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好歹跟她学过几次画画，算是有半个师徒之谊，“就作为曾经的学生，来看望昔日的老师。”
“你要晓得，一个人但凡情况不好的时候，是不希望过得比自己好的人来看她的。”
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可是此行的目的确也不容更改，要是采访不到她，我一毕业就该失业了。请母亲大人为了我的前途着想。
母亲沉吟了半天：“地址我倒是真给你打听到了，好像说她自己搭了一个工作室。”听上去不是时髦得很？可母亲皱起了眉。“说是工作室，凡是去看过的人都说是狗窝一样的。好像还等着有人来相她的画，不知道哪一天可会红。”
我低下了头。一个偏执型的艺术家，曾经的才华如流星一般闪耀，可却始终闪耀在自己的心里，在没有人认可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为自己造梦，自信是不世出的天才，但最终只能在别人怪异的眼光中潦倒结束一生。这样的故事把我自己都打动了。我愈发坚定了信念，一定要见一见，我曾经的这位绘画老师，李薇妮。
说起我的老师李薇妮，在芦苇荡一面之后，还见了好几面，其实她是认出我来的，因为毕竟是邻居，我自以为没有见过她，她却见过我，知道我长什么样，分辨得出来我的声音，所以那天她一见着我，就知道是邻家那个坏脾气的小孩，但是没想到我对绘画还有几分来劲，于是她和我多聊了两句，并鼓励我也画一画芦苇。聊着聊着，那天不知不觉天就黑了，然后我们一起回家，直到走入同一个小区，同一幢楼，同一层，一个向左敲门，一个向右开锁之后，我才回过神来，原来她就是住在隔壁的魔法师。
知道真相后，我不但没有欣喜，反而很失望。因为她长得跟我也差不多，都像个正常的人，穿的衣服也很普通，毫无特殊之处。除了在绘画方面能教我一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东西外，她就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个阿姨。
母亲听到我和李薇妮的结识过程后，倒是喜出望外，“你多和她亲近亲近，向她学学画画啊。”那时母亲以为我的终生志向是当一名了不起的画家因而发出这番肺腑之言，哪知我不过是三分钟热度的爱好罢了。
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向母亲吐露了我的看法，她没有什么魔法。母亲哈哈一笑，“也许她的本事都藏起来了，因为你在她眼里，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孩。”母亲不愧是母亲，简直太懂我的心理了，她这一句话就把我说愣了。
我很快表示不服：“谁说的！她根本没看出来，时间太短了。”
“那你就多找找她玩啊！”母亲向我闪了闪眼。
于是，为了赌气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小孩，我敲响了对方的门。来应门的是李薇妮的父亲，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头，“啃啃啃”地咳嗽了一阵，默默地听我表达来意，“我来找画画姐姐的！”因为母亲说，叫“姐姐”比叫“阿姨”更能赢得对方的好感。那老头呆了好半天，看着我，一时不知怎样反应，最后他回过头去，对屋内喊了一声：“她妈，你说呢？”
李薇妮的母亲被唤了出来，看到我，我又再次重复来意，“我是来找画画姐姐的。她说可以教我画画。”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李薇妮的母亲听到我这句话后跟她丈夫的表情一样，都是呆了一呆，但她很快反应过来：“进来。”
于是入住小区六年来，我第一次踏入了比邻而居的对面家里。后来我才知道，我也是整个小区唯一有资格踏入他们家的人，凭借的自然是“小孩”这个身份。你要问我当时心情如何，当然是略带点兴奋的。因为我对李薇妮的魔幻想象在一度破灭之后又被我妈给点燃起来，这可是获许踏入神圣庄严的禁地初旅。
李薇妮的家与我去过的其他小朋友的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装修风格是老式的那种，棕黄色的地板，刷得粉白的墙，有厨房有厕所，该放什么家具的地方就放什么。如果没有踏足她的房间，我几乎都要失望得打呵欠。那半个呵欠在我推开她房门的一刹那生生吞了下去。
李薇妮见到我时，她的表情是很惊讶的，但是一定没有惊讶过我。因为她的房间风格，怎么说呢，当时的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要是搁现在，我会说，“太抽象”、“太哥特”、“太异次元”，好像根本不是中国人，或者地球人应该住的房间。因为它完全抽离了一间卧室应有的标准——舒适，而让占有它的主人，把心中所想象的那个世界投射到这个空间来。铺天盖地的，并不是和李薇妮同龄女子一样的化妆品、各种快递包装盒、衣服首饰、生活垃圾，而是各种画布、画板、画纸，而填满这些空白的，是色彩，层次鲜明、品种繁多、叫不上名目的各种色彩如花朵一般远近次第地绽开，别人用实物装饰自己的房间，而她，则用想象构建自己的世界。
幸亏当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孩子的心性还寄存着从大自然那里借来的一些灵性，不会向其他正常人那样一看到就惊恐地掩目而走，然后大喊一声“神经病”。相反，我兴致盎然地坐到地上，大赞了一声“好漂亮！”
李薇妮的父母一直站在门口，我说了这一句话后，他们看到自己女儿的眼中好像点亮了一些什么。正在作画的李薇妮放下画笔，伸手拍了拍我的肩：“你来了？想画吗？”
我点了点头，李薇妮的父母就在这个时候悄悄关上了女儿房间的大门。
从那天开始，我在李家收获了特权，被允许每隔三个礼拜上门一趟，向李薇妮学习画技。我的父母知道这事后很高兴（他们并不知道李薇妮的卧室是如此有风格，或者我即便提过，他们也以为那是画家怪癖，值得理解），他们不止一次向李薇妮母亲表示要补送学费，可是李薇妮母亲坚持不肯收，也许在她看来，能有个人，即便是个孩子，隔三差五地和女儿聊聊天，就算与外界有接触了。因为她的女儿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和外面的人打过交道，换言之，李薇妮的社交生活在这五年来为零。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理解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我眼中，她就是一个神奇的李老师，教我画一些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画。
李薇妮上堂的方式相当自由，我连纸笔都不用带，到了她房间，有一具专门的画架等候着我。那是李薇妮特意为我定做的。纸笔皆备足，摆在一旁，颜料笔管撒了一地，想抓什么就抓什么，想怎么调色就怎么调色，所有的规矩在她那里都失了效。只有唯一一条，“如果你心里没有感情，没有意愿，那你就不要画。”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句话意味着“有心情就画，没心情也可以不用来学。”这就像一句魔咒，在它的指点下，我反而迫不及待地渴望每次绘画课的到来。
而李薇妮呢，在我每次放肆涂抹色彩的时候，她在做什么？现在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很少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作画，陪伴着我。我有时好奇她画什么，想探过头去望一眼，却被她的身躯给挡住。她伸出软绵绵的手掌，遮住我的眼睛，把我往旁轻轻一推：“画你的画。”
其实她并没有遮掩自己的画作，那满室堆放着各种色彩砸出来的一幅幅作品。只有她的画架，她在上面永远罩了一层白布，不允许我靠近揭开它。我没法看她的画，但却能观察她作画的样子。印象中，站在窗口作画的她总是身穿一件棕色的格子衫，把一头瀑布般的乌黑秀发挽起来扎了个髻子，有时则是随性地捆了个马尾。绘画课的时间大半是傍晚，一画就是两三个小时，于是我总能看到夕阳从窗口晒进来，披到她身上，这时的老师像一条美丽的变色龙。
那大概是她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吧，很美好。我也许忘了她长什么样子，但却始终不会忘记黄昏窗旁她的半侧面剪影。她作画的手在半空中或是潇洒地挥舞，或是温柔地停顿，她的下颌会向着窗口微微一偏，好像望着远方一样。而年幼的我就蹲在一旁，心中好奇地猜度，老师在看什么呢？
就这样，我在她家断断续续上了半年的课程，我的美术课成绩发生了严重两极化的倾向，因为教美术的有两位老师，有一位老师认为我画得很好，给我打高分，另一位老师却认为我退步到涂鸦的地步，坚持让我重新再画作业。两位老师争执不下，其中维护我的那位老师性子烈，一怒之下竟因为这个问题拂袖离去，翌日便辞职了。于是我的美术课成绩便一落千丈，同时还被迫在那位留下的老师严厉督导之下重画了好几幅画作。
我嘟囔着在母亲跟前抱怨着这一切。父亲叹了口气，向母亲望了一眼。“看来，李老师那里的课只能停掉了。”
我大声抗议，这不应该怪罪李老师，都是那个古板的美术老师不懂得欣赏。我的画不按常理出牌，是破旧立新，是别有玄机，是与众不同，是不走寻常路。可是这些高级词汇当时又怎能从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儿嘴里蹦出来呢？于是尽管我拼命为李老师辩护，可因为不断重复一些无意义的词汇，诸如“我不要”、“我偏要上”、“不行”、“你们讨厌”之类的，最终，我微弱的抗议仍被忽视和否决了。我为此喧闹了两个晚上，但到第三个晚上，我不再折腾了，因为另一件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马上就放寒假了，我妈决定带我和爸爸去外婆家过年。外婆家住在外省的山区，在那里还遗留着一个世纪前过年的风俗，还能看到好多如今只能在拍年代戏的影视城里看到的建筑，去外婆家，就好似一趟时光之旅，穿越到很多很多年前。我拍掌欢呼着，坚决拥护母亲这个明智的决定，很快就把“不能再跟着李老师学画”的悲伤抛到九霄云外。不管怎样，先过了一个欢乐喜庆的大年再说。
在老家呆了大约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跟平时过年也没什么区别，不过就是更接近山野了一点，放了几次自然鞭炮（在城市内，因为污染问题，现在的鞭炮全是电子鞭炮，虚拟声响和礼花之类的），吃了山里新摘的菜，然后去镇子上与同龄的几个亲戚小孩玩耍了一阵。他们虽然住在看似古老的房子里，但并没有隔绝于时代，也用手机和电脑，玩时兴的游戏，和我讨论哪个APP好使。然后，看过一台终年不变的春节联欢晚会，吃过几餐团圆饭，爬了几趟山，寒假就这么结束了。
等我从山里返回城市后，我吃惊地发现，对面这一户人家已经楼去人空。只有大门敞开着，新搬来的人家正在清扫。
我的父母也和我一样地吃惊。母亲忍不住向新搬来的住户，那对年轻的夫妻打听：“原先住这儿的人呢？”
那年轻的妻子带着抱歉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从中介手里刚买了这套房子的。原先楼主挺着急走的，所以贱价卖了。好像是一位老先生，说要出国什么的。”
那一定是李薇妮的父亲。可是好端端的，怎么会要出国呢？母亲还记得最后一次与李薇妮的母亲打交道，是要为我以后不去上课做解释的，她支吾了半天，李薇妮的母亲已经大致明白了来意，带笑摇了摇头：“没关系的。孩子上课，到底正路要紧。”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母亲想和她多拉几句家常，便讨好似地赞扬李薇妮画得非常出色，也教得很出色（其实我母亲根本没看过她的画），但是老窝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可以去学校应聘当老师。李薇妮的母亲耐心地听母亲发表完意见，微笑着摇摇头，“她原来就是老师。”那为什么不当了？母亲不好意思问，李薇妮的母亲也没有再说，两人又闲闲扯了几句家常，就各回各家了。那是我们家和他们家最后一次打交道，在那次谈话中，李薇妮的母亲并没有提到自家有出国的打算，或者他们根本不认为和我们家已经相熟到可以把未来的打算和盘托出。
不管怎样，李薇妮是走了。出国也好，搬到别处也好，他们一家是彻底从我们家的生活里告别了，起码那会儿是。那天，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很失落，爸妈似乎也被我的失落感染了，他们闷在客厅里对坐着，几乎不说一句话，甚至忽略了盘问我寒假作业做完没有。
后来，母亲勉强开腔，说了一句话：“就那么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说完，她起身去厨房炒菜。父亲沉默着不作声，半天打开电视机，听着电视里各台都在滚动播放冰冷的新闻联播。
“阿囡，做作业去。”父亲终于想起寒假作业这回事，坐在一旁无聊看着电视的我只好起身。隐约间，我听到父亲说了一句，“可惜啊。”当时我以为他在替我和李薇妮老师之间短暂的缘分可惜，遗憾我不能跟着她学习。直到后来，当我知晓了老师的下落后，我才知道，也许父亲当时就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很多时候，孩子的视角是狭窄的，他自以为掌握了整个世界，可是有更多的隐藏信息只有大人才能解读，而这些信息也因而变成孩子与成人的分界岭。在这一边，你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那一边，你就成为懂得无数残酷真相的成人。