，便可发现她的心境是如此的孤寂。
没有做母亲的权利。1932年受骗的萧红在哈市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一个女孩。但由于当时她自身生活没有保障，就连生孩子的医药费用都没钱付，就把孩子放在了医院，等她弄到钱再到医院取孩子时，孩子已经没有了下落。到了1938年当她和萧军将要分手时又早产了一个男孩，生下来就死了。可想而知，有什么能比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更可悲更痛苦的事吗？可萧红却经历了。
第三部分：从“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温暖’和‘爱’”到“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是作家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年1月22日，萧红因患肺病病逝于香港，享年32岁。她在悲壮斗争的大时代放下了求解放的大旗，并留下永世绝笔：“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里的“半部红楼”是萧红生前的一个愿望，在她有病时就与身边的人讲等她病好了要访遍红军长征所走过的道路，然后写一部“半部红楼”这样的作品。由于她生命如此短暂，一切都成了美好的愿望，正如“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原载《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2月
萧红名字、笔名、署名、绰号的考证
孙延林?刘兴君
中国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来改名为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呼兰城内，1942年1月22日病逝在香港，享年31岁。
萧红是在鲁迅先生的扶植下，崛起于3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她不仅创作出了诗画般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也写出了令人心碎的诗篇和体裁新颖的戏剧；她还绘画出楚楚动人的美术作品，还有难得的艺术表演天赋。为此，这位中华才女的创作成就和她暂短传奇的苦难人生，引起了数以万计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研究的极大兴趣。通过调查考证她备受欺凌的坎坷人生和她独树一帜、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总结认定她的创作思想、创作精神、创作方法和创作道路，留给后人永远的激励和启迪。然而，只有了解了萧红的身世、家事、逸事的真实，方能知晓这位女作家颠沛流离的成才之路的奥秘。笔者在20多年的萧红研究和萧红故居恢复建设工作中，接待了24个国家170多万中外游人，很多来访者对女作家的名字，笔名的由来、寓意很感兴趣。为此，有必要将萧红的名字、笔名、书信的署名以及绰号进行整理，奉献给萧红研究者和萧红文学作品的爱好者。
一、原名考
萧红原名张秀环，乃是根据张家宗谱要求而起。张家祖籍乃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十甲杨皮营村，由于连年灾祸逃荒东北。始世祖张岱先迁到朝阳凤凰城，后迁至吉林省榆树县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以农为业，置产世居。百余年后，张家后人到黑龙江散居各地。为了祭祖，便于后人联系认自家族人，从四世开始确定了张氏族谱，即从萧红的祖父起，张家后人要按照一首诗的顺序排辈起名，这首诗是：“维廷秀福荫，麟凤玉芝华。道成文宪立，德树万世佳。”按照这首诗的规定，萧红的祖父范“维”字，起名为张维祯。她父亲范“廷”字，起名张廷举。萧红范“秀”字，起名为张秀环。萧红6岁时生母姜玉兰领她到外祖父家串亲，她二姨问她：“外甥女，大名叫啥呀？”萧红答：“叫张秀环！”二姨一听叫张秀环立刻不让了，生气地对萧红母亲说：“姐姐，孩子这名怎么起的？我叫姜玉环，外甥女叫张秀环，名字都有环字，这不差辈了吗？赶快给她改名。”原来北方的风俗，不同辈的人名字不能同字，碰在一起犯忌讳。由于二姨吵闹执意给外甥女改名，萧红外祖父姜文选（呼兰县有名的儒学塾师，很有文才）说：“别吵了！玉环也好，秀环也好，都没离开‘玉’字，我就给外孙女起个名字叫张乃莹吧。”他解释乃莹是晶莹的玉石之意。本来这个名字离开了张氏宗谱范“秀”字的规约，却得到了张家的认可，原因是萧红的父亲重男轻女，加之萧红又生性倔犟，偷东西给穷孩子吃穿，又不听话，没有大家闺秀之气，父母对她很冷漠，不疼爱。何况乃莹这个名字又是有名望的外祖父给改的，叫什么也就无所谓了。就这样萧红的学名由张秀环改为张乃莹。后来萧红自己还叫过张莹，并留下一枚印章，由端木蕻良保存很久，显然这枚张莹印章是由张乃莹演变而来的。
二、笔名探源
萧红一生的作品中用过四个笔名。
悄吟，是萧红最早用过的笔名。早在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萧红就开始用“悄吟”这个笔名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萧红的处女作短诗《春曲》，1932年9月发表在哈尔滨市《商报》的“原野”上。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副刊“新年征文”栏里。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二人合集《跋涉》署名“悄吟”。1936年8月出版的散文集《桥》也署名为“悄吟”。
萧红为什么用此名呢？按照她的同学沈玉贤讲：“萧红曾和我说过，悄吟是悄悄地吟咏之意，因为日伪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悄吟是萧红作品中主要的笔名之一。
玲玲，是萧红1933年给“新京”（长春）《大同报》“夜哨”副刊写稿时用的笔名，仅见《仲秋节》一文，本意是玉石在瓷器中撞击时所发出玲玲的声音。萧红用此名，意在为世间留下美好的声音。
田娣，是萧红1934年在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用过的又一笔名，仅见《患难中》、《镀金的学说》两篇文章，连载于该刊第五期至十三期，其意为农家姑娘，大地女儿。
萧红，是她成名之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几部有影响的作品的署名，“萧红”的由来，是她与萧军各自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共同研究起的笔名。
萧军赏识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老头，愿做萧恩这样的江湖义士，因此用萧恩的“萧”字头，自己是大兵出身的军人，有了“军”字，故起名“萧军”。萧红为了感激萧军在她生活濒临绝境时救她一命，又认为红军是劳苦大众解放的救星，盼望红军长征早日胜利，遂用萧军的“萧”字头，红军的“红”字头，合起来起个笔名叫做“萧红”。两个人的笔名萧红、萧军并排起来，上面横念是“萧萧”（谐音小小），下面横念是“红军”，意思是要做小小红军。从中可以看出萧红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随着女作家的作品影响越来越大，“萧红”这一响亮的名字就扬名于中外文坛了。
三、署名和绰号杂考
萧红现存的书简不多，散见的信中均署名“萧红”。《海外的悲悼》署名“红”，这也是从笔名“萧红”而来的。在和端木蕻良写给华岗的九封信中，萧红执笔六封。第一封署名“萧红”，后五封署名“萧”，显然是萧红的简称。
萧红保存比较多的书简只有给萧军的42封，已由萧军整理成书。《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信件的署名有五种：
．吟，共15封信，这是从笔名“悄吟”而来。
．荣子，有15封信，这是从乳名荣华而来。
．莹，共8封信，这是从学名张乃莹而来。
．萧，仅见1封信，这是从笔名萧红而来。
．小鹅，共3封信，这是萧军给她起的绰号。
此外，萧军还给萧红起了几个绰号，如：“小麻雀”、“小海豹”等。据萧军说：“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子细，跑不快，跑起来两只脚尖向内。“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
“小鹅”，说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者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而萧红也不甘示弱，她给萧军也起了绰号，如：“小狗熊”等。这些绰号丝毫没有蔑视或奚落之意，相反却表达出这对患难与共的文坛情侣风趣、亲爱、乐观、向上的精神。
“病驴”，这是萧红给自己起的绰号，是对自己多病瘦弱而发出的感慨。
以上查考，由于水平局限，难免有差错，欢迎读者示教。
原载《呼兰文史资料》，1989年
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结论
孙茂山
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在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股萧红研究热，受到国外文学界的关注，使一些萧红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投入到这个热流之中。
年萧军所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出版，在第十三封信中谈及到萧红弟弟张秀珂曾对萧军说，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的父亲——这就是使他的精神造成如此混乱的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他的说法——而且有据可证——他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他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他和姐姐（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
随后陈隄教授在《漫话萧红》和《萧红评传》书中除重复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的观点外，还说：“她（指萧红）是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五）降生在呼兰的一个贫农家里，这个贫农是呼兰城官僚地主的地户。她的母亲是个性情暴躁，脾气不正常的人，对她没有什么体贴、慈爱可言。她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她和弟弟张秀珂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着她和弟弟嫁到了张选三家里来。”陈隄在书中又确定地说：萧红的亲父就是他家的雇工。
还有一些持“养女”之说者，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萧军先生所著《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和陈隄先生《漫话萧红》及《萧红评传》中涉及到萧红身世问题，一时间给萧红研究热突然蒙上神秘的面纱，引起“生女”与“养女”之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萧红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
萧红是呼兰河水哺育出来的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研究考证萧红身世问题，不仅是文学界专家学者们关注要解决的问题，更是萧红故乡人需要调查考证作出正确的结论，对历史对萧红及其家族负责任的问题。当时萧红已确定为《呼兰县志》中入传的重点人物之一。要写萧红传，也必须将其身世问题搞清楚。于是呼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针对萧军、陈隄先生提出的萧红身世问题，组织力量，从1982年到1984年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考证工作。调查人员先后调查访问萧红家族、亲属、同窗好友、老邻居、土地改革时期城关区工作队长、街道办事处贫农会主任、县委书记和县长等35人次，并查阅了县档案馆中有关张氏家族的历史档案资料。
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在掌握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调查的资料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去伪存真，澄清了“养女”之说的错误观点，肯定了萧红是张家生女的结论，并于1984年6月1日为纪念萧红生日，在《呼兰史志通讯》二期专刊《纪念萧红专辑》发表了署名志声的《为萧红身世正名》的文章。
时至1984年6月14日，呼兰师专萧红研究室与黑龙江大学在呼兰旅社举办“萧红研讨会”。呼兰县志办公室、呼兰河萧红研究会共同商量，要将萧红身世问题的结论在这次研讨会上公布。决定由县志办常务副主任刘惠周执笔，在原来初步形成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整理，经县志办公室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讨论通过，又征得呼兰河萧红研究会的认定，由刘惠周代表县志办公室、呼兰河萧红研究会，于15日在会上作了发言。全文如下：
我国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是我县呼兰镇人。从1942年1月她谢世到现在的42年间，中外萧红研究者发掘了不少有关研究萧红的资料，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出版了多种版本的《萧红评论》和《萧红传》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研究萧红的专家学者相继来我县举办萧红学术研讨会，参观萧红故居，采访萧红的身世及其童年、少年时期在家乡的活动情况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她的故乡——呼兰的萧红研究工作。今春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于今年端午节成立了“呼兰河萧红研究会”。我县史志办公室由于从事家乡的史志编修工作，我们深感众位专家、学者对萧红研究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可喜成果，为我们深入研究萧红和准确把萧红入传于家乡史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在此深表谢忱，同时对举办此次萧红研讨会的呼兰师专和黑龙江大学及大会主持人给予我们的发言机会表示感谢。
萧红是我县立传入志的重点人物之一，因此，对萧红应作如实的记载。然而在当前研究萧红的学者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是“生女”说与“养女”说的争论。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先后走访了萧红的亲三姨（萧红母亲姜玉兰的亲三妹）——92岁的姜玉凤，萧红的母亲姜玉兰的亲叔伯妹妹——84岁的姜玉坤，71岁的萧红亲叔伯妹妹张秀珉，萧红继母梁亚兰的亲妹妹——萧红少年时代的好友梁静芝，萧红家的老邻居——74岁的阿忠恩、69岁的王氏、70岁的曹老师、74岁的梁庆林老师，以及土改时期呼兰县城区的土改工作队长等共35人次，对萧红的身世作了详细的调查，现将调查考证的结果作出历史性的结论，向到会的专家学者作一次汇报。
萧红（1911—1942），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初五）出生在呼兰县城龙王庙胡同路南，张姓的地主家庭。1942年病逝于香港。
祖父张维祯（1849—1929），生无子嗣，于1900年将其五弟张维岳的三儿子张廷举过继为子。祖母范氏（1845—1917）生三女。
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12岁时（1899）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被接到呼兰来读书，21岁时（1908）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伪满时当过县日满协和会副会长，日本投降后任县维持会副会长。
生母姜玉兰（1886—1919），呼兰县北姜家窝棚人（今孟家乡西营村姜家窝棚屯），24岁（1909年）农历八月与张廷举结婚，于1919年8月因染疫不幸去世，终年34岁，抛下两个孩子，即9岁的大女儿荣华（萧红），4岁的儿子连贵（秀珂）。
继母梁亚兰（1898—1972），是在姜玉兰死后112天，即1919年12月25日与张廷举结婚的。从调查中证实：
一、张廷举一生只娶了两房妻子，并且都是明媒正娶。
先妻姜玉兰（即萧红的生母），是张母范氏为之选定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张母范氏下乡串亲到姜家窝棚屯看中了塾师姜文选的大女儿姜玉兰后，便托该屯宋六做媒。时因张廷举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优级师范学堂念书，姜父只看张廷举的照片就订下了这门亲事，转年8月结婚。据萧红的亲三姨姜玉凤回忆说：“大姐结婚那天下雨，去了两辆用炕席搭的篷车送的亲。送亲的有：七叔姜文英、十叔姜文科、老叔姜文举、姑父傅八先生、堂弟姜福贵、三妹姜玉凤、四妹姜玉英，外加堂姊妹四姐‘改子’、六妹‘领子’（只有乳名）等共20人左右。当天晚上，送亲的人由张家安排在王家店住了一宿，第二天正日子举行结婚典礼，坐完席就回来了。”
继母梁亚兰是梁家对面屋的小学校长田维国介绍的，开始梁父认为先房有两个孩子不愿给，后来介绍人总说合，父亲也就同意了。23岁（1919）那年与张廷举结婚的。
两房夫人，都是名门之女的大姑娘，并且都是严守闺房之道的，当然就不是姜玉兰携两个孩子嫁到张家的。
二、姜玉兰婚后三年的1911年（清宣统三年），即26岁那年生的荣华（即萧红），是公历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在萧红故居五间正房东外屋南炕生的。满月时，外祖父姜文选专程到呼兰张家接姜玉兰住娘家。他们走到呼兰北烧锅附近时，姜玉兰感到身体不舒服，在姜玉兰表弟晋学志家休息一会儿也不行，就又雇车把她送回家了。1914年萧红4岁时姜玉兰生长子富贵（夭亡），1916年萧红6岁时萧红二弟出生，乳名连贵，大名叫张秀珂。1919年萧红三弟连福出生（夭亡）。姜玉兰与张廷举结婚后到张家共生了四个孩子（一女三男）。有的人说萧红和张秀珂，是他们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到张家里来的。查无实据，予以否定。
三、萧红的生父张廷举在呼兰县（城）一生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清末毕业于黑龙江省师范学堂；中华民国时期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任县教育局局长；伪满时他当过伪县协和会副会长；日本投降后任县维持会副委员长。熟知呼兰土改情况的人，都记得当时本地每一个地主、恶霸、伪官吏，都要受这场历史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严格审查。张廷举被呼兰县城区广大人民（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审查后，结论是他家已经衰落，定为地主成分。由于本人无民愤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定为地方开明士绅，推荐出席1946年4月在宾县召开的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参议员。因此，张廷举并不像某些人写的那样是劣迹多端、丧失伦理的不耻之人。
四、萧红的母亲姜玉兰家住离呼兰县城西北45里的姜家窝棚屯（今孟家乡西营村姜家窝棚屯），是其外祖父姜文选（人称姜大先生）的大女儿。姜文选在呼兰以博学闻名开办学堂，是家有一百多垧土地的地主，姜玉兰10岁从父读书，聪明过人，是姐妹里的最佳者。她知书达理，性情温柔，为人善良，夫妻和睦，孝敬公婆。萧红出生后对萧红很喜爱，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性情粗暴、脾气不太正常的人。
五、据张廷举的邻居梁洪玉（时年71岁）、阿忠恩（时年80岁）证实：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原先并不住在这里，张维祯为了给正在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读书的儿子张廷举结婚，买了这块坐落于呼兰城内东南隅、龙王庙胡同路南，面积为7125平方米的宅基地。设计修建20间房子，分为东西两个院，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4月间动工，先盖萧红故居一幢五间正房152平方米，8月前完工，其余房屋正在修建中。萧红的祖父张维祯与范氏选定8月间良辰吉日，张廷举与姜玉兰举行婚庆典礼，洞房就是这五间新房的东间外屋。萧红生母姜玉兰与张廷举婚后三年，萧红出生于此五间房内东间外屋南炕。正因为萧红生于此屋，生活在这个院，才把它定为萧红故居。
六、从查阅呼兰县历史档案（1946年永久性卷）中发现，张秀珂自填的干部履历鉴定表（松江省委制），填写的时间为1949年8月7日，机关名称松江省立农林技术专门学校，任职副校长，年龄34岁，本人出身学生，文化程度高中，家庭成分地主。1937年8月于陕北入伍，1939年9月于山东鱼台参加共产党。经济状况土改前有房20间、土地10公顷。人口9人，有父、母、妻、二弟、二弟媳、三弟、四弟、三妹、本人。
经考证：此时的松江省立农林技术学校，设立在呼兰县城内，后迁至佳木斯，即现在的佳木斯农业技术学校。土改前家庭经济状况有房20间（不含磨房等）、土地10公顷，除萧红故居五间青砖瓦房自住、两间仓库自用外，其余房屋、土地全部出租，定为地主成分。父是他生父张廷举（字选三），母是他的继母梁亚兰。妻是李性菊，他们夫妻二人均是抗日时期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同在呼兰县省属单位工作，经组织介绍在呼兰县城结婚（李性菊转业后任松江省立农事试验场场长，即现在的呼兰甜菜研究所）。二弟张秀琢、三弟张秀琬、四弟张秀玮、三妹张秀玲均是继母梁亚兰所生。
如果说张秀珂过去曾疑心过他的父亲张选三（张廷举）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那么从张秀珂自填的干部履历表中就可证实他家庭是地主成分，其生父是张廷举（选三），他过去的疑心早已消除。
我们认为调查考证萧红身世问题，应注重以调查考证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不应将怀疑当史实，更不应以文学作品为依据推论。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的结尾而不是先头。”在掌握大量一手的口头资料和档案记载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去伪存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结论是：萧红和张秀珂确是张廷举的亲生儿女，否定了张廷举与姜玉兰先有了关系，把其夫谋害死后，将萧红、张秀珂带领到张家之说。这就是我们作出的历史性的定论。
当刘惠周在大会发言结束时，会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刘惠周走下大会主席台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上午大会休会。这时，与会省内外专家、学者们一齐拥上前去将刘惠周等人围住，异口同声地说：呼兰县志办和呼兰河萧红研究会的同志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用大量的史实有理有据地对萧红“生女”与“养女”之争作出了正确结论，为进一步研究萧红作品的历史背景、思想、立场、风格、艺术提供了史料依据，并迫切要求将《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发言稿印发给他们。
萧红研讨会之后，呼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呼兰河萧红研究会署名的《关于萧红身世问题》印刷问世。
当时县志办公室编辑白执君以《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资料为题材，于1984年8月30日在《中国文学报》发表《萧红身世真相大白》的报道，用大量的调查资料确切地证实：萧红是张选三亲生女儿，生女和养女的争议消除。从而结束了多年来文学界有关萧红身世的争议。
《中国文学报》报道了《萧红身世真相大白》的消息后，《文汇报》、《天津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竞相转载，轰动中外文学界，使萧红生女和养女之争的正确结论，传播各地，以正视听，持“养女”之说者休矣。
原载《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2月
访老人?忆故人
——听梅林同志谈萧红
丁言昭
近几年来，因要写关于萧红的文章，翻阅了一些书报杂志，在不少文章中，有摘录梅林《忆萧红》的材料。我很想看看原文，但一直没找到。我想，文章找不到，不妨找找作者本人吧。经过丰村叔叔的介绍，我去访问《忆萧红》的作者。
年岁尾的一天，我来到了梅林家。屋子里不太明亮，我依稀看到床上躺着位老人。他，就是我要寻找的梅林同志，今年72岁，1970年在“干校”得了半身不遂病，经过治疗有所好转，能起来走动，有时还可以坐特制车到作家协会开会。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很高兴，立即请他爱人将收有《忆萧红》一文的书拿出来给我看，这是抄家后归还的幸存的书。梅林姓张，是广东人，能说北方话，但口齿听来不甚清楚，听觉却好。他给我谈起了萧红的一些往事，我觉得可以整理出来，给关心萧红的人及现代文学工作者，在研究萧红的生平和创作时能有点帮助。
年夏天，我的朋友刘君（我们叫他刘胖子的），在青岛接办了个《青岛晨报》，此人爱好文学，但不会办报，就邀请我去当编辑。这样，我就离开了生活三年的烟台，来到青岛。那时萧军和萧红也在青岛。他们是1934年6月中旬来青岛的，比我先到。萧军在报社当报纸副刊编辑，萧红专为报纸写稿，我在认识萧军的同时，也认识了萧红，我们互称：“三郎”、“悄吟”、“阿张”。
萧红生性活泼，为人真挚、坦白，我对她很尊重。萧红长得瘦瘦高高，脸有点苍白，一双大眼睛挺有神，梳着两条短辫，有时喜欢用天蓝色的布条扎在头上。他俩生活很艰苦，萧红穿的都是旧衣服，在青岛时期，从没见她做过一件新衣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后跟已磨去一半的皮鞋。
《青岛晨报》的社址，不在海边，我只记得靠近商业区，那时我住在报馆里，萧军和萧红刚在外边租了间房子，从报社到他们的家，大约要走—刻钟光景。在他们住房附近，有个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占领了东北三省，所以我每次到二萧住处，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总使我很反感。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青岛有官办和私办的通讯社，私人办的通讯社，每天收听无线电后，就将消息记下来，和采访来的稿件一起油印出来，送给各报馆选用和参考，以此来挣钱。有一次，萧红拿了支钢笔，在这种八开大的通讯稿背后，几笔勾勒出一个人头：披着长头发，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画完，萧红把笔一掷，说：“我最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了。”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萧红在青岛时写作很勤奋。有时她给我看稿子，我就以读者和朋友的身份发表点议论。有一次，她拿了几节还没有完成的《生死场》稿子给我看。当我看完还给她的时候，她问：“怎么样，阿张？”我说：“感想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萧红欣然接受，说：“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吧。”
我在20年代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坐过牢，所以在烟台当葡萄园管理员时，经常看左倾杂志，很注意文艺战线上的论战。从杂志中，我知道了鲁迅先生常去内山书店。我和萧军萧红是好朋友，常常谈心，所以给鲁迅写信的事，我们也一起谈论过。我说：“你们只要写上海内山书店，树人先生收，就可以收到，直接写鲁迅先生不行。”我那时并不认识鲁迅，只是看了些文章后，觉得鲁迅先生就像圆规，青年们都向着他，写信给鲁迅，一定会得到他的指导。
关于二萧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情况，我已记忆不清了。
据我所知，二萧第一次给鲁迅写信时，就把小说散文集《跋涉》一同寄去，《生死场》稿子是到上海后寄去的。在青岛时，没收到过鲁迅的回信。“荒岛书店”是刘君接办《青岛晨报》以前办的，就设在去海滨公园的路上，靠近住宅区，山东大学的学生常去买书刊。书店的名字，是我在烟台帮他起的，因为我1928年在吉隆坡搞学生工作时，曾经在许杰编的《枯岛》副刊（系《益群》报的文艺副刊）上写稿，由此想到青岛也是个进步文化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取名为“荒岛书店”。孙乐文是刘君的妻舅，也就是刘君妻子兄弟。
大约是1934年的初秋，老李（即舒群）和他爱人清华先后被捕，不久他俩被释放。10月初，报社外勤记者某君，在报道一艘轮船的消息时，被人说是扩大了事实，要来抓他，于是就离开报社出走了。接着经理（刘胖子）也离去，报纸停办。最后只剩下萧军、萧红和我了。面对这无人负责的报馆，我们也决定离开青岛去上海。临走前，我和萧红把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及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萧红却很认真地说：“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十块八块钱。”她睁着大眼睛，看看门窗，又说：“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她的性格就是这样爽朗、干脆。当然，我们后来并没有把门窗都拆下来去卖掉。
年10月10日后的一天，天气挺暖和，我一个人曾到崂山去游玩。约在10月底或11月初，我们就动身去上海。我们乘的是一艘名叫“共同丸”的日本船，坐在底仓里，那是专门堆放咸鱼、粉条等杂品的货仓，我们和这些臭味难闻的东西待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说笑着，啃着干粮，来到了上海。一上岸，我们就在外滩码头附近（是不是十六铺码头，我记不清了）一带找了个小客栈安顿下来，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分头去找朋友和房子。
我到“法租界”的环龙路（即现在的南昌路）找到了少年时代的同学杨君，在那儿住了一夜。翌日，赶到小客栈去找萧军和萧红。跑到小客栈，不见二萧和他们的行李，只见桌上有张钢笔画的地图，我一眼就认出这是萧军画的。那上边很详细地画了方向、路标、弄堂如何拐弯等。萧军进过讲武堂，对画地形图较内行。这张地图我一直留着，作为纪念，但在林彪、“四人邦”搞封建法西斯“全面专政”时被抄走。还有几张有关二萧的照片，一张是1933年还是1934年，萧军和萧红并肩站在哈尔滨道里公园门口的照片，约二寸大小；另一张是六寸的照片，萧军、罗烽、舒群三人站着的半身像，这些如今都被抄走，没了。那天，我拿着地形图，按上边标的线路，一路上问了好几个行人，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住处。那是坐落在拉都路（即现在的襄阳南路）尽头的弄堂房子的二楼。（按：襄阳南路四一一弄二十二号，也称福显坊）
我在上海没什么亲戚，所以也就没什么地方可以串门，我就经常到二萧家去，好在走过去也不远。我从环龙路走出，打拐弯，沿着拉都路，穿过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西爱咸思路（今永加路），就可以到他们的家。
我们有时上街逛马路，有时在家写作，有时三人一起走出弄堂往南走，有一条小马路（今建国西路），是用小石子铺成，高低不平，有些小工厂。道上有卖菜的，我们就买点卷心菜、洋山芋，回来做罗宋汤，洒些花椒。萧红则在木柄平底小锅上做烙饼，我们吃过以后，再进行工作。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很愉快。
萧红实在是死得太年轻了，她从开始写作到逝世，一共只有近十年的时间，已写了这么多作品，要是她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老人说到这里，无限感叹。是啊，每个人都在为这位早死有才华的女作家痛惜 ……
天色暗下来了，我怕老人过分劳累，就向他告辞。临别时，老人躺在床上和我握手告别。走到屋外，街灯已闪亮着眼睛。
原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1980年（内部交流）
萧红在哈尔滨
铁 峰
萧红是30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她上学时的姓名是张迺莹，小名荣华。1933年在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时署名悄吟、玲玲、田娣；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时，才改用现在这个大家所熟知的笔名——萧红。
萧红虽然出生在呼兰，但她主要生活在哈尔滨。可以说，哈尔滨是萧红的第二故乡。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她父亲当过呼兰县教育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出任过伪满洲国呼兰县协和会会长。她9岁时，母亲病故，父亲续娶，继母对她很不好。因此，自幼跟她父亲和继母就没有感情，总想离开这个冰冷的地主家庭，渴望得到温暖和热爱。
“五四”运动之后，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呼兰这个小县城。当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要求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要求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的呼声普遍高涨。 萧红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希望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去追求自由、民主的新生活。她在祖父的帮助下，经过多次的斗争，才于10岁（1920年）开始进小学读书。
可是萧红毕竟还是一只幼小的雏燕，她的挣扎奋飞是有一定局限的。还在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一个朋友的儿子汪殿甲。
在旧社会，无论大小姑娘，一旦有了婆家，就等于失掉了人身自由。1926年，萧红刚刚从高小二年级毕业，婆家便递过话来，让她在家习练针线，操持家务，等待结婚。这当然很中萧红父亲和继母的意，既可以省钱，家里又有人干活，何乐而不为呢。当即决定，不让萧红再升学深造，留在家里待婚。
萧红坚决反对，执意要到哈尔滨去上中学，她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已深深地感觉到，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了15年，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口号也已经喊了多年，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制度丝毫没有动摇。如果女子没有文化知识，没有职业，不能经济独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永远是一句空话。出嫁以后，虽可摆脱父亲和继母的虐待，但仍要看着丈夫的脸色行事，在丈夫的鼻息下生活，受公婆的气。所以，萧红坚持要到哈尔滨去读中学。经过一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在祖父的支持下，萧红终于迫使父亲和继母妥协，挣脱了未婚夫家的羁绊，于1927年秋，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读书。
萧红在哈尔滨读书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错综复杂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了修筑“满蒙五路”（吉敦等五路）的侵略要求。事泄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哈尔滨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斗争。
萧红与辛亥革命同龄，又受过“五四”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陶冶，在东北人民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在她的头脑里生根发芽。因此，她非常热衷于参加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据萧红在《一条铁路底完成》那篇文章里介绍，哈尔滨的大中学生，在1928年冬天，首先走上街头，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并展开了一场流血的示威游行斗争。
一天，萧红和同学们正在上英文课，外校的男同学闯进了她们学校，逼着学校停课，让学生上街参加请愿、游行、示威。 女校长万般无奈，勉强同意让她们跟外校的男学生一块去游行。
萧红回顾说，当她们不顾“女校长那浑蛋”的阻挠，走出校门时，“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站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
他们先到教育厅，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去请愿。因为“官们”只出来拍手鼓掌地搪塞一下，劝他们回去上课，便躲起来了。后来，他们只好到外交特派员的公署去请愿，要求特派员出来答复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特派员一直不出来接见，同学们便坐在门前静候。他们被冻得全身打战，有些女同学因一天没上厕所尿了裤子。
尽管这样，第二天同学们还是自动地组织起来去集合，准备参加示威游行。
由于萧红听了学联主席的演讲，对日本在东北修筑吉敦等五条铁路的侵略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她的态度更加积极和坚决了。她说：“在组织宣传队的时候，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在游行示威过程中，她站在队列外面，不断领着同学高呼口号，向街道两侧的群众散发传单。
在游行队伍进行到滨江县界时，反动的军阀当局，竟公然派出滨江县武装警察，向徒手的爱国学生们开枪镇压。萧红在敌人武装镇压面前毫不示弱，跟男学生一样勇敢地向前冲，一面散发传单，一面挥舞着手中的彩旗，不断高呼：“打倒滨江县政府！”“打倒警察！”
这次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五路、反对军阀卖国的请愿，游行示威斗争虽然被武装镇压下去了，但对萧红来说，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这群青年学生用自己的行动，为哈尔滨革命运动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为了更有效地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从日伪统治比较巩固的南满迁至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满。从此，哈尔滨成为抗日反满救国斗争的中心。
萧红自1930年暑期中学毕业之后，为追求妇女解放，实现她自幼就开始憧憬和追求的“温暖与爱”，背叛了自己所出身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家庭，长期过着流浪与贫困挣扎的痛苦生活。可是她一直没有忘记或放弃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1932年秋天，她在落难中结识了逃亡在哈尔滨、化名三郎从事抗日反满文艺创作活动的萧军之后，很快就投入到抗日反满斗争的最前线，她以笔作刀枪，积极从事抗日反满的文艺创作和活动。
年初，中共东北地下党员金剑啸同志，为了救济1932年秋天哈尔滨遭受水灾的难民，发起了一个“维纳斯助赈画展”。萧红得知后，积极拥护和支持，并画了两幅水彩画送去展出。
同年夏天，剑啸、罗烽同志在党的指示下，组织了一个左翼“星星剧团”。萧红不顾身体健康情况的恶化，家庭生活困难，还是积极参加了，并成为该团的主要演员之一。她还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不管刮风下雨，甚至无米下锅，饿着肚子也要按时到民众教育馆去排练。曾扮演过白薇创作的话剧《娘姨》里的主角娘姨。
在参加“星星剧团”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反满的文艺创作。她曾以悄吟、玲玲、田娣的笔名，在伪京《大同报》《大同俱乐部》副刊、《夜哨》周刊、哈尔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副刊、 《文艺》周刊，以及《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上，发表过不少思想意义深刻，艺术上也比较成熟的小说和散文，如《王阿嫂的死》、《两个青蛙》、《看风筝》、《夜风》、《广告副手》、《哑老人》、 《小黑狗》、《烦扰的一日》、《清晨的马路》、《镀金的学说》、《打绑脚的人》、《麦场》等等。这些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的黑暗；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同时也歌颂了广大劳苦群众在党的教育下，不断觉醒、反抗和斗争。受到读者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普遍欢迎和好评，一跃成为东北文坛上最著名的女作家。
由于萧红积极从事抗日反满文学创作，她的每一篇作品宛如一把把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从而引起日伪反动派对她的注意和仇视。1933年10月，萧红和萧军（署名三郎、悄吟）二人“非法”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跋涉》，送到书店不久，即被日伪文化特务机关查禁没收了，并时常有人在他们身后盯梢，监视他们的活动。
年，日伪反动当局加紧了法西斯文化统治，萧红他们的处境愈来愈危险，如果继续留在哈尔滨，很可能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或杀害。同年6月12日，萧红怀着惜别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到了青岛。不久，他们又流亡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萧红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赏识，并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于1935年12月出版了揭露日伪侵略罪行、反映东北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日斗争的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生死场》的出版，不仅标志着萧红在革命文学上更加成熟，也在哈尔滨的历史上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原载《滨江星光》，哈尔滨出版社，1963年10月
萧红在青岛（节选）
萧 军
一、归来了
—九三四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曾写下过这样一首诗：
归来了。
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在那里：
有鞭挞、有辗轧，……
有——无限际的屠杀！……
这里也是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对于劳苦的兄弟们？
在那里：
有罪恶，有不平，……
有盈街的乞丐；
有漫天的哭声……
这里也是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这美丽的都市：
有，人做马；
有，人拖人……
这就是合理的社会吗？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这首诗，后来加了几句附言，曾作为“附记”附于初版的《八月的乡村》后面。
在青岛，我为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维持生活，同时续写我的《八月的乡村》——这小说在哈尔滨时期就着手写了。
这时，萧红表示她也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我鼓励了，于是她就开始写了。她写一些，我就看一些，随时提出我的意见和她研究，商量……而后再由她改写。……在这一意义上说，我应该是她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商量者，第一个批评者和提意见者。
这期间，我曾去上海一次，回来以后，她居然把这小说写成了，——这是一九三四的九月九日。
从头代她看了一遍，斟酌删改了一些地方和字句，然后就由她用薄棉纸复写了两份，以待寻找可能出版的机会，当然也知道这机会是很渺茫的。
这小说的“名称”也确是费了一番心思在思索、研究了一番，最后还是由我代她确定下来……定名为《生死场》。因为本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还有：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轧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
到了青岛不久，我们就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
这所小楼占据的地位是很好的，它处于“观象山”的北脚下一带突起的山梁上，从这里左右两面全可以看到海的：一边是青岛有名的“大港”；一边则是“湛山湾”和“砲台山”、海滨浴场，它正当江苏路和浙江路分界线的地方。
这小楼是面向北的。北面是一带山岗，山岗上竖立了很多旗杆，常常要有各种形式、颜色……不同的旗子升起降落着。这可能是一些什么信号旗，对于出入港的航船有所作用，这大概就名为“信号山”。
也还记得这小楼顶端额面上还嵌绘着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或“八卦图”， 这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迷信，如此就可以“逢凶化吉”名为“压胜”。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一九三四年——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
二、鲁迅先生的第一封来信
两部小说基本上全写完了，我们不确切知道我们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
一次，和一位朋友孙乐文——当时“荒岛书店”负责人（中共党员）——闲谈，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看到过鲁迅先生，并述说了见到鲁迅先生的情形，这就引起了我要给先生写信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当时我问这朋友，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他说，据说是可以收到的，并鼓励我“试试看”。同时建议我可以把通讯地点落在他的“荒岛书店”。这样，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脱不知道，这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不要用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免得麻烦……
我同意他这主张，就“冒险”地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请求指导。当时，对于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这封信，以及是否能收到回信，是没有把握的……
想不到先生收到我的信却是“即复”的。
仅从“即复”这一点上来看，这位伟大的人，他对于—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是何等的关心，何等的热情，何等的真挚，何等的信任啊！
当第一封信寄到“荒岛书店”以后，孙乐文——书店主人也和我们分享了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
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去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有几次是眼中噙着泪水读它，俨然如对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每一个标点……每读一次似乎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的。
鲁迅先生这是从实际、根本出发来要求于一个作者的：首先确定作者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思想、感情、立场、观点……是否是革命的？或为革命的？所谓：从喷泉出来的总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其次，是题材的选取，当然尽可能选取你所熟悉或深知的东西。再其次是主题的表现，当然最好是能够表现革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但这也不是狭义的、绝对的、机械的，而也是从可能的条件来出发，从各方面有机地配合着的。
这一具体而扼要的教导，它开扩了、丰富了我们的创作思想，天地变得广阔了……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仅在这几句话里，并没有虚伪的“谦虚”；也没有不可一世的“自傲”，它是朴素的，真诚的，……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
也许在我给他的信中，不觉地流露过某种“颓唐”的心情被他觉察到了，所以才直接地向我提出了这一及时的警告。
其实鲁迅先生虽然大于我二十几岁，出身地方、家庭情况、社会经历……可以说绝无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基础……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家。因此碰到的钉子尽管有所不同，但在钉子的作用上，却应该是相通的，而引起的“颓唐”心情也可能是相应的。因此在我开始阅读《野草》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过程印证中，我对于它是有一定同感和理解。我相信此后我们的后一代或几代，他们将不会再发生类似于鲁迅先生或我本人这类“颓唐”的心情了！——时代的现实总是要前进、要发展，历史是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因此在任何“颓败线”的面前，我决不会再有任何“颤动”的。——过去可能有过，但将来却不会再出现了，在这一点上，我是敢于设誓于先生的像前的。
接到先生第一封回信以后，我及时地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由哈尔滨带出来的一本《跋涉》（这是一九三三年我和萧红合印的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节选自《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题目为编者所加）
萧红与绘画
张 莹
我国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在有限的32载光阴里为我国文学宝库留下了近百万字的遗产；她短暂、坎坷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深为国内外许多人士所瞩目，从而掀起了一股股“萧红热”。作为作家的萧红曾抱有另一种理想，这使她在除文学之外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美术方面的佳话……
一
年，萧红为改变抑郁的心境，调养一下身体，加上求学的愿望，于是在初夏时节便东渡日本，来到了东京。
这其间，她每隔几日就写信给远在祖国的伴侣萧军。在一封信中她充满美妙的想象，为自己的“未来”设计着……
三郎：
……
我对于绘画总是很有趣味的，我想将来我—定要在那上面用功夫的。我有一个到法国去研究绘画的欲望……
女作家对于绘画的兴趣时而是甚于文学的。一次，她与一位从事绘画艺术的友人谈起了绘画，她说她非常喜欢法国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尤其是那幅充满激情与鲜亮色调的《向日葵》。
年的冬天。萧红在另一封寄给萧军的信中曾又提过：她买了3张日本画，其中的一幅她最喜欢；并生动地对自己的亲人描绘着：
一个小孩子睡在檐下了，在椅子上，靠着软枕。旁边来了的大概是她的母亲，在栅栏外肩着大镰刀的大概是她的父亲。那檐下方块石头的廊道，那远处微红的晚霞，那屋檐下开着的格窗，那孩子双双的垂着的两条小腿。真是好，不瞒你说，因为看到了那女孩，好像看到了自己似的，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所以我很爱她。
其实，女作家的童年是孤独的，她童年的世界便是那座家屋后面的小花园。在后花园里，她幼小的心灵陶醉在大自然的迷离色彩之中，她的祖父又给她不少知识的启蒙。在其著名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她都一一地作过如实的描述……
二
在白色恐怖、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1934年初夏，为了躲避一场搜捕，萧红与萧军逃到了上海，投师于鲁迅先生的门下。
在此期间，萧红受到恩师鲁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先生的赞助下，她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于此，萧红又一次展现了她的绘画才能，亲自为自己的著作设计了封面。封面设计得非常考究，用色及构图均带有现代派的味道：后来，她的又一部长篇《马伯乐》也是由她自己主笔封面的。
在与鲁迅先生的接触中，萧红每每于一些生活细节中直接受其影响，并受益颇多。萧红曾亲眼见到鲁迅关心青年版画家的情景，倾听过鲁迅赞誉德国著名女版画家轲勒惠兹的话语。鲁迅先生逝世后，她写了不少文章，追忆自己的恩师，那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色彩。鲁迅先生懂美学，生前曾与萧红谈过服饰的问题，因而，萧红在回忆鲁迅时亦谈到了先生的服饰是什么颜色，家中的布置等。 就是在日本期间，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先生。萧红买过一本画册，准备送给鲁迅。可是未等将画册送至先生手中，鲁迅就病逝了。这使萧红十分惋惜。
三
在上海时期的生活，萧红与萧军是很拮据的，但却充满了爱的色彩。
一天夜晚，萧红因一篇东西没有构思好，没写什么，却于无意中发现了灯下萧军伏案的剪影，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操起一支笔，拿出一张白纸，悄悄地在萧军的身后画起来……
几分钟后，一张素描头像画完了，萧红举着给萧军看，萧军接过画稿，十分兴奋地大大赞赏了她一番，两人将画贴到了墙上。这是一张素描小稿，虽然是偶然草成的，但是从画中的笔触可以看出女作家的绘画功底来……
萧红的敏感性十分强，这使她曾多次陷入到忧郁与苦闷中。在上海的生活，两萧也曾一度发生过争执。一次，她离家出走了，身边除了一只皮箱便是提着那只画箱。她去了一家私立的美术学校。静静地听着老师的讲授……
这以前，在哈尔滨的时候，她为了谋生，曾给一位友人做了一天的广告员副手；这次她真想潜心画几笔了。可是终于还是被萧军派人找回去了……
四
萧红最早与绘画结缘还是在她的中学时代，她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从家乡呼兰县出逃到哈尔滨这样一个具有异国情调色彩的大都市，仿佛为她敞开了另一扇窗口；尤其是进入“东北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以后，除学业、读文学书籍而外，最令她感兴趣的要算是绘画了。她的美术教师还是一位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呢；她与同学们组成了“绘画小组”，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公园、郊外写生；她的毕业作品还参加了校展，《劳动者的恩物》受到师友们的一致赞赏，老师夸奖她的绘画作品构思独特，具有鲜明的正义感与现实色彩。
在她正式参加了东北作家群后，她成了一位最有激情最富智慧的中坚成员。一次，哈尔滨被松花江的大水所淹没，黎民百姓无家可归，当局无人问津；在此情况下，萧红与这些友人们为了赈济灾民，自发筹备了一次画展，用以募款救贫民。萧红很快创作了两幅粉笔画习作。
随后，她又参加了朋友们自发组织的“维纳斯”画会，与友人们在一起交流，她又掌握了不少绘画方面的东西。
五
萧红在众多色彩中，十分喜欢红颜色。就是她自己的笔名她也要用上一个“红”字。
女作家的一生是灰调子的，在其颠沛流离的文学艺术生涯中，她却无时不在追求着美好的未来。
年末，武昌被日军占领了。萧红与另一女友为了躲避轰炸，暂时小居在一位男友家中。
白日，她与二友不能出门，闷在一间凌乱的小室里。女作家这时很平静，她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无限憧憬着和平的未来；她有些激动了，终于与友人提出了一个美好的设想，她说等他们到了重庆，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并且还怕友人疑惑，又一本正经地加以补充：“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具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对了，必须还要布置一间精美的阅览室，这里面要搜集世界的文学名著，以备作家浏览，要在壁间悬挂世界名画……”
年底，萧红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的病榻上，她自知自己弥留世间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一天，趁着一位友人来看她的时刻，她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年轻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知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的人类的真理！”
女作家是如此地热恋着生命、艺术，然而终于还是合上了眼睛。身着美国友人史沫特莱送给她的那套红色衣裙以及萧军与她分手前留下的红靴子，走向绘画竟境的世界里……
原载《萧红的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 红 传
孙茂山
萧红，女，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乃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其祖父张维祯原为封建地主，但不善经营，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张廷举系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兰，家住呼兰城北45里姜家窝棚屯，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萧红幼年时，得到祖父张维祯的溺爱，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教育。1919年8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其父娶继母梁亚兰。1920年开始上学，在龙王庙院内的乙种农业学校，1921年改为第二十国民小学校。萧红学习用功，作文特别突出，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读高小一年级。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县内各界群众组织起“沪难后援会”、中小学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萧红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讲演，并和同学傅秀兰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学生联合会在公园俱乐部举行义演，各校纷纷拿出最好的节目，萧红也积极参加，并在话剧《傲霜枝》（反抗封建婚姻） 中扮演了角色。
年8月，萧红高小毕业，在家休学一年。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1927年8月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8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张学良接受修筑“满蒙新五路”，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萧红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白天游行，晚上还和同学们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
在初中二年寒假时，由其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将萧红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一个官吏之子，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教员。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想，一旦结婚，则无法继续念书，但父亲很顽固，他决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萧红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偷偷跟表兄陆哲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后迫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萧红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遭到家里、亲戚、邻居的白眼和讥讽，萧红难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门，只身来到哈尔滨。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认为给他丢了面子，宣称“开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顺旅馆，与她同居了。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萧红通过法院与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约。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8月松花江大堤决口，大水淹了哈尔滨道外的大街小巷。萧红怀有身孕，困在旅馆。她被迫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援，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不久与萧军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年底，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以后，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越来越严酷，作家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党外进步作家，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又帮助萧红、萧军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刻给鲁迅写信，希望能早日与鲁迅见面，请求指教。11月30日，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十分崇敬的鲁迅先生。萧红投奔到鲁迅身边，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她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在鲁迅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下，她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尤其是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倾注了鲁迅先生的许多心血。《生死场》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为这部书的出版进行了多方努力，但书稿被国民党当局扼杀，鲁迅决定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品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萧红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在鲁迅的教诲下，萧红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年，萧红和萧军在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新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在日本东京待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对导师的无限怀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以后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萧红的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动地刻画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实地记载了鲁迅先生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为我们研究鲁迅生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沦陷的前夕，萧红及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她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时，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临汾。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们。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萧军分手。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结婚去了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行了婚礼。由于时局动荡，萧红与端木蕻良辗转到了四川重庆，此间，萧红写了《朦胧的期待》等许多作品，成为她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香港。
在香港，萧红应邀参加了“鲁迅六十诞辰纪念大会”。8月3日那天，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在当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演出了萧红创作的哑剧《民族魂》。萧红除偶尔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她写了短篇小说《后花园》；以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人民饱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顽强。这时萧红疾病缠身，在病中，完成讽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此外她还写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短篇小说与散文。到香港的后二年，是萧红创作的丰收期。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1942年1月，萧红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根本没有瘤子，却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哪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32岁。
原载《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2月
萧红生平年谱
王 云
年（1岁）
萧红（1911一1942），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乃莹。
月1日（农历五月五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的地主家庭，家人以五月初五生女孩犯忌，故改称农历五月初六生。
祖籍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祖父张维祯（1849—1929）读过几年书，弟兄五人。祖父因无子嗣，将五弟张维岳三子张廷举过继为子。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校址在齐齐哈尔）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毕业后曾在汤原县任教，后回呼兰任教，历任呼兰工农学堂教师、改造私塾总教习、小学校长、县教育局局长、伪满县协和会副会长等职务。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任县维持会副委员长，在土地改革时期，由于本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加之儿女们均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4月定为开明士绅，出席松江省在宾县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参议员。母亲姜玉兰（1886—1919）是呼兰县城西北45里地的姜家窝棚（今孟家乡西营村姜家窝棚）姜文选（人称姜大先生）的大女儿。外祖父自幼勤学奋读，品学兼优，经呼兰府试合格，两次赴船厂参加科举未第，后回乡设塾教书。姜玉兰10岁从父读书，聪明过人，是姐妹里学习最佳者。她23岁时由乡里宋六介绍，与张廷举结婚，婚后生四个子女。第一个是女孩，就是萧红；第二个是男孩，叫富贵 （夭亡）；第三个也是男孩，叫连贵（即张秀珂）；第四个还是男孩，叫连富（夭亡）。
年（2岁）
祖母范氏三个女儿早已出嫁，幼子夭亡，家中多年没有小孩，萧红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生机乐趣，很惹人喜爱，全家人都很喜欢她。萧红会坐会爬了，学会独站迈步。
年（3岁）
萧红学会走路说话，祖父特别喜欢隔辈人，常抱她在屋里屋外、前院后院走着玩耍。
年（4岁）
母亲姜玉兰，生长子富贵。祖父经常带萧红在后花园里玩耍，她特别开心。后园子是她快乐的园地，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于26年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后花园》与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都写到这个后花园。
年（5岁）
大弟弟富贵夭亡，全家都很难过。
年（6岁）
萧红二弟弟出生，乳名连贵，大名张秀珂。秀珂于1937年8月于陕北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七旅宣教科长（隶属黄克诚部下）、东北二纵队政治部秘书、北满军区调研室主任等职，于1956年病逝。二弟在解放后回家养病，曾拜访过呼兰县县委书记李建平同志。其父张廷举由于女儿萧红、儿子秀珂为其增光了，故在1948年春节时，在南大门上张贴春联云：“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
萧红随母到姥姥家串亲，由于二姨名叫姜玉环，与萧红名重“环”字，闹着让给萧红改名。外祖父将萧红的原名改为张乃莹。
年（7岁）
月9日，祖母范氏病故。之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经常教她读《千家诗》，她也非常愿意读，能背诵其中一些诗篇，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诗。祖父是萧红的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
年（8岁）
萧红同邻居家的孩于们接触，经常把家里的鸡蛋、馒头、大枣等食物拿出给穷孩子吃。
年（9岁）
三弟弟连富出生。
月26日，母亲姜玉兰病故。二弟弟4岁，萧红和祖父经常哄他玩。12月15日，父亲续弦，娶梁亚兰为子女们的继母。
年（10岁）
萧红开始上学读书。在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离家很近，只有100多步，在龙王庙院内，群众称为龙王庙小学；后称第二十国民小学、南关小学，解放后曾改名为第一初高级完全小学校、建设小学。现为纪念女作家，经县政府决定改名为萧红小学校。
年（11岁）
萧红升入小学二年级读书。
年（12岁）
萧红升入小学三年级读书，弟弟秀珂开始上学读书（与萧红同在一个小学校）。
年（13岁）
萧红升入小学四年级读书。
年（14岁）
考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读高小一年级（即小学五年级），校址在北二道街祖师庙院内，后来曾称道文小学、第二完全小学校和胜利学校。
年（15岁）
夏，萧红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插班高小二年级（即小学六年级），校址在今呼兰县第一中学校院内。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反帝爱国热潮，波及到北方呼兰县小城。由呼兰中学联合会发起“游行、讲演、募捐”等活动，以此支援上海工人、学生们的抗日反帝救国斗争，萧红所在学校也融入了这一斗争行列。萧红与傅秀兰同学，到呼兰县东南隅的“八大家”等地去募捐。八大家是呼兰县有钱有势的人家。
月间，呼兰西岗公园举办联合义演。萧红参加了这次义演。她在反封建婚姻的《傲霜枝》节目中扮演一位穷苦的小姑娘。
年（16岁）
萧红高小毕业。因读书用功，成绩优秀。老师常在班里讲评她的文章，如她写的《大雨记》的文章，受到教国文的果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扬。主题是同情大雨过后穷苦农民房倒屋塌、父子双双滑到大水泡里淹死等不幸的遭遇。这篇作文写得特别生动、逼真，使全班同学深受教育和感动。
年（17岁）
萧红高小毕业后，其父张廷举与继母就不打算供她读中学了，但祖父不允，曾几次同张廷举理论，才准许萧红读中学。
萧红于8月间考入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原为哈尔滨从德中学，后改为哈尔滨市立第七中学校，为纪念萧红现已改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萧红入校后，热衷学习，特别爱绘画。在高仰山（高昆）老师热情帮助下，曾与沈玉贤、刘俊明、徐淑娟等同学成立了“写生画画会”。她特别热爱大自然，曾有志要当一名画家。高仰山老师还兼管学校图书馆工作。萧红常求教高老师，去图书馆找他，她又喜欢看小说了，成为图书馆里的常客。她喜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人的作品以及外国翻译小说，她的视野扩大很多，社会知识也丰富很多， 从而对文学又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常在读完一本书后写一些读书心得，学习写文章，开始用“悄吟”做自己的笔名，写文章作诗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
年（18岁）
在父亲的包办下，由六叔张廷献介绍萧红与汪恩甲订婚。汪在哈尔滨三育小学任教，家住哈尔滨市顾乡屯。
本年末，二弟张秀珂在初小四年级毕业。
萧红在女中学习时期，参加了反对以校长孔焕书为首的一伙思想顽固腐朽的人物的斗争。因为，这些人只许学生老老实实读死书，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在校外，萧红参加了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建吉（林）敦（化）铁路的游行示威。在社会活动中萧红与表哥陆哲舜相识并志同道合。萧红成为一名坚强的宣传员。
年（19岁）
农历五月一日祖父病故（终年80岁），萧红十分悲痛，她失去一位最亲近、最关心她的亲人。
萧红反复读过鲁迅在《故乡》里的最后一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使她受到很大启发，为她未来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年（20岁）
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举办绘画展览。萧红和沈玉贤等同学的习作，均被高老师选中展出，受到学校的表扬，获得同学们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初中毕业了，她回家乡呼兰县，一心要求学深造，但其父不允，要求她与汪恩甲完婚。她坚决不肯，因已知汪恩甲此时抽大烟（吸鸦片）又嫖女人，萧红对汪很反感。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的婚约，父亲痛斥了她。表哥陆哲舜知道这些情况后，坚决支持她反对包办婚姻和叛逆家庭的决心。陆哲舜在萧红初中毕业前夕就离开哈市去北平求学，进入中国大学读书。萧红初中毕业不久为了深造求学，不得不逃离家乡去北平与陆以表兄妹名义，租一处房子住在一起，先在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搬到二龙坑西巷七号一座古老的小院里。萧红进了北师大附中读书。
年（2l岁）
萧红在北平读书时，得到了李洁吾的很多帮助。（李也在北大学习，是陆在哈尔滨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很要好）此时陆家受到张廷举、张廷献和汪恩甲、汪恩厚（汪恩甲之兄）两家的压力，陆家无奈要断绝在北大求学的陆哲舜的一切经济供应。陆向家庭妥协，不顾萧红的劝阻，决定回家。一月，陆、萧返回各自家乡。
萧红回到呼兰，父亲十分恼火。此时父亲已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因不常回家，继母梁亚兰怕约束不了她，父母决定把萧红送到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去，由那里的伯父、叔父们来监管萧红。萧红回老家后，受到家族人的冷漠和歧视，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软禁的生活。
萧红于1931年2月末二次返回北平住地。3月上旬汪恩甲尾随到北平找到萧红，3月末返回哈尔滨，住在一个女友家中。
年（22岁）
萧红与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7个多月，欠下食宿费400多元。萧红临近产期，汪恩甲却不辞而别。萧红去他家找到他，汪恩甲在胞兄汪大澄（汪恩厚）的支持下，通过法院与萧红正式解除婚约。
店主催欠账，萧红还不上住宿费。店主要将萧红卖给烟花院做妓女。萧红身临绝境，投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呼救。裴馨园、方未艾、萧军、孟希四人，去东兴顺旅馆探望萧红。从此两萧相识。8月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大泛滥，旅店主与旅客们先后逃命去了，旅馆一空，萧红被救出，在裴馨园家暂住。不久由萧军送她去医院待产，生下一女孩，因无力抚养便送人。10月份由朋友们资助才得以出院，后去欧罗巴旅馆与萧军同居。
冬季，萧军为一家姓汪的当家庭教师，教汪家独生子的武术和国文。汪家有仓房准许两萧居住，此房在哈市道里商市街25号（现红霞街）。汪家不收房租，萧家不收学费，两相情愿。这段生活十分艰难，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勉强度日。
张廷举任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在齐齐哈尔）。
本年萧红作品：
“萧红自集诗稿”中《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六首》都是在东兴顺旅馆时写成的。
年（23岁）
在萧军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指引下，萧红开始从事左翼文学创作活动。
月间，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发起的救济1932年遭受水灾难民的“维纳斯画展”，展出两幅作品。一幅是两个萝卜，一幅是萧军的一双鞋和杠子头（面馍馍）。
月6日至17日，以“悄吟”笔名在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连载的），接着推出《王阿嫂的死》。从此，萧红开始步入文学创作活动，成为第一个将哈尔滨、黑龙江的苦难和抗争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陈述的女作家。
月间，参加罗烽、金剑啸等中共党员领导和组织的“牵牛坊”左翼文学活动，萧红成为“星星剧团”主要成员之一。9月末，“星星剧团”遭到日伪阻挠而被迫解散。萧红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月6日二萧、罗烽、金剑啸、达秋、金人等人在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大同报》上创办《夜哨》周刊，萧红是此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月间，她以“悄吟”署名、萧军以“三郎”署名出版了二人合集《跋涉》。
月，《跋涉》被日伪警特机关查禁。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王阿嫂的死》、《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叶子》、《清晨的马路》、《渺茫中》、《烦恼的一日》。
散文：《弃儿》、《小黑狗》、《广告副手》、《中秋节》。
与萧军合集的《跋涉》，萧红以“悄吟”署名，内收作品有六篇：《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春曲（之一）》。
年（24岁）
《夜哨》因故停刊。之后，在白朗主编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周刊上发表著作，为避开日伪警特的注意，启用新的笔名——田娣。此时，哈尔滨很不安全，时刻受日伪警特的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为了避开日伪的迫害，在中共党员罗烽、金剑啸等人的保护帮助下，二萧于6月12日逃离哈尔滨赴青岛投奔舒群。到后住在观象山下观象路一号。在青岛近三个月时间，于9月9日完成中篇小说《麦场》，出版时改名为《生死场》。此时萧军与上海鲁迅先生用书信联系。
月间，二萧接到鲁迅的回信，同意他们到上海去。
月初，二萧去上海投奔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先生。到后住在拉都路福显坊411弄22号前楼。他们询问鲁迅先生，《生死场》稿本是否收到，并请求拜见。鲁迅回信云：稿子已经收到，唯独见面须从缓。
月30日下午2时许，鲁迅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两个年轻人见面，并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与二萧交谈。鲁迅知道二萧经济上十分困难，临别前，还给他们20元钱作为生活费用。
月6日，二萧去鲁迅住宅拜会。
月19日，参加鲁迅举办的“宴会”，由鲁迅介绍结识了茅盾、叶紫、胡风、聂绀弩等左翼作家。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出嫁》、《患难中》、《离去》、《麦场》。
散文：《夏夜》、《蹲在洋车上》、《镀金的学说》。
诗歌：《幻觉》。
年（25岁）
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二萧结识了许多上海左翼作家。并在鲁迅帮助下，开始在《太白》上发表作品。
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叶紫、萧军和萧红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之三出版（此书是鲁迅出的钱和作的“序”，并亲自帮助改稿校对的，于12月出版）。这是萧红的成名之作，当时轰动文坛。由此萧红步入全国著名作家之林。经鲁迅介绍，本年内认识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和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小六》、《三个无聊的人》、《生死场》。
散文：《饿》、《祖父死了的时候》。
年（26岁）
春季，二萧迁到上海市四川北路居住，离鲁迅家很近，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萧红因萧军与某女士有越轨行为，精神烦恼，头痛、失眠等症旧病复发，二萧在爱情上产生了裂痕。
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舒群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萧红、萧军签了名。宣言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萧红是发起人之一。
萧红决定去日本东京找弟弟张秀珂。
月15日，鲁迅、许广平为萧红饯行。不巧萧红到日本东京的前一天，秀珂离开日本东京返回故乡呼兰县。萧红作为他乡之客，独自一人在静静地写作着，以此排除心中的郁闷和烦恼。
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传到身在日本的萧红时，她心情十分悲痛，提笔写出《海外的悲悼》以示悼念。由此产生提前回国的念头。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手》、《索菲亚的愁苦》、《马房之夜》、《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牛车上》、《亚丽》。
散文：《初冬》、《访问》、《家庭教师》、 《同命运的小鱼》、《欧罗巴旅馆》、《孤独的生活》。
随笔：《春意挂上了树梢?公园?夏夜》、《册子?剧团?白面孔》、《十三天，最后一星期》、《女子装饰的心理》。
书信：《海外的悲悼》。
散文集：《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有《欧罗巴旅馆》、《雪》、 《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来客》……共计41篇。
小说、散文集《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计13篇。
年（27岁）
在日本东京写组诗《沙粒》。
月间，从日本东京返回中国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鲁迅先生的坟墓，并作了《拜墓》诗，在墓前拜谒时朗读。
月间，《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在《月报》一卷三期上转载（原载于《报告》）。
月，她只身去北平寻找长期未联系的李洁吾，却引起李妻的误会。此行，她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舒群。
月末，离北平返回上海，同萧军关系逐渐有所和缓，并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
月7日抗战爆发，使她看到了希望，深受鼓舞。
月13日，上海抗战开始，她不顾个人安危，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避难。
月28日，二萧撤离上海前往武汉，寄居于诗人蒋锡金寓所。不久又接纳东北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年末，萧红开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部分写作。
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三人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一宿，后由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营救释放。
张秀珂在萧军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去晋鲁豫军区参加新四军抗战工作。
本年萧红作品：
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出版，共收五篇文章。
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感情的碎片》、《两个朋友》、《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的愚昧》。
组诗：《沙粒》。
诗歌：《拜墓》、《一粒泥土》。
书信：《来信》。
年（28岁）
月，发表《大地的女儿》和《动乱的时代》。两篇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自传体小说的评论，载于《七月》二集二期。
月，应李公朴的邀请，二萧、艾青、端木蕻良、田间、聂绀弩、塞克一道离开武汉去山西省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因多才多艺被聘为该校艺术指导。萧红与萧军感情裂痕加大。
月，由于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撤往乡宁。萧军留下，萧红随端木蕻良等参加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大家一起创作排练了三幕话剧《突击》。一到西安就举行公演，受到西安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
初夏，在西安同萧军离异，两萧决裂。
月初，萧红不顾丁玲的挽留劝阻，随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仍住在小金龙巷21号原处。
月份与端木蕻良在武汉正式结婚。
后因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去重庆，萧红投奔蒋锡金和孔罗荪处。
月中旬，萧红在孔罗荪、李声韵的帮助下离开混乱的武汉去重庆。萧红因产期逼近，无人照护，又到四川江津县投奔老友白朗、罗烽夫妇。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汾河的圆月》、《朦胧的期待》。
剧本：《突击》（同端木蕻良、塞克、聂绀弩合写）。
散文：《大地的儿女》、《动乱时代》、《记鹿地夫妻》、《无题》。
书信：《寄东北流亡者》。
杂感：《我之读世界语》。
年（29岁）
萧红在白朗、罗烽家产下一死婴，情绪低落。1月初从江津县回到重庆，同绿川英子、池田幸子一起住在米花街一号。
月，住在环境幽静的歌乐山上。写出《牙粉医病法》、《林小二》、《滑竿》、《长安寺》等作品。
月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住在黄桷树复旦大学文学院。
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并打算用鲁迅的名字创办一种刊物，但未能实现。
除写短篇小说、散文外，继续写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逃难》、《黄河》、《旷野的呼喊》、《莲花池》。
散文：《放火者》、《花狗》、《长安寺》、《茶食店》。
回忆录：《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记略》。
书信：《致许广平先生》。
年（30岁）
月19日，同端木蕻良乘飞机去香港，住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二楼。结识了“国新社”社长胡愈之和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周鲸文先生。在周先生的倡导下，创办了《时代文学》，由端木蕻良任主编。在九龙萧红过着单调的生活，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外，其余时间用于写作，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上部。
月3日，为纪念鲁迅诞辰六十周年，创作哑剧本《民族魂》，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萧红还在大会上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
月19日又参加了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会。
本年萧红作品：
小说：《山下》、《后花园》、《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呼兰河传》（此书已列入亚洲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排名第九位）。
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
散文集：《萧红散文》。
书评：《大地的女儿》。
剧作：哑剧《民族魂》。
年（31岁）
萧红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仍坚持写作。2月由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