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这一趟上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宫兰没再见维尘回到积云路来，她以为他照旧忙着拍戏、工作、应酬，是几年以后，他才告诉她，那两年里几乎把工作全停了。
“能说说原因吗？”她那时问他。
“说不清，觉得厌倦、累，如此这些。起了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自己一直活在和别人不同的世界里，想重回人群中去，可矛盾得很，在人群中又想远离人群，总之，文雅点说，不算抑郁的话，大概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迷失感吧，往俗了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他笑。
“那你干什么去了？”她又问。
“到处瞎逛呗，好吧——算是旅行吧。”
这番为服从时间顺序而被提前到此的谈话，并不是在积云路的客厅里进行的，窗外倒又到了明朗的秋季，但窗框中的那棵木棉树，被枝条累累的繁花所替代，房间里微微地流溢着一股木瓜的果香。她听他说起“瞎逛”的由头来：
“那年九月里我在一部戏里演个角色，去了内蒙古，一等戏份杀青，我就给经纪人打了休假的电话，然后从集宁买了一张到二连浩特去的火车票，想一个人好好地看看草原，结果戴着口罩呐，火车上一个旅行团里的人仍是认出了我，然后那几个女的上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一直是我的粉丝，她们很礼貌地轮流跟我讨签名，客客气气地和我聊天，送给我各种吃的喝的，还问我可是在拍戏的空隙忙里偷闲观赏风景来了，我只好假装她们猜对了，她们很热情也很好奇，一路上不断地问我问题，表示会一直支持我，让我加油。总之还好吧，难堪的问题没有追究，临走还挨个儿来和我照了相。”他说到这儿带着一种宽慰的回味笑了笑。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发生，下车后我找到了一家租车行，在那儿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兼向导，他说能带我到真正的巴尔虎草原深处去。我的向导是个蒙古人，有个汉人的名字，姓白，我喊他小白。我们开了一整天的车，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行驶，草原上有的地方葱绿，有的地方干涸如沙漠，晚上到了一处蒙古包比较聚集的地方，小白让我住进了一家牧民的蒙古包，第二天，我才发现他是带我到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旅游团又出现了，人数更多，在小白看来，我终究是个游客，不会不喜欢看赛马、射箭，或是晚上围着篝火和大伙儿跳跳舞什么的。”他说到这有些哑然失笑。
“可我不想再到人多的地方去，背包里带着一两本书，白天就呆在蒙古包里看书，招待我的那家蒙古包男主人很好客，他看出了我对那些针对游客们的活动并不感兴趣，那会儿正是旅游旺季，我也不怪小白，看得出他除了想在我身上赚点钱，也是真心想讨好我，让我玩得高兴，他一定不是头一回带游客到这家蒙古包来，他和叫巴特尔的男主人一家非常熟络，吃午饭的时候，巴特尔把最好的羊奶端给我先喝，然后又敬我酒，我喝多了，整个下午昏昏而睡，一直到傍晚才清醒，晚饭前，我决定一个人出去走走，巴特尔忽然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骑过，他便朝远处一带起伏的小丘指了指，说带我上那边看落日去，骑马去。”
“我骑马还是几年前拍片时学的，我不能确定骑马是否像骑自行车一样，一朝学会了一辈子都会了，毕竟马是活的，动物也有脾性。巴特尔牵来两匹褐马，没有马鞍，我上马时心里真不敢说有底，关键是没马鞍你知道吗，我怕马一旦疯跑起来驾驭不了。”他说到这儿自嘲地挠挠后颈项，“结果还好，上马后，巴特尔在我后边用手拍了一下马屁股，嘴里呼哨了一声，那马就不紧不慢地跑起来。看完落日回来，我的一小段‘奇遇’就开始了。”
“女主人把晚餐准备好了，还多来了一个客人，一个老头儿，巴特尔给我介绍说他姓胡，住大兴安岭那边，我看到一位满脸刀刻般皱纹的老年男子，敞开着棉袄，罩衫是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那会儿我绝想不到几天后会跟着他走了，小白看起来并不认识他。老胡会说蒙语也说普通话，一口土坷垃的东北话。饭后，老胡开始给巴特尔一家人算命，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年都来巴特尔家给他算命，那让我对他有了点好奇心。他拿出一块风干的羊头骨，轮流叫巴特尔一家人拿着在火上烤，然后看烤出的裂纹来断语来年是否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看我在一旁笑，老胡后来便也叫我拿头骨到火上烤烤，他对着我烤出的裂纹说了一通断命的话，我当时没怎么在意，感觉无非和江湖上算命的说的差不多。后来他得知我一个人出来旅游，就问我要不要跟他到大兴安岭那边去玩玩，说那边再过十天半月就要下雪了，离他住的地方百十公里远就有个大滑雪场。我起先有些犹豫，但既然还不想回家，巴特尔又担保老胡是个靠得住的人，就随口答应了。”
“老胡先要到别的地方去办点事，叫我等他几天。他走后，我从巴特尔嘴里打听到他是个鄂伦春族的老光棍，七十多岁了，据巴特尔说，老胡年轻时成过三次家，第一个老婆跟人跑了，第二个病死了，第三个给他生了三个子女，可在生双胞胎儿子时大出血死了，那对双胞胎儿子，****时和人打群架一块儿被打死了，剩下一个闺女，嫁了人，生了孩子，好好地走在路上，却又被一辆卡车辗死了。巴特尔说老胡算过自己的命，克妻克子，这辈子娶多少生多少都白搭，索性很早就认命当了光棍，省的再祸害人。他的际遇让我对他突然感到了一些兴趣，我等了老胡三天，可他没来，到第五天时，我不抱希望了，他倒来了，立马就带着我上路了。”
“我们坐长途车到了老胡家，那是在大兴安岭一个叫铁揪沟的地方，一到他家，天就阴沉了下来，他答应带我进山上的老林子里转转的，大概感觉天气不大对了，说明早就走，于是当晚就把进山的东西准备妥了，第二天一早，他给我一根手杖，自己挎上把气枪，带上水壶、一摞煎饼一袋煮鸡蛋和几包榨菜，就这样出发了。”
“在山上的松树林里走了一天，我以为会看见许多动物，但很失望，什么都没看见，只有时不知道是蛇还是獾之类，在草丛或灌木后唰唰地抖动，头顶上不时飞过乌鸦，还有尚未冬眠的猫头鹰，我也头一回听见了猫头鹰叫，老胡说老早以前能碰巧瞥见猞猁，比狼还凶的，现在都绝迹了。走到中午，我们找块平坦些的地方，吃带来的干粮，老胡虽然带着枪，但似乎只是做个样子，他说现在能打些野兔野鸡什么的就很不错了，狍子都少碰见，偶尔打着一头，还得偷偷地拿到黑市里去卖，给人逮着了，除了罚款还得去蹲几天。走了这大半天，荒山野岭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我完全想象不出这种环境下能突然冒出一群巡山的人来，刚这样说了一句，老胡就哼了一声说，管得再严，还是有贼胆子大的来偷伐偷猎，告诉你，在山里转的人不见得比动物少。”
“吃完午饭我们接着走，到天黑时，在密林深处走近了一间小木屋，门上没锁，是老猎户们的习惯，给人歇脚的，老胡显然很熟悉这儿，他进门提了个桶到溪边去打了点儿水，那屋子里有炕，炕上一卷凉席裹着铺盖和被子，炕边堆着些看起来新砍的木桩和柴禾，屋角还有口大缸，里面有面粉、生油、盐和火柴，晚上我们在屋子外边的石头灶上升了火，老胡擀面，揪了两碗面疙瘩，随后我们和衣在炕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昨晚捂在被子里的面团发了起来，他做成四个大馒头，两个当了我们的早餐，另两个中午就着榨菜当了午饭，那晚我们是在另一个类似的小屋里过的，第三天大致和前两天一样，但那天果真遇见了不少人。”
“先是在越过一个山头时发现一群偷伐木的人，别看老胡年纪大了，耳朵真尖，一听见电锯声，立刻紧张地朝我‘嘘’着，示意我停下脚步，他警觉地听了会儿动静，领着我悄悄地朝另一条路走了，后来他告诉我，那些人手里有枪。再后来我们真遇见了一组护林队的人，看起来都和老胡很熟络，提醒他快下山去，说要变天了，老胡拉过其中一个人低低地说了一通话，那人听了便去和其他人合计，我估计和那帮偷伐者有关。第三天下午我们下了山，当晚就下起了大雪。”
“雪下得真大，第二天已没到了小腿肚子，大雪一连下了两三个星期，我只得在老胡家住下来，体会东北人所说的猫冬。老胡虽是个光棍，可他家不时会来上一屋子的人，有从草原上来的蒙古人，也有本地人，偷猎者和护林队的人似乎都有，到晚上，一律喝着从小卖部买来的‘烧刀子’，喝酒打牌，唱歌胡侃什么地寻乐子。老胡喝多了时，会给我讲些他祖上的稀奇古怪的往事，我奇怪他身上那种坚定而神秘的气质，像种，怎么说呢，像一个立志要活着蒙难的人，他非常相信轮回，有次小心翼翼地拿出过一本破烂的家谱给我看，坚信他的家族源于某个女真或契丹王族的血统，他跟我解释某个英勇的前辈其实是更远古的祖上转世托生，那本蒙汉文夹杂的家谱据说镇上的文化馆一直想收藏，有一年还借了去拍照存档，后来我才明白，他大概在那一带算个奇人，算命上有名声，常有人来找他算，熟人来，送他酒或烟，生人来，他塞给人一个信封，让人看着给，竟有住很远地方的人，开着豪车慕名而来的。他在人前显出一种淡薄的态度，和我熟了，有次跟我说，其实命算不算都一样，人活着就是穷、病、苦，来算命便是跨不过那几样报应，活着本该是报应，像他就认命了，一世替祖上还债而已。”
“可是，人活着真是因果报应吗，兰姐？”他这时忽然截止叙述，问了一句，“那自我毁灭是毁了因还是果？这事情我后来老琢磨，觉得因果根本是同一样东西。”
她肯定地答了一句：“当然。”
他停顿了一小会儿，继续说下去。
“天气晴好时，老胡仍带着我到山上转悠转悠，采点蘑菇，有天他终于猎到了一只野兔，我跟着他跑去邻镇，还在黑市上打听新打下来的野猪或袍子的价钱。后来我说想去看看那个滑雪场，但他的老寒腿犯了，动不了了，就托了个朋友，说好了路费开车载我去。临走，我给了他一些钱，他拿到手里掂量有点多，客气地塞回几张给我，我说那我去小卖部扛几箱‘烧刀子’来吧，他这才笑着收下，还直叫我以后再来玩，他忍着腿疼硬要出门送我，站在雪地里一直目送我们的车开走。”
“大概两小时路程，就到了那个有滑雪场的小镇，建筑什么的看上去很像个北欧小镇，但饭馆子里仍旧一股韭菜大葱白酒味儿，我请司机一道吃的午饭，饭后他搭着我在镇上兜了一圈，临放下我时跟我说，如果想去沈阳，可以搭火车，明早就到了。我这时脑子里灵光一闪，就让他把我载到了火车站，我看见有往更北方向去的列车，于是买了一张到牙克石的车票，傍晚上了车，车厢还是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人不多，我独自坐在一排座位上，天早就暗了下来，车窗外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茫无边际的荒野，车上有些暖气，但我仍戴着老胡临走送我的狍子皮帽，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套着在小卖部买的军用棉大衣，晚餐有推车来卖盒饭，夜里我横在椅子上睡了一觉，似乎停过几个站，再睁开眼天就亮了，到了牙克石，那是个工业城市，我下车到车站售票处问有没有往更北方向去的列车，售票员问我要去哪儿，我看着手里的地图说去漠河吧。”
宮兰插问说：“没再被人认出来？”
“我穿着军大衣，戴着老皮帽，脖子上绕了好多圈的围脖，浑身上下裹得连眼睛都快看不到了，白天对着雪地还戴着墨镜，知道多冷吗，十一月就零下十几度了，当然，后来到漠河才知道这时还算好的，你没体验过那种冷，鼻子嘴都冻歪了，五官就算露出来怕也不像我了，况且谁会留意一个一副落魄相的人。”
他接着说：“隔天一早我就又上了列车，依旧是老式车厢，车厢里依旧松松地坐着些人，从早到晚，车窗外也依旧是白茫茫的雪地，旷野上升起的太阳轮廓显得特别地大，火车不久经过一座雄伟的山脉，听人说是一座死火山，我想夏季的话，风景大概很美，这趟旅程算是最有旅游感觉的一段。吃完午饭没多久，天就又一点点地暗下来，又开始下雪了，我周围没几个人，外边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沉昏的暮色，让一种荒芜感渐渐回到我身上，雪地里偶尔掠过一个枯树包围着的破旧村落，给人一种凋敝、毫无希望的感觉，我坐在车窗边，感觉到一种孤独，无论在人群中，还是远离人群，那种孤独感总也甩不掉。不知过去多久，我旁边座位上来了一个抱婴儿的年轻妇女，她脱了棉鞋，把腿搁到对面的座椅上，毫不羞涩地解开棉袄给孩子喂奶，我当然并没有直接盯着她看，我的头依然朝着窗外，是暗下来的玻璃窗反映了这一切，她头上裹着围巾，脸是蒙古姑娘那种红扑扑的圆脸，从玻璃窗上能清楚地看见她丰肥的半个乳房，还有孩子吮吸的小腮帮子，不多会儿车便到站了，前面有人喊了她一声，她趿拉上棉鞋走了，我看见她下了车，怀里的孩子大概仍在吮吸，她身边的人替她在胸前挡着一件棉袍子，那阴暗偏远的小站显得荒芜简陋，气候又如此恶劣，我突然有些替她和那婴儿担忧，但她脸上露着自然平常的神情，我随即感到我的担忧只是我的，不是她的。”说到这儿，他突然叹了口气，“那时候我纯粹是种观众的感觉，带着一种属于旁观者的孤独感，世界就是如此，我在意和在意我的毫无关系。”
“夜里到了满归，太冷了，我随便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听别人说要去漠河的话得赶紧，要不暴风雪一来公路就封了，我于是跳上了一辆去漠河的长途汽车，到了漠河，暴风雪果然紧跟着就来了。在漠河我呆了有两个月，起先一到，人不舒服起来，跟着便病倒了，连着发烧，缩在一家私人开的小旅馆里睡得昏昏沉沉的，手机早冻得没电了，我也不打算充电，幸好过了一个星期烧退了，我觉得得调养一下身体，外头的风暴仍一个紧接着一个，我躺在被窝里想看看带去的书，但大部分时间仍消磨在睡觉和看电视上。你知道在极端环境中，人很容易就回归到最平庸的状态，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一顿热乎乎的涮羊肉，加上几两白酒，就能叫人晚上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住久了，也因为生病时小旅馆的老板老闫一家挺照顾我，是他和老婆在我发烧时带我去一家小诊所看的病，所以我们就有了点交情，那一段几乎天天晚上我都和他一家子——他还有个老父亲和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一块儿吃饭，等我完全好了，他还开着一辆小破车带我到北极村去玩了两天。可惜天气一直不好，白天非常短，我被冻得总懒得动，等天气总算晴了，我才出去转了转，据说漠河冬季也是旅游旺季，但游人很少，我后来自己坐上开往那些景点的班车，到郊外去走走，晴天那儿的天可真蓝得晃眼，树林旁是空茫茫的雪野，有的地方雪非常深，处女地似的洁白无瑕，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上面走着，零下三十度，迎着太阳，睫毛上结着冰渣子。”
“你在想些什么呢？”宫兰忽然又问了一句。
“什么也没想，在那种开阔的苍茫中，心里有种透彻干净的感觉，走着走着，就像融进了大地，无忧无惧，似乎连寒冷都感觉不到，当时想要是能一直走到西伯利亚去也无所谓。”
“去西伯利亚？自我流放？”她皱了眉笑问。
“那样走着，我怀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邃的感觉，觉得生为人类，能够百万年地在地球上存活下来，既渺小又伟大，可一切终究都是老天爷的用意，个人的意志微不足道。炎刚曾经很宿命地跟我说过：‘命是什么，命就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一个人一生无论干什么，不过都是奉命行事，包括反抗那意志的自我毁灭。’”
“我知道一回到舒适暖和的地方，这感觉就会褪化消失，内心重被自大、野心什么的所填充，不过——”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伸腰，“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滑过去了，每天的睡眠和胃口倒仍不错，后来我想到哈尔滨去，等到满归的公路一通，我就原路回到牙克石，再坐火车到哈尔滨，我对哈尔滨印象不错，冰雕、建筑都漂亮结实，也许天气太寒冷了，因此人心都像是洋溢着一股热乎劲儿，那城市还给我一种圆舞曲的感觉，大概和我在冰面上看人溜冰有关，直到到哈尔滨我才住进了上档次的宾馆，并痛痛快快地洗了这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澡。”
她笑咕哝了一句：“感谢主，你总算得救了。”
“入住那五星级宾馆时，你没瞧见那个前台小姑娘的眼神，我把身份证交给她，她显然认出了我，但一脸诧异，愣是在我和身份证之间来回比对了好几眼。”他这时吃吃地笑了好几声，“在哈尔滨我认识好些朋友，可我仍想一个人溜达，我常跑到松花江边看人们随着音乐溜冰，一看就是大半天，有些孩子溜得可真棒，不管晴天阴天，在宽阔的江面上溜冰可真令人心旷神怡。”
“你感到自由吗？”她此时问。
“自由？”他像是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沉思着摇摇头，“是啊，有一阵我真几乎忘了我他妈是谁了，可有天回到宾馆，两个记者跟上了我，故意问了几个挑逗性的问题，以为我又会暴跳如雷地表演些什么，可我没让他们如愿，第二天就飞回来了。我想……只要你活着，恐怕就很难有真正的自由，就跟你说的一样，一个人大概永远做不到避世，有时候你以为你是自由的，以为你什么都不怕了，但那仍是你的期望，只是以表面掩盖着内心的恐惧。”
她很认同地点了点头。
“回来没多久就过年了，过了年，仍旧没心思干活，偶然被朋友拉去看了一个画展，一组康巴人的画像吸引了我，于是决定再往西部去，自驾车去，事前跟朋友打听了一些注意事项，因而那一趟算是有准备的、正式味道的旅行，真正的旅行也得从那时算起，西域的风景更壮观，旷野，湖泊，山脉，各式各样的人们，都蕴含着一种美，我带着相机，拍回来的照片却不很多，你知道，大美无形，有些东西拍不下来，我也以为在那样的旅行中，感受是最珍贵的，那种沐浴大自然善与爱的感受，这个，等以后再慢慢地告诉你吧。”
他最后的描述仿佛令她很是神往，体味了一下之后，忽然朝他打趣地问：“最后你总算回来了，唉——那么，那个人生迷失感呢，你把自己找回来了没有？”
“不知道。”他眼神有些闪躲地笑了笑，“我非我，我只能一直跟随着这个一直是我的家伙吧。”
她眼里闪烁了一下，长久地看了他一眼。
一阵沉默后，他拿起她给他倒水的杯子，杯子空了，她拿过水壶来，水壶却也空了。那会儿取水烧水都不太方便，于是她从地上的一只箩筐里挑出一只熟透的木瓜，拿到桌上切开了几瓣，仔细剔掉里面的黑籽递给他。
“回来后又重新接戏了吧？”她看着他拿起一瓣木瓜吃起来。
“是，我大概是那种最终要回家的人吧，梦游总要醒的，我还是我，无论多讨厌，那注定是我的生活，只可能有了点变化，就是也有点老了吧，”他啃着木瓜，忍不住咧嘴一笑，别有意味地扫了她一眼。
“听说过吗，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另一次在四十岁后。”她坐回桌子边，手架着下巴朝他望着说。
“是吗？你在说我吗？”
在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久了，他这时又想伸展一下身体，看起来似乎不如坐在积云路客厅的地毯上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