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主要是谈两个大问题：什么是哲学？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和一个人打交道久了，我们不光会判断这个人做的某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而且还会逐渐感到：这个人从整体上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久了，就不仅会判断这个世界上的每件具体事物是怎样的，也会渐渐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种体会，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用感性的方式获得和表述这种世界观，那就是诗歌；我们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获得和表述这种世界观，那就是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我们需要这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因为：第一，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需要一种整体方法的指导；第二，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经常受到客观事实的复杂性和主观因素的波动性的干扰；第三，光靠感性经验的积累，而没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一套世界观，就无法充分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总之，哲学能够提供整体方法的指导，也只有哲学能够做到提供整体指导和排除各种干扰。这就是哲学不可替代的价值。
哲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哲学的两大特征：其一，它的系统化特征，让它不是零散混乱，而是能让我们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前后连贯，逻辑分明；其二，它的理论化特征，让它不是停留在现象上徘徊不前，而是能够用概念去抓住事物的本质。
一、哲学是什么——从诗人到哲人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登幽州台歌》，作者是初唐诗人陈子昂。它没有微妙的情愫、纷繁的意象、华丽的辞藻，但它传诵千古，震撼着一代又一代普通和不普通的读者的心灵。奥妙何在呢？这里的“前”、“后”，说的是时间；“天地之悠悠”，说的是空间；“古人”、“来者”，说的是历史，也就是在时间中发展变化着的人类社会；“独怆然而涕下”，是人面对这时空，这历史，这整个浩瀚苍茫的“世界”时，因为天地的无限而感到自身的有限，因为古人和来者的渺茫而感到自身的易逝，从而涌现出的一种孤独感、悲壮感。
时间、空间、历史、个人——这就交汇成了诗人登高望远的一瞬间所感触到的整个世界。这首诗的魅力，就在于它简洁而深刻地表达出了一种“世界观”：
这是一种很感性的“世界观”：这世界离我们很近，在我们的身旁汩汩流淌；这世界又很遥远，在天地的尽头传来回响。这世界很平常，我们就在它的怀抱里来来往往，甚至不觉得有更多的话好讲；这世界又很神秘，总在冷峻地揭示着我们的渺小与狂妄。我们都像陈子昂一样，凝视过它，倾听过它，写下过对它一瞬间的感觉：星空下，我们感到，那仿佛是条波光粼粼的河流，从地上流到了天上；大江边，我们觉得，那就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心潮激荡，也隐隐地忧伤；高山上，我们极目眺望，想看到太阳升起之前的模样；旷野中，我们加快脚步，向着视野尽头天地交接的地方；古战场，我们抚摸着残垣断壁，那澎湃的沉默，那灼热的苍凉……
是的，这些都很平常，因为它们都还是感觉。我们吃苹果觉得酸甜，这也是感觉，然而这和我们上述的感觉，却不可同日而语。吃苹果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止于面前这个苹果；而我们发生上述感觉的时候，这感觉却远远超出了当下，而及于整个世界。我们感觉那不只是一颗星、一条河、一座山、一片废墟，而是整个世界的一种面貌、一种性质、一种韵律。因此，这种感觉实在又是很不平常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是唯独我们人类才有的一种对世界整体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妙趣横生、充满诗意、令人陶醉的，因此我们用音乐、诗歌、绘画，也就是用音符、意象、色彩这些非常形象的东西，来表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
然而对这个世界，我们并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诗意盎然的感觉上。我们还会思考它，分析它。这种思考之所以不同于感觉，就在于它更加清晰和透彻，因此它将不得不遵循一定的逻辑，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这也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哲学”。所谓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如上所述，它其实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而是就来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世界的感觉和感悟——这种感觉和感悟，是非常美妙的东西——无非是经过了理性思维的一番提炼，较之零碎的感悟高了一个层次而已。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思考？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呢？
二、刀光剑影中的思想问题：什么导致胜负？
从一个最基本、最常见的意见上说，人们需要哲学，是因为人们在各种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中，需要一种总体的思想方法作为指导。
让我们先听一个发生在遥远年代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陈子昂登楼赋诗的古幽州一带；故事的主角也不是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是一群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英雄将士：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宋太宗赵光义发动了伐辽之战，御驾亲征，企图收复被后晋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宋军打到幽州时，攻坚不下，反而在当年的七月，被辽的守军与援军夹击于高梁河上，太宗负伤逃离战场，宋军大败。
这年九月，辽对宋发动了猛烈的报复性攻击：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为主将，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率大军南下进攻宋朝的河北防线。宋军开始进行防御作战：宋将崔彦进率领一支部队悄悄沿着长城绕到辽军后方，而宋军主力以崔翰为主将，在河北满城与辽军正面对敌。
其实，早在高梁河大败时，宋太宗就已经料到辽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在退回京城汴梁之前，他就要求驻守河北的宋军做好防敌入侵的准备，并且把他亲自绘制的一张阵图交给了各位将领，要求他们与辽军交锋时，一定要按照阵图把军队排列成八个方阵。
当崔翰率军到达满城时，辽军主力也刚好到。崔翰的部将赵延进登上一处制高点瞭望敌情，只见辽军铺天盖地布满原野，赵延进居高临下也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崔翰正在指挥宋军按图布成八阵，各阵之间相距有百步之遥，士兵们在列阵时都满腹狐疑，人心惶惶，毫无斗志。赵延进见此情形，就劝崔翰说：“皇上把边防重任交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克敌制胜。现在敌强我弱，而我军还分散成互相隔绝的八个方阵，敌人如果利用这一点把我们分割围歼，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如改变部署，把兵力集中起来，和敌人决一死战。这样做虽然违反了皇上的诏令，但总比让军队被敌人歼灭，让国家蒙受耻辱要好！”崔翰回答说：“万一改了阵还是打不赢，那怎么办？”赵延进说：“要是打了败仗，我一个人负责。”崔翰仍然在犹豫。这时，监军李继隆出来说话了：“用兵之道，就是要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怎么能够预先规定死呢！违反皇上诏令如果有罪，就由我李继隆一个人承担吧！”崔翰等人这才下定了决心，将八个孤立的方阵合成相互支持的前后两阵。宋军还派人到韩匡嗣那里假称要投降。韩匡嗣相信了，但耶律休哥劝他说：“我们对面的宋军阵型严整，很有战斗力，这样的部队不会轻易投降的。这一定是他们的诡计，我们万万不可上当，要严阵以待。”但韩匡嗣不听，放松了戒备。结果宋军突然呐喊起来，发动猛攻。韩匡嗣正等着宋军来投降，一时惊呆了，不知所措。结果辽军大败，败兵往西山方向溃逃，很多士兵都掉下山谷摔死。宋军一直追击到遂城，杀死辽军一万余人，缴获战马上千匹，生擒辽将三名，其他俘虏缴获无数。韩匡嗣丢掉主帅的旗鼓狼狈逃窜，残兵败将逃到易州。只有耶律休哥率领他的部队有秩序地撤离战场，损失不大。
宋朝赢得了这场防御反击战的胜利。这一仗之后，辽国就以耶律休哥取代韩匡嗣来统率辽国南方的驻军。而捷报传到汴梁，宋太宗并没有责罚那些改动他部署的前线将领，而是亲笔写了一道诏书表彰参战将士。
故事讲完了，现在我们想一想：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宋军获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辽军大败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宋军获胜的原因，一是根据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辽军兵力强大，旌旗蔽日；宋军力量较弱且隔绝分散，士气低落），改变了分散为八阵的战法，布成互相支持的前后两阵，集中了兵力，形成了强有力的攻防体系；二是利用辽军的轻敌心理（两个月前，辽军在幽州城下的高梁河，大败宋太宗亲自指挥的北伐宋军），以诈降之计麻痹敌人，获得有利战机。总而言之，宋军的战术都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教条（阵图）出发。辽军大败，原因是主将韩匡嗣骄傲轻敌，主观臆断，一不顾自己实际上是腹背受敌（宋军将领已经率兵绕到辽军后方）的不利形势，二不顾耶律休哥已经观察到的宋军布阵有方，训练有素的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地以为宋军真的是投降来了，放松了戒备，到了宋军突然呐喊猛攻时，又惊慌失措，无法应对。
因此，此战胜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双方的军事实力——辽方的军事实力显然更强一些——而在于双方指导作战的思想方法。而思想方法，事实上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前提的。宋军获胜，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思想方法体现出了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是说，这些事实不会因为我们讨厌它，忽视它，歪曲它，或者不敢面对它，就不存在或者不发生作用。辽军之败，就败在主将韩匡嗣的思想方法不正确，不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这其实也体现了他的一种不正确的世界观：似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以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想忽视就可以忽视，想回避就可以回避，用不着下苦功去观察、思考、研究。
这个故事不但告诉了我们思想方法的重要性，而且还告诉我们：要做到思想方法正确，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往往需要克服很多的不利因素。在这个例子中，宋方和辽方都面临着一些干扰他们做到“从实际出发”的不利因素。
我们先从宋军这方面看，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干扰因素，就是宋太宗的那个预先定好的“八阵图”，这就是来自上级的一种干扰。上级、权威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办法，常常容易形成一种压力，干扰人们对客观形势的观察和判断，造成一种对上级、权威的无条件的迷信。而赵延进根据自己的实际侦察，破除了这个迷信，指出了集中兵力决一死战的正确方针。
第二个干扰因素，就是崔翰等将领“万一改了阵还打不赢，怎么办”这些话里体现出来的一种害怕承担责任的心理。有时人们虽然并不全然迷信上级——比如这里崔翰等也并没有说宋太宗布成八阵就一定是对的——但是“从实际出发”要求人们对事情要独立地观察、思考、判断，很多时候还要独立地决策，这就要求对自己观察、思考、判断、决策的结果负责。而人的想法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不管我们怎么仔细，怎么谨慎，怎么周密，总还是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这就使得有些人不敢观察、思考、判断、决策，害怕承担风险和责任。幸亏赵延进不但有头脑，也有胆识，敢于站出来承担责任。当然，可能赵延进地位不够高，想担责任也担不起，结果被派来督战的李继隆也挺身而出，这才促使崔翰等人下定决心，作出了正确的部署。
第三个干扰因素，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宋军布阵分散，造成宋军的广大官兵人心惶惶失去斗志的畏敌心理，最后是靠这一群有勇有谋的将领正确的判断和部署，克服了这种心理，形成了部队“整而锐”的效果。“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不但要善于观察，而且要善于分析和判断，要对观察到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合乎实际的评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被上级权威、同级或自己的错误意见和心理所左右，也不能因为下级或者广大群众一时出现了某种情绪，就质疑甚至改变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在这个故事里，士兵们的“疑惧”、“略无斗志”，看起来是因为敌强我弱而被吓破了胆，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更主要的原因是一开始布阵不当，使得士兵们感到孤立无援，感到照这个打法没有胜算。这就说明，广大群众的情绪往往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自发的反映，是值得重视的，但仍然需要冷静分析而不能失去主见，才能从群众的情绪中摸到客观实际的真正脉搏，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引导群众的情绪向着有利于取得胜利的方向发展。比如我是一个老师，要给同学上课，那么广大同学听课时的情绪是高是低，当然是对我教学效果的一种反映，我必须重视。但是有时候大家情绪不高，并不见得我的教学效果就一定不好，大家情绪很高，也不见得教学效果就一定好，这还是得我自己更深入地观察、思考，和大家交流，去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在我们讲的这个故事里，就是及时调整部署，使得刚才还疑惧无斗志的部队，变得严整精强，并且向敌人攻击的时候万众一心，表现出了压倒一切的气势，反而使得貌似强大的敌人心惊胆战，精神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