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多，公共危机的心理干预、心理援助也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心理援助的大量介入为灾区人民带去了福音，给处于心理困顿中的灾区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从总体看，我国目前公共危机的心理干预、心理援助工作总的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如何加大对公共危机心理恢复的研究，构建我国公共危机心理干预体系是增强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必然要求，是考量社会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重要指标。在美国，官方灾难心理卫生服务被列入联邦紧急事务应急预案（FRP），包括12项，其中灾后心理援助隶属第8项：健康和医疗。美国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缘起1942年波士顿大火。1942年波士顿椰子园音乐厅发生大火，492人被烧死，150人被烧伤。Lindemann（1944）发现那些没有经过痛苦处理的居丧者，出现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这次大火之后，美国总结出危机事件中影响心理反应的若干因素，有指导的心理危机干预由此起源。
1974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资助一项灾难危机干预项目，由美国心理卫生服务中心（CMHS）紧急服务及灾难救援项目组（ESDRB）负责，标志着美国官方灾难心理卫生服务的开始。
总体来讲，心理恢复机制包括以下内容：
（1）政府统一部署。心理援助应急活动特有的任务紧急、工作任务重、服务对象复杂、需要多个部门紧密配合等特点决定了心理援助应急体系的建立必须由国家专门的机构统一负责和部署。
（2）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公共危机心理恢复体系的建立还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应急恢复体系有法可依，保证心理援助体系的合法性和实效性。
（3）从业人员力量的整合。随着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实施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评，培养了一大批心理咨询师，使我国心理工作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专业水平和咨询技能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为心理援助应急体系的建立储备了专业人才。但目前多数心理咨询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援助还是比较陌生的，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演习，实现心理援助应急体系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高效性。
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心理救助机制
近几年来，公共危机（尤其是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心理救助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心理援助应急体系也日趋完善和成熟，表现为政府立法、组织形式、具体实施方案、援助人员储备以及政府的重视和资助等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预先制定公共危机的心理援助应急方案有许多的好处，比如可以提高灾后心理服务效率，避免重复劳动，减少灾后的混乱和二次创伤，并且使救援人员也得到保护。公共危机的心理救助机制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恢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结合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虽然在心理学方面19世纪Braid、Charot、Janet和弗洛德等学者就对18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催眠术和催眠现象做了研究，并把它当做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弗洛伊德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心理分析疗法，大大推动了心理治疗的发展。但公共危机的心理救助机制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心理学意义，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公共危机的心理救助和心理恢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危机爆发后的社会公众心理
社会公众响应除了积极的一面，还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因为社会公众往往是危机中的“受灾体”，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也会引发“危机中的危机”。公共危机作为一种突发的紧急状态，预示和昭示着巨大灾难性危害，对没有多少防备的社会公众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震撼与冲击，轻则吃惊、紧张、担忧、激动，重则震惊、恐慌、挫折、激怒。随之而至的社会公众消极或者不良“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有：不知所措、猜疑四起、过度不安、普遍恐慌，严重的甚至骚动叠起、暴乱横生，不仅加剧危机的蔓延，而且会成为新的突发事件的诱因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在危机的威胁下，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会通过某种程度的“传染”而转变为非理性的从众行为。1973年11月1日，日本大阪市千里新城的一家超市开门前有几位家庭主妇在排队等候。这在平常是非常自然的情景，但在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以及国际商品价格飞涨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担心通货膨胀的随时到来，于是“排队”便成了一种有某种暗示的特殊“信号”。当超市开门时排队者已达200多人。因前面几位家庭主妇买的都是手纸，于是手纸成为抢购的“对象”，迅速被抢购一空。没有想到的是当日这一“新闻”一经媒体报道，竟引发了一场全国的“手纸骚动”，导致了手纸在日本商店柜台上一度消失。随之，担心涨价的恐慌心理不断传播、扩散，抢购风从手纸蔓延到了洗涤剂、砂糖、酱油等生活必需品。随之，人们又轻信无端而起的传言加入了“疯狂提款”的行列。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恢复秩序、保持稳定，控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在危机的情境中，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会应谣言传播而加剧。如2003年SARS危机中，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出现市场抢购板蓝根冲剂和醋制品现象，海南、南昌、南京等地也同时出现抢购药品现象。在不断的“米荒”、“盐荒”等谣言冲击下，群众心理十分脆弱，非理性抢购风潮不断再起。正常信息的阻塞、不正常信息的传播加剧了公众的心理恐慌与情绪过激，导致公众超常的自保行为甚至是非法的反社会行为。
在危机的经验中，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有其一定的合理历史成因。人们相信传闻而不相信政府有其原因。一是曾经的“谣言”后来竟变成了事实，于是正常传播渠道的“可信度”下降；二是政府的“保密”行为使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体现，于是非正当传播渠道的“可信度”增加；三是公共部门的“造假”行为、“前后矛盾”行为、“报喜不报忧”行为、“躲避责任”行为，使公众自然地站到了真相的对立面上。当“官方”的数字竟成为公开的“谎言”时，没有一个社会中“谣言”是不能大行其道的，于是公众的恐慌心理就成了危机中的“危机”。
无论是高估风险导致恐惧，还是低估风险疏于防范，个体风险感知概念模型对公众的认知偏差下导致行为偏差进行了较好的描述：
当然，危机过后仍然会存在“危机后遗症”等各种社会心理问题。由于危机事件往往造成人员与财产的惨重损失，事件因素、社会因素、个体因素交织在复杂的关系之中，不仅个别人可能会因为过度“心理应激”出现抑郁倾向，而且社会公众也自然会表现出悲伤、低落、紧张、焦虑。如果疏导不力或经媒介的不当传播，会造成公众心理恐慌，甚至会对某类事件形成一种集体恐惧心理。因此，危机发生后，抚平受害社会公众的心理创伤，尽快恢复社会公众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对恢复社会公众对生活的信心十分重要。
（二）社会公众心理救助
危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同时还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亲人失去的悲痛、灾难场面的刺激、过度紧张的焦虑、不期而至的精神创伤、意外幸存的情绪体验以及重新生活的压力等，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并且这些情绪体验与心理反应会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生，甚至还会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与行为方式。美国“9.11”事件和我国台湾地震发生后，大量的心理学工作者活跃在救援第一线，抚平与稳定公众心理。我国在新疆克拉玛依火灾、张北大地震以及1998年全国特大水灾、洛阳东都商厦大火、大连“5.7”空难中都实施了灾后心理救援。
心理危机的干预是一项复杂且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行个体心理健康的咨询工作，不仅对灾难幸存者，还包括对灾难的救助者、照顾者、目击者和受灾人家属与亲友等其他灾难见证人的咨询。通过咨询有效地将他们的精神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适时地将他们的心理问题在互动中进行调适，得以恢复正常的心态。
二是进行团体心理健康的疏导工作，通过多种方法的干预、救助，在同情、理解、关心的基础上，激发处于灾难中的团体重新鼓起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勇气，鼓励互相信任、尊重人格的行为，弘扬团结友爱、互助自强的精神，肯定重新振作、重建家园的努力。
三是进行社会心理健康的引导工作，通过电话、网络、媒体对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经济、法律问题提供援助和服务，通过政府的政策宣传、善后行为导向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与秩序需求。“9.11”事件以后，美国媒体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在尽力报道事件的真相与背景的同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一些报纸力求重塑公众良好心态、稳定人心，他们的栏目标题是“悬挂美国国旗”、“像平常那样给您的汽车加油”、“像平常那样从银行取钱”、“让您的钱仍然留在股市上”、“购物——尽量买东西”、“遵守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新的安全措施，不要抱怨”等等。
四是进行杜绝谣言传播、实施健康舆论的心理导向工作。谣言传播具有突发性、扩散性、稀奇性、交叉性等特点，一般一次完整的谣言传播要经历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特别是网络时代“在线新闻传播”、手机短信传播等所具备的快速性、交叉性、海量性与互动性，使得人们获取信息十分便利，从而使得谣言传播也容易创造各种“奇迹”。美国的传播学者用“葡萄藤”来形容谣言的传播，因为“葡萄藤”传播呈现多向性与交叉性，其传播覆盖面将以几何级速度增长。面对危机爆发的复杂状态，政府如果在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保护上“缺位”或“失灵”，未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危机管理对策，那么针对某一主题的谣言还有可能反复、循环出现。例如在1988年初的上海甲肝疫情初期，有关部门处于保持稳定的考虑，不允许媒体报道。2月5日，上海发现了第一例甲肝死亡病人，新闻媒介没有告诉市民，但谣言很快就在市民中传开了。鼠疫、乙型脑炎大流行、霍乱……更传奇的是说这次上海的甲肝病人在10年后即要死亡。其实，媒体越不公开，传言越厉害，人们对政府越不信任。
所以，政府要和新闻媒体一起保持信息通畅，维护公民的知情权，稳定公众心理、疏导公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