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 萧 红
靳 以
对于死，
这战争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动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
我欲要向苍天怨诉了！
满红：《哀萧红》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间，也还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极少的人也算数的）。可是有的人也曾在这世上忙碌了三十年，至终，死了，连生前以为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记得，把活着的记忆完全擦拭得干净了，那才是人间的大悲哀！
我记得萧红从香港是这样写来的：“谢谢你的关切，我，我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身体衰弱，贫血，走在路上有时会晕倒。这都不算什么，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没有好过，想起她来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张失去血色的，高颧骨的无欢的脸，而且我还记得几次她和我相对的时节，说到一点过去和未来，她的大眼睛里就蕴满了泪，一转一转地，几乎就要滴落出来了。
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记得那时她曾气愤地跑到楼上来说：
“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的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
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些钱了事，可是这些又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D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同她所说的那样“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去她才放下笔，为了不惊醒那个睡着的人，我低低地问她：
“你在写什么文章？”
她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噜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
“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他的笑没有停止。我也觉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后来那篇文章我读到了，是嫌琐碎些，可是他不该说，尤其在另一个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所配说的。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而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这样填满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间，自己悄悄地走了，应该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两个男人的身上。可是他们，谁能为她真心而哭呢？我想更深地记得她的还该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当距离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满红的眼泪，满红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条路，把悲哀留给我们这些生存的人。我们并不只做无谓的哀伤，因为我们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虚掷是可惜。他们的宝贵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虚掷了。
节选自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
怀 萧 红
—纪念她的六年祭
袁大顿
到今天，萧红的逝去，又是六年祭了。
前些天我又来到浅水之滨，拜扫她的墓地，然而当我伫立在这寒荒的墓地之前，墓地尽让荒草野卉丛生着，坟的周围，堆砌上一圈子的白麻石，中间只站立着一块木板，写上四个磷峋的字：“萧红之墓”（这四个字还是端木蕻良用血泪写就的）。我的眼前仿佛一片黑，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涌上来，这哀思无可寄托，在悲痛中我噬碎了自己的心。
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吗？八年的离别，而今天面对着的却是这么一个荒凉的坟头。萧红死了吗？她最喜爱穿的那件盘着金边的枣红色的绒长旗袍，不是分明还在我的眼前摇幌？还有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那额际的一撒低垂的流海；脑后的左右两根小辫打成钉锤形样式，还是那么一闪一闪地，在我眼底活跃呢？然而这一切都和欢乐的回忆，在一起成了我的心上暗影了。
我初认识萧红，是1940年的秋天（那时她偕着端木自重庆来港），在大东酒店的文协欢迎会上。但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后来大家在时代批评社搞《时代文学》的时候，我们见面和谈话的机缘才频数起来。很快，我们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强然的友情。
萧红开始为《时代批评》写文章，那是一个长篇《马伯乐》的后半部，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人流亡到沪滨，笔调是那么的细腻，柔和，而又哀伤的。我很喜爱，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去编排这个长篇。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她便病倒了。
不久，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
由于《时代文学》编务的关系，差不多我每天就要去九龙会端木蕻良，那时端木的腿部也正患着风湿瘫痪症，行动很迟钝，有好多次，我就是陪伴着他去探访萧红。萧红的病榻是在玛丽医院四楼院的前方走廊上，正面临环围着的半面海，看着那浩瀚的海，那大块的万里长空，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这时萧红的心境，还是很愉快的。在寂寥中她把一本圣经读完了，见到我们来，总嚷着太寂寞，要我们下次带点新书给她看，但医生老是不许，我们没办法，只得送给她一些画报，她笑了，她说我们把她当成儿童来看待。
在11月中，有一次，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马伯乐》的一部分积稿，发表到第九章（这时马伯乐已再流徙至华中了）时，已发表完了，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邈，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并告诉她《马伯乐》的积稿已刊完了，续稿怎么办，这一问，她怔住了说：
“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好像很愁沉似的，这时我也难过极了。跟着她又说，语气却变了：
“年轻人要多用功……年轻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智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这番话，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是的，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年入，萧红在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好教师。
然而，《马伯乐》就有如她的“红楼”一样，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
到了11月底，萧红因为厌倦于医院的生活，又迁回尖沙嘴乐道的寓所里来了。但这时萧红的病象却越发深沉了，这时端木因为要陪侍着她的《时代文学》的编务，我因之便愈形繁起来，我到九龙城的机会便愈频数起来。因为端木走不开，所以那时他和她的好些事情，我都替她俩来搞。
这时，来探候萧红的友人真多，比如茅盾，巴人，骆宾基，杨刚等都常来，我于是也替她俩来招待客人，有时，她神志不怎安，需要休憩了，我也替她权充挡驾来访的人的“门人”。
由于在家医疗的不便，萧红的病一天比一天更糟了。白天她睡得也很不宁、卧榻常常要南移又要北转，端木和我就像给她摆动摇篮一样地去把她的床摆东又摆西。她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我替她买痰盂，买药品一天有时得跑上几趟，她是很自信的，她要常常知道自己病态的变化。有一次，她要我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试体温的摄氏水银管，因为不在行，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她笑了（在这时她的笑靥是难得见的），笑后，却温顺地给我解释了一套体温管的使用法。萧红真挚的心魂的大门，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
月6日，我因事离开香港，想不到8日太平洋战争就发生了，而萧红就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离开了人间。
萧红于1934年，从遥远的中国北方出走，在孤独的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这一道阳光照射到哈尔滨附近的贫苦村庄，照射到羔羊，母鸡和老马，以及《生死场》中每个褴褛的农夫农妇的身上。
这一道阳光，花开3月的阳光，也照射到呼兰河，县城，县城里的大泥坑，札彩铺，卖麻花的，卖豆腐的——以及自尊心很强的有二伯。他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而趁那孩子往天空一望的工夫，就伸手取下孩子的帽子，放在长衫下又说：“家雀衔走了你的帽子。”
这一道阳光，又于1942年1月22日消失了，在宇宙间，永远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存在爱读她的作品的读者们心上那一线不灭的温暖。
原载香港《星岛日报》，1948年1月22日
文学的故乡
梁山丁
这是我应哈尔滨日报之约， 为副刊“我与哈尔滨”写的一篇文学回忆录。接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来信，拟转载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遵命对史料部分略加补充，草成此文。
一
哈尔滨是我文学的故乡！在我年轻的时候，她指引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还记得，1933年春天，我从道里一家犹太人开的古书铺里，买到一册果戈里的短篇小说《鼻子》，那是六十四开本的俄文书，我并不懂原文，可是那每页一幅木刻画，却吸引住我。我还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一册带着插图的老托尔斯泰的《复活》。
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初期，哈尔滨这个国际都市，还没有全部沦陷于敌人手中，私人出版的报纸还在发行，祖国的新文艺书籍还能乘隙渗入东北，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和茅盾的小说集还能买到，如《路》，《子夜》，都曾经在文学创作上给我很多启发，我曾经用梁茜的笔名写过一篇《看完了〈路〉以后》连续在《夜哨》上登载，抒发我对茅盾这部创作的赞扬。在那篇文章的结尾， 我说：“它像兴奋剂，可以做我们长途旅行中的指南。”
那时，我是多么向往着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普希金那首著名的诗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对我曾经给过很深刻的感受，这首诗是我在哈尔滨从友人那里学会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流泪，不要悲伤，
阴郁的日子即将过去，
光明的日子即将到来。
在敌伪统治的黑暗时期，它给我以鼓舞和希望。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下来。
年，《夜哨》停刊，白朗同志接替林郎编辑《国际协报》副刊，曾连续刊载葆莲译的高尔基名著《夜店》；GM译的柴霍夫的小说《夫妻》，这是我最爱看的，尽管译笔粗糙一些，生涩一些，可这是饥民的粮食。
我第一次读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诗人》，是在1936年夏初，剑啸编的《大北新报画刊》上，那首诗上有这样的几句：
劳动大众里的同志，
普罗的躯壳和精魂，
唯其是在一齐儿，
我们去更变整个世界的面目。
译文是不大通顺的，但是咀嚼着诗意，我很喜欢这首诗。
亲爱的哈尔滨乡亲们，你们应该知道，在那时，谁敢刊露这样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诗篇呢？特别是那年6月，给我最大震动的是登了这样一个消息：《高尔基突然病危！》
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六日莫斯科电：赤色文坛耆宿高尔基，患流行性感冒，一日突然生变，迨至五日夜急性肺炎并发，心脏亦早衰弱，氏已达七十高龄，恐难再起云。”
记得那七个字的标题是用黑杠圈起来的，占画刊的半个版面，非常醒目。是谁这样勇敢？在敌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无产阶级的文豪的消息呢？不是别人，是我们日夜怀念的中国共产党员、烈士金剑啸（巴来）同志。 （关于他的战斗历程，我写过一篇他的小传，发表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上。）这位盗火者，把光和热留给我们，而他，却在发表这条消息之后，就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特务逮捕了，同年八月十五日惨遭杀害，英勇牺牲。
二
哈尔滨是我文学的故乡！她不但指引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哺育成长了许多优秀的文艺战士。
那个写过长诗《紫色的歌》的塞克（陈凝秋），是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他是老哈尔滨。1923年开始编晨光报副刊（这报纸在道外十六道街），登过很多思想进步的作品，介绍马列主义思想，那时，奉天青年会干事苏止元，是共产党员，经常供给他宣传共产主义的稿件。版上不许提“共产主义”字样，他就改成俄文“康门尼子”照样发表，1926年《晨光报》被勒令停刊，他被关进道外警察厅监狱，出狱后失业，1927年秋天离开哈尔滨去到上海，加入南国社，他写的诗《南归》，是到南国社的第一首歌。1928年他曾第二次回到哈尔滨，在道外同记商场，给资本家武伯祥作秘书，同记工场开工，他组织工人演剧，选的是罢工的剧本。1929年他第三次回到哈尔滨，为了向往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曾潜往国境满洲里，过着流浪的生活。最使他失望的是“九一八”以后他随难民到东部国境绥芬河去，越境后被送进伯力苏联监狱。直到1932年被放回来，千辛万苦度过小兴安岭林海，最后参加抗日义勇军，从绥芬河回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回到上海。他创作很多描写东北人民生活和战斗的剧本和歌词，如《流民三千万》，《满洲囚徒进行曲》，他被人们称之为抗战歌手。
那个写过著名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舒群（黑人），1931年在创刊的《哈尔滨新报》上写过一些诗歌，他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曾经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曾资助萧军、萧红出版《跋涉》二人集，并在《夜哨》文艺周刊上发表诗篇《夜妓》，1934年春天他离开哈尔滨，在青岛建立了桥头堡，萧军萧红到青岛就是投奔他去的。后来因为党组织破坏，他被抓进监狱，《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他以东北人民生活为题材，描写中、朝儿童对敌斗争故事，草稿是在监狱里写成的。
那个和萧红并肩战斗在哈尔滨文坛的女作家白朗，1933年用“刘莉”“弋白”笔名发表很多散文和小说。 在《夜哨》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只是一条路》，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中篇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都是她呕尽心血的作品，她接替林郎（方未艾）编辑国际协报副刊以后，善于团结一批进步作者。 在罗烽、巴来两位共产党员的支持下，《文艺周刊》继出刊二十一期的，《夜哨》而出刊四十七期，大大超过了前者，两进步刊物在暴露敌伪统治的黑暗面上是一脉相承的。不久白色恐怖弥漫哈尔滨上空，罗烽不幸入狱，白朗一面营救被捕入狱的丈夫——罗烽，一面编辑刊物，并要安慰婆母，的确不愧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女战士。1935年她们夫妇一同离开哈尔滨。
中篇小说《满洲囚徒》作者罗烽，曾用过“彭勃” “洛虹”等笔名，发表过很多进步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如1933年在《夜哨》上发表的《文学与天才》一文，阐述了“天才问题实即阶级问题”的理论，在今天读来仍不失为一篇有现实意义的文章。他创作的小说《口供》暴露敌伪警察的欺压人民，《胜利》歌颂劳苦工人对吸血把头展开的英勇斗争。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恃》描写一群精神病患者，借铁路职工之口，痛快淋漓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巧妙地宣传了革命思想。1934年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星散之群》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刻画几个被污辱与损害的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罗烽是呼海铁路职工，所以他描写铁路工人生活，非常真实而生动。他是1929年参加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1934年在哈尔滨被捕入狱，1935年经多方营救出狱，他和白朗一起离开东北，在上海出版中篇小说《满洲囚徒》、短篇小说《呼兰河边》。《夜哨》《文艺周刊》都是他和剑啸支持下创刊的。
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萧军和萧红，他们在哈尔滨使用的笔名是三郎和悄吟，田倪和田娣，各刊物上经常发表他俩的诗歌与小说，他们是当时在哈尔滨真正依靠稿费过活的职业作家。1933年他俩的合作集《跋涉》出版，在荒芜的东北文坛上放出异彩。萧军又是《夜哨》稿件的组织者，萧红是《夜哨》同人中创作最多的，几乎从创刊号到终刊号都有她的作品。短篇小说《两个青蛙》描写的是狱中犯人的生活，《夜风》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前夜。她写了很多思想倾向性很强的作品。萧军的战斗性杂文《漫记》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国际协报副刊上。萧军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草稿，就是在哈尔滨时写成而后秘密带进关去的。萧红的《生死场》前两章《麦场》、《菜圃》，1934年5月间连载于国际协报副刊《公园》上。他俩是东北现代文学的闯将。他们是从哈尔滨起家，而后走向全国和世界的文学界。
从哈尔滨走向全国的作家行列，还有杨朔（笔名莹叔），他在1936年以前，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大同报副刊上发表很多古体诗词，如：《落叶哀蝉曲》《惜春词》《盛暑读岑参诗得句》《马家沟寻春写兴》等抒情之作。发表在1934年“五日画报”上的《秋兴》可以概括他当时的诗心：
日暮西风嘶塞马，天涯寒雨暗边城，
秋归翻比人归早，离绪何堪别绪萦，
万里一身家国泪，百年双鬓古今情，
伤心岁岁逄摇落，几度登楼赋未成。
他触景抒情，以含蓄的诗句，发出忧国抗敌之激情。
杨朔原是道里一家洋行的小职员，他在哈尔滨自学英文、日文、俄文。在诗歌创作上我们曾经在道外十六道街邮局楼上进行过讨论，他那文质彬彬谦虚朴实的风度，严肃认真字斟句酌的写作态度，都使人深为钦佩。1937年他离开哈尔滨后，流浪到华北、华南，开始写小说，报告文学，成长为著名的散文作家。他那篇散文《雪花飘在满洲》描写一个在哈尔滨报馆作编辑的青年，为了“反满抗日”而被捕入狱以及逃离满洲的经过，写得真实感人，可惜这个富有才华的作家受“四人帮”的迫害于1968年8月3日不幸逝世，算来已离开我们十年多了。
著名翻译家金人，原名张君悌，1933年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法院当俄文翻译，经常给各报刊写一些讽刺社会的杂文和散文，如《慈善家的道德》、《幼稚病》、《有闲与有钱》、《出路》、《归宿》、《忏悔》等篇，这些文章写得朴实，尖锐，针砭时弊，发人猛省。1934年他开始翻译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哈尔滨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将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静静的顿河》翻译一部分，在鲁迅先生支持下，终于翻完《静静的顿河》四卷，由上海光明书店出版。此外，他还翻译了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斗争的长篇《俄罗斯水兵——伊万尼古拉》和《从军日记》；描写苏联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事迹的长篇《茹尔宾一家》以及反映农业集体化的长篇《磨刀石农庄》等。他这些译作对我国文学创作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于1971年8月13日，因受“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不幸逝世。
从哈尔滨走出去的作家达秋，又名林珏。原名唐景阳，安达人，1932年在哈尔滨许公路第二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工作，我认识他是由萧军介绍的。他当时年纪较轻，喜欢写诗和散文，在哈尔滨报刊上发表过，白朗编的国际协报副刊上有他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短篇小说《风流会长》，写一个小县城的头面人物的淫糜卑鄙腐朽没落的生活。后来听说他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即本辑所收《山村》——编者）可惜没读到。他是在1937年前后离开哈尔滨的，在上海和东北作家们一起从事抗日活动。当白朗、金人合编《夜哨丛书》出版时，为筹集资金，他和陈亚丁二人不辞辛劳地到上海霞飞路等处摆摊拍卖。在巴来的《兴安岭风雪》一书中有他写的纪念文章。值得怀念的是他在1948年由南方新四军解放区回到哈尔滨以后，虽然当了官，仍然不忘文学事业。可惜他也不幸在“四人帮”迫害下去世了。
最使我沉痛怀念的是小古，他原名侯名符，吉林市人，经巴来介绍我们认识了，他是个最年轻的诗人。那时，他以在道里税捐局工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是口琴社事件的领导人。他热情，诚挚，每次回吉林经过我的住所都来看我，教给我苏联歌曲，给我讲国际形势。不幸于1937年遭到日寇惨害而牺牲，他的血流在哈尔滨的土地上……
三
哈尔滨是我文学的故乡，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时时怀念这个美丽而迷人的江城，怀念着那些在她怀抱里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怀念着那些为她流血流汗的年轻的生命。我永远不能忘记巴来（金剑啸）烈士，他曾在东北沦陷时期，公开发表一封信，把金人和我称为友人。我永远不能忘记在炮队街天马艺术社的顶楼上和他相处的日子，他亲口给我唱了《国际歌》，在我空虚的心田里埋上一棵宝贵的种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古、金人、达秋、杨朔、萧红，这些已经过世的人。
当我流浪到关里的那些日子，我仿佛一个乡愁患者，喜欢唱那首怀乡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年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和李克异一起回到东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一谈到哈尔滨，就好像怀念母亲一样，感到亲切，恨不长上翅膀飞向松花江边，捧起一把江水痛饮！
年春天我在西满草原郑家屯联中工作时，意外地见到离别十二年的白朗，她是由洮南出差来办事顺便看我的。她告诉我很多在延安的东北作家们生活和战斗的情况。1947年春天我高兴地接到萧军从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寄来新出版的《八月的乡村》并题了诗。
年春天，我终于从西满草原来到哈尔滨了。那正是松花江开江的日子，我好像回到母亲身旁那样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一个人放下背包，跑到江边，望着那结了冻的载着冰块的江水，冲撞奔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在这条江上流下多少革命烈士的鲜血，抗联英雄儿女们，为我们谱写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史诗和战歌，想到巴来、小古这些文艺战士，想到死在南国的萧红，令人怅惘而感到难过。这些祖国优秀的儿女们，他们是多么向往着祖国的解放啊！她们是多么怀念这文学的故乡啊！
长期遭受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临终前写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她是多么怀恋、挚爱着她的故乡。
当我走进石头道街路北那栋桔黄色的大楼——东北文协时，我看到戏剧家塞克、张东川，舞蹈家吴晓邦，作家罗烽、白朗、舒群、萧军、周立波、马加、宋之的等同志，他们都在东北文协工作，真是欢喜若狂。他们大部分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哈尔滨的。特别是从哈尔滨走出去的老朋友们，大部分都回来了。我还看到一些从其他地区来到哈尔滨的作家，如唐景阳、李克异、陈隄，白拓方，……我为我文学的故乡——哈尔滨，拥有众多人材而感到自豪，当时听罗烽说，金人就要换回来了，更有说不出的高兴。出我意外的是我在这次回到哈尔滨时，看到巴来烈士的女儿金伦，当年还是抱在怀里的婴儿已长成为婷婷玉立的少女了，当我抚摸着这个十七岁文工团员的头发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怀念烈士的眼泪。
哈尔滨的乡亲们，在东北沦陷时期，从哈尔滨走出去的作家，大部分都回来了，我想向他们倾诉我的激情，正像萧军题在《八月的乡村》扉页上的诗句：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这些喝着松花江奶水成长起来的儿女们，回到文学的故乡来了，因为这些不愿做奴隶的人，出过《奴隶丛书》的人，他们为文学的故乡争来了荣誉，他们像那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源源不断的哺育着新的一代作家，让他们飞向祖国，飞向世界！
四
哈尔滨我文学的故乡！1979年8月，当“哈尔滨之夏”的乐章，传播到祖国，传播到世界的时候，我怀着第二次解放的豪情又回到你的身旁来了。
二十二年前，我被错划为右派，经受了种种考验，现在，我是带着新生的喜悦，披着满头白发回来的。虽然序属初秋，我的心境却是春意盎然。
十五年前，大约是1964年我在沈阳曾经接见过巴来的女儿金伦，她是为搜集她父亲的史料不远千里而来的。那时，我曾答应她，待有可能时一定给巴来写篇回忆录。欠账终究是要还的。我决定在晚年，写一部巴来的传记小说，为了纪念那些死了的以及活着的人们。
在沈阳的时候，就知道萧军要回东北。我为欢迎萧军，搜集东北现代文学史资料，参加巴来纪念会，8月13日赶到哈尔滨。按照金伦给我留的地址，访问她的家。8月15日那天早晨，由金伦和李汝栋夫妇陪着我们来到东北烈士馆，瞻仰烈士遗容。
纪念会是在庄严肃穆中举行的。黑龙江作协副主席关沫南主持会议。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作家萧军在会上挥泪讲话，他说：“我们纪念剑啸，不是用眼泪，我们不能踏步不前，我们要把大旗扛起来，这大旗，鲁迅先生说就是战斗！……”
被埋了三十一年的萧军，如今刚刚出土，首先来到文学的故乡哈尔滨，那怀念文艺战友的激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次回来，我看见了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陈隄、沫南、田琳、支援、滕捷；看到了新朋友：李薰风、刘树声、王观泉、谢树、龚大章、肖沉、李激扬……许多新老朋友给我文学生活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在金伦的家里，巧遇当年巴来的老战友、抗联战士张士熊。这位绰号“张飞”的老人，给我们讲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战斗经历；给我们朗诵了很多抗联诗歌。
有一首是他悼周保中将军的诗：
吉东红旗飘，义军起长白，首攻敦化城，转战宁古台。
还有一首悼冯仲云同志的诗：
北国烽烟十四秋，志在报国解民仇，无数烈士多饮血，革命到底宁斩头。
在烈士馆里，我们查到很多档案材料，那些血泪斑斑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我们每一个革命者。
记得我在东北团报工作时，曾为抗联战士于天放同志出版过一本革命回忆录：《牢门脱险记》，那本书很受青年们欢迎，听说作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哈尔滨的乡亲们，你们多么幸福，你们生活在美丽而迷人的江城，你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你们创造幸福的人吧！30年代的哈尔滨是充满了腥风血雨的灾难之城。在《“铁流”的故事》里，杨朔是这样描写的：“我在哈尔滨度过一段黑暗的日子，……一到黑夜时间却像倒退到几万万年前的洪荒时代，四下里一点动静都不见，只听见风卷着大雪，呜呜地哭嚎着，一阵又一阵扑到楼上。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过路的坦克。我睁大眼，瞪着漫漫无边的黑夜，觉得坦克好像从我胸口碾过去，把我的心都碾碎了。”
我抄下这一段杨朔的回忆，是让那些正在过着幸福生活的青年们知道过去，在日寇侵占着我们东北以后，我们的作家们都有一颗被时代碾碎的心！
正由于知道过去，才更加热爱今天。没有过去的哈尔滨之冬，就没有今天“哈尔滨之夏”。现在社会主义的哈尔滨，处处充满了春天的阳光。……
哈尔滨的乡亲们，你们可曾知道，我这次住在哈尔滨旅社时，每天清晨从中央大街出发，跑向松花江岸，我掺在乡亲们中间，做那种叫“三浴功”的锻炼。然后跑向道外码头，跑向霓虹桥头，跑向东北烈士馆，跑向炮队街，商市街，跑向南岗，马家沟……我享受到一种难以描绘的那种还乡的激情。
哈尔滨的乡亲们，你们可曾知道，当我每次接到《哈尔滨文艺》、《北方文学》、《文艺百家》以及黑龙江作协编的《创作通讯》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几乎手不释卷地翻读过每篇文章，就像读家乡书简那样，唤起我许多青年时代的回忆，每当我发现新人作品时，当我读到老朋友的新作时，我都是一口气把它读完，好像喝着松花江水那样解渴。
一个人走进老境时，常常怀恋失去的青春，去年国庆节前，我到北京去看望那些从哈尔滨走出来的老作家：塞克、舒群、罗烽、萧军、姜椿芳……，这些人大多是年迈古稀或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他们有的拄上拐杖，有的女儿扶着，我们一同畅游西山，登上碧云寺的高台，一同走访曹雪芹故居，共话哈尔滨，共谈松花江，他们兴致勃勃，毫无倦容。他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都热爱哈尔滨这个城市，他们都怀念哈尔滨这个城市，因为他们的青春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罗烽白朗夫妇都希望今年重访哈尔滨，假如健康允许的话，将会有更多的离乡背井的哈尔滨人回到文学的故乡来。
当我听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巴来选集，萧红全集，萧军文集的消息时，我好像看到节日的火花，闪灿在祖国的北方，光彩夺目，绚丽耀人。这是从文学的故乡传来的喜讯啊！当我接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版的《呼兰河传》和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复制的《跋涉》时，我那颗碾碎的心，几乎狂热的跳动起来，这是从文学的故乡送来的礼物。
在我的文章快要结束时，接到金剑啸的女儿金伦2月8日从哈尔滨寄来的信，那充满热情的字句，像火一样燃烧着我：
看了您在1月13日哈报刊登的《文学的故乡》一文，感到非常亲切，您应当回到故乡来工作，这里还有您的战友，亲人，何必孤独一人留在辽宁……
这封故乡的来信，洋溢着亲人的关怀，它使我感到并不孤独，它使我更增加了对故乡的怀念和眷恋。
哈尔滨我文学的故乡，每一想到她我就豪情满怀，兴高彩烈。
年2月9日，沈阳
原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
“牵牛房”忆旧
袁时洁
作者介绍：袁时洁同志是黑龙江省爱辉县人，少年丧父，稍长考入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学校。后与黄之明结婚，新居之室谓之“牵牛房”。1937年她只身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后到白区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
“……奇她们已经安定下来了吧？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慌马乱起来了，牵牛房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这是萧红1936年11月2日由日本东京寄给上海三郎信中的一段话。信中的“奇”，就是指的我。我当时名淑奇。时光流去四十多年，现在，由我来回顾“牵牛房”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牵牛房”的主人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当年年底进入哈尔滨。当时我是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的学生。“九一八”的炮声促成我与爱人黄之明结了婚，住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个大院内。大院的深处有木工作坊和一些职工家属宿舍，我们家靠近大院大门附近。房子宽大，窗门向南，屋内有客厅、住室、书房、厨房、厕所等俱全。我同老黄住客厅的西面，隔成两间的寝室里。客厅的正南面有两个大窗户，窗户中间放着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多是画具等。客厅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张方桌，桌面上铺盖着和室内颜色调和的带深浅方格子花纹漆布，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这所房子正面的门窗迎着过往出入大院的人们，我们感到这对来往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很不方便，我们就在窗前种了许多牵牛花，这样一来，我们的房舍不仅装饰得美观，也达到了可以遮挡过往行人向室内张望的视线。
牵牛花盛开了。一天，老黄下班回家，看着粉白色、红白色和紫里衬白的牵牛花，爬满了所有的窗子和风斗门，老黄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这个房子叫‘牵牛房’吧！”大家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哇好哇，对啦，你就当这房子的老黄牛。”老黄听了美滋滋地笑着：“这个命名我倒满意。”后来，凡是来我们家串门的或聚会的朋友们，都得了沾“牛”字儿的外号，如“胖牛”，“瘦牛”，“傻牛”等等。“牵牛房”就成为当时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
“牵牛房”的客人
来“牵牛房”的人们，有作家、有诗人、有画家、有职员、有教师和学生等。
常聚在“牵牛房”的人们，起码都具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有着希望中国共产党将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一个革命的新社会的向往，渴望着中国共产党迅速唤起全国人民觉悟起来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大家都明白，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彻底翻身做主人的日子的出现。在“牵牛房”里，有的实际就做着秘密抗日工作，宣传着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的胜利，宣传着抗日游击队的胜利消息，主要是工人和学生援助抗日和参加抗日的消息，宣传着中国共产党反围剿胜利的消息。
当时，来“牵牛房”的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算是“职业作家”。他俩在物质生活上是一贫如洗，常常饿着肚子。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萧军的名字上了黑名册，但仍秘密地写着《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着《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等小说，稿酬微薄，他俩顽强地、不懈劲地向恶劣环境搏斗，大家称他们是硬骨头。常来“牵牛房”的朋友，还有白朗、罗烽、舒群等。这些人，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一起学俄文的同学。当时我的年龄是17岁，萧红给我起名叫“小蒙古”。我思想是简单的，头脑是单纯的，唯独接触了这些老师，我学习不少革命道理，并阅读了他们带来的不少进步书刊，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高尔基的《母亲》、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等等，悄吟对我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与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由于“牵牛房”的朋友们的启迪和影响，使我这个无娘的受苦人，后来竟毅然舍掉了所谓小家庭的幸福，舍下了独生女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牵牛房”的画家，是金剑啸，他是有才华的画家。金剑啸是一位主要画电影广告和商业广告的画家，由于宣传抗日，后来竟被日本特务逮捕，英勇就义，牺牲时才26岁。
“牵牛房”的鲁大哥和孙教师
孙教师夫妇，是做秘密工作的。他们夫妇两人，一位是中学教师，一位是专科学校的教员，经常在“牵牛房”客人稀少的情况下来作客，来后默默地交给我和老黄几张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我当时非常喜爱和羡慕那约有二毫米的字体，非常干净漂亮的油印抗日宣传品，幻想有一天也会写，也会那样做下去……常同他们夫妇接触的是唐达秋，他是哈尔滨第二师范的学生，从政治上和学习上与孙教师夫妇联系密切。他是“牵牛房”的“小弟弟”。
“牵牛房”的老大哥名叫鲁少曾，是哈尔滨铁路局的职员。他是一位谨慎稳重的大哥。他常对大家说：“出入‘牵牛房’的人要注意提高警惕，我觉得大门外来往的行人有些不对头呢！”于是，在必要时，老黄就让我抱着“小姑娘”（邻家女孩名）从室内往窗外瞧着“狗”（指特务）。
“牵牛房”是日本占领哈尔滨以后，朋友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听了鲁大哥的建议，大家警惕性高起来。我们在客厅方桌上放上瓜子、花生、糖果之类。每在朋友多时，若来了不速之客，由在座的一人宣布：“为黄大哥、大嫂的‘石头婚’祝贺！”或者在桌上摆上麻将、扑克之类，特意玩起来给查户口的，给走错门的，给那些“狗”们看。鲁大哥给大家的教育是很大的。
当年“牵牛房”的朋友，萧红、黄之明、唐达秋（即唐景）、金剑啸等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先后早已去世了，缅怀往事，令人痛心。活着的萧军、舒群、白朗、罗烽等从落实政策以后都很好。我在四十年前舍下的唯一独生女儿名叫黄鹂，十三岁参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一名女高音，她没有辜负父辈们的期望，我也就得以欣慰了。
年4月29日
原载《哈尔滨日报》，1980年8月3日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
年冬天，我因病来京治疗。听骆宾基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读者请求，正给萧红著作出文选。我想趁此机会，就我对萧红的了解写一点东西，以求给读者对萧红的认识有一点帮助。
（一）我和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地主家庭里。
萧红长我5岁，是我的长姐。本来在我3岁我们的母亲逝世时，留下我们姐弟四人，因其他两人在幼年时便相继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萧红两个亲姐弟了。
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唯一还关心爱护我们的，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提起的祖父了。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由祖父来处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到头，总因祖父多给吃了一些糕点、干粮之类的食品而经常拉肚子。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萧红与我并不太亲密，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读书很少接近的缘故。但我还是很喜欢靠近她，她也是很关心我的。我6岁时曾随她到学校——呼兰女校玩过，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赵同学之间，我趁她们听课时，竟偷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之后赵同学和姐姐都没有责备我，还继续欢迎我去玩。又一次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使我高兴了不少天。最后一次萧红从北京上学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幻镜（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的玩具），这在我想看电影而不得的当时，是多么大的满足啊！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市的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做这样的斗争啊！
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沙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这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及友人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对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感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而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至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得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得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二）萧红的思想
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勇猛战士。这不仅贯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贯穿在她一生的行动中。这表现在：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的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听友人说，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还在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虽然她斗争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炼，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马伯乐》与《呼兰河传》正是这样的代表作。但她反抗黑暗反动势力的勇气始终没有衰退，斗争的精神也始终没有熄灭，从她最后的几部作品来看，可以说是更深刻化了吧？写到这里，我但愿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永远不要再受到萧红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与刺激了。
（三）对萧红的纪念
听友人说，萧红逝世前曾谈到希望把她的坟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萧红的名义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我病重了，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诉我的近人替我实现这个心愿，当然我更希望热爱萧红的朋友们能帮助这样做。
年4月28日
注释：
年，张秀珂同志在北京和平医院治疗时，卧床口述了这篇纪念姐姐的文章。经别人读后，本人不甚满意，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因病情日重，不堪此任，故终未了却此愿。现按原记录稿誊写出来，以供研究。
张秀珂同志是萧红的胞弟。该同志于1937年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七旅宣传教育科科长、东北二纵队政治部秘书、北满军区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于1956年病逝。
原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1983年
记萧红女士
柳亚子
作家萧红女士，真姓名为张乃莹，龙江世家女也。愤东北沦陷，弃家内渡，初至上海，为鲁迅先生所器重。抗战军兴，曾北入秦晋，东巡汉皋，西窥巴渝，寻复南游香岛，止焉。以病肺入玛丽医院，久乃益剧，遂退院，养疴九龙之药道。余初未识女士，但耳其名：一日，访端木蕻良于所居，则女士已由医院归来矣。虽偃卧病榻，不能强起，而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嗣后暇辄往诣，每娓娓清谈，不以为累。尝倚枕为余题诗册子，喟然叹曰：“安得病愈，偕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其乐靡穷矣。”今日与端木言之，未尝不有余悲也。太平洋战争爆发，女士嘱端木以笺招余，至则惊怖甚，谓：“病体不支，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余强颜慰藉之，悄然别去。明晨，余渡海止西摩道，则闻女士已在思豪酒店矣。尝亲以电话邀余语，叠叠不休，余恐损病体，未敢多流连也。孰意即此为永诀，后遂不复能闻其謦欬耶！香岛既陷，余间关返故国，途次曲江，初闻女士病殁噩耗，犹弗忍置信。及抵桂林，重晤端木君，始知事有不可掩覆者。嗟夫，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以女士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宁非人世之大哀欤！兴言及此，叹息弥殷已。
原载《怀旧集》耕耘出版杜，1946年
选 目
烛心/三郎（萧军）//《跋涉》哈尔滨五画印刷社，1933年l0月版
和萧红偶然相识/萧军//节选自《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侧面/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从临汾到延安/萧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萧军近作/萧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6月版
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卢玮銮//［香港］《华汉文化》，1987年第1期
萧红在香港的最后几天/钟耀群//《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4期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
落红萧萧/季红真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为了爱的缘故/萧军//《十月十五日》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月
萧红的画师高仰山/刘树森//《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版
走向生活第一课——记萧红之一/骆宾基//《北方文学》第十期，1978年10月
丁玲祭萧红/余家杰//《百姓》2006年第一期
百年诞辰忆萧红/ 晓川 彭放选编//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存 目
关于萧红的母校/艾国忱//《创作通讯》1981年第四期
遥祭：纪念挚友萧红/白朗//原载《文艺月报》第十五期（1942年当时延安办文艺刊物《文艺月刊》1942.4.10）
纪念挚友加战友萧红七十周年诞辰/白朗、罗烽//《创作通讯》黑龙江作协1981年第四期
丁玲与萧红/北雁//《青年知识》1948.06 第三十四期
忆萧红/丙公//[香港]《新晚报》
从青岛到上海/陈隄//《文艺百家》创刊号
从呼兰到哈尔滨/陈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漫话写萧红/陈隄//《学习与探索》
忆萧红/陈纪滢//《大公报》
萧红墓畔口占诗/戴望舒//《新华日报》
风雨中忆萧红/丁玲//《谷雨》第五期，延安出版 1942年
萧红的朋友与同学/丁言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访老人、忆故人/丁言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萧红和创作/端木蕻良//[香港]《龙之渊》第十期 1988年
我和萧红在香港/端木蕻良//《文艺报》
我和萧红/端木蕻良//《我的婶婶萧红》曹革成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傅秀兰口述、何宏整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雪夜忆萧红/高兰//《东北民报?萧红纪念专号》
离合悲欢忆萧红/高原//载《哈尔滨文艺》
悼乃莹/高原//《文艺月报》1942年
萧红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地方/何宏//《哈尔滨日报》
萧红/季林//《中国作家剪影》香港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牵牛房”佚事/金伦//《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萧红的大泥坑/金延湘//《中国时报》
悼萧红/靳以//载《萧萧落红》季红真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月
忆萧红/景宋//载上海《大公报?文艺》
看见萧军忆萧红/冷岩//《文化报》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
有关萧红、田军的文章/李辉英//[香港]《明报》
萧红逝世三十周年/李辉英 //[香港]《星岛晚报》
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李洁吾//《哈尔滨文艺》
女作家萧红/李立明//（香港）《中华日报》第722期
三十年代在哈尔滨东北作家作品目录索引/里栋//《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看见萧军忆萧红/厉戎//《创作通讯》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1981.04（内部交流）
关于萧红/立间祥介//《中国革命与文学》第五册
忆萧红/林莽（李辉英）（香港）《热风》半月刊
寄念萧红/刘白羽//《文艺日报》1942年
党与两萧/鲁海龚//《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
忆萧红/[日]绿川英子、欧阳凡海译//重庆，《新华日报?新华副刊》
忆萧红/罗荪//载《最后的旗帜》重庆当今出版社1943年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回忆”/骆宾基//《北方文学》1981.01.22 入选本卷第十二章
萧红小传（节选）/骆宾基著//《萧红小传》1947年建文书店版
萧红小论/骆宾基//重庆《新华日报》
萧红小传/骆宾基//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版
走向生活第一课：记萧红之一/骆宾基//《北方文学》第十期1978年
写在《萧红选集》 （香港版）出版之时/骆宾基//《长春》第七期1980年
忆萧红/梅林//《梅林文集》上海春明书店印行 1948年1月初版 入选本卷第十二章
“爱”的悲剧：忆萧红/梅志//《花椒红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05 入选本卷第十二章
回忆萧红在哈尔滨二三事/孟希讲述、何宏整理//（香港）《开卷》第二十四期
密林里的同伴/孟钊//《东北民报?萧红纪念专号》
再谈《跋涉》/木风//《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
在西安/聂绀弩//重庆《新华日报》 （19-34各章）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新文学史料》总第十辑
《浣溪沙?浅水湾吊萧红墓》《萧红五首》/聂绀弩//《新文学史料》第一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萧红与《夜哨》/沙金城//《吉林日报》
萧军与萧红/山丁（邓立）//《新青年》1973年 又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
回忆萧红/孙玉贤//《哈尔滨日报》
萧红传略/铁峰//《文学评论丛刊》第四辑
被人遗忘：不甘、不甘/王观泉//《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满州新文学史料/王秋莹//《开明图书公司》
萧红的死/文若//《野草》第四卷5、6期合刊
悼萧红/无忌//《文化杂志》第三卷二期
萧红印象记/吴似鸿//载《西湖》1980.02 （38）
乱离杂记：序《萧军萧红外传》/锡金//《萧军萧红外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锡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读萧红遗简题书后/锡金//《文艺百家》创刊号 1979年
萧红遗简：致许广平/萧红//《文艺百家》创刊号 1979年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萧军//《萧萧落红》季红真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为了爱的缘故/萧军//《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涓涓/萧军//《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侧面/萧军//（香港）海燕书店1937年；《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
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萧军//《中国文联出版社》
拉都路上几春霄/萧军//《艺术世界》第四期
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照片/萧军//1979年5月28日（作于北京未发表）
《哈尔滨之歌》之二/萧军//《哈尔滨文艺》
追忆萧红/许广平//《文艺复兴》第一卷六期
三个奴隶的解放/伊之美//《北方文学》
萧红的诗/余时//（香港）《海洋文艺》第六卷第七期
“牵牛房”忆旧/袁时洁//《哈尔滨日报》
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张琳//（重庆）《新华日报》
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第三期 1978年
年萧红图画教师高昆记实/钟汝霖//《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九辑
论《呼兰河传》/（台）周锦//成文出版公司
忆萧红/周鲸文//（香港）《时代批评》
东北作家群像/左忆//《东北民报》1946年11月28日；11月30日；12月4日
东北文协纪念萧红/（重庆）《新华日报》
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盛会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作协《创作通讯》第四期 1981年
纪念萧红，学习萧红：塞克、萧军、舒群同志讲话/黑龙江作协《创作通讯》第四期1981年
葛浩文从美国来信/黑龙江作协《创作通讯》第四期1981年
第十三章
萧红研究的商榷与争鸣
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 隄
我在1980年第一期《学习与探索》上写过《漫话写萧红》；在同年第一辑《文学论丛》上又写了《论研究萧红》；现在又写这一类的文字，就萧红研究中有分歧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讨。
一、萧红的身世
萧红是不是张家的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说是，一派说不是。我是主张后一说法的。根据是，萧军同志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写得清清楚楚，我因在《论萧红研究》一文中已引证过，这里不再重复。萧军是萧红患难中的丈夫，在萧红身世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根据萧红口述、由萧军笔录而成的小说《涓涓》， 无疑是研究萧红身世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小说中的莹妮，就是萧红。锡金和萧红是离乱年月的挚友，在武汉时萧红亲口对他讲过自己的经历。事隔四十余年，为了追念亡友，锡金在1979年第五期《长春》杂志上著文，谈到了关于萧红的身世问题， 显然也是可资凭证的重要材料。关于这一点，我在《论研究萧红》中也已谈过，这里不再赘言。我想详细谈及的是，没有见诸刊物、还不为更多人所知的方未艾同志写给我的一封信。方信写于1982年1月15日，兹摘录如下：
你看过萧军写的《涓涓》吗？那里的莹妮就是乃莹，小珂就是秀珂，达三就是选三。萧红写的《王阿嫂的死》里的张地主的佣人中有个王姓赶马车的的遭遇。她的生母没有像王阿嫂那样刚烈反对张地主，竟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嫁给张地主了。她最初知道她不是张地主生的，是她生母死了以后，她十一岁时她的继母骂她是带犊子，又用棍子打她，她的祖母用针狠毒地刺她，张选三也不把她当亲生女儿关怀她。她就感到她成了外人，怀疑她自己是不是张家的骨肉。带犊子这句话，她问过她的聋祖父，他支支吾吾，含混其词，不肯明说，有一次在学校和一个同学争吵，才把她骂明白了，她是她母亲改嫁到张家带去的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她成长了，张选三又对她像萧军写的那样，她就更证实了。后来被逼订婚，所以她就坚决反对，并决心离开了那个可恶的地主家庭。
方未艾1932至1933年，在哈尔滨有名的《国际协报》编辑副刊《国际公园》，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笔名方曦、方晞、林郎等。1932年5月，他认识了被困在东兴顺旅馆的萧红，是萧红患难中结识的兄长。方未艾所知道的萧红身世，也是萧红亲口对他讲的。
萧红的亲弟弟张秀珂，是当时张选三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但并不受到张选三的疼爱，却让他同厨子住在一起。老厨子仇恨张选三，他对张秀珂讲：“你的命苦啊，你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话，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张秀珂自己，对上学后的生活也有这样的自述： “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的、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老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胡乱吃几口小米饭就去上学了”，“上学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后来豆腐房上家里要钱……”而张秀珂走了以后，家里却是“又熘又炒地准备早饭……”a从这里可以看出， 张秀珂和萧红都不是张家的骨肉，否则绝不至于受到这样的虐待。
认为萧红是张家骨肉，家谱是不足为凭的（家谱上也没有萧红的名字），这已勿需多言。至于来自张秀珂未亡人李性菊之口，证明萧红系张家骨肉的话，便更谈不到有多少可靠性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军同志不大赞成在萧红身世上绕圈子，他主张多从萧红的作品研究入手，这是有道理的，我赞成他的意见。不过，我以为，弄清楚了萧红的身世，对于正确地理解她的作品，是会有帮助的。
二、萧红的初中学历
对于这个问题，同她的身世一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她没有毕业，中途被开除了，跑到乡下住了很长一个时期。一种认为她确实是初中毕业了。我是赞成后一种意见的。二、三十年代中学学制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都是秋季始业。
萧红是什么时候入学什么时候毕业，不妨听听萧红同班同学沈玉贤的意见。沈在1981年6月16日的《哈尔滨日报?太阳岛》上写的《回忆萧红》一文中说：
年我和萧红一同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在一起读完了三年初中。……
“劳动者的恩物”是我们班初中毕业时成绩展览会上的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油画，下面标签上写着初中第四班张逎莹。……
“8月的君山最好，因为桂花都开了！”在初中三年级，有好几天萧红总是反反复复地吟诵着这首诗。原来，她又新买了一本诗集《君山》。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俩课外便经常在一起读书。……
年暑假，萧红从家里逃婚到北平，跟她的表哥陆宗舜生活在一起……
我们再看看李丹、应守岩二同志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上发表的《萧红知友忆萧红》中访问萧红同班同学当时名叫徐淑娟、后改名徐微的回忆说：
我和萧红是1927—1930年间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我进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初中一年级，编在第四班……在毕业之际，迺莹告诉我们，汪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问我们怎么办？大家商量后，提出一个逃婚的方案：上北京。
同上引沈文一样，这也证明萧红是初中三年毕业， 而且在1930年暑假即逃婚到北京去了。
为了进一步证明此事，不妨再引述一下1982年1月17日《哈尔滨日报?太阳岛》上所载周玉屏同志的文章《我的怀念》，周是著名作家孔罗荪的夫人。
萧红是我在哈尔滨女一中的同学，……记得1928年暑假时我来到了哈尔滨，考进了当时哈尔滨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女一中”高中二班，萧红当时是初中四班的学生。……
年她初中毕业后就离校了，……。
从周玉屏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与萧红不同班，但她也证明萧红是初中第四班学生，1928年，萧红确在女中，1930年初中毕业。于此，可以认为，萧红确实取得初中三年毕业资格，入学时间为1927年暑假后，离校时间为1930年暑假，即她行毕业典礼之后。同时，从沈玉贤同志文章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萧红于初中毕业后即因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到北平去。据此看来，所谓萧红初中毕业即被开除一说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说的萧红被开除后的那一段经历，显然也是杜撰出来的。
三、萧红困居的旅馆与脱难经过
萧红困居的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今名靖宇街）东南角上的一座二层楼房（今为仁里街派出所及街道办事处地）。名叫“东兴顺” （非叫“哈尔滨大旅杜”或“松花江大旅社”，“哈尔滨饭店”），有萧军、方未艾二人作证，我当时也目睹过这家旅馆的二楼门上的横匾，由右向左横书五个大字“东兴顺旅馆”。当时的大水灾，只淹到一层楼房，倘说“那座饭店虽是三层房屋，但都已淹在水里”，那么整个道外区和道里区岂不都要淹没了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与萧红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人：方未艾、萧军、舒群，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方未艾与萧军认识和缔交最早，“九?一八”事变前两人在奉天讲武堂同学，方在骑兵科，萧在炮兵科，又一同钻研文学。流浪到哈尔滨一同住在道外纯化街的一家小旅馆——集贤客栈，这种生活，萧军在《跋涉》中的《桃色的线》里有所反映。1932年5月，方未艾找到了工作，在《东三省商报》主编《原野》文艺副刊，萧军仍无职业，也是在这时，方未艾认识了萧红。萧军在这年7月到东兴顺旅馆去看萧红，第二天萧军约方未艾又去看她。可以说，在大水灾时，萧红未离开东兴顺旅馆前，萧军与方未艾经常去看她，他们三人的关系至为密切。大水灾淹没了一层楼房，方未艾曾乘小船去接她，她让方未艾找萧军接她，没有找到萧军。其实，萧军自己去接她时，她已经搭乘一只拉柴禾的小船逃出了旅馆，萧军到时扑了个空。萧红一到道里就找到老斐（萧军的友人、《国际协报》副刊编者）家去找萧军，两人开始在老斐家同居。方未艾为祝贺他们的结合，曾在《原野》上，出了一期两萧的诗文专号，萧红的《春曲》前四句：“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就是那时第一次见报的。萧红住老斐家、住产科、住欧罗巴旅馆、住商市街，这时舒群到商市街住所才开始认识萧扛。
舒群和方未艾相识是在1932年夏，他写了一首新诗投给《东三省商报》，方未艾帮他修改发表在副刊版《原野》上。他到报社去看方未艾，他们才开始相识。他告诉方未艾说，他的学名李存哲，因为皮肤黑，所以用了“黑人”这一笔名。这年9月，方未艾担任《国际协报?国际公园》的文艺副刊主编，舒群常到报社去看方，萧军也常到报社去看方，有一次舒群与萧军在报社相遇，双方介绍才开始相识、交谈、往来。舒群认识萧红之后不久，就到洮南去了。这是史实，任何人也无法窜改的。
萧红逃出东兴顺旅馆，既不是萧军救出的，也不是方未艾救出的，更不是舒群救出的，而是萧红自己逃出来的。
萧红是怎样一个人？方未艾同志在致笔者信中，对她有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她是一个超群绝伦、坚毅倔强，同黑暗社会斗争的战土，并不是一个懦弱无能、随波逐流，向困难环境屈服的妇女。她在纸醉金迷的都市里，蝇营狗苟的人群中，她爱文学、她爱艺术，她不喜富贵、她不追求名利，那时在东兴顺旅馆住有不少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她不向他们求援、不同他们往来，却向报纸副刊求援，愿意和萧军和我——两个靠写文章进行斗争、维持生活的人做夫妇，做朋友……
我觉得，把萧红描绘成随时随地伸出乞援的手，那是对萧红形象的严重歪曲。
四、《为萧红辟路》析
年7月22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为萧红辟路》。这篇短文张冠李戴、伪造历史，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给萧红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混乱。现在，有必要按照历史史实一一予以廓清。
文章说：“1934年5月，萧红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写完了第一部小说《生死场》”。
事实是萧红在1934年5月还未离开哈尔滨。她随同萧军离开哈尔滨是1934年6月12日。1934年5月，她还和萧军卜居于哈尔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今红霞街二十五号），那时，她和萧军的生活已改变了迁居商市街前及迁居初期的饥寒交迫状态。她和萧军在商市街二十五号同居一年半有余，她完成《生死场》是到青岛以后，即1934年9月9日。这完成的“9月9日”在《生死场》稿末明明白白地写着，怎能说是1934年5月写完的呢？勉强地说，只能说《生死场》的前两章是在哈尔滨写完的。
《为萧红辟路》又说：“萧红想起一个人来，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还附上了刚抄好的《生死场》和当年在哈尔滨出版的《跋涉》。
事实是：翻开鲁迅先生给两萧的五十三封信，第一封信是1934年10月9日夜复萧军的，连萧红的名字都未提及，可见第一个人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是萧军，而非萧红。这在萧军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以下简称《注释录》）中介绍说，他“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信”是1934年“10月×日”，“由青岛寄给先生第一封信，也得到他的第一封复信。”萧军要给鲁迅先生写信的动机是和青岛的荒岛书店负责人孙乐文（中共党员）闲谈中引起的。“接得先生第一封信以后”，萧军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并且由萧军“及时地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由哈尔滨带出来的一本《跋涉》……，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引自《注释录》）
“鲁迅日记”记载：10月9日，“得萧军信， 即复。”
年11月3日鲁迅先生复萧军的第二封信，开头称“刘先生”，并说：“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均此致候。”可见，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萧红也未署名。如果萧红也署了名，那鲁迅先生复信，开头也会把萧红列入的。
《鲁迅日记》：11月3日：“得萧军信，即复。”
直到1934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复萧军萧红的信中开头才称为“刘、悄两位先生”。
《鲁迅日记》：11月12日，“复萧军及悄吟信”。可以断定，萧红给鲁迅先生写信是在《生死场》和《跋涉》寄给鲁迅先生之后。
《为萧红辟路》又说：“她用手头仅有的钱买票，由青岛飘流到了上海。”
事实是：在《注释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次夜间，孙乐文把我（即萧军，笔者注）约会到青岛栈桥尽东端那所大亭子的一处阴影里，他简短地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也许要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了，你们也赶快走吧——这是路费，……’他交给了我四十元钱。”当时萧红是跟随萧军的行动而行动的，怎能说：“她用手头仅有的钱买票，由青岛飘流到了上海”呢？
《为萧红辟路》又说：“11月30日，在内山书店见面后，鲁迅和许广平就带着萧红走进一家咖啡店，在一个角落坐下来，微笑着听萧红讲话。临别，许广平握着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鲁迅怕萧红一时不能领会，马上解释说：‘他（指国民党反动当局） 已经通辑我四年了’。那时，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萧红的。”
从上述引文来看，只有萧红，没有萧军，可是事实是：鲁迅先生在1934年11月27日致萧军萧红信中说：“本月30日 （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信是明明白白地约会萧军萧红两人一同前往的。《鲁迅日记》中11月27日“寄萧军信”。11月30日的会见，是先到内山书店集会，然后由鲁迅先生领着萧军萧红走向咖啡馆去，“侍者送上了三杯咖啡和一些点心之类就离去了。”从“三杯咖啡”也可以断定是鲁迅先生偕萧军萧红先到的，许广平偕海婴是后到的。《注释录》中这样写道：“萧红可能迫切地要见到许广平先生和他们的孩子——海婴，还不等鲁迅先生说什么，竟辟头地问道：‘怎么，许先生不来吗？’”萧军萧红和许广平是由鲁迅先生介绍相识的。谈完话后， 鲁迅先生留给了萧军萧红二十元钱，回去坐车的零钱也是鲁迅先生赠给他们的。走出咖啡馆，他们“准备上电车以前，萧红和许广平先生还在四手相握恋恋地说着什么……那时鲁迅先生的年龄是五十四岁，萧军是二十七岁，许广平先生是三十六岁，萧红是二十三岁。”
《为萧红辟路》最后说：“是鲁迅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以‘奴隶社’的名义为萧红印行了这本书。”事实是：《生死场》的出版，鲁迅先生确实操劳不小、耗费了不少精力，但是印刷费可不是掏自鲁迅先生的腰包，而是萧军和叶紫等奴隶社成员凑集起来的，那时萧军已有稿费可拿，生活远非困居哈尔滨时期所比；而且那时鲁迅先生，稿费收入较多，生活比较充裕，即使掏钱为萧红出版《生死场》，也决不至于达到了“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的程度。
注释：
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第187页。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第六期（社科报），1983年
关于萧红身世的几个问题
王化钰
近几年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萧红热”，研究萧红及其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众所周知，在这股热浪中也出现了一些本不该出现的问题。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不仅在国内外萧红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这些观点混淆了视听，将萧红学术研究引向“误区”。因此，作为萧红故乡的研究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讲明情况，以正视听。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生于呼兰县龙王庙胡同（亦称长寿胡同。龙王庙即今建设小学西院聋哑学校址）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母亲姜玉兰（1886—1919）。
年8月，张廷举与呼兰硕学姜文选的大女儿姜玉兰结婚。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姜氏生下萧红。关于张廷举与姜玉兰结为伉俪的详细经过，笔者已在《萧红家世与青少年时代》（载《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第八辑）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这都是生活中之实事，却有人在她家世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文章，称张廷举不是萧红生父，而是谋害死她那“佃户”之父，霸占其母的刽子手、衣冠禽兽。
力主此说者是萧军先生。他说：“而且有证可据——她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成分——她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他（指萧红胞弟张秀珂——笔者）和姐姐——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第三辑《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第13封信，20页）由于萧军与萧红的特殊关系以及萧军的特殊身份，他的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都具有极大的震动效应和诱惑力。
萧军先生应该懂得，既然是“真正”，怎么又来了个“可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时至今日他也未能将使人折服的“证据”公布于众。因此，他在文中所讲“有证有据”，实质是“无据可证”了。
可是，此说一出，陈隄先生在《萧红评传——从呼兰到哈尔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辑）中便说：“她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她和她的弟弟张秀珂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着她和她弟弟嫁到张选三的家来。张选三便成了他们的继父。”在此文之前陈隄在《萧红早期文学创作》（《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中说：“她从小死去父母，由继父继母培养。”他还在《走向生活的第一步——记萧红之一》（《北方文学》1978年第1期）中说：“萧红刚懂事时，她父亲原因不明地死去了。她母亲带着她姐弟二人生活无着，只好嫁给张选三。”陈先生的这三篇文章，除了几个字以外，与萧军所写完全相同。足见萧军观点影响之大、之深。
相同的观点还有：蒋锡金先生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长春》1979年第5期）中说：“她随母亲到了张家之后，随了张家的姓取的名。她原有自己的父亲，她姓什么，也许姓张，也许不姓张，我不知道，萧红本人生前大约也不知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萧红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带了两个孤儿，进了张姓地主家，又有了这个父亲，所以这两个孤儿都姓了张。”很明显，蒋先生此说和陈先生所说，都是从萧军先生那儿照转来的。倘若追问他们这样讲究竟有何根据，那他们是答不出来的。他们三位无论是谁，都没有到实际中去搞搞调查研究，而是相互抄转。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几位，恕不一一地引述。
那么，萧红究竟是不是张选三与姜玉兰结合而生下的女儿？1982年4月，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走访调查，去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子大队访问了姜玉兰三妹、萧红亲三姨——93岁老人姜玉凤。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她大姐结婚前后的全过程。1908年，西营子宋六姐夫范老万在县城做买卖，与张选三母亲范氏认户一家子。宋六儿子娶媳妇，范氏下屯来喝喜酒时相中了姜玉兰，便求范老万、宋六做媒。姜玉兰的父亲姜文选与傅八先生（中医，姜玉兰姑父）赴城里张家相看，因张选三在省城卜奎念书未归，只看了照片，两家便把亲事定了下来。姜玉凤告诉我：“第二年8月，我大姐结婚那天正下大雨，送亲去的两辆大车用席子搭的篷。去送亲的有我姑父傅八先生、七叔姜文英、十叔姜文科、老叔姜文举；小辈的有我叔伯弟弟姜福贵、四妹姜玉英；二姐姜玉环正在月子里没有去，我也去了。一共去了20多人……”笔者又走访了姜玉兰亲叔伯妹妹、姜玉兰十叔姜文科的女儿——84岁的姜玉坤老人。她说：“我大姐嫁给张选三那是事实，没有假。我大姐结婚那年我已10岁，送亲那天我没有去。大姐夫张选三我见过多次；我大姐死时我21岁，大姐与姐夫是原配，不是二婚……”此外，笔者先后走访了萧红家老邻居，69岁的王老太太；萧红继母梁亚兰亲妹妹，71岁离休教师梁静芝，以及她的丈夫，73岁离休教师马天浩；萧红叔伯妹妹，72岁的张秀珉，以及与张选三在县教育局共过事的陈治国老先生等，他们均异口同声肯定张选三与姜玉兰为原配夫妻，萧红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另外，《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明确写着：“夫人姜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按宗法制规定，不是同一血缘的家庭成员是不允许写进家谱的，如果把根本不是血亲家庭之人作为原配妻子写进自己的家谱，写的当时就要受到本族人的反对。
至于“害夫夺妻”说更为荒诞。笔者经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张家县城内有地10来垧（现属伟光村果园）全部租给农民种。在张选三所住的大院内（今萧红故居院内）根本就没有住过什么“佃户”及其妻子儿女；在呼兰教育界也从来没听说张选三杀了人家丈夫又夺人之妻的丑闻。
再说，姜玉兰长得也并非特别漂亮，而张选三想娶个漂亮女性为妻，娶个姨太太，以他的身份、地位和家庭条件来看也并不困难，用不着出此“谋害佃户”的下策。如果事情真像各位先生说的那样，张选三害死了“佃户”，夺了“佃户”有了两个孩子的妻子，无疑，是地道的“杀人犯”。俗话云，“鸟儿飞还有个影儿”呢，何况是“杀人”呢？！人们不会不知道。他这样做，在当时的社会里也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我曾经就此事询及县内许多与张选三相识或共过事的耄耋老人，他们个个对此感到惊讶，摇头否认。
年7月4日，笔者按孙茂山书记指示与王云又就此问题专程赴阿城县福昌号（今哈尔滨市太平区光明村）进行了两天调查。笔者首先访问了从1931年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不久止，一直给张家扛大活的72岁老人李德祥。他19岁到张家扛活，土改时任农会主任，以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至1984年。他对我说：“三先生（指张选三——笔者）经常来福昌号……他结婚的事我听说过，福昌号这边也上呼兰去了人；但我从没有听说过他害死过什么‘佃户’，霸占人家妻子的事儿。人家三先生想娶个漂亮媳妇，可以说有的是，何必要霸占一个有了两个孩子的农民妻子不可呢？！是不是把我哥哥的事安在三先生的头上了呢？！”接着李德祥向我讲述了他哥哥被害的事。他说：“我哥哥叫李德珍，34岁那年在地里干活得病了，我嫂子给他熬药；因我嫂子与冯振国勾搭成奸，在药里下了毒药，我哥哥喝下后一天一宿就死了。有些人是不是把这件事给三先生安上了呢？我哥哥死后，嫂嫂要嫁给冯振国（他是福昌号二茬地主），我们李家坚决不允。最后，她带着孩子嫁给江北民主村一个姓崔的了。”听了李德祥的介绍，笔者感到萧、陈二位先生是不是张冠李戴了呢？！
总之，关于张选三是否“害死佃户”，并且“霸占佃户妻子”的问题，笔者根据多方调查、走访，业已得出结论：“害父霸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年5月
原载《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
谈谈萧红创作的寂寞感
陆文采
当我们翻开萧红的小说、散文、诗歌时，常常听到作者那发自内心的寂寞的呼喊。人们曾认为，萧红作品中寂寞痛苦的呼声，“是人类几十年来新的磨折的悲哀、反抗和希望的呼声。”a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寂寞和孤独是“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溶进一个整体，她始终在狭小的圈子里寻找出路，一再陷于情感的泥淖里。”认为她到香港后的生活是“她生命已经像池水般失去活力，再没有力量流入江河，流入大海”。“生活的真实似乎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了，……萧红已经无力和现实搏斗、她屈服了。”b“前期作品富有生气，后期作品落后于时代”c，说这些作品里，看不到“火热的希望”d，“也没有时代感”e，进而遭到了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的冷漠。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外“萧红热”的兴起，人们常常为萧红鸣不平。
从萧红整个的创作和书信里，她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是在寂寞的呼喊声中前进的。这种寂寞感，贯彻于萧红整个创作中。这恰如冰心作品里的母爱，庐隐作品里的悲哀，丁玲作品里的叛逆，成为她们创作中的主旋律一样。从萧红的寂寞声中，展现了她洁美的情操；在寂寞声中，蕴藏着她对不幸人们深切的同情；在寂寞声中，回荡着她对祖国和家乡爱的深情。
寂寞声中，蕴藏着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它概括了鲁迅对寂寞的看法。也诉说了一个面对人生的战士对寂寞的态度和情怀。我们从萧红1933年7月写的抒情诗《幻觉》中，听到了她最初寂寞的呼喊。这对萧红刚刚摆脱了孤寂，正在唱着她动人心弦的《春曲》。她多么渴望孤寂从此离她而去，发现了“教我们那一点爱，与时间空间共存吧”的呼声。但敏感的萧红又意识到她的讨厌的孤寂并不会真正远离她。诚然她憎恶孤寂和痛苦，但当孤寂和痛苦到来时，她却说：“我不哭了，我替我爱人幸福。”而她自己的“青春”情愿在孤寂中“老死”，从而看到了她没有被孤寂所吞没，而是以倔强的个性，继续跋涉在人生的道路上。从而表明了她在探索人生道路上的美学观和爱与憎的心声。
萧红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里，通过她对金枝艰难跋涉在人生道路上，袒露了萧红的寂寞感，看到了萧红对那些生活在最低层的妇女们，发出了最深切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萧红对美的追求，并对摧残美的丑恶事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当金枝把“甜美的爱情”生活，变成了“昨夜的梦”，无情的生活把她抛进了人生的苦海时，她曾发出了孤寂和凄切的呼喊，但她仍在血淋淋的人生苦海里，顽强而艰难地跋涉着、前进着，生命之火不熄。这就是萧红寂寞感所赋予自己笔下人物的真实生命。
萧红通过小说主人公孤寂心灵的呼喊，来诉说她内心的寂寞感，在她晚期作品里，这种特色比她早期的创作有了发展。我们从《小城三月》中，可看到通过翠姨的爱情悲剧，并让她在明媚的春光中孤寂地死去，这意味着在《小城三月》里青年人的爱情和生活，并不像春天那么富有诗意，而那封建婚姻制度正在扼杀着她们对美的追求。翠姨在她理想不能实现时发出的孤寂的呼喊，这里有着对生的爱恋，有着对春天的渴望，更有着对春天姗姗来迟的憎恨。萧红当时在香港病榻上，来完成她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创作。这里留下了她自己的思想和情景，以及对美的追求。尽管有着孤寂的呼喊，但她不被孤寂所束缚，尽管这里只有绵绵的情意，没有时代激进的旋律。但我们从翠姨对美的追求的幻灭所发出的似怨似恨的呼喊中，感到这里寄托了萧红的美学观和对生活爱的感情，一个美的毁灭，是为了更多的美不再被毁灭。正是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应该说萧红笔下不幸妇女发出悲切、孤寂的呯喊，是萧红对这些苦难的人诉诸她深切的同情；对黑暗生活给妇女带来的一切不幸发出了诅咒。这里不仅展现了下层中国妇女向封建社会的夫权主义的抗争，同时也呈现了她的倔强的个性和洁美的灵魂。
孤寂声中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萧红的一生，一直没有摆脱孤寂的痛苦，但我们从她的创作里，并没有感到她被孤寂所压倒，相反的，她常常要驱散她内心的孤寂，要去当“牧羊赤子”。从她在日本写的《苦杯》和《沙粒》的诗组里，我们感到萧红并没有被爱情的苦酒毒死，而是看到了她将内心的痛苦和泪眼，熔铸于她对祖国和家乡爱的深情中去。我们看到了她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正倔强地走着自己的旅程。她在异国的东京，虽然几乎“被寂寞燃烧得发狂”，使她“孤寂到真是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但她却以创作排除了心灵的痛苦，她对祖国家乡怀念的深情，驱走了她心灵的孤寂，于是她面对东京的飞雪，使她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每当“夜晚归来的时候”，她是“踏着落叶而思想着远方”。这时，她回顾自己的身世、沦陷的家乡、漂泊的生活，她以她浓郁深沉的感情，写下了对祖国家乡爱的诗句。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来好像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六月里广阔的原野。”
萧红将她“心底的歌”，通过脉脉流动的情愫，写出了流落异乡的自己对祖国、家乡的山山水水，甚至原野的一草一木的思念之情。看到了她迎着“异乡的风霜”从个人的痛苦中抬起头来，诉说了她从“一无所恋”的心境，变成“到处皆有所恋”的胸怀，并写下了她终于告别痛苦，要到“蒙古草原上，和羊群一同做着夜梦”，为了羊群要在夜里的甜睡，她要去当“牧羊的赤子”的崇高情愫。从而，我们看到了她在最痛苦、最孤寂的日子里，跳动着炽热的爱的激情，这种感情，一直到她生命之路即将结束前，仍没泯灭。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通过她对童年的回忆，通过对小城的“荒凉寂寞”的描绘，反映了她内心的孤寂与痛苦，这是萧红在寂寞的含泪的微笑里来写她生命的诗篇的。萧红以无限深沉的笔墨，暴露了小城人们的愚昧无知的同时，还有热烈的抒情，写了这个寂寞的小城和他的人们，还有着独创的美处。那夏天傍晚火烧云的美景确实令人神往，七月十五夜放河灯的盛举，把这寂寞荒凉的小城又带到另一番美的景色中去。在这样美和寂静的小城景色中，我们看到了整个人们的生活没有欢乐和歌唱，而愚昧、迷信、落后常常使小城里的老老少少，不是在寂寞痛苦中生活着，就是被愚昧落后吞噬着她们年轻的生命。这里明明有血和泪的控诉，也有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人们的歌颂。萧红在孤寂中去抒写沦陷家乡美的可爱！其含意深刻，写这美丽的家乡，由于愚昧落后，在过去演了那么多的悲剧，其含意更为深刻。其实这种愚昧落后，它毁灭了人间的欢乐，它使一些善良的人们，在愚昧落后下，在不自觉地去摧残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同时，他们在这中间给自己挖下了坟墓！使自己也逐步向死亡的路上走去！萧红对这种现象进地无情的鞭打，正意味着她内心充满着爱的感情，而决不是她把“视线拉向往昔的回忆！”使自己沉入“黯然的悲哀和空漠的孤独”中去，更不是“萧红的创作在现实生活里无法汲取创作源泉”，使她的创作“全然走向悲苦的破灭了”，也不是她自己已经无力和现实搏斗，屈服了，而是她以更深沉的感情，以“忘却不了的，又难以忘却”的对家乡的爱的深情来诉说她心底的爱。正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里，指出的：“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写出了《呼兰河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并且要使人“不禁想赞美他”。茅盾确实成了萧红的知音！事实也完全说明了萧红在香港期间仍挚爱着她的创作，她的心声还和祖国人民、家乡的田野山水一起跳动着，这个我们从她晚年创作《北中国》和她写的散文《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对萧红创作中寂寞感的探讨
萧红在1936年11月24日，在日本写完她的组诗《沙粒》时，她在给萧军的信中曾对自己诗中的寂寞感有过评论。她说：“现在我随时记下来一些短句，我不寄给你，打算寄给河清。因为你一看，就非成‘寂寂寞寞’不可，生人看看，或者有点新的趣味。”这说明了她当时把自己诗中的寂寞感，看成是“有点新的趣味，别有一翻滋味”。她甚至怕萧军都不会理解她创作的苦心，将她由于对生活爱而发出的寂寞感的呼声，看成是单纯个人心底“寂寂寞寞”的无痛呻吟。萧红的这个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徒然的。多年来人们对萧红创作中的寂寞感，提出了非议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对她创作中的寂寞感应该作出如何评论，是我们探讨萧红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学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鲁迅曾说：“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f，他还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g 。用鲁迅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萧红全部的创作，感到萧红当寂寞和痛苦向她袭击而来的时候，她常常用创作淹没了寂寞，并将她在寂寞中痛苦的思索，使她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发出了新的歌声，使她的艺术也达到了新的境界。萧红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痛苦和寂寞里，她往往把个人的痛苦寂寞，熔化到她对祖国、家乡炽热的深沉的爱中，熔化到她对革命和战友深切的爱里。于是在她的心底涌现出了“一种称为神的火花的东西”。在她笔底奔流，使我们看到了萧红“一个美好的沉思的心灵”用文学的语言，倾注了出来，这也因作家“不仅是自己灵魂的乳母，其实是世界底的声音”。这就是萧红哪怕在最痛苦的日子里，还能写出具有时代响声诗的秘密所在，就是她能通过抒发个人的情感的狭小题材里，还有着“牧羊赤子”胸怀的秘密所在。既然这样，我们对有些同志认为她后期的作品“没有火热的希望”，或“时代感”不强等观点，是还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如果萧红从《生死场》崛起于中国30年代的文苑，并以清丽、细致中带有粗犷的乡土文学的特色，跻身于新文学史中，那么到她写《呼兰河传》时，她那“萧红式”的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学的特色，才真正完成。萧红是以她婉转、清丽的文学，记录了自己不甘于消沉，渴望振作却又感到孤寂的微妙的内心波动，而使我们看到了她在人生道路上孤寂的身影，听到了她沉郁的呼喊。她是常常是在不甘寂寞、不甘沉缅于个人痛苦中来袒露她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她心底的理想和情愫的。因此我们从她的创作中，不断听到她的心声和时代脉搏的流动声，曾发出同一的旋律；还不断听到了她为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发出了同情的呼声。这是文学史上好多优秀作家经常出现的情况，如屈原的名诗《离骚》，诗人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呼喊声中，去写他心底的诗。表现了诗人在孤寂、悲哀的日子里，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也表现了诗人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品格。诗人杜甫常在“穷年忧黎之，叹息肠内热”中来写诗的，但诗人也有寂寞和悲哀感，使他不得不将爱国的泪，在“寂寞洒衣巾”中流下，使他在“济时敢爱死”的激情中，又感到“寂寞壮心惊”。诗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名句，是诗人在国破家亡的极端悲痛中看到长安春天到来时的感时之作 ，在这血和泪的诗句里，诉说了诗人对祖国的一片血诚，使我们感到诗人的泪和时代人民的泪在一起流动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千余年来常为读者激动得泪花直流，人们在凄切的琵琶声中，看到了一个被沦落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动人的琵琶女形象，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呼喊，是诗人对一个被凌辱不幸女子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时心底的呼喊！使诗人的心和琵琶女的心相通了。使这诗人将琶琵女的悲哀生涯和自己当时孤寂痛苦、失意的处境融化在一起了，于是发出了心底的歌。这说明了好多有名的诗人，他们在寂寞痛苦的探索文学生涯里，常常用那个时代和人民的不幸，溶化了个人的悲愤。诗人在这个时候 ，常常捉住生活中最有诗情的画面，经过不断的“思索”、“推敲”，燃起了灵感的火焰，写出了她心底血和泪的诗篇。使他们的诗里翻滚着时代的声响，我们感到好多优秀的诗人文学家，他们在探索文学的道路上，当他们把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和爱国爱民的感情融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忘却了个人的寂寞和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写出了时代和人民的心声，从屈原和杜甫的创作生涯及文学作品来看，这是很明显的。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的战斗的一生，是在旧文学的业迹中走过的，他在探索文学革命的道路上，是从寂寞到呐喊，从呐喊声中又经历《荷载独彷徨》的艰苦旅程，当他将声声泪、字字血的呼喊，融进到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时候，才迎来了新文学百花盛开的局面。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一段特殊的寂寞和痛苦，用他血泪交流的感情，写了他的成名作《蚀》三部曲，作者自己曾说：“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并说：“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成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h 小说发表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震动了30年代的文坛，被认为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从古到今，好多优秀作家，他们常常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遇到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使他们思想上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痛苦和磨炼后，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经过观察和分析，将他们的经历的一切，用文学作品去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从而打动了读者的心，或激起了读者的共鸣，“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i，所以我们说的作家的寂寞感，并不完全是作家个人的寂寞和痛苦，而是作家个人探索人生道路上的寂寞与痛苦，往往和那个时代广大人们的寂寞和痛苦相通的，茅盾曾把这种孤寂和痛苦，“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j。作为左联女作家的萧红，她所生活的时代，是国破家亡的时代，再加上个人生活上的屡遭不幸，所以寂寞感一直跟随着她和不断的袭击着她。但由于她挚爱着文学，所以她又往往冲破个人的困境，可以说是用她“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也就是这“一星的微光”，使她在香港病重的蛰居生活中，写出了他的力作《呼兰河传》。
纵观萧红的创作生涯里，痛苦、孤寂、疾病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倔强的萧红，并没有被生活所屈服，也没有被爱情上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折磨而停止她的笔，更没有被动乱的岁月而中止了她的创作，她挚爱着文学，一直到生命将泯灭的前一刻，她还在写她心中最后的诗，“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k，这是萧红给我们留下的最后诗句。读了萧红的全部诗作，我们感到萧红是以诗人的气质，战胜了向她不断袭来的难以形容的痛苦，她以炽热的诗情，去驱散了她的在探索人生旅途中寂寞和痛苦，因而使我们更热爱这个天才而短命的女作家，也使我们感到鲁迅先生说的：“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的名言似乎是专门为萧红写的（其实鲁迅先生讲这话时，还没有认识萧红），我们感到用鲁迅先生的话来看萧红创作中出现的寂寞感，那么有些同志对萧红诗歌创作和后期作品中寂寞感的指责，或者认为她这些作品“题材狭小”，甚至感到作品思想“削弱”了，看不到作者“火热的希望”等批评，是由于我们没有看到萧红将她对祖国、家乡生活的爱，溶铸到她的创作中去。
注释：
无垢：《忆萧红》。
石怀池：《论萧红》。
七省（区）十七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P420。
姜德明：《鲁迅写萧红》新文学史料四辑，1979年8月。
《鲁迅与山上正义的谈话》转引于《鲁迅研究》5期P128。
鲁迅：《而已集?小朵感》。
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新文学史料1981年1期。
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