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分子阿Q—马伯乐
朱小平
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阿Q性格是一种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它不仅存在于阿Q本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与阿Q同处于一个文化圈中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与集团的人们身上。鲁迅在《阿Q正传》中首次塑造这种具有精神胜利法典型性格时是以农民形象为其艺术载体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十数年后，萧红则在《马伯乐》中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阿Q的形象——马伯乐。长期以来，文学史对这一事实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部游离于萧红创作的传统题材之外的小说，对萧红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它充分体现了萧红在鲁迅精神的影响下，为了超越自己过去的创作题材的范围，对国民精神改造进行深刻的思考所作出的努力。
作为鲁迅的私淑弟子萧红，在思想上、艺术创作上受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文学观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早在萧红发表《生死场》时，鲁迅就“一再赞扬了萧红的作品沟通了‘住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预言它将扰乱‘奴隶的心’；鲁迅正是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这个角度充分肯定了萧红创作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当然，这是真正的‘知人’之论”。a从鲁迅对萧红作品的肯定中，可以看出萧红总是把改造国民灵魂的主题放在她作品的重要位置上。“七七”抗战以后，她曾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民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b此后，她作品的锋芒直指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口是心非的国民劣根性，揭露与抗战救亡不利的人和事，如《莲花池》、《旷野里的呼喊》、《后花园》、《逃难》，直到《马伯乐》、《呼兰河传》，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花园》中磨倌冯二成的形象，他虽然是个弱者，却像阿Q似的想象自己是个强者，这个形象的塑造直接受到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启示。另一篇是《逃难》中的何南生的形象，更是批判了他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口是心非，只知道到处逃难，不真心抗战以及他的种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冯二成和何南生这两个形象的延伸、发展、融合产生了《马伯乐》，萧红把马伯乐塑造成了一个行为上退却，精神上幻想进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阿Q的形象，这个形象是鲁迅笔下的农民阿Q形象的一个重要补充，她画出了知识分子的阿Q像，拓展了阿Q形象的内涵和层面，是萧红在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小的贡献。
《马伯乐》的开篇，就写了马伯乐身体不怎么好，一伤风，不吃药，只抽烟，孩子病了也不吃药，只吃饼干的细节，这个重要的细节隐喻着：马伯乐是一个身体不十分好的，灵魂和肉体都需要拯救的病人，但这病人不用药，只用精神胜利法来医治。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c马伯乐的形象就是这一国民劣根性的真实写照。马伯乐的人生哲学就是一个“逃”字，这个“逃”字具有鲜明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特点：这个“逃”字在行为上表现为一种逃避和退却，而在精神上又表现出一种自慰式、幻想式的进取和胜利。马伯乐这一性格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他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是由萌芽状态向恶性膨胀阶段发展的。
马伯乐的第一次逃，是逃到上海去大学旁听，是因为厌恶一个这样洋奴的、假洋鬼子的家庭。“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要坏了的，是要腐烂的，会要满身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把一个活泼的、现代的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这第一次“逃”可说是为着一点点现代青年的荣耀而逃的，可这次逃到上海，他没能读上正式的大学，没能赚上钱，他又逃回了家。可在家里的情形是很不妙的，“虽然家里边的床是软的，家里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在外他是失败的，在家他也是失败的，在父亲和太太那里他更是拿不到钱的，一是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等等，当太太轻视他在家伸手要钱的行为时，他竟骂太太道：“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马伯乐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心爱这种在家没有钱的地位的，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不用再说，穷朋友们的“眼睛都亮了”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正像阿Q，连老婆也没有，而莫名其妙地想：“我的儿子阔多啦”。这一情节初步显示出了马伯乐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尚处于萌芽状态。
马伯乐的第二次逃是逃到上海开书店，促使这次逃的直接动因是：在家没拿到钱，于是，他幻想自己能变成一条金鱼：“人若能变个金鱼该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呀！”马伯乐在生活上一方面已经由人退到了动物，甚至比动物还不如，另一方面这个“金鱼”还很有可能意味着童话里农夫打上来的那条“金鱼”，它不仅不吃不花钱，而且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靠这种幻想，马伯乐的退却还是不能熬过现实的窘困，所以马伯乐不得不逃到上海去经营一个小书店，这一“壮举”可是受到了父亲、太太及全家老小的高度重视，父亲在为儿子的过错开脱：“哪个人年轻还不荒唐二年。”全家人包括佣人都一起跪在耶稣金像前，乞求耶稣对他儿子的保佑，甚至就连从不信耶稣的马伯乐也跪了下去。开书店实际上是马伯乐有生以来最光荣最聪明的一次“逃”，这次“逃”不仅感动了全家，而且弄到了父亲手里的钱。弄到钱的滋味是比什么都甘甜的，这钱不是靠他讨来的，而是靠他的“智慧”得来的，有了“三千块钱”他可以更加神气了，他可以更多地交一些富朋友了，交一些档次较高的诗人、小说家了，甚至可以“让他们供给文章了”甚至还“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更以利合，他们是以道合”了，甚至他还真想写点子小说去“唤醒”“民族”了，“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个人”了。这次“逃”实际上是马伯乐面对现实窘相和失败而寻找的一种精神庇护和精神自慰，也是一次精神上非同小可的胜利，就像阿Q对于自己的生活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这一段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较萌芽状态中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初步的发展。
马伯乐的第三次逃，是因为他经营书店的惨败，逃回家后，在家每况愈下的窘境而产生的。这次逃他借口芦沟桥事件，从没有发生战争的青岛逃到了即将发生战争的上海。马伯乐在上海的生活是逃的生活，退却的生活，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生活。马伯乐一逃到上海，看到那些买航空奖券的人，心里面就讽刺起来：“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的、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他在盼着日本人打来，以给自己的“逃”作一个自慰式的解释，以证实自己逃的正确性和必胜性，仿佛他是第一个知道日本人要打来，第一个知道逃的重要性似的，就像阿Q造出来的“巧妙”的逃路：把第一个自轻自贱的“第一”与状元的“第一”等同起来。马伯乐没能从家人那里拿到钱，自己又不会劳动，不会赚钱，所以一逃到上海生计问题就很严峻地摆在了他的面前，首先是住，住也只能退着住；住在没有窗子，没有一点光线的房子里，“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才会显出它的魅力，因为“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房子24小时都等于黑夜，可他24小时都开灯，“他们以为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生计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吃：“叫化子不是常常吃不饱吗？为什么他受得住呢？就因为他是饿惯了。”“可见受过训练的饥饿和没受过训练的饥饿是不同的”。自己没能吃够蛋炒饭的原因有：“一是为着省钱，二是为着训练。”“今天的蛋炒饭炒得也是非常之香”。“马伯乐在这香味中被引诱得仿佛全个的世界都是香的”。“当他一端起饭碗来，他便觉得他是很幸福的。”在小陈来的时候，他“就得意洋洋地拿起蛋炒饭开始吃。”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d马伯乐在生计问题上就表现出：他从自己邋遢的，奴隶式的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马伯乐在行为上都倒退到和叫化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他却欣赏着叫化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化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在逃难的时候能够吃上一个蛋炒饭，实在是“他妈妈的”一件很幸福、很美丽的事情，并且还在小陈面前大肆炫耀这种幸福。在吃住这两个生计问题上，正如阿Q头上的癞疮疤，别人取笑他，可他却觉得这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于是行为上的退却转化成了精神上的“进取”和胜利。马伯乐在这第三次逃却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事事必逃，面面必退，而在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事事必进，面面必胜，马伯乐真是一个万劫不变的逃却的奴才，仿佛他天生就是一个逃却的料，马伯乐“逃”的哲学，就是阿Q主义的弱者哲学，臻此马伯乐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已经基本完形。
“一到街上，街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马伯乐恨不能要日本人按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他就好按他的理想去逃。那一定能逃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可是事与愿违，不管他逃到哪里，哪里的日子就越过越糟，可是他住在那类似阿Q的土谷祠的黑屋子里，每天过着邋遢的、吃蛋炒饭的生活。在渡日如年的日子里，天天盼着青岛打起来，那么太太就能带着钱来上海逃难了，他就有救了，可日本总也不打青岛，太太总也不来，他的日子更紧张了。但万万没想到，日本人的炮声将先在上海响起来，马伯乐到处奔走相告，他想急于告诉人，他是第一个预告着这个事实的人，可当上海的大炮真正响起来的时候，马伯乐的反映又是阿Q式的麻木、冷淡、健忘和愚昧。他想：“是不是四川路已经开炮了呢？”“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八一三”的第二天，日本和中国飞机在黄浦江上大战，这时全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的，可是马伯乐却想：“就是青岛没有开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太太不来一切都谈不到的。”“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可想不到打得这样慢……”“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对这场全国人民都是大灾难的战争，马伯乐不闻不问了，一门心事想的是：怎样使太太带着钱来，对日本人的真正的侵略野心表示出巨大的麻木、健忘和愚昧，仿佛这场全国人民的大灾难，却成了他在逃的好机会，甚至还成了太太能带钱来上海的契机，马伯乐的逃是荒唐的，是为曲线弄到太太的钱而逃的，为在家里的种种失败而逃的，而他逃到上海更是失败的。当张大耳朵来向马伯乐借钱时，见到马伯乐悲哀痛苦状时，他说：“你近来害了相思病吗？”马伯乐却想：“国家都到了什么时候，还来这一套”，张大耳朵又说：“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马却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言下之意这打日本是由他马伯乐领导着的，张大耳朵说：“那时候一点也不觉着上海会像现在似的，听着大炮轰轰的响，只有你老早就预言了上海必要成为今天这样子，果然不错，不到一个月，上海就成为你所预言的今天这个样子了。”那日本人没有他马伯乐预言着能打来吗？日本人不打来，谁也领导不着，只有他马伯乐最有资格领导着，所以马伯乐的脸上是“微笑的”。在张大耳朵面前，马伯乐的精神上又感到了胜利的，并且这精神胜利还套上了积极抗日的光环，显出他精神上的胜利不是一般的胜利，正像阿Q赢了钱，又被人抢去，还换了一顿拳脚，他苦恼了，就“擎起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不久，仿佛觉得“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于是精神上转败为胜了，这一阶段马伯乐的精神胜利法性格，已经发展到恶性膨胀的地步了。
太太一直没来，这下生计问题可又来了，他就连“黑土谷祠”也住不成了，于是他逃到了小陈的亭子间。“八一三”后两个月，意外地太太带着钱在这关键时刻从青岛来了，在太太来的日子里，马伯乐只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太太的钱弄到手，带着太太的钱，他又准备逃往有父亲朋友的武汉去了。小说到这里打住了，读者并不知道马伯乐下步该逃到何方，但文中又几次提到卖儿卖女的事，初看觉得萧红写得太噜嗦，但萧红曾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的，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e萧红的这些细节和线索的设计，很有可能在（而又不可能再在）下部出现：马伯乐逃到把太太的钱用完就卖儿卖女的地步，逃到一个更加利害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恶性循环中去，由此可见，马伯乐逃的哲学还在泛滥，阿Q主义还在泛滥，同时萧红还把马伯乐的儿子大卫塑造成一个小阿Q的形象，说明阿Q主义不仅还在泛滥，而且还在向纵深发展。
马伯乐的一生就是逃的一生，是为着逃而忙着生，忙着死的一生，这个“逃”字包蕴着的是阿Q的全部精神胜利法，萧红通过这个形象着力地暴露出另一个层面的国民劣根性，说明阿Q主义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特别容易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泛滥。毋庸置疑，萧红通过马伯乐的形象对阿Q主义的开拓使中国文学长廊中又多了一种知识分子类型，它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是不能轻视的。同时，当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人格进行反省的时候，它的现实启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1982年第1期《十月》。
陈世澄：《萧红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的嬗变》，1994年第1期《龙江社会科学》。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
葛浩文：《萧红评传》。
原载《海南师院学报》第一期，1997年
萧红笔下的“阿Q”
——马伯乐形象分析
李秀清
《马伯乐》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萧红研究中历来被人们冷落的一部作品。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人们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称它“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意义不大，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a。”“也有人认为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是“一部未完的幽默讽刺小说的杰作”b。笔者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文中主人公马伯乐的种种滑稽可笑的言行，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国民的种种病态性格，使人不禁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如果说鲁迅是通过“阿Q”的形象画出了中国几代人的“魂灵”的话，那么萧红则是借助于“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可以讲，“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是萧红继承了鲁迅国民性问题探索的传统而结出的精神硕果。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来揭示萧红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一、精神麻木的看客
鲁迅弃医从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愤于国民灵魂的愚弱，“甘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在《药》、《示众》和《阿Q正传》中对看客的麻木与残忍进行了愤激的嘲讽。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也写到了庸众看车掉进大坑时的幸灾乐祸；看给团圆媳妇“跳大神”、洗澡时的愚昧；看冯二成子和他的媳妇是否上吊、冻死时的无聊等，对看客的批判和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马伯乐则是萧红所塑造的一系列看客中的典型。
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与阿Q穷苦的乡下人身份不同，他出身于青岛的一个有钱人家里，他本人是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的（马伯乐在××大学旁听过，念翻译小说，写文章和诗，甚至还开了一回书店），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培养”，还聪明、机警、能思想，有那么一点头脑。除了一些绝对正确的废话，如“太阳出来了，天就晴了”，“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之外，也还是有些他的独特发现的，如“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等。但这些都未能使他从精神上有别于阿Q等人，他无聊、空虚、麻木，全然意识不到日本入侵对他本人、家庭和民族命运会造成什么影响，相反，出于个人的私欲，他带着一种无可理喻的热情，几乎是盼望着日本人的战火早日到来。当他看到市面上一切如常，一点逃难的样子也没有的时候，“他想中国人是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而当日本的战火终于到来，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逃难时，面对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场面，他感到的是刺激和兴奋，睡得也踏实了，食欲也增加了（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而平常他只用一个蛋），他打着口哨，得意洋洋地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逃难的难民，并且他还要将这种感觉与人共事，忙忙地到他的朋友家中去报信。全然没有意识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
二、精神胜利与精神失败的混合体
“精神胜利法”作为阿Q的注册商标，是指与别人的冲突中，虽然是永远的失败者，但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甚至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中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阿Q的名言“儿子打老子”（尽管他被人所打，也并非别人的老子）、我先前比你阔多啦！”（尽管他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而且先前从没有阔过）就是人类这种尴尬和可笑行为的永恒写照。
马伯乐身上同样具有精神胜利的特点，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作为市民阶层“精神胜利法”的标签，有着更为丰厚的含义。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马上就会冰消云散，心情也会逐渐舒畅。“他妈的中国人”语义颇丰：向父亲要不到钱时，意思是像父亲这样的中国人是他妈的“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好像自己并不是中国人，很慷慨大方一样，实际上他吝啬入骨不下其父；上车拥挤时的意思是他妈的中国人不讲秩序和礼貌，挤得他盔歪甲斜，掉了帽子，尽管他也在猛挤，比别人更不讲文明和道德。
但与精神胜利相比，马伯乐身上更多体现出的则是精神失败的一面。萧红笔下的马伯乐是一个悲观的人，他敏感、机警、精明，所以有着未雨绸缪式的悲哀。他总的原则是：万事总要留个退步，而他对“万事”的思考又都只有一种：“未发生的事情，他能够预测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他的两个眼睛常闪现着悲哀”，于是他的“退步”就变成了“逃跑”。“逃”是他处理事情的唯一方法，他的一部生活史其实就是一部“逃”的历史。父亲发怒了，他逃；太太生气了，他逃；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他更是马上从青岛逃了出来。至于逃往哪里去？不知道，逃了以后又怎样？不知道，凡事只是逃。而到了另一个地方，依然有着他一眼就能看到的未来的悲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现实生活中的马伯乐就是一只胆小、机警的老鼠，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便窜，变得永远的悲哀。
三、骂洋又崇洋、恐洋的洋奴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洋奴，在他眼中，但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因此他常常向儿子们宣传，让儿子学外国话、穿西装，甚至给儿子取外国名字（马伯乐本名马保罗）。马伯乐一方面对他父亲的这种媚外心态和行为从心里看不起和“无限憎恶”：“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洋人）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这还可以吗？……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但另一方面他却继承了父亲阿谀奉迎洋人的媚外哲学（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比如他进中国餐馆，要看一看椅子是否干净，检查一下筷子是否卫生，而到了西餐馆，则连看也不看，拉过椅子就坐，拿起叉子就用；再比如他到中国商店买东西，明明标着定价，他也要争一争价钱，而到了外国商店，即使没有标价，他也会按老板说的价钱如数付款而不敢还价，因为有一种洋人的空气压迫着他；甚至外国人踩了他的鞋，他反而连忙向外国人道歉：“Sorry，Sorry”。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就有一种崇洋的味道在里面，在他看来，令人敬畏的洋人是永远不会错的，洋人的一举一动更能衬托出他妈的中国人的落后。
四、懒于行动、失去谋生能力的寄生虫
马伯乐虽然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又在××大学旁听过，接受了一些所谓的“新思想”，但他却没有任何谋生能力，需要依靠父亲和太太生活，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跟和轻视，不惜在太太面前低声下气，看太太眼色行事。马伯乐并非没有理想，相反，他的理想很多，只不过都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如他幻想写小说，只是从街上买来一打一打的稿纸，一天一天从民众图书馆往家里搬书，还装模作样地戴起了眼镜，却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他想开书店，家里人大张旗鼓为他送行、祷告，他也只是到上海混了几个月，父亲资助的钱花光了，却连一本书也没有出，只好又回到家里来吃白食，遭到家里人更为严重的轻视；后来逃到汉口，生活困顿时，他想过当兵救国、想过卖包子、想过修皮鞋维持生计，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入戏剧团体演戏去。闹到后来，都没有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马伯乐对于生存攸关的大事只会空想，在生活细节上更是懒惰成性。如逃难上海时，在黑屋子做饭，门口瓶瓶罐罐每次踢倒，只是扶起来，却不挪个地方从根本上解决挡路问题；他穿的衣服鞋袜、做饭用的锅碗从来不洗，而是“刮”等等。惰于行动使他在生活中完全成了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
五、极端自私、吝啬入骨的守财奴
文中的马伯乐是一个极端自私、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想到的只有自己，丝毫意识不到自己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应担负的责任。如他第一次进出家庭时收拾了三只大箱子、两只小箱子，搜罗了所有该带的、想带的、能带的东西：甚至十几把牙刷，一打多的太太的花手帕，二十多条新的旧的领带，新袜子、旧袜子、破得不能穿的、穿脏了没洗的袜子二十几双等，因为“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而余下他所要不了的，连同孩子们的东西，他给扔得满地都是。尽管后来因为惧怕父亲而仓皇出逃，东西都未能带出来，但仍可看出他自私到了何种程度。再如他们从上海逃难到汉口，在梵王渡车站日本飞机一来，他就只顾自己逃命了，全然忘记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太太和孩子；上火车时依然如此，他挤上了火车，却留下太太一个人照看着三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而一筹莫展。可以说“一家之主”、“家庭支柱”的角色定位与马伯乐是无缘的。
同时马伯乐又是一个吝啬入骨的守财奴。他自己有病从不吃药而是多吸几支烟，孩子发烧不请医生而是买饼干给他们吃，在他看来伤风感冒是死不了人的，吃药也是白吃，还不如多吸几支烟或吃些饼干，但在孩子不生病的时候，却很少能吃到什么，就是买了东西也挂到高处以致孩子为取这些东西弄得茶杯多半掉了柄。逃难时以省钱第一为宗旨，更是出尽了洋相。
综上所述，马伯乐虽然生活于20纪30年代，旁听过大学课程，接受过“五四”新文化阳光雨露的培养，但他却不能算是真正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作为“人”的精神、价值，他早已失落。他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他不仅在家庭中没有位置，在社会坐标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点，他所有的“生”的乐趣只能在“逃”的过程中还能觉着一些，不逃即死，他的活着也就是死了。马伯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形象，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如说不完道不尽的阿Q一样，马伯乐的文化内涵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因此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反思，写出了阿Q身上的麻木和愚昧，那么萧红的《马伯乐》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不彻底的反思，因为她写出了马伯乐的现代精神悲剧。
参考文献：
铁锋．《萧红小说简论》第二辑《萧红研究》（第二集），孙延林主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
杨晓林．《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3，
原载《时代文学》第三期，2007年
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
杨晓林
萧红被称为30年代“文学洛神”，a 她写过三部中长篇小说：出版于1934年的《生死场》作为她的成名作，奠定了她作为“抗日女作家”的文学地位。《呼兰河传》作为她的代表作，与短篇《小城三月》、《后花园》等标志着有着独特风格的“萧红体”的形成。有关萧红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她这些作品及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中的阶级意识、女性意识、抒情性、“恋父情结”、“家园意识”以及她至今还扑朔迷离的身世及情感和婚姻的考证等，已取得了公认的结论。但是对她后期的“另类”《马伯乐》，鲜有专篇论述，即使有所提及，也褒贬悬殊，不甚公允。因此，对《马伯乐》的艺术成就进行价值分析和定位，就显得很有必要。
马伯乐是独特的“这一个”
马伯乐是独特的“这一个”，真正的体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特点。他是一个精神麻木的看客，常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生活中的无能和失败。作为貌似仇外，实际崇洋的洋奴，他遇着羊是狼，遇着狼是羊。他不但是一个吝啬入骨的守财奴，而且是个失去谋生能力的寄生虫，一个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
鲁迅弃医从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愤于国民灵魂的愚弱，“甘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在《药》、《示众》和《阿Q正传》中对看客的麻木与残忍进行了愤激的嘲讽。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到了庸众看车掉进大坑时的幸灾乐祸；看给团圆媳妇“跳大神”、洗澡时的愚昧；看冯二成子和他的媳妇是否上吊、冻死时的无聊等，对“国民性批判”和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马伯乐则是萧红所塑造的一系列看客中的典型。
萧红对马伯乐“看客”心理和细节描写高妙处不让鲁迅。马伯乐无聊、空虚、麻木，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对他本人、家庭和民族命运会造成什么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对他只是感到刺激和兴奋，并且他还要将这种感觉与人共享。忙完之后蒙头酣睡，起床之后又去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与他无缘。鲁迅对看客的描写重漫画式夸张的肖像描写，冷峻中含愤激，萧红重语言和心理刻画，让人物在行动中出丑露乖，平淡中显深刻。“看客现象”作为民族性积弊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有的。其心理基础是人类永难餍足的好奇心，但是封闭、滞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对快要降临的灾难漠然麻木，而津津乐道于与己无关的人的不幸和痛苦，在其未降临到自己身上之前，总是喜欢抱着幸灾乐祸态度一睹为快。鲁迅敏锐的洞察了这一现象的实质和危害性，对其痛下针砭。萧红承前启后，穷形尽相，使其再次曝光，发人深省。
“精神胜利法”，作为阿Q的注册商标，是指与别人的冲突中，虽然是永远的失败者，但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甚至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阿Q的名言“儿子打老子”（尽管他被人所打，也并非别人的老子）、“我先前比你阔多啦！“（尽管他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而且先前从没有阔过）就是人类这种尴尬和可笑行为的永恒写照。
马伯乐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作为市民阶层“精神胜利法”的标签，有着更为丰厚的含义。马伯乐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冰消云散，心情就逐渐舒畅。“他妈的中国人”语意颇丰：向父亲要不到钱时，意思是像父亲这样的中国人是他妈的“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好像自己并不是中国人，很慷慨大方一样，实际上他吝啬入骨不下其父；上车时的意思是他妈的中国人不讲秩序和礼貌，挤得他盔歪甲斜，掉了帽子。尽管他也在猛挤，比别人更不讲文明和道德。
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人拉着人，太没有道理。”“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实际是“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因为车夫不愿为他服务。初逃到南京时在街上遛跶，看到人人过着繁忙和井井有条的生活，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地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b 好像他自己是个计划周到的聪明人一样。
马伯乐本来是马保罗，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看外国名字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马伯乐的父亲似乎笃信基督教，实际上是叶公好龙。对孙子的名字，皆冠以大卫、亚瑟、雅格等《圣经》中人物的大名。维洋是崇，对自己的吝啬、不仁皆以曲解《圣经》教义而开脱，马伯乐看不起父亲这一套，但看在钱的面子上只能对父亲腹诽。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就有崇洋的味道在里面。作为一个遇着羊是狼，遇着狼是羊的洋奴，虽然双亲那种虚伪和非正统的宗教信仰不能使他信服，但是他却继承他双亲阿谀逢迎洋人的媚外哲学（虽然他永远不能承认此点）。他认为令人敬畏的洋人是永远不会错的，洋人的一举一动更能衬托出他妈的中国人的落后，但当洋人的规矩对他办事不利时（如他想逃离上海而不能如意），他就立刻改变了口气，外国人最讨厌的是什么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
马伯乐是一个失去谋生能力的寄生虫。父亲是中国北部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士绅。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因此对儿子的管理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要钱没有”）。马伯乐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与他绅士少爷身份相符的开销钱。去开书店又务虚不务实折了本，受家人瞧不起，对世态炎凉，他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说“有钱的人，不知无钱人的苦”，“有了钱，妻是妻，子是子。无了钱，妻离子散。”若孤立的看这些话，无疑是非常清醒而深刻的。但联系他的摆架子、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其喜剧性就出来了。
考不上大学，找不到事做，装模作样写小说不成，在家里吃白食又遭家人的白眼，气忿不过想逃走，惮于生计只好又委曲求全。害怕工作、也不愿工作。后来逃到上海，倌口对太太说到西安能找到工作，当太太一当真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和妻子困顿汉口时，想过当兵救国、想过卖包子、想过修皮鞋维持生计，“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入戏剧团体演戏去。闹到后来，都没有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c 惰于行动，完全成了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对于生存攸关的大事只会空想，在生活细节上更是懒惰成性。如逃难上海时，在黑屋子做饭，门口瓶瓶罐罐屡次踢倒，只是扶起来，却不挪个地方从根本上解决挡路问题。
作为一个吝啬入骨的守财奴。“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若是孩子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孩子不生病的时候，很少能吃到什么，就是买到也挂到高处。孩子为取这些东西弄的茶杯多半掉了柄。d 逃难时以省钱第一为宗旨，更是出尽了洋相。
《马伯乐》的师承及艺术价值
美国萧红研究者葛浩文认为“《马伯乐》可能是受过老舍早期作品的影响。但这书绝不像她的朋友中所写过的任何一本，我们从中也看不出她这本书受过她周围人的任何影响。”这话不无偏颇之处。茅盾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e 连载于1921年12月《晨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和历时十余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是鲁迅创造的反讽幽默表现形式的重大收获。和鲁迅有着师生之谊，情同父女的萧红曾表示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作品，“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f 另外，在萧红致萧军的信中，也用过”阿Q精神胜利法”的说法。由此可见，如果说“萧红体”诗化散文化小说是受过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和鲁迅《伤逝》、《故乡》及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坛“回忆式”文体的巅峰之作，那么，《家族以外的人》和《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则有着《孔乙己》的影子。而《马伯乐》步《阿Q正传》的后尘，尽管作为纯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结构、情节等未完全褪尽“萧红体”叙事散文化的痕迹，但就其幽默讽刺的手法、主体深度的开掘，当与老舍、叶绍钧、张天翼、沙汀，甚至钱钟书相比肩，并且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尽管它是一部未完之作。
首先，萧红继承了叶绍钧开创的逃难题材，进行了进一步的深掘。
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1925）中的潘先生带着全家躲避战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就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危失职而丢掉饭碗，惶惶然又返回乡镇。不料战事还未直接威胁到这个乡镇就结束了。潘先生陶然庆幸，受人推举为战争的制造者写字幅歌功。茅盾说：“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g 萧红短篇小说《逃难》的主人公何南生卑鄙龌龊，庸俗不堪，自私自利，言行不一，没有是非标准，不但在性格与潘先生同俦，还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如果说潘先生还有令人怜悯之处，那何南生简直就有点像恶棍了。主人公都承载着政治内容，不但性格可笑，而且人格低下。作者的态度不但有嘲讽，更重于鞭挞。而《马伯乐》则不然，马伯乐是何南生思想和性格的继续和延伸，但他令人同情的成分更重。
萧红20岁时，对日抗战可说是从她家乡开始了，而31岁的生命大多是在战乱上度过的。在不到8年的岁月中，她到处奔波，从没有在一处住过两年以上。往往待一阵就再逃，自离哈尔滨后，她被逼近的战火赶到青岛和上海，又到临汾、西安、武汉、重庆，最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场时，她终于逃到了香港（后来还计划欲与茅盾夫妇逃到新加坡）。“逃难情结”成了她永远的伤痛。这种经历使《马伯乐》在结构上类似于“流浪汉小说”。它本是一部未完之作，萧红原计划使马伯乐的逃难与她的行程相同，并且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出路，可惜萧红的疾病和早夭使马伯乐永远困厄汉口，给文学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萧红后期小说不再如前期一样剑拔弩张，充满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抗争，《马伯乐》不再是在生死场上无望的挣扎，在旷野上啼饥号寒的呐喊。它舒缓从容，充满着睿智和哲人般的思考。这与生存景况的改善大有关系，也与她“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观点有关。
其次，萧红极为圆熟的应运了“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
把人的不幸和痛苦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谓之黑色幽默，或病态幽默。在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中，主人公极尽破坏捣乱之能事，目的是希望警察把他抓进监狱使冬天衣食住宿有个着落，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但当他听到教堂的唱诗班的赞美诗，灵魂受到了触动，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时，警察却误以为他欲行窃，把他判刑下狱。这种动机和结果的南辕北辙，就构成了反讽效果。萧红后期小说对此手法有极为出色的应用。在《呼兰河传》中，勤劳节俭近乎自虐的婆婆为了使“吃饭太多、走路太快、坐的太直”的团圆媳妇合乎传统媳妇标准，使尽了手段，耗尽了钱财，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马伯乐对平庸，沉寂，无生气的家庭厌恶至极。为了逃出家庭，辛辛苦苦倒腾了一夜，准备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一副毅然决然的气势，但临到头父亲一起床，箱子也不要了，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结果去餐馆吃了一顿，不了了之。他去开书店，全家从父母、妻子、仆人梗妈、小丫鬟、车夫、老厨子全都为他跪在耶稣像前祷告，显得特别庄严，似乎此一去，万贯资财会尽入囊中。但被他挥霍一番，连本赔光，只好关门大吉，落魄返家，全家因此对他冷若冰霜。马伯乐经常处于倒霉、受挫、痛苦甚至灾难状态中，但他的言和行严重脱节，若有其事的庄重形式和空洞内容形成了强烈对比，动机和效果有着巨大反差，因此营造出了极佳的嘲讽效果。
第三，就是对人生存状况中可笑性和滑稽性的洞察入微，笔锋所向，全方位揭开小说中所有人和事的滑稽之处，极尽嘲讽幽默之能事，这是《马伯乐》和钱钟书的《围城》（1946）的相同之处。《围城》描绘了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的新儒林诸生相，官场化和商场化的空疏和迂腐、虚伪和卑琐。在洋场和乡镇、学校和家庭的一座座围城中的奔突颠踬和逃难。作品中出现的70多个人物，人人有令人喷饭之处。在《马伯乐》中，从父母、妻子和儿女、家中车夫、仆人、丫鬟和朋友小陈、船老板、王小姐父女，甚至卖包子的老板娘也个个令人解颐。马伯乐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相比，同是无用的尴尬人。都是在家庭、婚姻、社会这些“围城”中艰难“逃难”。
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大阵营中，《马伯乐》是别具一格的。老舍的幽默灰谐俗白，用譬设喻，平易畅达，京味十足，充满着对市民阶层的悲悯和同情。张天翼的《华威先生》（1938）写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笔调冷峻、叙述节奏明快。无情节，只写各种抗战会场的几个片断，如人物“小品”。沙汀《在其香居茶馆》以一个闹剧性的冲突引人入胜。赵树理的幽默轻松中隐含着农民的忠厚，有浓郁的晋东南民俗色彩。鲁迅将喜剧与悲剧因素相交融。而萧红将悲剧喜剧化，将人物可笑可鄙的癖性和细节加以放大，加进充满反语的议论，使之如哈哈镜而变形。兼具俗白平易、节奏明快、轻松舒缓的特点，倾向于闹剧化。
对《马伯乐》的接受与批评
葛浩文博士认为《马伯乐》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它读来令人捧腹，书中的幽默与讽刺的笔调，刻画出战时中国的形形色色，在当时可说是非常难得的。”铁峰则认为葛浩文“是美国人，他有他的艺术鉴赏标准，无可厚非。”但他认为国内研究者“通过这个典型揭示出深刻主题”的观点是“不合作品实际的”。他的理由有三：一是《马伯乐》并非一部成熟的作品，是急就成章，未加精心制作的雏形。结构失调、情节散乱、语言粗糙。（我认为他有理论先行的倾向，是用一种固定的小说框架和模式来套《马伯乐》，因此没有注意到萧红小说涉笔成趣，如万斛泉涌，不随地而出这个特点。）二是萧红有把马伯乐放在抗战的典型环境中去描写，只一个劲的在“逃”字上下笔，浓涂重抹，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只马伯乐和他一家人在活动，因此马伯乐决不是一个典型形象。三是过分追求“可笑”和”开心“，脱离了生活真实。因此断言，《马伯乐》“是萧红创作‘走下坡路’的一种表现，也不为过分。”究其原因，是对男性的失望和情感的一再受挫。”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出版于1979年，他甚至认为当老舍自从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1938年）后，就停写讽刺类小说，此后的其他作家如张天翼、叶圣陶等尝试步其后尘，但却无人能及其项背。而“萧红在老舍改变文路之后，试着继续他那讽刺的传统，而竟能在她初次写此类作品就能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是令人惊奇。”
对于中国现代讽刺文学而言，作为萧红的崇拜者（如在《萧红评传》中，葛浩文对萧红的溢美之词与对萧红周围的男性贬斥之语形成鲜明对照），葛浩文的这个断语未免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主观偏好在里面。铁峰60年代开始萧红研究，出版于1991年的《萧红文学之路》明显有着以“工具论”评高下，定优劣的味道（如他对萧红的观点“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认为是错误的，并寻章摘句的证明萧红作品中把对劳动人民同情变成对他们的鞭笞，是一种不良的创作倾向。j 但参照葛浩文和铁峰的批评把《马伯乐》放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期待视域和接受语境中，其价值及意义可能会彰现出来。
《马伯乐》出版于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这时文艺界的主调是“一切为抗战服务”，梁实秋就因“抗战无关论”而被群起而攻之。而没有民族自尊心的马伯乐又似乎不完全是个反面角色，作者突出的是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庸人心态，书中没有一个积极的人物形象，此书在当时的评论界受冷落就不足为怪。
葛浩文认为，从文学的观点来看，“抗日文学”根本不是她作品中显著特色，（她自己说过：“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当萧红写作才能与日俱进时，她在文学评论家眼中的地位反而江河日下了，后来竟落到人们仅把她当成‘抗日作家’对待。所据的是技巧不够圆熟之作《生死场》——而那小说的效果被勉强以‘抗日收场’为结局严重破坏了。”k 若抛开“工具论”，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这就牵涉到文学作品的接受与社会语境的问题。《阿Q正传》1921年连载时，沈雁冰就指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30至40年代人们依然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50年代至70年代末，阶级分析者首先强调阿Q是末庄第一个“造反者”，并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阿Q再一次被确定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转向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探讨，认为他表现了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生存困境（如生存欲求的不能满足；无家可归的的惶惑；死亡恐惧等）。
《马伯乐》在当下注重人性批判的语境中，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若从“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四世同堂》、《潘先生在难中》、《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逃难》等的战斗性和时代性自然强些，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激烈的年代，受到极高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但若从对“国民性劣根性”和“人类愚昧”的批判的角度而言，《阿Q正传》、《马伯乐》、《围城》跨越历史、穿越空间，映照着人人身上所存在的那个“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从作者无所不刺的各色人物身上找到自身行为和生存处境的荒谬、可笑和艰难。猪八戒之所以让人更觉亲近，主要原因就是贪财、好色、贪食、犯傻、好逸恶劳、受愚弄、自欺欺人，是芸芸众生的生活常态。而孙悟空、唐僧式的英雄行为、战天斗地的精神、不屈不挠的追求常常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先在的假设，更多的时候为人造的“超人”所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阿Q、马伯乐、方鸿渐就是我们自己，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接受视域时，我们为自己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洋奴意识、守财奴思想、多余人行为、看客行为忍俊不禁，对自己无可逃避的“大团圆”命运、“逃难”命运、“围城”命运而怆然长叹。
结 语
马伯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形象，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大家族里，他是独特的“这一个”，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的弱点的深刻体察，如说不完道不尽的阿Q一样，马伯乐的文化内涵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决非“可笑”一词就能简单的概括完。萧红对“逃难”题材的深掘、对黑色幽默手法的出色应用、对人生存状况中可笑性和滑稽性的洞察，使《马伯乐》成为了一部未完的幽默讽刺小说的杰作。葛浩文曾说，“萧红作品之所以能得世不朽，是在于她与众不同的文笔。在它主要成功的作品中，只有一本《马伯乐》可算是纯小说。像萧红这样有才分和声誉的作家，竟只创造出马伯乐那个唯一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实在有点令人惊讶不已。”l 此叹惋之言可谓中的之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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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原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四期，（社科版）2003年
对国民性的思考和生命意义的探索
——重读萧红的《马伯乐》
冉小平
众所周知，以往的大多数研究者均将他们的研究目力集中在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等作品上。的确，《生死场》对于“北方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深刻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而《呼兰河传》更是以它风土画的多姿色彩、叙事型歌谣的凄婉、悲凉，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然而对于同是长篇小说的《马伯乐》，评论者的态度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要么是即使提及，也是褒扬居少，贬抑居多。许多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意义不大，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a 总之，在萧红的几部较长一些的创作中，《马伯乐》是被评价得最少的、最差的，这不禁要引起人们如下的疑问：第一，是不是1940年前后的萧红由于病魔缠身，加之个人情感上的受伤，因而倍感寂寞和孤独，致使她的艺术感觉迟钝了，作品退步了？从而，确如有的评论者所言，《马伯乐》是萧红创作的“滑坡之作”？第二，或者说，是不是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试图在艺术上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马伯乐》反而证明了她的功亏一篑？
下面我将带着这两点疑虑，重读和分析萧红的《马伯乐》这部有着特别“分量”和特别“身份”的作品。
一、深刻的思考和满腔的热望
应该说，《马伯乐》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这令许多人、也令萧红自己深感惋惜。她曾说：“我很可惜，还没有把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由此可见，萧红的本意似乎是着眼于“马伯乐”的觉醒和新生的。而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对其劣性的展露和讽刺。这使我想起，清代的著名画家郑板桥写过的一段很有意义的话：“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b实际上，萧红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她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与“手中之竹”也是有着一定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到她在《马伯乐》中赋予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及其最后的发展，确实与她原来想象中的“光明”有着相当的距离。我想，这也许就是她难以“完满”地为这部作品画上最后的句号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下面我将着重探讨一下她的“手中之竹”——《马伯乐》这部作品的成败与得失。
我认为《马伯乐》蕴含着作家对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期冀和追求；流露的是作家希望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满腔热忱；寄托的是作家想要提高民族精神素质的深刻思考，而这个主旨在作品中是展开在纵横两条线索上的。
首先我们来看作品主旨的纵向体现：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存环境——青岛。这是一个曾经一度遭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程度颇深的城市。可以说，它既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又是作品主人公隆重上演的“舞台”。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0年萧红写作《马伯乐》，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毋庸赘言，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中华民族受尽屈辱和奴役，民族精神遭遇空前戕害的一百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失败主义情绪普遍地滞留在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中，而其中“媚洋”和“恐洋”这个“疑难杂症”带给人们的精神躯体的危害则更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肆意掠夺和涂炭生灵，如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强盗行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做出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而生在青岛的马家祖孙三代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第一代：马伯乐之父。这个人的观念里带有明显的洋奴特征。在他看来“凡是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的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甚至更无耻地扬言：“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为咱们好”。外国的经济侵略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c 这不能不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留下的崇洋恐洋的“恶瘤”。同时，这个人还将基督教作为自己吝啬、自私、残酷的幌子，实在是极其虚伪和荒谬的。因此，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文化侵略之下，丧失国格、人格，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恃强凌弱的“叭儿狗”、“看眼兽”。是崇洋、恐洋症的一个活“标本”。
第二代：马伯乐，他不但继承了其父辈的自私、吝啬、残忍的恶劣品性，而且更主要是继承了崇洋、恐洋的精神弱点。比如，他要么妄自菲薄地散布“中国人非得外国人治不可”，“日本人打中国，中国一定打不赢”的洋奴言论，要么就是张口闭口的“真他妈的中国人”。在我国的典故中，有一个“伯乐识千里马”的故事。而我们作品中的这位极有“智慧”的主人公、有着许多“先见之明”的马伯乐，在抗战中，“独具慧眼”的他唯一想做且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落荒而逃。什么国家前途、什么民族命运，在他那儿一律都是“匹夫无责”。
第三代：马伯乐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卫的品性简直就是马伯乐的临摹和再版。老二约瑟似乎很有些“阳刚之气”，叛逆的他是马家上下众望所归的“英雄”，是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因此家人对他赞许有加：“中国的小孩，若都像约瑟似的，中国亡不了，管你是谁呢，一律打过去”。然而，这个让马家上下为之“骄傲”、“自豪”的“英雄”，在外人的眼中却与“强盗”、“土匪”、“流氓”、“无赖”无异。可见，马家第三代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么像大卫那样继续做奴隶，任人宰割，要么像约瑟那样做“强盗”、奴役别人。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的“革命”的内涵，即不外乎是不合理的阶级关系的延续，是现存的阶级关系地位的置换而已。应该说，这两种或为奴或为主的抉择都是不符合公理和正义的。虽然“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法则，但是人世间更加需要和强调文明、尊严、独立和自强。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无疑是野蛮的强盗行径，它给被侵略者带来的绝不是“福音”，更不是“王道乐土”，而只能是更大的伤害、痛苦、灾难和耻辱。
战争的强力震落了长期以来蒙盖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的厚重灰尘，使它本身的脉络和刺目缺陷得到彰显。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的积淀。在新的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候，那个只知道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窝囊废，以及天生的软骨病的马伯乐，其崇“洋”又拒“洋”、媚“洋”又恐“洋”的尴尬与矛盾心理，实际上透射出的是国人更多的愚昧、更大的怯懦和更深的无奈。因此，作品的纵向线索暗示的就是：中华民族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痛下决心，摘除我们民族精神躯体上的“恶瘤”、“肿块”。医治百年磨难带给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损伤。在萧红的笔下，在战火中艰难喘息、历经磨难的中国就像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和一个遭遇了强暴的女子一样，毫无抵抗力和支撑力。更别说拥有抗暴力和自救力了。是的，我们通常会用“八年抗战”来言说一个民族抗击外敌的顽强和坚韧。然而，我们却很少去思量这样的问题：一个偌大的民族为什么要用整整漫长的八年才击退一个小小的异族入侵？
总之，从以上纵横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作者萧红的确在这部作品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作品同时也凝结着在战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对现实、对人生、对使命的全部体验。显示出萧红注目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确立。注目于民族精神振兴的宏伟工程。因此，我认为《马伯乐》是萧红继承了鲁迅国民性问题探索的传统而结出的精神硕果。如果说鲁迅通过“阿Q”的形象画出了中国几代人的“魂灵”的话，那么萧红则是借助于《马伯乐》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正因为其“愚弱”，所以萧红才用严峻审视的态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讽刺来对待他，也才采用她以前作品中绝少看见的白描式、纪实性的文笔和诙谐、讽刺的方式；通过漫画化的夸张的手法，开始了她用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初次尝试和探索。尽管这个尝试、探索还有一些不足，如情节拖沓、人物形象清晰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同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还缺乏一定的浓缩度和深刻度。但总的说来，这部作品是不同凡响、意义深远的。虽然作品中直面抗战的笔墨不多，但作者的思想倾向已经通过她的“手中之竹”传递了出来。我们从萧红创作《马伯乐》的同时写给她弟弟和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的书信中，可以听到作者发自内心的热情的呼号和呐喊。
二、探索——生命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1940年前后的萧红确实是带着身心两方面的累累伤痛，栖身在人地生疏的香港的。而且，早在她和萧军分手之前，她就已经预感到“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d ，这个预知，对于这一生渴求光明、自由、爱情、幸福的女作家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令人心碎的。尽管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款待”。而她回报给这个世界的却始终是浓浓的、沉沉的，不绝如缕的爱、关注和忧虑。那么，在她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时候，她要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什么，就尤其显得份量沉重而意义重大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0年、1941年的萧红尽管身体日渐衰弱，常常是处在“写几天文章，就病几天”的境况中，但其创作却非常勤奋。为此，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曾经发出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喟叹。而且，她当初出走香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重庆正遭敌机的猛烈轰炸，而她又很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一些比较长的作品，这个思想，也是她酝酿已久、多次向友人表示过的。果不其然，来到了香港的萧红在1940年、1941年间，为我们留下了包括《马伯乐》、《呼兰河传》、《北中国》、《小城三月》、《回忆鲁迅先生》、《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民族魂鲁迅》等作品在内的大量著作。这些享誉中外的优秀文字，的确是萧红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她最后奉献给这个给她痛楚多于快乐的世界的“重礼”，也可以说，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由此可见，后期的萧红艺术感觉非但没有迟钝、退步，而是拼尽了全力，用她满腔的爱，满聚着悲凉、寂寞和痛苦的笔，谱写下的动人的、正义的、生命的乐章。
从创作风格而言，早在萧红创作《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后期作品之前，她已经是以细致的文笔、抒情的格调见长的散文型作家的身份立足于文坛的。而《呼兰河传》更是将这种创作风格发扬光大了。然而，凡是读过《马伯乐》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它似乎与萧红以往的创作风格相去甚远？换句话说，它好像不是出自萧红之手？首先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以往萧红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大多是动物般地忙着生、忙着死的小人物，但其遭遇大都令人惋惜、让人同情、发人深省、催人奋起。如“有二伯”、“团圆媳妇”、“金枝”、“王婆”等等，而《马伯乐》的主人公马伯乐则是一个“胆怯、自私、卑鄙、庸俗、狡猾、形同浮尸的青年”。是一个让人厌恶、令人作呕、遭人鄙夷的苟且偷安者。其次，从风格方面而言，以往的作品风格是“疏落有致的散文、清新流畅的结构，若断若续的情节脉络，浓郁深沉的抒情气息”。而《马伯乐》的风格突出的则是记实性和白描化，充分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再比如创作手法：这部作品采用的是以往作品中罕见的诙谐、讥讽的手法。同是萧红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迥异的差别呢？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艺术作品是一个自控制系统，要使整个作品达到自己的稳态，就必须体裁、表现对象、创作个性三个子系统之间高度地协调和统一，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就是这种稳态的标准。”e 既然《马伯乐》不是萧红的“滑坡之作”，那么，她就只能说是萧红为了打破旧的、已有的系统稳态，为了创造新的系统稳态而进行的尝试和探索。这实际上就牵扯到作家是要艺术个性的单方面发展，还是多侧面发展的问题。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有意识地致力于自己创作个性的多侧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艺术家始终坚持创作个性的单方面发展，从风格系统的角度来看，“就是调节器限于单功能，这样的创作个性，作为一个子系统，适应性是狭窄的。这样就不能不把艺术家禁锢在一个感到昨日的黑影吞没了自己。他们从自己的每一个‘新作’上看到的不是自己的今天和明天，而是自己的狭义性和惰性”。从艺术史上看，真正的艺术大师，其创作个性从来都是多侧面发展的。比如古代的杜甫、现代的鲁迅。他们都能自如地驾驶各类不同体裁和表现对象，使其作品呈现多姿多彩的风格特色。萧红的创作到后期也可以说是各呈风采、别具一格的。如平淡深挚的《呼兰河传》、韵味绵长的《小城三月》、诙谐讽刺的《马伯乐》、豪壮粗犷的《旷野的呼喊》等。这的确表明了萧红的创作正走向成熟。当然由于英年早逝及其他原因，萧红的创作，与“大师”的水准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
问题是，萧红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既然是尝试就有可能遭遇两种结果：或许成功，或许失败。在艺术史上，许多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为避免失败，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创作个性来选择体裁和表面对象。而萧红却将自己生命史上足可珍惜的余光、余热用在开拓和创新的尝试探索上。今天让我们再来重读她的这部作品，笔者认为，她这样做的目的和价值，就不仅仅是这位十分热爱写作，并且善于文字表达的女作家一般意义上的开拓、变新和转换。我觉得，萧红实际上是通过这部作品风格的巨大改变传递出她期盼自己的生存惨状同样改变的热望。也就是说，她对一种新的体裁和风格的大胆尝试也是她与病魔进行顽强抗争的过程。所以，与其说《马伯乐》是萧红超越自身的创作个性的实验，不如说，她是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她的“不甘”、不愿、不屈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欲望。恰恰因为此，我以为她值得我们永远地敬仰。因为，但不管怎么说，这位中国“最有希望”（鲁迅语）的女作家的勇气、胆识和艺术功力，都值得后人称道。
总之，《马伯乐》是萧红留给世人一部篇幅最长，场地最大，风格独具，意义深长的重要作品。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轻视和怠慢这部寄托着萧红诸多忧思和感慨的作品。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表达一个女性对于这样一位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而矢志不移的女作家的由衷的敬仰和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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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三峡大学学报》第四期，（社科版）2004年
《马伯乐》对抗战题材的新开拓（节选）
郭玉斌
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暴露和批判社会种种阴暗面的讽刺文学层出不穷，继鲁迅之后，涌现出老舍、沙汀、张天翼等许多优秀的讽刺小说作家。他们用锐利的笔锋，从不同的生活角度，反映病态社会中存在着的可笑、可鄙、可憎的现象，刻画一些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讽刺性人物形象。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为讽刺文学又增添了新的光彩。马伯乐形象以他生动独特的性格特征在千姿百态的讽刺性人物中赢得一席显要地位。
我认为，马伯乐这个形象是洋奴家教与新的社会思潮相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崇洋，但不媚外
马伯乐与他父亲的一个不同点是，他尽管“崇洋”，但却并不“媚外”，他甚至还憎恶外国人，认为不应该对外国人“他妈的加以尊敬”，但他又感到中国人确实不如外国人：饮食不卫生；行商搞欺骗；上车大家乱挤；“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等等，总之，在他看来这是乱七八糟的社会，是肮肮脏脏的人们，所以他痛苦地骂出“真他妈的中国人！”尽管马伯乐的“真他妈的中国人！”外延实在太宽泛了，难免引起一部分“中国人”的反对和指责，但像“甩着那张扎煞的毛巾”的洋车夫，当马伯乐跳上他的车子，让那车夫拉他的时候，那车夫却说“我是侍候老爷的。我侍候你，我侍候不着。”这样到处可见的势力小人，难道不正是“真他妈的中国人！”吗！因此，从某种意义说，“真他妈的中国人！”正是他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平，即使这种不平带有明显的病态，但马伯乐能够看到，并能够感到不平，应该被认为是作家在他主人公身上寄予了一定的美学理想和道德评价。正如小说所写：“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是怕外国人，而是外国人实在厉害。”但他在外国人面前却从来不愿意当“三孙子”，不让外国人看不起。“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看，我马伯乐式的中国人，就是不小气，买东西，不屑跟你外国佬争争讲讲！十足表现出一种民族自尊心。由此可见，他在外国人面前不愿意丢“面子”，他努力保持中国人应有的体面。还有，他父亲原来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保罗，但他并不欣赏，于是他自己把它改成中国名字马伯乐。我们知道，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是时兴起外国名的，并以起外国名为荣耀的，而马伯乐却偏偏不要外国名。这能不能说还算有点民族意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爱钱，但恨有钱人
马伯乐中学毕业后，由于没找到什么职业，终日闲着，靠父亲供养，过着寄生生活。但他父亲又是一个葛朗台式的吝啬鬼，他说过：“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所以马伯乐“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他“独有向父亲要钱的时候，那种严加考问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使他大为受不了。”即使一旦要了钱回来，他也气呼呼地把钱摔到桌上。有时，马伯乐的手头完全空了，他就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后，又常常作出一种难看的脸色，同时伴有挖苦和奚落，“男子汉！不能到外面去想钱，拿女人的钱。”而每当这时候，马伯乐就越觉悲哀。他常想“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有时他竟想：“人若能变个金鱼该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总之，对于过着寄生生活、而钱又来得那么不容易的马伯乐来说，钱就是生命，钱就是一切。所以，他手里缺钱的时候，他就立即陷入极度悲观颓废中，一旦有了钱就立刻神气活现，一切都不放在他眼里了，就要恢复享乐生活了。所以，他关于人生的思考就紧紧围绕一个字：钱！为了让太太早到上海，尽早给他带钱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又一个办法，恨不得一把把太太揪到上海。因为“太太若不来一切都完了。”
太太果真来了，他又是真心实意地感恩不尽，尽力为太太效劳，百依百顺。但太太逃到上海之初并没有把存折立即交给马伯乐，而他又不敢直接问太太，这使他陷入万分苦恼之中。有天晚上，马伯乐躺在床上，用手帕蒙住脸，默默地、十分悲切地哭个没完。太太起初猜不透他为什么哭，最后当太太问道：“你要钱吗？”这时作家有一段幽默夸张的描写：“他就立刻全身颤抖起来，感动得不得了。他几乎要爆炸了的样子。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好像中了个炸弹似的，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拥塞得不得了，说不定一个好好的人，就要立刻破碎了”，当太太把存折扔给他时，“他并不像普通人那样立刻高兴的跳起来，他生怕有人看到这存折，他向太太使着眼神说：“你把窗帘拉下。”等太太拉好窗帘转回身再看那床铺上，“床帐已经拉得非常严密了，仿佛存折这一类东西，太太看见了也不大好似的，太太听到马伯乐在帐子里边读着‘一千二百三十……’”。存折到手后，马伯乐对太太的要求立刻置之不理了。
马伯乐也是很能吃苦的。但他可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目标去吃苦，还是为了钱。他的想法是一切省钱就好。因为，“没有了钱，不就等于一个人的灵魂被抽去了吗？”所以，为了省钱，他可以不去洗澡，利用一天做两次饭出的两次大汗，用毛巾把汗水一擦，就等于一天洗两次澡，理论根据是：“洗澡不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从上海出来，为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还亲手给自己缝了一个大背兜，竟能一下子背起二百多斤重的东西。马伯乐喜欢的是钱而不是有钱人。“他讨厌富商，他讨厌买办，他看不起银行家，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他不喜欢他的父亲。”他说：“有钱的人，没有好人。”“有钱的人就认得钱。”“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所以，马伯乐从来不喜欢交有钱的朋友。但如果就此认为他对贫富差距的悬殊十分反感，那就错了，他只感到有钱的人，“不好对付，自己吃亏”，交穷朋友只需“随便请他们吃一点烫面蒸饺，吃一点枣泥汤园之类，就把他们对付得心满意足了”。
交穷朋友还有一点好处：可以提高马伯乐的地位，使他成为朋友中的“有钱人”、“佼佼者”，也好填补他内心深处的空虚。所以我们看到，马伯乐在穷朋友们面前还是很慷慨的。在上海开书店的那段时间，经常到他书店来的不是什么顾客，往往都是马伯乐的一些穷朋友，而且经常是大宴宾客。有一次，朋友们闲聊，恰好门口来了个卖西瓜的，于是就叫佣人去买，他自己则站在门口招呼着“选大的，选大的。”就这样，一会儿功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较为难得的是，马伯乐尽管很在乎钱，但他却不想发不义之财。在战争年代，有多少人大发国难财。那个买破船做了保险的船老板和那个囤煤碳赚钱的王先生都是这样的无耻之徒。尤其是那个船老板，他不但自己发不义之财，还鼓动别人去发昧良心财。马伯乐的太太就受了他的蛊惑，怂恿马伯乐也“通融通融”，买一艘破船，去保险，去赚血腥钱。但马伯乐却说：“这是良心问题。”说明马伯乐在战乱中，仍保持着做事的道德准绳。如果说船老板、王老先生是民族的败类，马伯乐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奔波的卑怯者。
寄生，但想望独立
马伯乐尽管过着寄生生活，可那滋味也并不好受，马伯乐并不是不想去赚钱。为了争取在家庭中经济的独立，起初，马伯乐想通过写文章去卖一些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可他的文章终于没有写出来，结果是他白费了许多功夫；之后，他又打算到上海去经营一个书店。在征得父亲的应允后，作者这样写道：“马伯乐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庄严的感情，自己受着全家的尊敬，于是他迈着大步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他手背在背后，他的嘴唇扣得很紧，看起来好像嘴里边咬着什么。他的眼光看去也很坚定的。他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是一位主人。他自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是有权利的。”于是在接受全家人为他庄严的祷告之后，马伯乐带上父亲赞助的那笔款子，欣然前往上海，在那里开起了书店，做上了生意。可是一向好吃懒做的马伯乐哪里懂得什么经营，没过多久，他的书店就关了门，连一本书也没有卖出，父亲赞助的那笔款子却被他挥霍尽了。
在困顿的时候马伯乐常想，“一个人会饿死吗？做点小生意，卖卖香烟，或是掌掌皮鞋，就是卖花生也是饿不死的，没有钱怕什么！”
由不是向父亲要钱就是向太太要钱的少爷，到竟想出多种谋生之道，并喊出“没有钱怕什么”，俨然成为了生活的强者，变成了生活的主人，仿佛他自己就操纵着命运之神，这是马伯乐根本的变化。他已经从寄生虫的窠臼中脱变出来，这同曾在上海开书店的马伯乐相比，真可谓脱胎换骨，判若两人。虽然他的这些想法还没有看到实现，但可喜的是，历经磨难之后，他毕竟这样想了。想，就比不想有进步。
怯懦，但欺负弱者
马伯乐很胆小、惜命，也很机警。平时，要是谁敲他的门，开门时，他总要站到门后，怕别人害他。体现他这一性格特点的主要行为表现，就是“一到了紧要关头，他就自己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呆着。”他有句口头禅：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这是他在那个“这算完”的社会中长期生活所得出的经验总结。作者对他这条经验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步’。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面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七?七”芦沟桥事变一发生，马伯乐就是孤身一人从青岛逃到上海，从此他一心一意地过起逃难生活，并真正进入到自己所扮演的具有“远见卓识”、“英明果断”、 “积极勇敢”的逃难英雄角色中。
别看马伯乐胆小，他却欺侮比他更弱的人。一个卖荸荠的孩子并没有妨碍他，他却“伸出一只脚向外踢着他”。另有一次，他唐?吉诃德大发作，竟毫无道理地把一个老汉当汉奸捉住，说他“破坏军心”，根据呢，只因为这老汉看见开往前线的战士穿得很单，说了句“还穿单裤，我们穿着棉裤还冷呢”。
自私麻木，但尚存国家观念
马伯乐的“逃”并非完全是消极的，比如他第一次出逃，主要是想从家庭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对这样一个腐朽的家庭有了一个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终于逃走。他自诩“现代有为青年”，“现代”是“现代”，至于是否“有为”则另当别论了，可不管怎么说马伯乐并不是“颓废”的。
另外，单从作者为我们展示的这直接的画面，马伯乐的所谓“逃难”，严格地说，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不该遭到指责。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通的小百姓，敌人来了，无力反抗，逃往他乡，躲避起来，这在为人道德上没有造成任何缺陷。逃难，逃难，有难才逃，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有多少人饱尝过逃难的辛酸啊！在马伯乐看来，芦沟桥事件一发生，日本就非打青岛不可，“到那时，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为了早早做个准备，所以他早早离开了青岛。
逃难便做逃难想，马伯乐的原则是“省钱第一”，他把他的生活降到了最低标准：他在上海租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洞洞的房子，过着“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的生活；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因为“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他连一件衣服都没心思买。“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他想。他甚至连澡都不洗了，“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但到街里买菜，却要多抓几棵；到店里买油，少给份量就要争一争，讲一讲。因为在马伯乐看来，逃难就是一种生存斗争。因此，一切与生存有关的（哪怕是一棵青菜）他都看得重要，一切与生存无关的（衣服脏了之类），他都马马虎虎过去了。
他从青岛逃出来时并没带多少钱，按他的“预见”，日本人“芦沟桥事变后一个礼拜之内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可是一个月过去后，上海却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的钱却快花光了。这里有段精彩的内心独白，集中而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办法，小日本打来是非逃不可！”
“小日本打青岛，太太是非逃上海不可。”
“太太逃来，非带钱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
“小日本怎么还不打青岛？”
“小日本若不打青岛，太太可就不来了。”
从青岛逃到上海后，“马伯乐随时准备再逃，处处准备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果然，日本要进攻上海的消息传来，“马伯乐就高兴起来了，他的忧伤的情绪完全一扫而空”，他兴冲冲地带领全家开始了向内地的“逃难”。马伯乐逃到武汉后着实过了几天闲散的日子：他把观看过往的抗战士兵当成一大乐趣；他大吃“未必居”的包子；他和王小姐谈恋爱。但他还是常常因为逃难中断而陷入苦闷。直到武汉又要失守，他才“聚精会神”起来，“在幻想着重庆”。他太太说得好：“也不知你哪来地那么一种精神，一听说逃难，就红了眼。”把这一形象与当时积极投入抗日烽火的知识分子们相对比，马伯乐的逃跑主义无疑是可悲的，不光彩的，令人愤恨的。马伯乐在“逃”中求生，可是在“逃”中不是也很悲观吗？所以他的逃跑主义并不高明，这注定他是一个站不起来的人物。
马伯乐还不想当民族的败类，只是为自己筹划得太多了，患得患失而已。他来到上海，看到那些皮鞋锃亮、油头粉面的男人，就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在心里骂道：“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他妈的……”看到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就想到：“芦沟桥都打起来啦”，“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看到十里洋场依然灯红酒绿，人们仍为发财而奔忙，大骂：“真他妈的中国人”“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大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芳”之慨叹。正如他终究愿意用中国名字一样，马伯乐也确实萌发过民族意识：始之要写小说，并表示，他要写作就要写进抗日的内容，“用文字挽救中华民族”；继之骂上海人不知国家危亡；最后在汉口甚至一下子萌发想要当兵打仗的念头。如果你以为他真的会倾全力顾及民族的安危，那就错了，他的不要命的逃跑，就是对他自己的否定。所以这些只是说说想想，自欺其人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并不是想以此要达到什么罪恶之目的，如船老板、王老先生那样，满嘴漂亮话堂而皇之，并以此来掩盖其罪恶的行动。马伯乐只是一个经常有“忧伤”的怯弱的知识分子。
马伯乐的民族自尊心在逃难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表现。他在南京站受到宪兵的盘问，当宪兵得知他是山东人的时候说：“山东人当汉奸的可最多。”马伯乐虽然当面不敢骂那宪兵，但心里也要骂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当另一个人说是辽宁人的时候，一个宪兵又说：“辽宁人当汉奸的可多”。小说写道：“怎么各省的人都有当汉奸的呢？马伯乐听了这些话，虽然不敢立刻过去，打那个宪兵一个耳光，但他心中骂了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这里对那个宪兵的诅咒，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虽然软弱，对外国人没有办法，但绝不会向宪兵所说的那样“当汉奸的可最多”，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他本身并不是战土，但当他因意外受伤而头上缠了绷带的时候，他却愿意向别人说：“我是荣誉战士。”逃难时，“虽然腿有点被大卫压麻了，但是他一想到在前线上作战的兵士，别说麻了，就是断了腿，也还不是得算着吗？”把自己的痛苦同前线战士的牺牲联系在一起，这是马伯乐的一次思想进步。因为他的思想认识从他狭小的家庭扩展到社会。
悲观，但精神胜利
马伯乐性格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悲观。“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得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不可。”“是凡一件事，他若觉得悲观，他就先逃。”所以，“芦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虽然青岛当时一点逃难的迹象也没有，但马伯乐却有其英明的“预见”：“日本打中国，中国一定打不赢”。抱着这种悲观主义，抗战一开始，他就首先发起逃难。在逃难途中过松江桥，跌进泥潭，弄得鼻青脸肿，躺在病床上醒来后，发现自己负了伤，马上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是个上前线打仗的战士负伤成了残疾，于是万分懊悔和悲伤，因为他贪生怕死，最害怕当兵上前线打仗。就这样，“越是单独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因为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稍有点不顺心，就生出莫大的悲哀，哪怕一根鱼刺若是横在他的喉咙里，也一定比横在别人喉咙里的要大”。
马伯乐有他自己的悲哀，但作为一个滑稽的喜剧人物，他又很不定性，情绪波动很大。他的穷朋友张大耳朵看得很清楚，他说马伯乐“头一天是一盆通红的炭火，第二天是灰红的炭火，第三天就变成了死灰了”。你看，他一忽儿要做一番事业，一忽儿又感到人生无常；一忽儿抗日热情高涨，一忽儿又说中国非亡不可。他就是这样，时而振奋，时而绝望。
他开的店铺关了板丧气地回家以后，情绪很坏，故意和太太赌气。而太太又没有把它当回事时，他就觉得自己“单独地存在着”，“很悲哀地过着生活”。为了排解胸中的苦闷，就自言自语地说些触目所及的自然现象和他感受到的“生活哲理”。什么“月亮出来了，太阳就看不见了”，“下雨了，路就是湿的”，“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的人”，“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等等。这样一想，认为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因而也就心安理得了。再比如，他带着妻小抢上火车逃难。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丑态百出，还是没上去逃难的列车，本来是很狼狈地回到旅馆，可是他却认为这一天过得很充实，经历了抢上火车中的“千辛万苦”，体会到了“劳动”中的乐趣。
马伯乐的恋爱生活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最充分，最精彩的表现了。他逃难到武汉后，重逢了孩提时的伙伴王小姐。他们很快便产生了爱情。但是马伯乐对爱情既表现胆怯，又有苛刻的理解，与其说他追求的是爱情，不如说他追求的是虚幻的“高贵”，并在这“高贵”里陶醉。他认为结婚是一种罪恶。正因为这样，当王小姐主动告诉他自己的一个秘密，“那位快要订婚的朋友，不但没有订婚，而且提出向她求婚的要求”，并让马伯乐帮她“在理论上分析一下”时，马伯乐不但没有因王小姐向他披露真情而感动，反而认为这样一个女子，“人人都可以向她求婚，那还有什么高贵”？在这种理论支配下，他疏远了王小姐，王小姐也就和他断绝了爱情关系。马伯乐从此失恋了。他很懊悔，也很苦恼。可是，不要紧，他的自命清高，马伯乐式的精神胜利法又挽救了他：“王小姐毕竟出身清高。高贵的女子，对于恋爱是纯洁的，是不可玷污的，所以王家的公主一怒就不可收拾了，那是必然的”。再说被公主舍弃那是值得的，“别说舍弃一次，就是舍弃十次也是值得的。”“公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他一连做了好几篇情诗。然而，失恋毕竟是失恋，做诗有时也难于解烦的。好在他还有他的哲学：“既失去了就不能再得”，“时间过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十二个月是一年，一年有四季。一切都是命定的”。马伯乐仍然能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
当马伯乐接到王小姐结婚的请贴，看到新郎的名字那样“庸俗”，叫“李长春”时，他便立即瞧不起了。于是连同对王小姐的“高贵”感也，下子没有了。从此他不再作诗了，“又开始吃起‘未必居’的包子来了”。并且当他看到大街上这么热闹时，还产生“要打日本去”的思想呢。
然而，马伯乐这样的人不可能真正为人民，为民族上战场，他或者是一接触充满血污的现实就颓唐下去（如他看到大街上的伤兵像叫化子一样，便立刻产生“人生是痛苦的”，“斗争是艰难的”这样灰色的思想），或者是把偶尔喷发出来的民族意识的愤火发泄到无辜者身上，像唐?吉诃德那样乱斗一气。
生长在这样复杂环境里的马伯乐，他的思想的发展方式，也必然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憎恶人与人之间的金钱买卖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 “没有了钱，不就等于一个人的灵魄被抽去了吗？”
他口喊“挽救中华民族是我们人人的责任。”但是，“到了紧要关头，他就自己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呆着”；既抱着崇洋的哲学，又时有民族意识的萌动；既自私狭隘，又没有干过（也不敢干）伤天害理的事；既怯懦，又对老弱者动手；既麻木，又经常在虚幻的精神理念中生活。马伯乐浑身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可以说是矛盾的综合体。时代的和社会现实的诸种矛盾都在他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马伯乐性格的二重性是互为消长的，其中自私、怯懦、虚荣等消极面应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马伯乐这形象是我国抗战期间国统区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生动概括，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表现力的讽刺典型。
作品的现实意义不独通过主人公形象本身来表现的，还通过主人公逃难地点的转换，一路的见闻，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反映，正如刘以鬯先生指出的：“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萧红的〈马伯乐〉续稿》）。
沿着马伯乐逃难的路线，作者大刀阔斧地描绘了他周围的难民群。人人只顾逃命，劣败优胜。“健康的、不管天地，张牙舞爪，横冲直撞”，不顾良心地踏着老的、弱的向前冲。在车厢里，坐着的多半是年富力强的，站着的却是老人、孩子、妇女。一些奸商乘机大发国难财，到处敲诈勒索。那船老板用二千块钱兑来的小破船，一“通融”就保了八千块钱的险，还毫不知耻地说：“这船翻了，我去领保险费，这船不翻，跑一趟就对付二三百……”他不管难民的生死，从不肯花钱修理船只。还有对国民党官僚的揭露：马伯乐父亲的朋友，住在汉口的王老先生是个国民党官员的代表人物，国难当头之际，他却把煤炭囤积起来，“三天就赚五分，五天就是一毛钱的利”。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路线心领神会，教导马伯乐说：“委员长说过，后方重于前方……”他每天高喊为“民主”工作，其实不过是“半个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小说对他着墨不多，却勾勒出他的丑恶嘴脸。战争，撕去了一切假面具，小说用了“赤裸”的真实，而给人以生动、具体的实感。
《马伯乐》主要意在揭露黑暗，但对下层人民的抗日热情也给予了表现。比如在轮船上，“不分工、商、学、农、兵，就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又如在汉口，士兵们尽管由于国民党军阀克扣军饷，十冬腊月还穿着单裤，还是“唱着抗战歌曲，肩着枪，非常英勇”地开赴前线，在他们身上，作者寄以了同情与希望。
总之，《马伯乐》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深刻的，对于我们认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价值。
节选自郭玉斌著《萧红：漂泊的诗化象征》，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3月（标题为编者所加）
批判无价值无意义的生存
——《马伯乐》与《奥勃洛摩夫》人物形象比较
焦玉莲
基本人性是跨文化的，不同文化范畴甚至不同时代的两个作家，在思考某一问题或塑造某类人物时，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不谋而合”，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与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便是具有相似性格的两个人物。本文旨在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塑造进行分析，并试图寻找出比较之外的深层意义。
一
我们首先发现，两位作家都以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小说，从而昭示出这两部小说都以刻画人物性格为核心的构思思路和结构方式。
两位作家在不同的时空各自发现了由于自身悲剧性格及人性的缺陷而成为人生失败者的人物典型。他们非善也非恶，他们的生存既无价值也无意义，是中俄多余人形象系列里分别把“多余人”性格发挥到极致的两个人物。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指出：“真正的典型就是可在人类的内心世界中产生无穷尽的心理对位效应的个性对象。典型的不朽的力量，永恒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总是可以超越时代、阶级、民族而在人类心中不断地获得这种心理对位效应。”a 马伯乐与奥勃洛摩夫正是表现某一种人性本质的典型人物。
马伯乐的人生哲学就是逃跑主义。如果说他的口头禅“真他妈的中国人”暴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被殖民者媚外欺内的自卑性格，那么，“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则暴露了马伯乐软弱畏葸，逃避现实的性格。“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b 他很自私，“一到紧要关头，他就自己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呆着”c ，而置战乱中的老婆孩子于不顾。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但是马伯乐于他自己踢倒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燥，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d 萧红以生动的细节表现了马伯乐懒惰、敷衍、因循苟且的性格，这种性格已成为马伯乐基本的生存心态，是他消极人生态度的反映。他的逃避、愚蠢、悲观、胆怯表明他对于外在世界的无能为力和深深的畏惧；他的自私、吝啬、欺软怕硬又显示出他人格的卑琐。
萧红虽把马伯乐置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描绘了马伯乐从青岛到上海到南京又到汉口的逃难历程。但作者对抗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有意虚化和淡化处理，表明萧红无意于表现抗战背景下的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方面的内涵，而是站在一个更广阔的着眼点上，利用战争做背景突出马伯乐的逃跑主义人生哲学和在这一哲学指导下的典型性格，并且有意识地触及到“国民祖传病态”的文化层面。
无独有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的性格悲剧也可以用“惰性”来概括。他是一个身体、头脑、心灵都被惰性支配的人物，是一个无用无能的废物。占长篇小说四分之一篇幅的第一部，主人公奥勃洛摩夫自始至终懒得不想起床，懒得穿一双袜子都要查哈尔代劳。他又害怕变动，什么事情都干不来，一点小事就把他弄得六神无主。“搬家的念头更使他不安，这是一件新的最近的倒霉事情，可是得过且过的奥勃洛摩夫把自己生活方面的这件令人不安的事件，在心理搁开一个星期，这样就可以得到整整一星期的安静……到末了，像往常一样，在说不定、也许和总有法子这些息事宁人和安慰人心的字眼之中，奥勃洛摩夫就像在我们祖先的药柜中那样，找到了一整柜的希望和慰藉，他此刻就用它们来招架那两件倒霉事情。”e 由于奥勃洛摩夫什么都不做，因此似乎对一切做事的人都具有评判的资格，而且的确是目光尖锐，一针见血。他善于把别人忙碌的奋斗看成与自己的生存一样毫无价值和意义，从而得到精神的解脱和自慰。
他也有过短暂的“自省”：“换了别人，这一切都已办妥了吧！”f “别人，别人，是什么样的人？”g 于是他把自己的懒惰无能推到仆人，然后又推到“命运”上，自省未完，“睡眠使他那缓慢而懒散的思想停止了活动”h 。奥勃洛摩夫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生活呢”的叹息中打发了自己的一生。
“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i 马伯乐和奥勃洛摩夫就正是这全人类无能人物的代表。
二
有意思的是，不约而同地，两个作家都借了爱情这架天平来称笔下人物的份量，而“爱情”在这些作品中，倒是像底色的东西，使主体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冈察洛夫以奥勃洛摩夫的爱情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从而凸现人物性格。奥勃洛摩夫死水般的生活里出现了奥尔迪，爱情的力量使奥勃洛摩夫一贯的性格出现了变异。他居然走出家门，去爬山了！这事发生在奥勃洛摩夫身上是多么令人吃惊啊！但是伟大的爱情最终仍战胜不了根深蒂固的“奥勃洛摩夫性格”，战胜不了他“懒于生活”的惰性和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他重又陷入与推崇惰懒生活的故乡奥勃洛摩夫卡同样的“房东太太”的家里。这就是说：“当人物处于异质环境时，性格就朝着负方向运动，此时人物就背离自己；当人物处于同质环境时，性格就朝着正方向运动，这时人物又回到自己。”j 在这个新的“奥勃洛摩夫卡”里，奥勃洛摩夫逐渐发胖，最后像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k 冈察洛夫冷静地、不厌其烦地从各种不同的场合揭示奥勃洛摩夫的性格，一层层深刻暴露了这一人物如何无可救药地变成一堆废物的过程”。
萧红也同样以爱情作为试金石，来凸现人物性格。马伯乐千辛万苦逃到汉口，生活刚安顿下来，就巧遇王小姐。马伯乐不同于奥勃洛摩夫的是陷入爱情时性格仍没有太大改变，只不过多了一个特殊的情境，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揭示他的性格而已。当然，部分地也由于他们的爱情对手不同。性格苍白、人格平庸的王小姐远不能与性格卓越、人格优美、内心丰富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相提并论，所以爱情的力量强弱也不同。
两个主人公对于爱情，都缺乏主动热情的追求和渴望，他们都需要对方的“点燃”。被点燃的结果不是燃烧，而是匆忙的逃遁。虽然马伯乐不像奥勃洛摩夫那样没有丝毫外界的阻碍，他有妻子孩子，但是促使他又一次逃跑的既非道德感又非责任感，像奥勃洛摩夫一样，都是源于人物自身已经深入骨髓的惰性与淡漠。
“悲剧更深刻原因恰恰在于人自己，当把社会的原因与个人原因合在一起时，悲剧才是最深刻的。”
三
真正优秀的作家是不满足于纯粹个性的塑造的，他们在塑造典型形象的同时，也致力于挖掘形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在这点上两位作家的思考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不谋而合。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可说是萧红的精神导师，对国民的病态和劣根性的洞察与鞭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核心，他对萧红思想创作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萧红塑造马伯乐形象着眼点在于借这个形象批判国民性格。虽然马伯乐生活在殖民化程度相当高的青岛市，全家都信奉基督，他的三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大卫、约瑟和雅格，马伯乐自己甚至也有一个叫“保罗”的洋名。但马伯乐的思想观念、思维与行为方式、心理意识却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中国人性格里的劣根性都能从马伯乐那里找到喜剧化的表现。
而在俄国的冈察洛夫头脑里也许没有“国民性格”这样的概念，但他的思路却与萧红殊途同归。他在谈到《奥勃洛摩夫》的创作时说：“先是奥勃洛摩夫的懒洋洋的形象，在我自身和他人身上的，投入我的眼帘，而且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鲜明。当然，我本能地感觉到，俄罗斯人的基本特征慢慢地都集中到这个人物身上去了，只要有这种本能存在，就足以使形象忠实于性格。”
冈察洛夫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奥勃洛摩夫的“精神对应物”，那就是有一半德国血统的俄国人希托尔兹。希托尔兹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性的集中体现，他坚定、目标明确、不耽于幻想、脚踏实地地行动的性格吸取了德国人的优点，而又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精神高贵、心灵飞扬的一面，同时把德国人鄙陋、狭隘的实利主义观念和俄国人慵懒、幻想、无所事事的性格剔除掉。在冈察洛夫笔下，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作为俄国人民族性格的对比和参照来出现的，他借希托尔兹来映照和批判俄国人的“国民性”。
在民族性格背后，有更为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与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个体性格生成的心理文化环境，尤其是作为童年期的教育方式，对个体人格的形成有极为深刻的影响。马伯乐作为一个“少爷”，对封建式的家庭宗族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有很强的依赖性，他对两个儿子大卫和约瑟也溺爱和纵容。而奥勃洛摩夫生活在农奴制宗法制的俄国，他从小就受到一切都由农奴们代劳，不要自己动手的教育。他想要自己做些什么“业绩”、还没有动手，身背后就会有四五个人同时叫嚷起来：“做什么？到哪里去呀？要瓦斯卡、查哈尔卡干什么的呀？”
这样，两个作家都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人物性格生成的民族文化心理根源，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真实感。
两个作家塑造人物是同中有异的。奥勃洛摩夫心地像玻璃一样明亮、洁净、而且高尚、亲切。对这个人物冈察洛夫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态度。而马伯乐人格委琐自私，萧红更多地是批判和讽刺。尽管两个人物都是非崇高性质的悲剧性人物，但马伯乐的形象比奥勃洛摩夫多了一些悲喜剧的融合。
人类的生活包括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以及价值生活。其中价值生活就是人的心灵生活，就是显示人的生存意义及人的价值观念的生活。对两个人物的无价值无意义生存的观照，促使我们反观自身，并激起我们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生活的热望。
注释：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文艺探索书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萧红小说全集》（下），20世纪中国小说作家全集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挪威评论家哈姆逊语，转引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
辛未艾?奥勃洛摩夫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杜，1979。
《外国理论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P107。
原载《呼兰师专学报》第二期，1998年
《马伯乐》写作的前因
曹革成
年，萧红以完成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无论是写作、出书和参与社会活动，这一年都是她收获最大的一年。她和端木蕻良度过一个愉快的旧历新年，向朋友邮去自制的贺年卡。1月24日，她给华岗的信中提到：“香港旧年很热闹，想去年在此时，刚来不久，现已一年了。”“香港天气正好，出外野游的人渐渐多了”。
月初，萧红和端木蕻良又搬回乐道8号2楼，这回是住在大时代书局一侧。这里的房子都是40平方米左右办公室式的房间。屋里中间一张大床，共同用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取暖烘火用的小炉子，很简陋。隔壁是一家杂志社，无人坐班，这样两人可以各占一屋写作，还有电话使用，又可会客，无形中成了两个房间。虽没有什么家务，仍请了一个小时工来料理，平时到附近小铺就餐，两人食量不大，花销有限，腾出时间和精力多用于写作和编刊及社会活动。
居住香港一年，萧红身心感觉都比刚来的时候好。2月14日给华岗信中说：“香江并不似重庆那么大的雾，所以天气很好，又加住此渐久，一切熟悉，若兄亦能来此，旅行，畅谈，其有趣也。”当然，“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国”，但能写作，目前就是最大的寄托了。比起初来时，对气候、饮食、住宿、交友种种的障碍，现在她已完全适应了环境。
对1941年，他们带着热情的憧憬，端木蕻良表示：“还想写长篇，大概1941年又是一个笔杆年。”
元旦伊始，端木蕻良的《三十年来中国新文学运动》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同时，他回忆家乡历史和家庭变迁的纪实性长篇《科尔沁前史》正在香港《时代批评》上连载。题目和署名都是萧红所题。
《科尔沁前史》和《呼兰河传》是萧红和端木蕻良夫妻作家同题材创作的又一个生动体现。只是萧红侧重艺术性，用她擅长的散文体，用感情浓重的笔调，如影如绘，细细勾勒出故乡呼兰小城的历史风俗画卷。这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小说。端木晚年回忆说，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容你有时间和精力完全真实地回想起每一个细节，只要把事说明白就行了，因此张冠李戴的地方很多，但事情一般都有，能顺下来写出来当时就不错了。正如他当年所说：“这年头儿，十全十美的事不要想了，写出来更算没白活，不然还要带到坟墓去”。因此，《呼兰河传》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而《科尔沁前史》，文笔似叙事散文，又似在用散文形式写论文。它要说明的是：“我亲眼看见两个大崩溃，一个是东北草原的整个崩溃下来（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一个是我父亲的那一族的老的小的各式各样的灭亡。”如果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取了历史的横截面，那么端木蕻良的《科尔沁前史》则是从历史的纵向来表现，而他们又是共同地用文学形式来阐释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纯理论的东西。
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合后，两人创作量大增，从重庆到香港达到佳境。他们的工作得到文协的肯定。远在新疆的茅盾在1940年3月给上海朋友写信说：“端木已赴港，为某书店办文学丛刊”。“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4月，《文艺阵地》发表《记端木蕻良》的长消息，称他“自渝偕萧红飞港，于文艺工作，致力甚勤”。后来到港的柳亚子写诗赞誉他们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完成《呼兰河传》后，萧红又开始续写《马伯乐》。此时她正在研读华岗《民族史》的第二部。1940年夏，她完成的《马伯乐》于1941年2月作为端木蕻良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的一种正式出版，而续写的《马伯乐》，2月1日在《时代批评》杂志开始连载。出版的《马伯乐》并没有标出上册、上编的字样，续写的《马伯乐》也未标出下册或下编，甚至连“续写”字样也没有，只是在后来的出书广告上，写于1940年的未分章节的10万字标出《马伯乐》（上篇），这样写于1941年已公开发表的9章《马伯乐》可以称为“下篇”。
《马伯乐》之所以或能自成一个长篇，或可以接续下去不露衔接的痕迹，是由它的结构决定的。端木蕻良考虑到当时环境中，萧红身体比较虚弱，写一部结构严密的长篇可能不易完成，因此建议她仿照《西游记》和《唐?吉诃德》的结构，再续多长都可以，中间截去一段也不成问题，萧红又擅长写散文体小说，采用这种结构十分合适。事实也是如此，《马伯乐》写到上海是它，写到武汉也可以，再往下写，写到重庆，只看体力和环境了。《呼兰河传》其实也是这种结构，端木蕻良的《科尔沁前史》也是如此，甚至他的《大江》、《新都花絮》都是暗含这种结构，完全是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这种长篇结构，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也是盛行的，结构简单如串珠式的有《西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加以变化的有《孽海花》、《红楼梦》等。对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说，这既是对传统手法的继承，又是战争环境的迫使，容不得你从容布局写作，如端木蕻良所说的，写出来，不带到坟墓里去就好。
《马伯乐》的下篇，是依主人公马伯乐一家从上海逃难，路经南京到武汉，在武汉的生活经历。小说从2月开始连载，7月后因病停写，积稿发到11月共9章。小说里展开的场景地：青岛、上海、武汉都是萧红自己经历生活的城市，所以写来，也是一种回忆和审视，因此在情节中，自有她自己的一些恩怨放入其中，如下面一段情节显然不是闲来之笔：马伯乐一家从上海逃往汉口，路经南京，住进旅馆后，经过宪兵盘问，马伯乐正要出去吃烤鸭：
他就要出去吃烤鸭了。
在他还未出去时，宪兵在隔壁盘问客人的声音他又听到了。
宪兵问：
“你哪里人？”
“辽宁人。”
“多大岁数？”
“30岁。”
“从哪里来？”
“从上海来。”
“到哪里去？”
“到汉口。”
“现在什么职业？”
“书局里的编辑。”
“哪个书局，有文件吗？”
马伯乐听着说“有”，而后就听着一阵子翻着箱子响。
过后，那宪兵又问：
“从前你是做什么的？”
那人说，从前他在辽宁讲武堂读书， “九一八”之后才来到上海的。
那宪兵一听又说了：
“你既是军人，为什么不投军入伍去呢？现在我国抗战起来了，前方正需要人才。你既是军人，你为什么不投军去呢？”
那被盘问的人说：
“早就改行了，从武人做了文人了。”
那宪兵说：
“你既是个军人，你就该投军，就该上前方去，而不应该到后方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马伯乐再一听，就没有什么结果了，大概问完了，当马伯乐从门口一探头的时候，那宪兵已经走出来了。……
萧红显然是想把逼在胸中多年的块垒吐出来，因为像《逃难》中的何南生比比皆是，过后还要撰文夸大自己贬低别人。
节选自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萧红的《马伯乐》续稿
刘以鬯
一、葛浩文书目中遗漏了一部重要作品
发现《马伯乐》续稿，已有相当时日，所以一直不提。《明报月刊》第139期上刊出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使我想起了这部小说。葛浩文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的《萧红评传》“列出五十余项书目，包括所有萧红著作资料”。这“所有”两个字引起我的好奇，很想知道他有没有将萧红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列入？有没有将端木蕻良的《纪念萧红向党致敬》列入？尤其重要的：有没有将《马伯乐》续稿（即《马伯乐》第二部或《马伯乐》中篇）列入？
《萧红评传》（Hsiao Hung）的Selected Bibiography（页一五三）中，关于《马伯乐》的记载是这样的：
《马伯乐》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香港，创作书社，1975。
此外，发表在《号外城市杂志》第十期（1977年6月出版）的《萧红作品书目及有关萧红的参考书目》中，关于《马伯乐》的记载是这样的：
《马伯乐》，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萧红选集》（*）（见下）。
从这两种书目中，我相信葛浩文不但没有读过《马伯乐》续稿，而且也不知道它的存在。我这样说，基于下列的理由：
重庆大时代书局的《马伯乐》，出版于1940年；而《马伯乐》续稿发表于1941年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红选集》虽然出版于1958年12月，收在集中的《马伯乐》，也只是《马伯乐》上篇（即第一部）。
创作书社于1975年1月所出版的《马伯乐》，据该社负责人许定铭告诉我：是根据《萧红选集》复印的，页码不同，内文与《萧红选集》中的《马伯乐》完全一样，也没有《马伯乐》续稿。
葛浩文在他的书目中只列上述三种版本，而这三种版本，都是《马伯乐》上篇（即《马伯乐》第一部）。
葛浩文写《萧红评传》时网罗的资料相当多，但在书目中却遗漏了一部重要作品。
二、《马伯乐》续稿是萧红最后发表的作品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第三十节一开头就这样写：
年，她在咳嗽、头痛、失眠种种病象大显中，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十月写了纪念鲁迅先生哑剧的《民族魂》，同时，打算离开香港，回到重庆来，并写信请她的友人M给找房子，然而她终于又留下来。（页一四二）
这里的M，大概是梅林。
梅林在《忆萧红》一文中说
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们拼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间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梅林文集》页三十五）。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却没有提到萧红有没有撰写《马伯乐》第二部。
梅林在《忆萧红》中只说“长篇《马伯乐》未完成”，也没有提到萧红有没有撰写《马伯乐》第二部。
这两种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都没有提到《马伯乐》续稿，因此，根据这两篇文章撰写的有关萧红的资料只知道萧红“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却不知道萧红在1941年还发表了《马伯乐》续稿。
葛浩文说《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的创作。（《萧红评传》第113页）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截至目前为止，虽然发现了《马伯乐》续稿，还无法找到萧红撰写此稿的正确日期。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我们知道《马伯乐》第一部是在1940年完成的。重庆大时代书局的《马伯乐》也是1940年出版的。《马伯乐》续稿则自1941年2月起开始发表。此书的第九章《可能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发表于1941年11月。就发表的年月来看，《马伯乐》续稿比《小城三月》更迟。《小城三月》发表于《时代文学》第二辑。《时代文学》第二期出版于1941年7月1日。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马伯乐》续稿是萧红最后发表的创作。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著作，缺乏具体的证明。根据《萧红小传》，我们知道《呼兰河传》是萧红和端木蕻良同住重庆北碚的时候完成的。
《马伯乐》续稿最后一年发表于1941年11月。五个星期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1942年1月13日），萧红在医院接受手术。十日后（1942年1月22日），萧红离开人世。
萧红在医院里曾对C君T君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见《萧红小传》页一五五）。
这“半部《红楼》”指的是什么？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提到《呼兰河传》第二部（第152页），却没有提到《马伯乐》第二部与第三部。
不过，在第三十四节附注中，骆宾基说：“这《红楼》是指她曾经谈到过的，将在胜利之后，会同萧军、绀弩、丁玲诸先生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雪山、大渡河而拟写的一部作品……”（第159—160页）。但是，《马伯乐》续稿既是萧红的最后发表的作品（可能是最后遗著），且未完成，说萧红口中的“半部《红楼》”指的是《马伯乐》第三部（或下篇），也许更近情理。
三、马伯乐往何处去？
阮朗于1957年8月3日出版的《文汇报》《文艺》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马伯乐往何处去？》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马伯乐》，是萧红最后一本而未完成的小说。
这本小说在1941年1月间出版后，她病况严重，已经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此故事主人翁马伯乐先生的下文如何？假定他逃难到汉口之后，又该怎么样？只得由读者自己去作估计。
……更甚者是萧红写了这十万字之后，她永远离开我们了。
从这段文章看，阮朗不但没有读过《马伯乐》续稿，而且与葛浩文一样，也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事实上“萧红写了这十万字之后”，在“永远离开我们”之前，还写了九万字左右的《马伯乐》续稿。《马伯乐》第一部出版后，她并没有因“病况严重，已经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马伯乐》续稿使我们知道了“故事主人翁马伯乐先生的下文”，也使我们知道了马伯乐“逃难到汉口之后”的情形。读者毋需“假定”，更不用“估计”。
《马伯乐》第一部的结尾是这样的：
三天以后，他们收拾了东西，离开上海了。
《马伯乐》续稿（即第二部）的开始紧接这个结尾，一开头便是：
马伯乐来到了梵王渡车站，他真是满心快活，他跟他太太说：
“你好好的抱着小雅格……”
故事展开了。《马伯乐》续稿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马伯乐一家五口坐着三辆东洋车，到梵王渡车站。在距离站台还有二十步的地方就被一根绳索拦住了。马伯乐走到站台上，发现站台挤满了逃难的人。为了抢上火车，马伯乐太太在混乱中失去了耳朵上的一对珍珠。难民实在太多，他们无法挤上火车，唯有叫洋车回旅馆，打算明天再来。就在这时候，发现一只大箱子不见了。那只大箱子在忙乱中给人们顶上火车，“被火车载着跑了”。第二天，因为事先作过必要的准备，“有了训练”，“有了组织”，尽管车站上的情况十分混乱，总算顺利挤上火车。为了省钱，他们坐的是三等车。火车抵达松江桥，情况更乱。一家人走出车厢，“顺着人群的大流，往前流着”。人群在黑夜中抢过松江桥，马伯乐掉下土崖。醒来时，才知道鼻子摔破了。“在火车站过了一天，第二晚马伯乐的全家又上了火车。”车子到达南京，正在落小雨。马伯乐要吃烤鸭，他的太太主张先住旅馆。在旅馆里，他们“派茶房买船票”。茶房说船票难买。但是，“第二天马伯乐就离开南京了，全家上了一只小汽船。票子是旅馆的茶房买的。……不过在票价上加了个二成。”小船很脏，只可以载一百多人的竟载了四百多人。船上的情况非常混乱。虽然如此，这艘破船在长江上居然航行了几百里。抵达汉口后，马伯乐遇见了王小姐。这王小姐自幼与马伯乐在一起玩的，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二十三岁。她的父亲在“物价评判委员会”工作，有意安置马伯乐到该会去工作。不久“马伯乐就陷进恋爱中了”。王小姐说她的男朋友向她提出求婚的要求，马伯乐听了，觉得她并不高贵，站起就走。第二天，马伯乐到王家去，“王小姐一听是马伯乐就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马伯乐见不到王小姐，“含着眼泪走出了王家”，“从此失恋了”。“马伯乐五六天没有出屋，就坐在屋里向着那窗外的琵琶树做了很多诗。”之后，马伯乐常去江边看过兵。有一次，他看到了一大队伤兵，“是新从远处运到的”，觉得那些“卫国的战士变成叫化子了。”“自此以后，马伯乐那快活悠然的态度，又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他有许多计划，想卖包子、想当裁缝、想学开车、想卖报、想加入戏剧团体去演戏。这些计划，没有一样实现。他很悲哀，觉得“人生是没有道理的”。警报响了，他不打算躲。可是，敌帆来到头上时，“也吓得站不住脚了”。后来，小陈从上海到了汉口，混进电影圈。有一部抗战电影少一个丑角，小陈介绍马伯乐去演。过了六七个月暗淡的生活，武汉又要撤退了。马伯乐又“聚精会神了起来”。那时候，“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注：引号内系原文）。
《马伯乐》续稿发表到这里为止。日期是1941年11月1日，距离日军偷袭珍珠港只有五个星期。文末注有这样的字样：（第九章完，全文未完）。
第九章以后的故事就需要“假定”与“估计”了。阮朗在《马伯乐往何处去？》一文中说：
如果要写完，以她笔下的人物典型马伯乐，及其所处的抗战时期环境而言，恐怕非三十万字不可，已经出版的可能只是三分之一。
阮朗这样说，是“估计”抑或另有根据，我不得而知。不过，从《马伯乐》续稿来看，这说法与萧红写作《马伯乐》的计划不会有太大的距离。阮朗所说“已经出版的可能只是三分之一”，那是指重庆“大时代”的版本，亦即是《萧红选集》中收的《马伯乐》，现在，续稿阮已发现，而续稿的字数在九万左右，加上上篇的十万字，共有十九万字左右。如果阮朗的说法没有错的话，那末，已发表的《马伯乐》可能是全文的三分之一了。
四、为什么会忽略《马伯乐》续稿的存在
《马伯乐》续稿发表时，版头除了题目《马伯乐》与作者“萧红”五个字外并未注明“续集”，或“第二部”、或“中篇”，或“下篇”的字样。正因为这样，对于没有读过《马伯乐》上篇（即第一部）的人，即使看到续稿，也不会知道这是续稿。有一位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提到过这部作品，却没有说明这部作品是“续稿”或“第二部”或“中篇”。不加说明，显然将它当作第一部或上篇了。多年来，研究萧红的人都不知道《马伯乐》续稿的存在，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续稿，在萧红的计划中，是“第二部”？还是“中篇”？还是未完成的“下篇”？
《马伯乐》续稿虽已发表，却没有刊行单行本。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曾恳求他，为她设法出版《马伯乐》。她在这上寄寓了希望。（《萧红小传》页一四七）。
这里的他，指的是于毅夫。
骆宾基并未写明“续稿”或“第二部”的字样。不过，依常理来推测，这里的《马伯乐》应该是指《马伯乐》续稿（即第二部）。因为那时候，《马伯乐》上篇（即第一部）单行本已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了。
将重庆大时代书局于1940年出版的《马伯乐》与香港时代书局（大道中88号）经售的《马伯乐》称作“第一部”的，在我手头的资料中，是舒年与骆宾基。舒年在《萧红三部》（《中报周刊》1970年4月17日）小说：
萧红在1940年流亡到香港后……直至1942年1月22日（香港仍在日军控制下）她病死了，这段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她创作最勤，收获也最丰。
一、《马伯乐》第一部（1940年）。
二、为纪念鲁迅而写作的哑剧《民族魂》（1940年10月）。
三、《呼兰河传》定稿（1940年12月）。
四、短篇小说《小城三月》（1941年）。
从这里列出的作品中，显示舒年也不知道萧红在这个期间还写了一部重要的作品：《马伯乐》第二部（即中篇）。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于“1940年……完成《马伯乐》第一部……”（页一四二）。此外，他在书中只提到《呼兰河传》第二部（页一五二），却没有提到《马伯乐》第二部。
将《马伯乐》续稿称作“第二部”，不是萧红的本意。
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线索显示萧红有意将续稿称作“中篇”或“下篇”。这线索可以在《时代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中找到。《时代文学》第五、六期的扉页，是“时代书局”刊登的经营萧红作品的广告。在这页广告中，《马伯乐》下面注有“上篇已出”的字样。《时代文学》是端木蕻良编辑的，那时候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广告由萧红自己拟定，极有可能。
五、从续稿看萧红写《马伯乐》的计划
就已经发表的字数与结尾来看，称续稿为“中篇”，应该是合理的假定。
《马伯乐》上篇的结尾马伯乐对他的太太说：
“我要去汉口呀……”（《萧红选集》页三〇七）
萧红在续稿里以相当多的篇幅写马伯乐在汉口时的情形，续稿的（假定这是萧红计划中的《马伯乐》中篇）最后一句是：
“于是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
根据这一句，我们可以肯定萧红在中篇（即第二部）里，写了马伯乐一家从上海逃到汉口的情形，还计划在下篇（即第三部）里写马伯乐一家人从汉口逃到重庆的情形。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首都，写战时重庆的情形，必会将情节推向高潮。
年的春天，萧红到青岛，（《萧红小传》页六七）她对青岛是熟悉的。在《马伯乐》上篇中，她写马伯乐在青岛看到日本军舰演习的情形。1934年10月底，她与萧军到了上海。（《萧红小传》页八〇）1936年秋天，她到了日本（《萧红小传》页九一）。“八一三”前后她住在上海，《马伯乐》上篇主要写“八一三”前后的上海景象。1937年“10月上海开始撤退，两萧到了汉口……”（《萧红小传》页一〇四）《马伯乐》中篇，萧红写战时汉口的形形色色。“1938年9月，她同冯乃超夫人一起离开汉口，”（《萧红小传》页一三〇）“中旬她到了重庆”。（《萧红小传》页一三二）……《马伯乐》上篇与中篇都是依照实际经历来写的，未完成的部分，没有理由越出这个“轨迹。”
阮朗在他的《马伯乐往何处去？》中说：
但遗憾的是，萧红写马伯乐逃到上海，准备同老婆孩子，带着那么重的一个包袱去汉口逃难为止，便没有了。
现在续稿既已发现了，我们的感慨应该是这样的：
但遗憾的是：萧红写马伯乐逃到汉口，准备同老婆孩子，带着那么重的一个包袱去重庆逃难为止，便没有了。
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这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如果萧红能够将《马伯乐》下篇也写出的话，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必定会对这部意义深长的讽刺小说予以较高的评价。
年11月8日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十二卷第十二期，1977年12月
选 目
也评马伯乐形象/李重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彭放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二期，2000年
关于《马伯乐》续稿的写作与发现/沙金城//《四平师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
评《马伯乐》中的马伯乐/李重华//《呼兰学人说萧红》李重华编，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1月
《马伯乐》形象谈/李戈民//《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
未竟之作《马伯乐》/刘乃翘、王雅茹//《萧红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 年 7月
论《马伯乐》的讽刺艺术/王义祥//《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寂寞人生路 感悟无尽时——解读萧红小说《马伯乐》/唐丽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11期
《马伯乐》形象谈/李戈民//《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关于《马伯乐》续稿的写作与发现/沙金城//《四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论《马伯乐》/陆文采//《中州学刊》1982年第2期
《马伯乐》现代主义意蕴辨析/王佳琴//《名作欣赏》（太原）2009年第7期
也评《马伯乐》形象/李重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2期
论萧红的《马伯乐》/沙金城//《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艾晓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试论《马伯乐》悲喜剧性格的二重组合/高辉、辛玉华//《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3月
存 目
女性的洞察：从萧红最后的杰作《马伯乐》谈起/艾晓明//《大公报》1997.04.08第6版
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艾晓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萧红最后的杰作：马伯乐/艾晓明//《大公报》1997.04.18第4版
论萧红《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港]陈洁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2，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生存就是逃避：《马伯乐》人物形象剖析/陈悦//《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
论“马伯乐”的典型性格及塑造艺术/程仁章//《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5.01，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从《马伯乐》成就看萧红的讽刺艺术/程仁章//《萧红研究》 （第二辑）孙延林主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试论《马伯乐》形象/崔晓彤、文立祥//《呼兰师专学报》 （社科版）
回首向来萧瑟处：论萧红晚期小说审美意识的独特性/邓小琴//《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福州）
萧红的求变及其得失：《马伯乐》及《呼兰河传》比较研究/杜毅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6年048/049，[专题研究论文]编号
“萧红式”另类天才：评《马伯乐》的写作/[美]葛浩文//节选自《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马伯乐》对抗战题材的新开拓/郭玉斌//节选自《萧红：漂泊的诗化象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3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从背景到角色：《马伯乐》的出现与“没有死去的阿Q时代”/皇甫晓涛//《鲁迅研究动态》1989.07，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阿Q与马伯乐/皇甫晓涛//《文艺论丛》 （吉林文联）第23辑
批判无价值无意义的生存：萧红《马伯乐》与《奥勃洛摩夫》人物形象比较/焦玉莲//《呼兰师专学报》1998.02，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马伯乐》形象谈/李戈民//《萧红研究》 （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3月，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萧红笔下的“阿Q”：马伯乐形象分析/李秀清//《时代文学》（双月版）
也评马伯乐形象/李重华//《绥化师专学报》1991.02，又载《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1.12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试论《马伯乐》的讽刺艺术/廖纲平//《邵阳师专学报》
一只马虻：《马伯乐》/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1 北京，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萧红的《马伯乐》续稿/刘以鬯//《短绠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2月版
论《马伯乐》/陆文采//《中州学刊》
对国民性的思考和生命意义的探索：重读萧红的《马伯乐》/冉小平//《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马伯乐》往何处去/阮朗//《文汇报》1957.08.03第9版萧红女士纪念特刊
关于《马伯乐》续稿的写作与发现/沙金城//《四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马伯乐》/沙金城//《文学论丛》第三辑，黑龙江文学学会业余文学院编（内部版）
论萧红的《马伯乐》/沙金城//《萧红研究》 （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关于萧红的《马伯乐》下部/沈昆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入选本卷第十—章
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沈巧琼//《广东社会科学》2006.05，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马伯乐》的悲剧底蕴/孙永良//《呼兰师专学报》
略论萧红后期创作的心态/谭晓云//《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第6期
寂寞人生路，感悟无尽时：解读萧红小说《马伯乐》/唐丽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11，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自我人生之路的探照：萧红与《马伯乐》人物形象之比较/唐丽丽//《现代语文》（曲阜）（文学研究版）
乱世百态图：小说《马伯乐》中的人物形象/田美丽//《语文天地》
“低处”悲悯浸渍下的批判：《马伯乐》现代主义意蕴辨析/王佳琴//《名作欣赏》2009.14，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马伯乐》现代主义意蕴辨析/王佳琴//《名作欣赏》 （文学研究版）
论《马伯乐》的讽刺艺术/王义祥//《佳木斯师专学报》
萧红小说的讽刺艺术/王胜//《山东文学》
批评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严修//《学术月刊》
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杨晓林//《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试论《马伯乐》的讽刺艺术/尹喜荣//《作家》
萧红的长篇小说：足本《马伯乐》评介/云之//《新晚报》1982.02.09第13版
也谈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周春英//《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漫谈萧红的讽刺小说《马伯乐》/周清和//《呼兰师专学报》 （社科版）
论知识分子阿Q：马伯乐/朱小平//《海南师院学报》1997.01，入选本卷第十一章
萧红《马伯乐》续稿/刘以鬯//《明报月刊》[港]1977.12第12卷12期
试论《马伯乐》悲喜剧性格的二重组合/高辉、辛玉华//《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3月
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评《马伯乐》中的马伯乐/李重华//《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1月
未竟之作《马伯乐》/刘乃翘、王雅茹//《萧红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7月
《马伯乐》的写作前因/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 （标题为编者所加），时代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