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读后记
胡 风
我看到过有些文章提到了萧洛诃夫在《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所写的农民对于牛对于马的情感，把它们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惜别，说那画出了过渡期的某一类农民底魂魄。《生死场》底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命运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勒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卷来了“黑色的舌头”。飞来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日本旗替代了中国旗。偌大的东北四省轻轻地失去了。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统治者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的？抢的是要把那些能够肥沃大地的人民做成压榨得更容易更直接的奴隶，让他们抢的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驯服，为了取得做奴才的地位。
然而被抢去了的人民却是不能够“驯服”的。要么，被刻上“亡国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要么，反抗。这以外，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在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了……到寡妇们回答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的时候，老赵三流泪地喊着“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时候，每个人跑在枪口前面盟誓说：“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的时候，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
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的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语）。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前者充满了全篇，只就后者举两个例子：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这时候隔壁透出来的声音，更哀楚。
上面叙述过的，宣誓时寡妇们回答了“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以后，接着写：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老赵三流泪地喊着死了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以后，接着写：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鼓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的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的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的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当然，这只是我这样的好事者的苛求，这只是写给作者和读者的参考，在目前，我们是应该以作者的努力为满足的。由于《八月的乡村》和这一本，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
晨2时 记于上海
原载萧红著《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生死场》重版前记
萧 军
这小说在此次和《八月的乡村》一同重版以前， 出版社方面要我在校改《八月的乡村》以后，顺便把《生死场》也代校看一下，我接受了这一要求。
校看过程中，除开代改了几个不重要的错、讹字而外，在本文方面并没什么改动或增删。这由于它已经属于历史性的文献了，而且作者逝世已经有了几十年，还是以存真为好，由我今天来擅自改动是不适宜的。
由于《八月的乡村》我曾写了一篇重版《前记》，出版社方面认为我也应该为《生死场》的重版写几句话，因为这两本小说，当初从创作到出版……是具有“血缘”性关系的。我思量了一下，也终于接受下这一任务，理由是这样：
第一，这两本小说全是在一九三四年间，写成于青岛。
第二，它们全是属于“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
第三，它们的题材、史实、故事、主题……在总的方面来说，全是反映了我国东北数省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以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生与死的挣扎，以及忍恨而起和敌人进行血的斗争的英雄事迹，……这对于后来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和展开是发挥过它们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第四，它们全由鲁迅先生给作了《序言》，介绍给不愿做奴隶的亿万中国人民。
第五，由于本人和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六年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斗争……的历史过程，借此机会写几句话，也表达对这位故人和战友的一点纪念情谊！同时对于萧红的读者们，使他们对于这位短命的文艺作家创作生活和艺术特点，特别是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些参酌之用。
《生死场》的成因
一九三二年秋，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家”，正住在哈尔滨道里的“商市街”二十五号。
新年要到了，一家报社要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当时几位青年朋友们全鼓励萧红写一篇征文试一试，她写了，也被刊出了，题名可能就是《王阿嫂的死》（已记忆不清）这就是她正式从事文笔生涯的开始罢，——当年她是二十一岁。
由于第一篇文章被刊载了（还拿到一些微薄的稿费），又得到了熟人们的鼓励，这就坚定了她的自信心，就不断写了一些散文故事和短篇，它们也陆续在各个报纸上被刊载了……
到一九三三年秋季，我们把一年来发表过的——可能也有未发表过的——短文和小说，由自己选成了一个集子。这集子，包括她的五篇散文和小说，我的六篇散文和小说，又从几位热心的朋友那里借到几十元钱，找了一家画报印刷厂，自费、“非法”出版了。集名定为《跋涉》——只印了一千本。
一九三四年夏， 我们由哈尔滨出走到了青岛。
在青岛，我为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维持生活，同时续写我的《八月的乡村》。
这时，萧红表示她也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我鼓励了她，于是她就开手写作了。
她写一些，我就看一些，随时提出我的意见和她研究，商量，……而后再由她改写……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应该是她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商量者，第一个批评者和提意见者。
这期间，我曾去上海一次，回来以后，她居然把这小说写成了，——这是一九三四年的九月九日。
从头代她看了一遍，斟酌删改了一些地方和字句，然后就由她用薄棉纸复写了两份， 以待寻找可能出版的机会。当然也知道这机会是很渺茫的。
以后不久，我开始和鲁迅先生建立了通讯关系。在通讯一开始，我也就把《生死场》抄本寄给了鲁迅先生。
这小说的名称也确是费了一番心思在思索、研究……了一番，最后还是由我代她确定下来，——定名为《生死场》。因为本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还有：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逞着和十年前一样……
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
《生死场》的出版过程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我们到了上海以后，鲁迅先生曾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出版它。遗憾的是，它旅行了快近一年，结果是出路没有的。
这时期，叶紫的《丰收》（奴隶丛书之一）早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奴隶丛书之二）也已经于六月间出版了，对于《生死场》公开出版的可能性我不再存有幻想了。弄到了一点钱，决定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自己出版了。
由萧红自己写信，也请鲁迅先生给写了一篇《序言》……
尽管这本书出版在最后，为了划一，也把它作为“八月”和《八月的乡村》同月份来出版了。
从此这三本书《奴隶丛书》作为“姊妹篇”通过各种渠道就行销于上海和全国各地了。
鲁迅先生在《序言》里写着：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
由于这书有背于当时国民党所施行的“训政之道”，碰了检查委员会“老爷”的钉子，“事后才聪明”我才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非法”自印了。
鲁迅先生给这书写《序言》时已经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了；《八月的乡村》《序言》却是写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这时间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距离。
鲁迅先生对于《生死场》的评价
……但却看到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序言》）
版 本
在过去我自己经手出版时，每次的印期和印数总是和《八月的乡村》同期、同数的。1947年4月间曾由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发行过一万本。至于其他方面所出的版本情况和数量，我就无从知道了。
我在这次重版《前记》中要写的，也就是这些事实的过程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晴雪之夜
于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
原载萧红著《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生死场》评介
（美）葛浩文
长篇小说《生死场》不但使萧红成名，而且也是被大家所公认萧红的代表作。当《生死场》出版时，正是萧红一生中情绪最巅峰的时期。在当时她和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前途较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为。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诚，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当了这个角色；在他于1935年给二萧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a。
萧红一生总共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她的第一部《生死场》，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死场》是四本中唯一对当时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两个不同，但并非截然无关的角度来研讨这部小说：第一，它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以及它唤起大众“抗战决心”的效果；第二，这部小说的动人笔调以及它所产生的小说效果。
前面我们曾略提到《生死场》出版后，萧红的名字就不胫而走。如果我们能了解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使全国上下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的背景，这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虽然在此之前，也曾有过以日本侵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如李辉英的《万宝山》，1932年），但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是当时在这方面最受欢迎的作品。萧红《生死场》畅销的另一原因，莫非是有鲁迅作序和胡风作“读后记”。当《生死场》出版以后，有很多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评论家也异口同声称赞这不仅是萧红的杰作，而且也是萧红政治和文学方面传世不朽的作品。它显然把坚决抗日的精神，灌输给了早期读者。至于这种种看法的正确程度，我们仅能加以臆测。但从萧红自该书出版后所享的盛名，以及当时该书为人所引用的次数，和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看，上述观点实在有其事实根据。当初这本以农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著称的长篇（或中篇）小说《生死场》计一百五十五页（约八万字），其中提到日本的部分，仅不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令人所不能理解的。若说这部小说是本“反抗性”的小说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它反抗的是谁？又为了什么？难道这本书作者也想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样，以她的这部作品去揭发那种逼得中国农民走投无路，终于奋起反抗日本的暴行吗？当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得回头仔细看看这部小说，看它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得如何？同时也研究一下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对该书的评价。
《生死场》是以哈尔滨近郊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当地农家生活的一部小说。书中所描述的是一批农民和他们视为瑰宝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对这批农民来说生命向来就是个艰苦挣扎的历程。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正是他们贫困生活的写照。这是部悲剧风格的小说，而一般读者通常所盼望的是在实际生活和作品中偶尔能获得的轻松气氛，在本书中显然全无踪影。虽然在萧红著作中，村民们像法国作家左拉的《萌芽》一书中那些悲惨的矿工们一样，偶尔也有一些欢乐的时光，譬如农家偶尔聚在一起闲聊，青年男女的约会等等，但结果总以悲剧收场。对读者而言，《生死场》美的地方是它那穿插全书的农村景色和村民对事物以及人生的淳朴态度。但是这些片段美的地方却给那种种残酷和无知所导致的丑恶所掩盖。作者在小说的前一百页中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过。那无情的大自然以及那贪啬的地主逼得村民们陷入绝境。可是从读者的眼光看来，自古以来，农村村民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所了解的真理也仅限于佛家所谓“生、老、病、死”的轮回b。在《生死场》这部小说里，当村民们苦难的生活慢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的心情也会跟着越来越沉重。读者们会看到“强迫婚姻”和它那悲剧性的结果；由谣传土地增税所激起农民暴动失败的经过。读者们更看到那好像是永无止境的难产、衰老、病痛和自杀、意外、瘟疫、谋杀、饥饿等等不同形式的死亡。
借着故事的叙述，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都在前一百页中陆续出场了。但是小说描绘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家的事迹，而是整个村庄、村民的故事。村中农民们世代恬静的生活好像是一成不变似的。例外的似乎只有那一再出现的坟场——在这坟场周围，见到的是一群觅食的野狗和散布在破墓四周的堆堆白骨。由于村民们陆续地死亡，坟场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它的面目也在逐渐地改变。但是除此而外，另一个重要的改变也在地平线上出来了：有一天早晨，村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新东西，那是附近山冈上的营房，正飘拂着一幅他们从未见过的旗子，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民国改了国号吗？c显而易见的，那是一面日本旗，由于这个新的改变，许多新的情节即将在《黑色的舌头》这章中展现在读者面前。可是好像俗语所说：“万变不离其宗”，那“生、老、病、死”的过程仍是残酷地循环着。不过这次改变使村民死的速度加快，致死的原因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罢了。
日本鬼子很快地将村民们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他们终于起来反抗了。但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仅是一些个人单独的行动，集体抗日只不过是酝酿阶段。这小说在一段很长但是很重要的枝节叙述之后，最后以充满希望的乐观口吻转入正题，并以之作为结束。二里半是书中最后一个加入抗日阵营的村民，终于放弃了他的唯一财产——一只老羊（此羊是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出现的，是整本小说主要象征之一）。蹒跚地跟在同村的伙伴后面，加入抗日队伍。显然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束？使得当时的读者们争相走告，并使日后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大声喝彩，称本书为：“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动荡年代中的生活，以及他们被迫反日斗争的觉醒过程。
在继续讨论本书以前，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上：《生死场》是不是一部有关“政治觉醒”和触发“抗日精神”的小说？它主要的目的是否在鼓动读者们以实际行动去抗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本书是否曾有效地达成它预期的效果？如本书原非以抗日为目的，它是否同样地产生了鼓吹抗日的作用呢？对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小说的确产生了抗日的效果。因为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都称赞萧红的《生死场》，说她这部小说是所有爱国作家都应极力仿效的典型文学作品。虽然《生死场》仅以三十七页的篇幅来讨论当时燃眉之急的抗日问题，并且书中是以迂回甚至是牵强的手法去描绘当时日寇侵略的事实，但它却是30年代抗日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我们认为作者原意只是想将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景，以生动的笔调写出。她的章法未必严谨，但日后她写此类题材时却非常成功。
萧红的小说主题由农民生活一变为抗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由对她个人生活影响很深的萧军身上找到答案。对萧军而言，当时的农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凶劫与折磨，以一个昔日“抗日义勇军”的战士，萧军顺理成章地选定了日本鬼子作为他书中的恶棍，然后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和信念，描绘出农民们委身抗日的转变过程。萧红则无此种经历，她也没有亲身目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所以在这方面的描写不够真实，这是可以想见的。她小说中所提到的少数几个抗日组织的名称，也全是从萧军和其他朋友（特别是老革命舒群）口中听来的。
一般而论，萧红在《生死场》一书中途转变小说主题，在小说中的一场起义前也未能仔细说明起义的动因，再加上本书最后三分之一笔调的松散都一再显示出萧红是在尝试着描写她不太熟悉的题材。因为《生死场》没有交代该村和日本军阀发生冲突的因果关系，萧红却以暴行的故事和谣言来弥补此缺憾。但对一部“历史”小说来说，故事和谣传都不是足以信赖的素材。虽然萧红在书中举出了一些日本人暴行的实际例证，但她的笔调既缺乏想象力，也没带多少感情，所以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譬如有一次作者平铺直叙地提到一位女学生被日本人处决了，接着是几句推敲死因的描述，然后就再也无下文了。从村民的聊天中常常提到孕妇被破肚以及年轻的妇女被带走、奸杀的传闻，可是因为那些作恶的日本鬼子很少在书中真正露面，所以缺乏紧张的气氛。以上的讨论并非否定这种残酷事实的发生，而是指出萧红在这方面的描写并不能使人信服。
其次让我们讨论在暴力压迫下农民的觉醒；这类题材，如果有生花妙笔，尽可以写出一部紧张精彩的小说，但到了萧红手上反成闹剧了。由下面这段被引用的书中主角赵三的话就可以看出此点：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年轻，你们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掉，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萧红认为她所能写的与她或萧军认为她所应该写的之间的距离，可以更进一步地从她描写“小寡妇”金枝离家去哈尔滨的一段看出来。虽然书中提到金枝在路上几乎遭日本兵的凌辱（当然，作者是想不离她抗日的主题）；实际上这一章仅不过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金枝在城市被生活所迫，替低级鸦片馆中的顾客缝补衣服，并和那些在最下层生活的倒霉女人为伍。当金枝发现那些男性烟鬼除了要她缝补衣服外，还有其他企图时，已经为时太晚，也就堕入了他们的圈套。这一章中无疑的渗入了很多自传的成分。但是把它放在小说的最后面三分之一处，的确是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当作者再没法返回主题时，已经是来不及了，全书只剩十五页就结束了。
笔者对于《生死场》的看法，与当时文学评论家大有出入。那些眼光短浅的文学评论家竟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读者细读《生死场》之后将会发现，这种论调是难以立足的。不过由于本书对当时的青年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因此就不可忽视它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对那些政治意识极高，然而对现代小说的技巧所知无几的当时读者而言，《生死场》在结构和修辞上的缺点，与它所传达的社会改革信息和它动人心弦的情节相交，实在是微不足道。
反过来问，《生死场》是否要算一部失败小说呢？虽然本书自出版后享誉不衰，且很受读者欢迎，而且对30年代中国社会也有着相当影响，但笔者仍觉得就纯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死场》至少要算部分失败。当然这本书也有它清新可读之处，而且有些篇章也能扣人心弦：例如前面几章和在书的后半部也偶尔有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即使现在读来也不禁为之神往。萧红当描写农人时笔尖常带真感情。她时而大刀阔斧，时而工笔细描，非常生动有力地描绘了农家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但她对农人的短处也毫不掩饰，她在书中常常提到农民在家庭邻里之间，由于无知与残酷，所带给他们的报应和惩罚，其严重的程度和外力的压迫程度相较不相上下。萧红能把握住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农人所崇奉的道德价值观念，这些都是《生死场》最成功的地方，在本书序言中，鲁迅说：
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⑥
《生死场》一书中有好几段非常感人，文笔也极生动。萧红在这书的开头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人对家畜的强烈感情上。对农人而言，无论是一匹马，一头牛或是一只羊，都是他们的命根子，甚至看得比他们亲生子女还要重要。就因如此，所以当赵三失手杀了小偷而不得不卖牛偿债时，他一生就从此完结了。另二里半为要加入义勇军，毅然舍弃了他那心爱的老山羊，这就是他决心献身抗日的最佳表现。在原书第三章中，赵三的第二个老婆老王婆，为了还债，被迫牵着她那匹老马去屠宰场的一幕，虽简短，但是紧张、严肃，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弦。这匹老马没精打采，唯命是从地跟着它那为贫穷所迫的女主人身后。老王婆在年轻时也曾有过几次这样的经验，但那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她却发现是在牵着和好多年相依为命的老马上屠场，心里难过极了。但她却以无可奈何的口吻对马说：“算了吧！算了吧！你不是迟早被饿死吗？”时而她又为那老马的踌躇不前而懊恼生气；老王婆心中的悲切和她那对马的感情却刻画得淋漓尽致，非常动人。好不容易，她终于来到屠宰场的栅门口，但当她看到那屠宰场四周的景象，老王婆却不禁手脚瘫软，寸步难移：
四面板墙钉住无数张毛皮。靠近房檐立了两条高杆，高杆中央横着横梁；马蹄或是牛蹄折下来用麻绳把两只蹄端扎连在一起，做一个叉形挂在上面。一团一团的肠子也搅在上面；肠子因为日久了，干成黑色不动而僵直的片状的绳索。并且那些断的腿骨，有的从折断处涔滴着血。
在南面靠墙的地方也立着高杆，杆头晒着在蒸气的肠索。这是说，那个动物是被杀死不久哩！肠子还热着呀！
这段描写屠宰场的情形虽然读来令人作呕，但我们从中可看出老王婆和那匹老马当时内心的悲怆而哀怨。当老王婆温顺地接过屠宰场伙计给她的几个钱，留下了心爱的老马，独自伤心地走回家去。当她听到屠宰场伙计的喊声时，忍不住停步回头：
“不行，不行……马走啦！”
王婆回过头来，马又走在后面；马什么也不知道，仍想回家。屠场中出来一些男人，那些恶面孔们，想要把马抬回去，终于马躺在道旁了！ 像树根盘结在地中。无法，王婆又走回院中，马也跟回院中。她给马搔着头顶，它渐渐卧在地面了！渐渐想睡着了！忽然王婆站起来向大门奔走。在道口只听见一阵关门声。
像这样令人挥泪的描写使《生死场》全书笼罩着一股阴森的气氛。
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书中有一整章，即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完全是描写“生”的景象。萧红在这章中将她的情感强有力而清晰地表露无遗。“春”和“生”在一般的小说中一向是相提并论的。但却很少有人能像萧红这样的描写。只有她能将“生”和“死”的荒原赤裸裸地呈献在读者眼前。这一章是以春天时节母狗生小狗开场：“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h但这抒情诗式的田舍风光很快就被村中的一个年轻产妇的惨叫惊破。那产妇疼得在草席上打滚：“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的一刻。”i她就这样悲切地难产而死。在其他地方产婆们仍在家家户户地帮助产妇分娩，但是有时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却往往是无济于事。《生死场》的作者，似乎是要告诉读者：看吧！“生辰”是多么容易变成“死刻”啊！在《生死场》一书中，最突出的人物描写，应该是那些目光浅近而又虚伪的男人们，他们让老婆怀了孕，但又憎恨老婆生孩子，对自己的子女也缺乏父爱。在此萧红充分吐露了她对这类人和这些事情的憎恨。正因如此，这些事件更有其特殊感人的力量。
虽然《生死场》中还有好些值得研讨的题材和情节，由于上面讨论的，读者可能对于《生死场》已经有了清楚的概念。所以下面笔者仅再就书中人物的刻画和行文用语的体裁加以简略的讨论。文学评论家们大体同意，萧红这本小说中的人物都死气沉沉，而那些人物的行止，读者都可以猜出来，充其量不过是些漫画中人物，缺乏真实感。全书的四个重要人物——老王婆，她的丈夫赵三，金枝和那代表落后短视愚昧的老农二里半，其中只有二位偶尔还能算上真实可信的角色。那两位就是书中的二位女性——金枝和老王婆。鲁迅在他那常被引用的《生死场》序言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j胡风在本书的读后记中，对本书的文学素质讨论甚详；这位文坛著名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看法，值得重视。胡风一方面称赞萧红描写农村景色的天才，他认为萧红的《生死场》中某些篇章可与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被开发的处女地》相媲美。同时他又极力夸奖萧红书中唤起农人抗日决心的描述。但另一方面胡风对萧红的文笔和技巧也给了恰当的批评：
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
他又继续指出萧红在用语方面的毛病；他将此毛病归之于萧红对于修辞锤炼功夫的不够。胡风和鲁迅对于《生死场》的评语可以说都非常中肯。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生死场》是萧红第一部主要作品，她日后小说中所擅长的简洁、生动的文笔已在此书中初见端倪。
近几年来，对《生死场》的看法与评价，在一批国内外的评论家，有着相当的变化。书中的文笔与“启示”受到重视，所谓的“革命思想”l却予重新估价。有人认为萧红的作品“却有超越鲁迅的地方”m而以笔者来言，《生死场》从另一角度分析，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无论书中的文采多么欠完善，政治气味多么浓厚，读者能从书中最后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中看出作者对当时燃眉之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的逼近已属难能可贵。从萧红通常在描述上极详细的文笔到书中前后两部分间，突然缺乏联系性质的转变；再加作者所用的道听途说写法来指责日军行为，都能使读者体会到萧红对当时局势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的情况是多么模糊。萧红在书中所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并非所谓的理想性、浪漫爱国性的“战争”，而刻画着战争对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所受的实际影响。作者并没有从一种广义的历史观点来写战争，而是以一种微妙而尚有力的手法来叙述村民及作者本身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全书——特别是最后三分之一——之深厚插曲，缺乏紧密的关联而使读者联想到一系列有其明晰意义的往事。实际上，萧红之对于村民的观察——包括战前战后——也不外于此。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妇女们一天到晚只忙着一些无聊的家务，而对于家外的事物全靠透过男性才得知一二；萧红的观察和看法也可能正代表着当时一般妇女的看法。
《生死场》写于中国抗日战争前夜的1934年，作者萧红是一位出生于日本占领下东北地区的青年女作家，这部中篇小说以抗日文学作品的新貌受到人们的瞩目。
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在寂寞地度过少女时期之后，为了反抗父亲包办的封建婚姻，毅然出走，1932年在哈尔滨，同著名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结为伴侣，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不久，由于受到满洲当局严密监视的威胁，他们离开故乡，在青岛分别写成《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以后，在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中，他们成为后来不断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东北作家群）的先锋。
所谓东北作家，文学史上各有不同的定义，也可以说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概念。本文大致是指满洲国成立前后，在东北地区开始文学创作，以后到关内活动的青年作家，并试以他们为中心进行研究的。
他们创作的原动力，是失去故乡的深切悲哀和强烈的怀乡之念，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文艺界和后来的文学史上，都是以抗日文学受到高度评价的。他们满怀眷恋之情描写东北故乡，必然要描绘被劫掠的土地和遭受凌辱的人民，也必然要刻画被侵略下的东北地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这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作品被称为“抗日文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的情势已大致失去理智，他们创作的所谓“抗日”作品，同他们作为作家的本质，大概是应该分别来研究的。
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的魅力，可以说就在于没有局囿民族的与国家的人道主义。这一点或许是跟东北地区多民族混居的环境有关。在他们充满挚爱与同情的作品中，不仅描写了中国人，而且还描写了白俄人、犹太人和朝鲜人等等许多遭受屈辱的形象。他们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也同是受奴役的民族。
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这种地位。他们敢于正视那些像赶“野狗”一样把自己从故乡逐出的侵略者。失去了在东北活动的舞台，他们一踏上“祖国”的内地。一心以为只要回到“祖国”，一切都有救了。然而，他们在“祖国”所遇到的，却是和东北没有丝毫区别的现状和冷漠。在深重的绝望中，他们一味地描写怀念的故乡。但是这种怀乡已不是单纯的感伤，而是在表现只有打败并驱逐侵略者，才是实现还乡愿望的唯一途径。这种愿望一般同作家资质并无关联，却构成了贯穿他们作品的一条轴线。当时的文学界和社会舆论正需要“抗日文学”。而这一“抗日文学”的声誉，相反地也为他们的活动带来了限制。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之一，萧红的《生死场》继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之后，第二部在关内问世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写成的。这部作品具有东北作家共同的一些特征和问题，同时对于研究萧红以后的文学活动和她的作家的本质，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
关于《生死场》的创作经过，萧军在“《生死场》重版前记”中作了详细说明。据萧军说，他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的时候，萧红也想写一篇较长的小说。萧军积极鼓励她，并提出很多建议，萧红根据他的建议又作了修改。写成之后复写两份，便等待出版的机会，他们“当然也知道这机会是很渺茫的。”
正如他们的预料，这种机会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对关内生活和文学创作，渐渐感到绝望了。在走投无路时，他们给上海的鲁迅写了信a，于是便打开了他们未来的道路。鲁迅积极支持他们，到处推荐这部手稿，可是没有人接受。最后只得决定由自己创办的奴隶社，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地下出版了。出版时，为《八月的乡村》作了序文的鲁迅，又为《生死场》写了序言，胡风写了后记b。这对于无名作家初登文坛，是极荣幸的，同时，也可以看到鲁迅等老一辈作家，对他们抱有多么殷切的期望。
三
故事是以东北的一个普通村庄、表面和恬静的三家子为舞台，其间穿插满洲国成立的十余年岁月做纵线，围绕着平凡的农民们日常生活展开的。
从时间的纵线来看，这个故事描写了愚昧保守的农民们生活的艰难和悲哀，在满洲国成立时如何爆发出愤怒和反抗，并投身抗日的觉醒过程。这感人的描写得力于作者对自然的敏感和独特的笔锋。但是，细细地品味就会发现，作者更多的笔墨，是在描写“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的日常生活。显然作者是更热衷于在日常生活上，揭示各种类型农民的深重苦难和悲哀。这一点正是这部作品的主要魅力，也是作家萧红的魅力。现在，如果我们把农民们觉醒抗日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作品的经线，那么人们日常生活的艰难和悲哀便是纬线。这种经线和纬线淳朴地交织在一起，配上作者对东北的大自然所特有的感情的色彩，便构成了一幅有个性的作品的世界。
二里半，可说是最保守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和他那唯一贵重的财产——老山羊之间，互相不可缺少的依存，已经超过了动物和人的关系。山羊就象征着他那一成不变的苦难的生活，但“对于亡国，似乎没什么伤心”c的他，也终于抛弃了他的山羊，即一成不变的生活。他把一度想杀又不忍下手的山羊，送给了赵三。
“这条老羊……替我养着吧！赵三哥！你活一天替我养一天吧！……”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别，他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生死场》118页）
这个故事从二里半的山羊开始，也以二里半的山羊结束。但，就连如此愚昧、拚命维持自己生活的典型的中国农民，都要抛弃一切，投身抗日。这一点正象征着这部作品的主题之一。
赵三是个心胸狭窄、性好冲动的人。他积极参加反抗地主加租的“镰刀会”，可是由于他不谨慎，事情败坏之后，他嗜酒成癖，明显衰老了。然而他并没有忘记“镰刀会”，就像年轻时荣获过勋章一般自豪。当满洲国的阴影笼罩村庄时，以李青山为首的第一次抗日集会就是在他家举行的。在集会结束宣誓时，他流泪地喊着“我是中国人！”
“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同上，92页）
作者说，他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连在中国人中属于哪一阶级也不明白，然而，这在他来说，已是很大进步了。因为以前他从不晓得什么叫国家，大约连自己是哪国人也忘记了。反抗是他求生的出路。在起义失败大家都绝望之后，他依然坚信不移。他的形象虽然与二里半不同，但仍是一个局限自家生活的农民形象。他喊着“我是中国人！”的一节，是这篇小说的高峰，一个感人肺腑的场面。然而，由于导致这位纯朴敦厚的农民，产生这种觉悟的重要情节没有交待出来，所以这个形象显得过于完善，而不免有失了。
王婆是赵三的老婆，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配角。她同粗暴的丈夫分手之后，又失去了年幼的孩子。那是在她疏忽之际，孩子从草堆上跌落下来，惨死在铁犁上的。后来她又改嫁，同赵三一起生活。这段极尽笔墨悲惨身世的描述，作者首先是在一个可怕的雷鸣电闪的暗夜中，借助王婆自家之口叙述的。她的身影使身旁的良人们像见了鬼似的，不由得毛骨悚然。在背负着没有代价的痛苦d，做了村中产婆，同人们的喜怒哀乐直接相关的王婆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坚韧的生命力。但是在得知当了红胡子（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儿子被枪毙，她服毒自杀的情节却过于突然了。性命保留下来以后，她每日像疯子一样地活着。过了不久，一个黑胡子男人告诉她，女儿为了替哥哥报仇也当了红胡子，终于她渐渐觉醒了。儿子的死——自杀未遂——疯子一般的生活，这就是她觉醒的大致发展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为她开始憎恶权势打下的感情基础。她偶然发现男人们谋反时，默默地了解他们的意图；她巧妙地应付来搜寻胡子的日本人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和判断力，大概也都是她觉醒的伏笔。然而这些表现却同她本来的质朴和坚韧的性格是不大谐调的。从故事的整个结构来看，王婆的形象基本上完成了牵引纬线在经线中穿梭的任务，只是作者对这只布梭的能力和任务，寄予过高，结果不能不使人觉得有损于她的真实性了。
同故事发展的纬线相关，作者特别注重女性的描写，除王婆外，还有月英和金枝等人。作者把女人临产称为“刑罚的日子”。月英被称为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坐在自己排泄物中，身下沤着蛆虫，在痛苦不堪中死去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只有在现实中，直接体验过这种悲剧的人，才能有如此摧肝裂胆的表现力。玉婆、月英和金枝，她们不幸的命运和悲惨的人生，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永恒的现实性。
在这篇作品中，金枝所占的篇幅同王婆相等，可以说也是个极为重要的出场人物。她虽然同王婆一样在向外界发散着痛苦，但这痛苦却终未能转变为反抗的力量。她将一切悲苦和屈辱掩藏在内心里，最后万念俱灭，跑到尼姑庵去。但是尼姑已经偕同男人跑掉了。完全失去依托的金枝，连作者也不知道如何拯救她。“金枝又走向哪里去？”e大概她也只能是觉醒的第二个王婆了。
在同周围人相反的恋爱、妊娠、结婚、痛苦地活着……金枝的境遇同作者十分相似f。在这个故事中，金枝的形象带着作者的印迹，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说，这部作品无论选择怎样的主题，如何发展，金枝的形象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如一位画家在描绘人物群像中，其中常有他自己的肖像一样，作者在这幅农民群像中，也会勾画出自己的形象的。
四
总的说来，这部作品的纬线要比经线分明、粗壮，而且在描绘“抗日”这条经线时，人物往往显得生硬。例如李青山这个人物，他经常引导人们进行抗战，担负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唯独他不同别的人物，不但没有一点日常生活的描写，就连有关他相貌、身姿的具体描写也全然不见。不仅没有形象感，从作品的整个格调来看，也是极为个别的。再有二里半，他舍弃一向珍重的山羊，到底是什么原因，读者全然不知。但是，从纬线上来看，作者的描绘却是比较深刻的。其原因，与其说作者未臻成熟，不如说这同萧红本人的作家的个性有关。
例如前面说过，金枝的形象带着作者的印迹。在萧红的作品中，便保持着一系列金枝的形象。《手》（1936.3）中的王亚明，《桥》（1936?）中的黄良子，《牛车上》（1936.12）中的五云嫂，《呼兰河传》（1940.12）中的团圆媳妇，《小城三月》（1941）中的翠姨——她们都是含辛茹苦，默默忍恨活着的女性。在《八月的乡村》中，萧军几乎没有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只描写了战争的冷酷，和青年们不能适应这种冷酷的苦恼，而他着意刻画的是拿起武器战斗到底的人。但是，萧红的《生死场》所触及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萧红在描写上更为出色的，不是拿起武器战斗的人，而是以忍恨战斗的人。
他们虽然同被称为东北作家或抗日作家，但萧红的个性却与萧军是迥然不同的。
在如何理解萧红的个性问题上，关键在于她本人的自然观。《生死场》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是别具一格的。
早晨了，雨还没有落下。东边一道长虹悬起来；感到湿的气味的云掠过人头，东边高粱头上，太阳走在云后，那过于艳明，像红色的水晶，像红色的梦。（同上，12页）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同上，37页）
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已经陈述过了。但是，更重要的，现在我们不能不予重视的，是萧红本人的自然观，即她认为：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在生存上完全平等。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同上，56页）这是作者的，也是贯穿整个这篇作品的思想。胡风是这样说的：
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读后记》1935.11.12）
不得不在无情的自然和无情的权势之下，蠕动忍活着的人们，除了忍耐也没有别的出路。例如，听到王婆服毒自杀的消息，村里人都跑来围看，她的丈夫赵三却在“乱坟岗子上，给她寻个位置。”g那时，王婆还没有死，而后又活了下来。月英死的时候，村里人从来就没有感到过悲伤。
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同上，41页）
就是这样凄惨地活着。在刻画人们这种生存状态时，作者的笔尤其显得入木三分。
《生死场》的名称本身，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的这种思想。但实际上，确定这部小说名称的却是她的丈夫萧军。关于定名的原因，萧军引用了书中的两段话：“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同上）、“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h。然后，他又说：
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 ……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生死场》重版前记）
这段说明确是中肯。萧红的这种思想，直到几年后堪称自传性的《呼兰河传》中，依然实实在在地保持着，而且在这部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从她幼年时期就已经牢牢生下根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呼兰河传》23页）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同上，35页）
在《呼兰河传》中，幼年的萧红很寂寞，没有什么同伴，伴随着她的是祖父和后园。同“荒凉的家”相比，后园总是充满活气、自由的。
（花、鸟和虫子——笔者）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同上，67页）
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同上，70页）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在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和慰藉，却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自己周围那些无力救助的愚人们。不知不觉地，她也认为现世的苦难就是自然的意志，便投入那些只知忍辱求生的人们之中去。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葛浩文i先生，很注重《生死场》中的农民们的宿命论思想和非人的生存状态，并想从这里找到作家萧红的个性。这种论点，基本上是可以赞同的。但是，关于“宿命论思想”，我觉得还必须加以若干说明。农民们是不欢喜由人为的力量来改变他们日常生活的。例如，他们患病时拒绝外国人的现代医疗方法，却虔诚地盼着疾病的风潮过去。地主自古以来不容置疑，让他们卖马还租，便哭哭啼啼地去卖。但，一旦人为的力量产生作用时，他们就竭力反对。当人们听说地主要加租时，才想反抗。结果，抗租的行动之前失败了。不久日本人打过来，他们发现自己那一成不变的生活，真的遭到破坏，便猛然奋起了。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下略）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鼓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同上《生死场》，92页）
这是自然与人溶为一体，向骄横的侵略者发出的抗议。信奉宿命论的他们，在遭到宿命观不能容忍的事实时，靠忍耐压抑着的力量，终于爆发为反抗了。东北的大自然，作者对在自然中蠕动着人们深挚的爱与同情，以及每个出场人物所积压着的无法援救的深重苦难和悲哀，在作者独特的笔调下朴素地熔汇在一起，贯穿在这篇故事中，成功地描绘出蕴藏在民众深处的神秘的力量。
五
鲁迅在序言的最后这样说过，想来，住在租界的我们和住在东北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
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见《生死场》的“序言”）
鲁迅的这段话，可以说表达了当时读过《生死场》的人们深受感动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这篇作品和作者的殷切期望。人们在这篇故事中，一定会看到，虽然愚昧却决不甘心做奴隶的人民所蕴蓄着的韧力。他又说：“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胡风也说：
由于《八月的乡村》和这一本，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见《生死场》的“读后记”）
的确，《生死场》具有“抗日文学”的一面，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作者萧红的个性，显然在于她是以同情和共同感受，来描写屈辱而愚昧的民众的。使鲁迅和胡风深为感动的也正在于此。可以说这就是萧红的人道主义吧。
我们承认这篇作品有“抗日文学”的一面，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促使怀有“宿命论”的人们，改变日常生活的人为的压力，是“满洲国”。人们决心抗日也正在于这一点。在宣誓的时候，自然与人熔为一体，激发出强烈的愤怒，也正是萧红本人从内心里爆发出的真正的吼声。深切的怀乡之念使她写下这部作品。但是，内地人不能真正体会失去故乡的痛苦，便把她的以及东北作家的“怀乡”，当作“抗日”理解了。是的，若从萧红和东北作家们的作品，为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来说，这确是与他们个性无关的“抗日文学”。但是，也并不尽然。还可以说，他们在个性上所描写的不是“抗日文学”，而是“怀乡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唯其如此，也正是比任何“抗日文学”更称得上“抗日文学”了。
（董学昌译自日本彻茶之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研究科
“人间文化研究年报”第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